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起义的爆发
人祸、天灾，造成了元末的经济残破，民不聊生，但元朝统治者却仍然醉生梦死地过着奢侈淫逸的生活，于是民怨沸腾，民谣四起。当时，人们往往借用一些自然现象，编造出短小生动的民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如河北有童谣云：“塔儿黑，北人作主南是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在河南有民谣：“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淮楚地区有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1)这些民谣，很明显是反对元朝统治的，它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所以一经出现，就不胫而走，传遍各地，鼓动人心。浙江温州和台州地区的人民，由于受不了地主阶级和元朝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直接在村边竖起造反的大旗，旗上写着：“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2)人心思反，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一个共同愿望。“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地的小股农民暴动，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一、大起义的前奏——赵丑厮、郭菩萨和棒胡、彭和尚等的起义
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倡言“弥勒佛当有天下”，号召人民起义，被元政府逮捕处死(3)。
至元三年（1337年）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起义，“其党石昆山、钟大明率众从之”。他们建立大金国，年号赤符。同时，“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朱光卿相结合，声势更为盛大(4)。
同年，河南陈州（淮阳）棒胡起义于汝宁信阳州，率众攻占归德鹿邑，屯营于杏冈。棒胡原名闰儿，以善使棒闻名，起义时烧香聚众，制弥勒佛小旗，建年号，自称“李老君太子”(5)。
至元四年（1338年），袁州（今江西宜春）僧彭莹玉（一称彭和尚）和他的徒弟周子旺率众五千余人起义，“背、心皆书佛字”(6)。
至元五年开封杞县人范孟起义，假传皇帝圣旨，杀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禄帖木儿等(7)。
至正六年（1346年）有骑“贼”四十人，阻扼李开务之闸河，邀截漕舟三百艘，使得元朝由南往北每年运粮几百万石的漕运受到阻塞(8)。
至正七年，江阴、通、泰、镇江、真州等沿江一带郡县的人民不断起义，集庆花山的起义军三十六人，乘战船往来于江上，“官军万人不能进讨，反为所败”(9)。
同时，各地少数民族人民也不断举行起义。至正八年，辽东女真族人锁火奴以及辽阳兀颜拨鲁欢，都自称是大金的子孙，起来反抗元朝的统治。
元顺帝时，广西和湖广地区的瑶族人民不断起义。至正三年（1343年），元朝政府镇压了道州、贺州的瑶人起义，杀害了他们的首领唐大二和蒋仁五，但其部属蒋丙依然坚持斗争，“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10)。
这些起义，虽然为时不久，都被元朝政府所镇压，但却揭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起义者提出的弥勒佛降生救世的号召深入人心，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着人们前仆后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继续不断地打击着元朝的反动统治，而且声势越来越大，最后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二、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和龙凤政权的建立
韩山童是红巾军的早期倡导人和组织者。韩山童的祖先原是栾城人，他的祖父是白莲教徒，因为传播白莲教的教义而被元朝政府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谪徙永年（今河北永年）。元朝末期，韩山童继承祖父的事业，继续宣传“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亟盼得到解救，因此，河南、江、淮间的人民对韩山童的宣传“多信之”(11)。
当时韩山童等奉的是弥勒佛，因此就叫做弥勒教或白莲教。因宣传“明王出世”，又叫做“明教”。明教渊源于唐代传入中国的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它是掺和了基督教、祆教、佛教而成的。其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不同力量叫明、暗两宗。明是善，暗是恶，两者互相斗争，经过初际、中际、后际三个阶段。初际时，明、暗两宗形成对立状态。中际时，暗的势力扩大，压迫明的势力。这时明王出世，经过斗争，把暗的恶势力赶走。后际时，明暗各复本位。明教传入中国后，又和在民间流传的弥勒教、白莲教相混合。弥勒教和白莲教都属佛教的净土宗。据佛教传说，释迦牟尼灭度后，世界变坏了，要等到弥勒佛出世时，世界才会变得美好起来。白莲教供奉的是阿弥陀佛，因其仪式和戒条跟弥勒教相近，所以后来在民间流传时也就混合在一起了。
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主张改变现状，都相信和期待着未来的美好世界。因此，“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就成为鼓动和组织群众起义的有力号召。
