第三章
东部闯入：东非的奴隶与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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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西洋非洲经历着我们前面描述的那些转变时，非洲大陆另一边的经历在一些方面是不同的。从18世纪后期以来，就出现了东部非洲内陆与印度洋、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国际贸易的联系，它通过海岸一带的斯瓦希里城邦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与大西洋奴隶贸易逐渐衰退同时，东非的奴隶和象牙贸易事实上在快速扩展。大致而言，这些贸易的扩大都与桑给巴尔苏丹控制的经济体系紧密相联，这个苏丹国是整个19世纪时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岸一带的支配性商业力量。^[1]作为象牙和奴隶出口的转运者，它同时也在自己的香料种植园中使用奴隶劳动力。桑给巴尔的影响主要沿海岸延伸，但从19世纪早期起，桑给巴尔的商队也开始朝内陆渗透，去寻找奴隶和象牙来源。到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经到达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一带，有些甚至深入得更远，进入东刚果的森林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松散的贸易兼抢掠的“帝国”。^[2]一些非洲国家和社会很深地参与了这种快速贸易扩展，如果没有它们的话，这种贸易扩张说实话也很难发生。这些国家中包括维多利亚湖以北的布干达王国，它成为阿拉伯商人们的一个基地，也是奴隶和象牙的一个主要供应商；还有坦桑尼亚中东部的尼亚姆韦齐人，他们作为外来商队的运夫、向导和自身经商而名声远播；肯尼亚中南部的卡姆巴人，他们是一条重要性日趋增长的商道上的重要中间商；中东非贸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要与印度洋和西亚及中亚相连，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也朝向了欧洲。

如同非洲西部和中部的情况一样，东非社会也受到贸易的深深影响。当大西洋非洲的武士统治阶层渐渐败落时，东非则形成了这种阶层，出现军事国家和超凡统治者，他们要控制商道，从贸易中获利。这样做就要破坏已有的统治阶层和社会形式，与此同时，贸易本身的性质就意味着中东非内陆各地的暴力、不安全和动乱越来越多。^[3]一些民族，尤其如坦桑尼亚南部、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的尧人（Yao），自己都成为声名狼藉的奴隶掠抢者。^[4]不过，普遍而言，有一点要记住，那就是中东非内陆远不如西非那样贸易发达，尽管它在18世纪和19世纪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如同大西洋非洲，这里也是人口稀少抑制着发达的商业体系的生长，不过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尤其是湖泊之间的地区。然而，就整个东非地区而言，它对长途贸易的回应是活跃参与其中，无论那些较为古老的国家或这个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国家，都是这样。同大西洋非洲的情况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暴力性的创造时代，出现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形式，也出现了军事方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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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在更北边也很重要，19世纪时沿着红海的贸易在急剧扩展，将埃塞俄比亚地区更紧地与欧洲、阿拉伯和南亚联结起来。武器在军事力量的决定上越来越重要，它们有助于解释——至少是部分解释——为什么从18世纪后半期起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中部和北部地区会日趋重要。^[5]尤其是掌控经由马萨瓦的贸易所获得的好处，而泽拉（Zeila）也是埃塞俄比亚高原几个国家之间加深的暴力性竞争的一个因素。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一个统一的基督教高原帝国只是一个理想，随着这个中央国家的解体，几个政体就为控制土地、资源和贸易而冲撞不已。与此同时，还有来自南边的压力，奥罗莫人（Oromo）移居进入高原，成为一支必须认真对付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被阿姆哈拉文化和社会所同化。只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主要是靠强力，特沃德罗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尽管他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打仗，但他奠定了一个较大也较稳定的帝国的基石，这个帝国在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继续发展，由他的两个直接继任者约翰尼斯和迈拿里克统治。^[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