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50年代，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当时，把唐史切成两段，两税法实施以前是一个阶段、两税法实施以后又是一个阶段。我在讲稿的基础上，撰写成一部叙述魏晋南北朝至唐前期历史的书稿，分为上、下两册，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下册稿子已定稿，还没有付排，“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出版社怕原稿散失，赶紧归还给我。

十年大动乱中，我是一个幸存者。1972年，我被调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宋书》和《南史》，晚上有暇，就整理旧作，拙著《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崑酬唱集注》，都是在这几年中最后定稿的。只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始终藏之高阁，尘封箧笥，一搁十年。

我在十年动乱中，虽然没有动过这部稿子，但是每值炎暑披襟北窗，严冬烤火取暖，未尝不想到一旦河清有日，应该怎样来改写这部书。这时已经有了分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来写的打算。1977年，氛祲既消，天日重朗，上海人民出版社来信同我联系，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他们表示同意，支持我这样做。

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既出书，我就埋头写《隋唐五代史》了，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这部《隋唐五代史》总算写成了。写这两部书整整花费十多年时间，“十年精力，瘁此两书”，这样说并不是过甚其辞。

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分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譬如《魏晋南北朝史》在叙述部曲、奴婢量刑的不同方面时，引用了《唐律》；这部《隋唐五代史》又不得不详细介绍《唐律》中所反映的阶级构成状况，这样，就不免造成重复的情况。好在重复的仅只千把字左右，而这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研究，有决定意义，所以只得重复一下了，这是首先要交代的事情。

除了《唐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外，从魏晋到隋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姓氏谱录的研究。我在这里介绍了《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和唐德宗时期修撰的《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两件敦煌文书，关于这两件文书，我另有考释，这里不详细讲了，这里只是抄录原件，使研究唐代历史的同志知道氏族志的内容，它包括哪些名门望族，它的发展变化又是怎样？这是构成统治阶级上层的具体内容，我们有必要加以了解，也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

隋唐的政府组织，书中也作了系统的叙述。自魏晋至隋唐三省制的形成，唐中叶学士院翰林学士的出现，唐德宗以后宦官左右神策军中尉和两枢密使的权力加强，以及宦官诛灭之后，枢密使改由文臣担任，宋代两府制度实际在五代已经形成，对于这些也再三加以注意。

隋唐的进士制度，一直沿袭到后代。进士及第人数，唐中叶以后控制在三十至四十人之间，这是值得注意的，人数太多了，官吏泛滥成灾；太少了，人才不容易网罗。宋明以后，进士的录取名额不断增加，这大概也是符合需求的原则的，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有许多弊端，也有许多可以供后世借鉴的地方。

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西魏开始实施府兵制，到了隋代和唐前期，均田制、府兵制成为隋唐王朝强盛的支柱。这两种制度，只有在北朝才能出现，在南朝却没有形成，说明它不是我国封建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事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族人进入中原，把他们前封建的村社残余形态带进来，从而出现这种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份地制度不能长久维持，府兵制度也必然走向兵源枯竭，武则天、唐玄宗时代，均田制、府兵制终于最后崩溃了。这是符合事物的发生、发展直到消亡的规律的。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的枯竭，给唐王朝带来了很大难题，民户流亡加速了，折冲府无兵可交，十六卫形同虚设，于是出现了两税法，出现了募兵制，内重外轻的局面转变为外重内轻的局面，唐王朝的政权基础开始有所变化，有所动摇。但是有些政治家和学者还留恋着过去，如陆贽、李泌、杜牧等人，他们还想恢复租庸调制，还想恢复折冲府制，还想重建十六卫，来改变募兵制度实施后形成的藩镇割据局面。然而旧的制度一去不复回，两税法替代租庸调制，这是一种发展，当然两税法开始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要逐渐改善。募兵制代替府兵制，也是一种发展，当然募兵制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政治局面，滋长了藩镇割据局面，发展到五代，出现了全国大分裂局面，然而到了北宋，终于全国统一了，新的禁军制度，终于形成了。事物的发展，往往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螺旋式地曲折上升的。但是应该相信，它不会逆转，也不会长久停滞不前，它一定在上升，不过上升时会有些曲折罢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隋唐时期基本上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然，隋唐比之魏晋有了一定的发展。两税法是以钱来统计的，可是并没有改变以粟帛交纳租税的实质。对于唐代的经济，我有这样的看法，一方面比之南北朝有所发展，一方面还不能过分夸大货币交换的作用。拙著就是按照这个尺度来写的。

经济会不会逆转呢？我认为有时候是会逆转或停滞不前的。战争的破坏，政治经济措施的不得当，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呆滞，如隋文帝讨尉迟迥，破坏了几百年以来作为河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邺城，灭陈，把六朝故都建康也彻底破坏了。作为隋唐时期东南经济中心的广陵，经过唐末战乱，破坏得不像样子。唐末长安、洛阳，经过战乱的破坏，商品经济当然也会出现一度的停滞或逆转。但当时中国幅员广大，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五代之际，南方九国经济还是在持续发展，就是北方，也在缓慢地前进。譬如大梁城，虽然也遭受过战祸，但是经过后周、北宋两朝的扩建，我们只要看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可以见到大梁的繁荣景象。因此封建社会的经济，纵使有短时期的停滞，有短时期的逆转，然而不会长期逆转、长期停滞。