至正十一年（1351年）河南归德知府观音奴向元朝中央政府报告说：“今河决白茅，日徙而北，失其故道，当疏塞以为地利。”(12)当时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正因变更钞法失败，物价腾贵，就想以治河来挽回他的声誉，对元顺帝说：“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职当分忧。然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13)于是他派工部尚书成遵前去勘察，成遵回来说：“工不可兴，浩大难成。且现今南阳、安丰盗贼成群，万一与挑河人夫相挺而杂起，此大乱之机，非细事也。”(14)其他许多官僚也纷纷反对，脱脱不听，贬成遵为长芦盐运使，擢升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总治河防。就于这年四月，“发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万”前去兴工。为了防备挑河夫的动乱，又调派了庐州等地的二万军队去监视。准备挖掘自黄陵冈南达白茅和自黄陵冈西至阳青村的河道，使黄河东流复故道(15)。正在筹划起义的韩山童等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原来，元朝政府怕人民聚众闹事，一再申令严禁集会，现在元朝政府自己把一二十万人民聚集到挑河工地上，正是宣传鼓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当时在黄河南北一直流传着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16)于是韩山童等人就因势利导，凿了个一只眼的石人，并把那首民谣略作改动，刻在石人的背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埋到黄陵冈要挖的河道里。元朝的治河官吏不管河工的死活，克扣河工的“食钱”，“河夫多怨”。正在这时，河工在黄陵冈上掘出了一只眼的石人，看到在它背上刻着的两句话和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着的民谣相符合，大家感到十分惊诧，就纷纷计谋造反。(17)
韩山童和他的同道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及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聚集了三千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密谋起义，为了便于更加广泛地动员群众，他们就宣称“山童，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18)，并说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当辅佐旧主恢复大业。于是大家共同推戴韩山童为明王，“乃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谋起兵，以红巾为号”(19)，由于不慎泄漏了消息，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林儿逃到武安山中。刘福通聚集部分起义群众组织农民起义军，并出敌不意，于这年五月迅速攻占了颍州，占领了元朝屯粮地点朱皋（镇名，今属河南固始县），获得了大批粮食，散发给贫苦人民，壮大了起义队伍。接着攻下了罗山、上蔡、真阳、确山。到九月又攻下了汝宁府和光、息等县。起义军发展迅速，贫者踊跃参加，“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20)。
起义军因“以红巾为识”，所以称为“红巾军”，简称“红军”；又因他们烧香礼拜弥勒佛，所以也称“香军”。当时有人写诗嘲讽元朝政府说：“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21)民间还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22)生动地刻画了元朝政治的腐败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怨愤情绪，揭示了大起义爆发的根源。
元朝政府听到红巾军起事的消息，立即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会合汉军去镇压。阿速军是色目人所组成的军队，“素号精悍，善骑射”。赫厮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一起进兵，这两个带兵将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根本不作战斗部署。赫厮看见红巾军阵势壮大，扬起马鞭连声高喊：“阿卜！阿卜！（走！走！）”“于是所部皆走”。成为淮上人们的一种笑谈(23)。阿速军不战而溃，后来赫厮死于上蔡。元朝政府另派巩卜班平章为将，领侍卫汉军会同爱马鞑靼军共数万众，进抵汝宁，屯扎在沙河岸。巩卜班也和赫厮一样，“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起义军于夜间袭击其营，元军乱作一团，主将也找不到了。第二天在战场上查阅死人时，才找到了巩卜班的尸体。主将死掉了，几万人的部队溃退数百里到项城县屯扎。元朝政府遭到了两次失败之后，就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代为总兵，率精兵三十余万，满载军需物资，气焰嚣张地杀奔红巾军，但当接近红巾军时，就不敢继续前进了，和他的前任一样，驻扎在汝宁沙河岸，两月不敢出战。一夕，军中夜惊，自相扰乱，也先以为起义军杀进营寨来了，就尽弃军资器械，粮运车辆山积，仅收散兵万人，一直逃到开封城下(24)。可见元朝军队的腐败与无能。
刘福通的农民起义军几次打退了元朝军队的进攻，队伍得到了壮大，立足点稳固下来。至正十五年（1355年）二月，刘福通在砀山夹河找到了韩林儿，把他迎来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刘六知枢密院事。于是和元朝相对立的农民政权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了(25)。
三、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和天完政权的建立
1．天完政权的建立和“摧富益贫”口号的提出
在刘福通领导的汝、颍红巾军起义的影响下，原在袁州发动过起义的彭莹玉，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又与徐寿辉、邹普胜于蕲州起义。彭莹玉原是袁州“庄民家子”，本不姓彭，自幼出家，即从其寺僧之姓。后因其家乡民“皆患疾疫”，彭莹玉以清泉水为人治之，“疾者皆愈，以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袁州起义失败，他逃避到淮西，“淮民争庇之”(26)。徐寿辉，一名贞一，蕲州罗田县人，是一个布贩。邹普胜，黄州麻城人，是一个铁工。彭莹玉在袁州起义失败后，继续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造反舆论。蕲州起义中，他们共推徐寿辉为主，以红巾为号(27)，起义后的第二月（九月），就占领了蕲水县及黄州路。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当时南方人民在元朝政府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下，“皆相
为乱”(28)“江南诸郡盗贼充斥”(29)。所以徐寿辉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发展迅速。起义后不到半年，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就攻占了湖广行省的首府武昌，接着起义军分几路向外扩展。向今江西、安徽、浙江方向发展的，先后攻下了江州、南康、袁州、饶州以及徽州，直至安吉、杭州等地。向湖南方向发展的，先后攻下了常德、潭州和宝庆等地。向湖北西部发展的，先后攻下了沔阳、中兴、荆门及襄阳等地。起义军所到之处，元朝“官军多疲懦不能拒”，狼狈溃逃，而广大贫苦农民则纷纷参加起义军。如至正十二年三月，徐寿辉部项普略的起义军到达江西饶州地区时，数日之间就有几万人参加起义军，“皆短衣草履，齿木为耙，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30)，声势十分壮盛。起义军纪律严明，至正十二年七月，攻下杭州时，“不杀不淫”，也不强制人民去当兵，只是把“投降者注姓名于簿”，但对元朝政府搜刮得来的府库财物，则加以没收，“悉辇以去”，深受杭州人民的拥护。而元朝的官员，当起义军进城时狼狈逃窜，等起义军退走时，则又耀武扬威地进入杭州，“举火焚城，残荡殆尽”(31)。
徐寿辉所领导的红巾军，还推行了剥夺富家、救济贫民的政策。至正十二年（1352年），江西宜黄一路涂佑所率的义军进入福建，和邵武建宁应必达所率的一支起义军共同攻占了邵武。他们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号召人民起来造反。他们没收地主阶级的财物来救济贫民，有的地主逃跑了，起义军就跟踪到山谷中去搜索，“无获免者”。这一“摧富益贫”的政策受到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皆群起趋之，旬日之间聚众数万”(32)。
2．地主武装的猖獗
面对着农民起义军“杀掠巨室”的威胁，地主阶级自然不会放弃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要作拼死的挣扎，不少地主分子纷纷组织地主武装来反抗农民起义军。在江西，“故家悉为义旅”(33)，他们怀着地主阶级的复仇心理，凶狠地袭击农民军。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徐寿辉的部将陈普文占领了吉安路，赶跑了元军，而地主罗明远却在本地组织武装又攻陷了吉安。建昌的地主戴良也于至正十二年五月，攻陷了已为农民军占领的建昌。湖广地区的地主武装也十分猖獗，徐寿辉部的起义军将领俞君正于至正十二年八月攻下了荆门州，杀其知州聂炳。九月又打败了元朝的四川行省咬住的军队，攻下了中兴路（今湖北荆州市），逼得咬住逃奔松滋。但这样一个屡败元朝官军的农民军将领，却被中兴地主范忠组织的反动武装所打败，中兴路再次陷入敌人之手。徽州地区的地主武装协助元朝政府镇压农民军也十分卖力。如徽州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就是其中显著的例子。钱谦益在其《回金正希馆丈书》中，对当时农民军的发展形势和地主武装的反动活动曾有概括的叙述，他说：“蕲黄之贼，既陷江州，旋略南康、鄱阳，即由婺源犯休宁，一夕而陷徽州。由是而陷昱岭关，破杭州，蔓延吴兴、延陵，江南之涂炭自此始。当时克复徽、杭，杀妖彭、项奴儿诸盗魁，遏楚贼方张之势，虽董抟霄、三旦八辈督师剿御，而汪同、程国胜、俞茂结集民兵，誓死血战，恢复城栅，其功尚多。”(34)
元朝政府认识到地主武装可用，因此，竭力扩充所谓的“民兵”或“义兵”。至正十四年（1354年）二月“诏河南、淮南两省并立义兵万户府”(35)。第二年二月，又“立淮东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于天长县，统濠泗义兵万户府并洪泽等处义兵。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36)。这些地主武装在当时成为农民军的死敌，而对元朝政府来说，在官军不堪一击的情况下，它们又成为其延命的强心剂。
3．元朝对蕲黄红巾军的围剿
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初期阶段，徐寿辉等人所领导的蕲黄红巾军，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他们发展得快，声势盛大。因此，当时元朝的军事部署把重点放在对付蕲黄红巾军上。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元朝政府命四川行省平章咬住率兵东向进攻荆襄，命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率兵守住江东西关隘，并以江西行省左丞兀忽失和江浙行省右丞老老和星吉、不颜帖木儿专攻饶、信，而由浙东宣慰使恩宁普守芜湖。对蕲黄红巾军形成了围剿的态势。这些部队在元朝的军队中是比较能够作战的，大多由招募“民兵”而组成。如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进攻荆门时，“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得义丁二万，编排部伍”(37)。以后，他就是凭借这支队伍起家而成为到处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其他如卜颜帖木儿，“募壮健为兵，得骁勇士三千人”(38)。月鲁帖木儿也是“招募民兵数千人”(39)而起家的。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起义后，开始时进展比较顺利，但后来由于遇到上述地主武装和元朝军队的抵抗，双方就形成剧烈的争夺战，在湖广、江西、江浙省的一些战略要地，如岳州、武昌、汉阳、江州、饶州、徽州以及杭州等地，都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打得十分激烈。起义军重要首领彭莹玉和项普略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元军由信州和徽州两路进军攻陷了饶州后，就逐渐地向天完政权的根据地蕲水逼近。六月，答失八都鲁攻陷了蕲水西北方向的安陆。七月，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攻陷了武昌及汉阳。十一月，江西左丞火尔赤攻陷了蕲水正南方向的瑞州。而蕲水正北方的安庆原来就由元军驻扎着。元军从四面向农民军合围，终于在至正十三年十二月攻陷了蕲水。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后，退避到沔阳湖和蕲春山中，坚持斗争。
4．蕲黄红巾军的再起和迁都汉阳
元军对蕲黄红巾军的围剿，到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二月攻陷蕲水为顶点，以后元军没能组织更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他们。这是因为，当时在高邮的张士诚于至正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而汝颍红巾军也于同年五月进围庐州。这两处起义部队的行动，支援了蕲黄红巾军，使元朝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两淮地区。元朝政府于至正十四年二月，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攻高邮”(40)。又把答失八都鲁、阿儿灰等部军队调来汝宁和庐州。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张士诚于高邮城下大败元军。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在这一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再次兴起，大举出击。至正十五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又攻下了沔阳，三月攻下襄阳，五月攻下中兴路，七月攻下武昌、汉阳，十一月攻下饶州路等。十六年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汉阳，迎徐寿辉据之。以后又连续攻下了澧州、衡州、岳州等地。到至正十七年时，又进而攻下了峡州及巴蜀诸郡。天完政权重新壮大了起来，在中央设有丞相、平章等官，以倪文俊为丞相，并设有中书省及六部。在军制方面，设统军元帅府管理军队。在地方建置上则设有行省，如陇蜀行省等(41)。
四、李二、赵均用、彭大红巾军的起义
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以后，江淮一带的农民也积极响应，纷纷起义。其中以李二、赵均用和彭大等人领导的一支声势较大。李二是邳州（今江苏邳州）人，“值岁饥，其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因此人们就叫他芝麻李。他目睹元朝政府的残暴统治，就和邻人赵均用说：“朝廷妄兴土木，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有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均用说，要举大事就应该把城南的彭大找来，此人“勇悍有胆略”。于是赵均用就约彭大引见李二。经过这样的串连，共得八人，歃血为盟，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十日扮作挑河夫，日夜赶路，奔向徐州去发动起义。夜间，四人混进徐州城里，四人留在城外。到四更，城内四人点火四堆，城外四人也点火四堆，然后会合到一处，城内城外互相呐喊响应，城中大乱，城内四人乘乱夺得守门元军的兵器乱杀，城外四人乘机进城，同声叫杀，乱了一夜，到天明，他们树起大旗募人为军，人们纷纷参加，“从之者亦百余万”(42)。
同时起义的还有布王三，号“北琐红军”，占领了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占领了均、房、襄阳、荆门、归、峡等州(43)。
至正十二年（1352年）春，郭子兴也“集少年数千人”起义，“袭据濠州”。后来朱元璋参加了这支起义军(44)。
元朝的地方官把这些红巾军的起义情况上报到中书省，中书省的官吏把报告加写了标题“谋反事”。中书省右丞相脱脱把它改写成“河南汉人谋反事”(45)，把河南的汉人都说成是起义军。这反映了脱脱这个蒙古贵族怀着对广大汉族人民的仇恨心理；又表明他的愚蠢。脱脱是一个阴险毒辣权势欲极盛的家伙。顺帝至元时，他的伯父伯颜任中书右丞相，脱脱和其父马札儿台合谋攻击伯颜，逼得伯颜在走投无路中自杀。顺帝就任马札儿台为丞相，命脱脱为知枢密院事。但脱脱仍嫌权力不大，于是又逼着他的父亲“移疾辞相位”(46)。这样，脱脱遂于至正元年（1341年）任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他当权后，一味粉饰太平，至正三年，脱脱向顺帝说：“陛下自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47)而当红巾军到处起事以后，他又“讳言中原兵乱”，被他的政敌哈麻在顺帝面前揭穿真相，于是顺帝就召脱脱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巾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未几，自请督军下徐州。”(48)
脱脱知道元朝的官军不足用，他接受了淮东元帅逯善之和豪民王宣的建议，募“城墅
勇惯捷者”及盐丁，“各得三万人，皆黄衣黄帽，号曰黄军”(49)，和其他的元朝官军一起向徐州进发。在此之前，元朝政府已派兵包围了徐州。脱脱怕功劳被人抢走，先下命令叫进攻徐州的元军作准备，等他到徐州后再进攻。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脱脱攻陷了徐州，芝麻李被俘牺牲。彭大、赵均用率其余起义军退到濠州与郭子兴农民军相合(50)。于是脱脱就意气洋洋地立了“徐州平寇碑”(51)，自我夸耀一番，但内心却十分恐惧，怕外出期间遭到政敌的暗算，因此，徐州一打下，就急忙派人到朝廷“阴构朝旨令班师，使者六七返，帝始令月怯察儿代之”(52)。脱脱这次动用了数十万元军，结果却“仅复一城”，而且“不日而旋失”(53)。当时李二等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受到挫折，但其他各支起义军却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五、张士诚和方国珍的起义
除上面所说的红巾军的起义以外，当时还有不属于红巾军系统的，如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起义和至正十三年张士诚的起义。
1．张士诚起义建立大周政权
张士诚，小字九四，江苏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并以操舟运盐为业”。他们贩盐卖给富家，往往遭到侮辱，有的买了盐不给钱。“士诚不胜愤”，遂于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以及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事，“灭诸富家，纵火焚其居”，并到附近的盐场招人起兵。遇到地主武装刘子仁的袭击，“士义中矢死”。这时“盐丁方苦重役”，听了张士诚的动员，大家都表示愿意起义，一致推他为主。他们打跑了刘子仁的地主武装。盐丁和贫苦人民前来参加起义军的越来越多，很快发展成为万余人的队伍。同年二月攻下了泰州，接着攻下了兴化，五月攻下了高邮。到第二年正月，张士诚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六月，张士诚率兵进攻扬州，打败了达识帖睦迩的元军(54)。高邮原属河南江北行省扬州路管辖，后来因为汝颍、蕲黄红巾军在两淮起义，元朝政府为了加强两淮地区的统治，“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扬州”(55)。张士诚占领高邮后，“遂连兴化，接德胜湖，舟舰四塞，蔓延入宝应县”(56)。南北运道梗塞，这使仰赖江南财赋供应的元朝政府十分恐慌。当张士诚刚起事攻下泰州时，元朝淮南行省就派遣军队去镇压；镇压不得手，就派高邮知府李齐去招降。张士诚杀了李齐和参知政事赵琏，拒绝投降。
至正十四年（1354年）九月，元朝政府派遣中书右丞相脱脱总制各路军马前来镇压，甚至连“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57)。同时，南方的不少地主武装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围剿。如浙东地主戴国彬当脱脱攻高邮时，就“率子弟，携义旅，不惮海运，从事金革。舳舻之供，鞬槖之需，皆所自给”(58)。浙西的地主武装也日夜聚集出动，“近报大军屯六合，义兵日日点行频”(59)。张士诚部起义军面对强敌，毫不气馁，英勇抗击，固守高邮城，使得元军顿兵坚城之下，一筹莫展。为了敷衍元顺帝，脱脱接受了部将董抟霄的建议，“先攻其易”，于是分兵攻陷了天长、六合，但高邮却仍岿然不动。这时，脱脱的政敌哈麻正与顺帝的母舅老的沙、顺帝之弟巴郎太子以及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等相勾结，用导其淫乐的方式向顺帝献媚，取得顺帝的欢心，并在顺帝面前不断攻击脱脱。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就以“老师费财，已逾三月，坐视寇盗，恬不为意”(60)的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爵和兵权。哈麻怕脱脱不奉行诏旨，因此他在发出诏旨之前，就要朝中诸大臣领军从征者之家，阴遣人先来军中，告诉他们说：“诏书且至，不即散者当族诛。”所以诏书一到军中，“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61)。张士诚的起义军乘势奋击，大败元军。
高邮战役在元末农民战争史中是一次重要的战役，从此以后“元兵不复振矣”(62)，而农民起义军则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北方，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拥立韩林儿为帝，分兵三路，进行北伐。在南方，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则立即组织反攻，很快地重新攻占了湖广、江西等大部地区。而朱元璋和张士诚则先后渡江占领了浙东、浙西的大片土地。
2．方国珍的起义和降元
方国珍，浙江台州黄岩人。“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复行”。方国珍的父亲是一个佃户，方国珍看不惯他父亲对田主的那种恭敬的样子，就问他父亲：“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至正八年（1348年），方国珍在周围造反情绪的影响下，遂与兄国璋、弟国瑛、国珉聚众数千人起义(63)。他们夺得了元朝政府的运粮船只，于浙江沿海活动，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道。元朝政府即派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前去镇压。方国珍于福州五虎门海面打败了元军，俘获了朵儿只班。但方国珍造反意志很不坚定，竟通过朵儿只班和元朝疏通，接受了元朝政府的招降，受任庆元定海尉。其后“数降数叛”。“元既失江淮，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方国珍一度升任江浙行省左丞相，据有庆元、温、台之地。为此，他“岁岁治海舟”，为元运粮“十余万石于京师”。当时有个叫张子善的，劝方国珍“以师溯江窥江东，北略青、徐、辽海。国珍曰：吾始志不及此。谢之去”(64)。可见方国珍根本就没有什么抱负。
六、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的北伐
韩林儿和刘福通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亳州建立宋政权以后，当时分散在中原各地的红巾军大都接受其领导，因这些首领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门弟子”(65)。当时在滁阳地区的郭子兴部红巾军，也接受龙凤政权的领导。于是刘福通就积极向元朝统治地区进军。
这时元朝政府除了原有的几支主要部队而外，又增添了几股地主反动武装，尤其是察罕帖木儿成为地主武装中最凶悍的一支。
察罕帖木儿原是维吾尔人，其曾祖阔阔台投靠蒙古贵族当军官，于元朝初年跟随元军到河南。后来，他的祖父和父亲就在河南定居下来，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人。察罕家庭受汉化较深，察罕从小就喜好汉学，曾经参加进士考试。他看到红巾军不断攻占江淮郡县，而“朝廷征兵致讨，卒无成功”，于是怀着地主阶级对农民军的仇恨心理，至正十二年（1352年）于其家乡组织了一支地主武装，“沈丘之子弟从者数百人”。他与沈丘罗山典史李思齐合兵，袭破罗山。元朝政府就授察罕为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为知府，察罕的势力骤然增强，所谓“义士俱将兵来会，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66)。这一支地主武装和元朝其他的几支部队，成了龙凤政权的死敌，对中原地区的红巾军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至正十五年（1355年）六月，刘福通率军大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的部队，迫使答失八都鲁“收散卒，团结屯种”于中牟。九月，起义军跟踪追击到中牟，又给答失八都鲁以狠狠的打击，答失八都鲁与孛罗帖木儿抱头鼠窜，父子失散(67)。这一年，农民起义军连续攻下了开封以南的邓、许、嵩等郡县。察罕帖木儿扼守虎牢，防起义军过河。但起义军转到盟津北渡，“河北震动”(68)。这年十二月，元朝政府“调兵进讨”，加强了答失八都鲁的军事力量；而刘福通在两次获胜的骄傲情绪支配下，放松了警惕，结果为答失八都鲁所败，被迫撤出亳州（今安徽亳州）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在安丰，农民军整顿了队伍，“未几，兵复盛，遣其党分道略地”(69)。李武、崔德所部起义军西向进军，一路上风驰电掣，至正十六年九月攻破了军事重镇潼关，杀了参知政事述律杰。张翥在他的《蜕庵集》中有一首《潼关失守哭参政述律杰存道》的诗：“十月三日天地昏，将军拒战死辕门；火飞华岳三关破，血浸秦川万马奔。”(70)可见当时农民军向元朝统治区进军的英武姿态。至正十七年（1357年）初，刘福通派遣毛贵率领一支农民军向山东进军。毛贵进军神速，二月攻下了胶州，三月攻下了莱州、益都和滨州（今山东滨州）。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自率大军进攻汴梁（河南开封），并分军三路北伐：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以及王士诚等率领攻向晋、冀；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攻向关中；东路由毛贵向北进攻，直指大都。他们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71)表达了农民起义军气壮山河、誓必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来韩林儿，以此为都，以便指挥各支起义军。当时“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72)，形成了农民战争的新高潮。
毛贵在山东，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采取了一些适宜的政治和经济措施。他在攻下济南后，“立宾兴院，选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三十里，造挽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取其二”(73)。这样，山东的起义军就有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在战争岁月中能注意农业生产，使得人民的衣食有赖；又造车运送粮储，减轻人民的负担。所以深受山东人民的拥护。毛贵从山东出发，向北进军，“数败元兵”。至正十八年（1358年）三月，其军到南皮，杀了正要去上任的河南行省右丞董抟霄。这个曾于徽杭地区杀害农民起义军领袖彭莹玉，以后又跟随脱脱围剿高邮农民军的刽子手，终于受到了农民军的制裁。接着，毛贵又马不停蹄地一直打到漷州、枣林和柳林，直逼大都，大败元军，杀枢密副使达国珍，“京师人心大骇”。元朝的官僚就像一群丧家之犬，惶惶然不知所措，有的劝皇帝北逃，有的主张迁都到关陕去，“众议纷然”。但农民起义军由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军士过于疲劳，又没有后续部队，难以乘胜再进，而元朝在大都周围部署有较强的兵力，后来农民军在柳林遭到了刘哈剌不花所率元军的袭击，损失较重，毛贵就率军退回到济南(74)。
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中路红巾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在攻占怀庆以后，派偏师出击绛州，牵制元军，主力部队则直指沁州。至正十八年（1358年）四月攻下了辽州（今山西昔阳），接着又攻下了冀宁路（治所在今山西太原）。九月进攻保定，为元军所阻，遂转而攻下了大同、兴和等地，“烽火数千里”，起义军纵马驰骋于塞外诸郡，横扫元朝的反动统治(75)。到十二月，就攻下了元朝的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入高丽”(76)。起义军首领严令部队遵守军纪，毋得扰民，并号召高丽人民与起义军合作。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所率领的西路军，以李武、崔德所部红巾军为先头部队，于至正十七年（1357年）二月攻下了商州。白不信等所统率的主力部队，于这年的十月攻下了兴元，接着又攻占了巩昌，由李喜喜防守，白不信又向凤翔进军。后来由于遭到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等元军的袭击，白不信和李喜喜都转入四川(77)。
龙凤政权三路北伐大军给元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在元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大吏纷纷投降红巾军。至正十七年，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投降毛贵，归德知府林茂和万户时公权也投降了红巾军。至正十八年驻军于怀庆路的元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周全，率领军民渡河到汴梁，投降刘福通。在战斗中，很多支元朝劲旅也被农民军所消灭。刘福通于雷泽、濮州予答失八都鲁等元军以毁灭性打击，使他“力不能支”，“忧愤死”(78)。当时元朝政府所以还能支撑下去，主要是依赖了一批地主武装，尤其是察罕帖木儿一支。
至正十八年，元顺帝任命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兼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镇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元朝政府把当时起义军最为活跃的地方都交给了他，而察罕帖木儿这个死心塌地为元朝统治效劳的地主分子，也“以平定四方为己责”。他把军队分驻于关陕、荆襄、河洛等地，而以重兵扼屯太行。当关先生、破头潘的中路红巾军进入山西以后，察罕又“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儿谷。屯并州，塞井陉口，以杜太行诸道”，使得起义军数次想越过太行而未遂。因此，中路军虽然转战数千里，攻下了不少塞外重镇，但却没有能够接近作为元朝统治中心的大都地区，只是在它的外围周旋。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中路红巾军的力量在长途流动作战中遭到削弱，西路军因察罕等逼迫而转移到四川以后，察罕又准备攻打汴梁。这年五月，他以大军屯虎牢，先出兵汴梁南面的归、亳等地，防止汝、颍方面的红巾军。同时在汴梁东面水陆并进，占据黄陵渡，防止山东方面的红巾军。而后征调陕西元军出函谷关，过虎牢，山西方面的元军出太行，过黄河。这两路元军都会集到汴梁城下，形成对起义军的包围。刘福通率红巾军英勇出战，但由于元军人多势众，没有能够击败元军，突破包围。起义军坚持战斗，“婴城守百余日”。是年八月，城内粮食已尽，刘福通保护韩林儿从汴梁东门突围，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79)。
龙凤政权自汴梁失陷后，战事急剧逆转。这时农民起义军内部又不断火并，正当元军进攻汴梁时，山东毛贵为赵均用所杀，毛贵的部下续继祖“自辽阳入益都，杀均用”。东路农民军由于内部“自相仇杀”而严重削弱了力量(80)。中路军和西路军则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受到极大的消耗，最后都被元军所消灭。察罕帖木儿自攻陷汴梁后，乃“谋大举以复山东”，于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六月总兵攻山东，到八月，山东郡县多为元军所攻陷，在东平、济宁的田丰、王士诚等人也都投降了察罕帖木儿，只有益都仍然掌握在农民军陈猱头手中，“与福通遥为声援”(81)。陈猱头秘密策动田丰、王士诚，乘察罕帖木儿前来巡视兵营时刺杀了察罕(82)。元朝政府就于军中任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并知枢密院事，如察罕官。扩廓帖木儿本姓王，小字保保，系察罕之甥，察罕养为子，元顺帝赐名扩廓帖木儿。扩廓承袭了察罕的职位以后，于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复围益都”。元军“攻城益急”，而农民军的“城守益固”。陈猱头向安丰的刘福通告急，九月，刘福通率兵赴援，被元军阻于火星埠，败还。陈猱头坚守孤城历时五月，直到十一月，才被元军掘地道攻入，陈猱头、田丰、王士诚等皆被杀(83)。至此，山东的农民起义军也被元军所镇压。龙凤政权的屏藩都被撤除了，所占地区越来越小。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派其部将吕珍攻安丰，韩林儿向朱元璋告急，等到朱元璋的援兵赶到时，吕珍已破城杀刘福通，韩林儿被朱元璋接走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韩林儿和刘福通所建立的宋龙凤政权，到此，实际上已经结束。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来南京，途中于瓜步覆舟沉江死(84)。
龙凤政权失败的原因。汝、颍红军，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于颍州起义到至正二十三年刘福通牺牲，历时十三年，大小数百战，历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宁夏、甘肃、内蒙古、辽宁等十多个省区。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们给元朝统治者和蒙汉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他们为南方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明史·韩林儿传赞》说得十分贴切：“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朱元璋）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
龙凤政权之所以失败，从农民起义军本身来说，首先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散漫性，组织性不强。这充分表现在其北伐活动中。刘福通派出三路北伐大军，事先既没有缜密的计划，出师以后又互不配合，各管各的，终于被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这支起义军在战略上没有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也是其致命的弱点。“兵虽盛，威令不行。数攻下城邑，元兵亦数从其后复之，不能守。”这种情况最明显反映在中路军和西路军身上，他们长期流动作战，既得不到物资供应，又得不到休整，其结果只好“东西转战”，“多走死”(85)。毛贵在山东比其他几支红巾军的情况要好些，他在山东经营了三年，有了比较巩固的地盘，但却发生了内讧，互相仇杀，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地主武装的强悍，也是造成龙凤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元朝军队虽已十分腐朽，但各个地主武装集团却极为凶恶。韩林儿、刘福通红巾军，主要是受察罕帖木儿这一地主武装集团的袭击而覆灭的。
(1) 《元史》卷51《五行志》。
(2)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
(3) 《元史》卷29《泰定帝纪》。
(4) 《元史》卷39《顺帝纪》。
(5) 《元史》卷39《顺帝纪》，卷138《许有壬传》；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6)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元史》卷39《顺帝纪》。
(7) 《元史》卷40《顺帝纪》。
(8) 《元史》卷41《顺帝纪》。
(9) 《元史》卷41《顺帝纪》。
(10) 《元史》卷41《顺帝纪》。
(11) 高岱：《鸿猷录》卷2《宋事始末》；《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12)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3) 《元史》卷138《脱脱传》。
(14)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15) 《元史》卷42《顺帝纪》。
(16) 《元史》卷66《河渠志》。
(17) 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18)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19)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20)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21) 叶子奇：《草木子》卷4《谈薮篇》。
(22)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醉太平小令》。
(23)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4)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5)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元史》卷44《顺帝纪》
(26)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7)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28) 《元史》卷145《亦怜真班传》。
(29) 《元史》卷144《月鲁帖木儿传》。
(30) 《元史》卷195《魏中立传》。
(3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刑赏失宜》。
(32) 嘉靖《邵武府志》卷2《城池》。
(33) 解缙：《解学士全集》卷7《万安赖氏源流记》。
(3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80。
(35) 《元史》卷43《顺帝纪》。
(36) 《元史》卷44《顺帝纪》。
(37) 《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鲁传》。
(38) 《元史》卷144《卜颜帖木儿传》。
(39) 《元史》卷144《月鲁帖木儿传》。
(40)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7《周张士诚》。
(41) 见《文物》1975年第9期《元末农民政权几方铜印的初步研究》。
(42)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国初群雄事略》引用时写为“十余万”。
(43)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44) 《明史》卷122《郭子兴传》。
(45)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46) 《元史》卷138《脱脱传》。
(47) 《元史》卷138《脱脱传》。
(48)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49)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50)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明史》卷122《郭子兴传》。
(51) 《元史》卷138《脱脱传》。
(52)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53)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7《周张士诚》。
(54)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7《周张士诚》；《明史》卷123《张士诚传》；吴宽：《平吴录》。
(55) 《元史》卷194《赵琏传》。
(56) 《元史》卷194《李齐传》。
(57) 《元史》卷138《脱脱传》。
(58) 李士赡：《经济文集》卷5。
(59) 顾瑛：《玉山璞稿·至正甲午十一月二十七日雾中作》。
(60) 《元史》卷43《顺帝纪》。
(61)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62)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7《周张士诚》。
(63) 黄溥：《闲中古今录摘抄》；《明史》卷123《方国珍传》。
(64) 《明史》卷123《方国珍传》。
(65)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
(66)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67) 《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鲁传》。
(68)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69)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70)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
(7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旗联》。
(72)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73)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74) 《元史》卷188《刘哈刺不花传》。
(75) 陆深：《平胡录》。
(76) 《元史》卷45《顺帝纪》。
(77) 《元史》卷45；《鸿猷录》卷2《宋事始末》。
(78) 《元史》卷142《答失八都鲁传》。
(79)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80)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1《宋小明王》。
(81)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82)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
(83) 《元史》卷141《察罕帖木儿传》，卷46《顺帝纪》；《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
(84)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
(85) 《明史》卷122《韩林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