从国内民族政策来讲，唐王朝是执行得比较好的，这可能与关陇统治集团是一个胡汉联合起来的政治集团有关。隋唐王朝不仅帝王有鲜卑族血统，就是宰相，也有不少人是鲜卑族的后裔，他们较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他们执行的民族政策，相对地说要开明些。五代时期有三个王朝是西突厥沙陀部落所建立的，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无论在政策执行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没有歧视汉族的倾向，在这三个王朝建立之前，沙陀人已经和汉族融洽无间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唐代中国，除了唐王朝以外，主要地存在着三个地方民族政权：东北有渤海国，渤海亡而契丹兴；西南有南诏；西藏一带有吐蕃。这三个政权都对祖国历史的创造作出它的贡献。没有南诏的文化，今天的云南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没有渤海，辽（契丹）、金（女真）社会文化，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当大食势力向东推进的时候，唐王朝败绩于怛逻斯，接着安史之乱发生，无法阻遏大食的东进，就依靠英勇的吐蕃人来抵御大食了。后来伊斯兰国家虽然文化灿烂，但在初期，其铁骑到达的地方，破坏是非常厉害的，全靠吐蕃人，才避免了大食铁骑的蹂躏。此外，还有奚、契丹、室韦、东西突厥、薛延陀、回鹘、黠戛斯、葛逻禄三姓、焉耆、龟兹、于阗、疏勒西域南道诸城邦，对于中华民族大家庭都作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可惜受到本书篇幅的限制，加上史料缺乏，对这些部族或部落，叙述是远远不够的。

唐王朝是统一富强的大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东面和新罗、日本有着友好的往来；东南海上和东南亚国家有着和平的经济文化联系；对南亚国家，有不少求法取经高僧或外交使节，翻越大山雪岭朝圣交聘，充任和平使者；西面和大食、拂（东罗马帝国）彼此不断派遣使节，互相访问。玄奘在五天竺时，可以在天竺国王的宫廷里看到《秦王破阵乐》；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绢帛，一直运到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当时叫君士坦丁堡）和西欧各地。在唐以前，海外各国称中国人为汉人；自唐代起，海外各国开始称中国人为唐人了。直到今天，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年出国的中国人，其聚居的地方，还称作唐人街。

秦非常强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强盛，亦二世而亡，这两个王朝，都在农民大起义烈火中，结束了他们的统治。汉鉴于秦，一反秦政，休养生息，汉代初年便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唐以隋为鉴，顺民之欲，唐代初年也就出现了最稳定的政治局面。这不是历史的重演，而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终结。隋炀帝这个亡国之君，不知道做了多少坏事和蠢事，缢死江都，葬身雷塘，罪有应得，本无足论。但他修建大运河，还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唐代的皇帝里，唐太宗，早年的唐玄宗，唐宣宗，都是杰出的皇帝。武则天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以功过论，武则天过大于功，均田制在她手里开始破坏的，府兵制在她手里开始废弛的，膨胀的政府机构也给唐王朝带来不良的影响；不过武则天能大力提拔人才，这一点，不能把它抹煞掉。

唐德宗是最泄气的一个皇帝。刘晏、杨炎、陆贽，只要始终信任其中一个人，就能把政治搞好，偏偏杀的杀，贬的贬。开始时他也想有所作为，最后却比谁都因循苟且。神策军也在他统治时期交给了宦官指挥。

二王、八司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被作为革新派的代表、法家的代表。在拙著里，我还是采用传统的说法，没有突出他们的地位。当然，八司马中有奇材卓荦之士，如柳宗元、刘禹锡，在思想、文学部分还是作了重点介绍。

肃、代、德、顺之后，到了宪宗，唐人称为“元和中兴”，我是同意这个提法的。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局一直不稳定，到了元和时，诛刘，杀李，取蔡州，臣淄青，河北三镇表面上也服从中央，混乱的局面才基本扭转过来了，“扬一益二”的政治布局基本上也稳定下来了，说唐宪宗是中兴之主，并不过分，可惜的是死得太早了，死得太不明不白了。

唐代最后一位英主是唐宣宗。他龙潜之日，出入民间，熟知利弊，所以大中之治，时称小贞观。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没有教育好接班人——太子。他一死，懿宗即位，唐王朝从此走下坡路，无法挽救了。

我对于唐五代的李泌和宋齐丘，都没有重点写。李泌，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他就评价不一，照我看，他还算不上良相，他在相位时，并没有使唐王朝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有所改观。南唐的宋齐丘协助徐知诰取得政权，但其为人，是一个恶劣的政客，比起高季兴的智囊梁震来，人品气节，都远远不如，这类人物也不必多写。

文中子王通，其人若有若无，有关他的史料矛盾百出，因此在思想部分，也不作专节介绍。

李德裕或云相业彪炳，或云刚愎专权。我认为牛僧孺阻止他取维州，从当时形势来看，并无大过。到了大中年间，河陇终于收复，维州同时收复。李德裕平泽潞，动员了大军，首尾五年，克复泽潞时，徇宦官意，把王涯等数家漏网的遗属都杀了，这是卑鄙的行为。还牵连牛僧孺诸相，斥放岭南。又兴吴湘冤狱。这种屡起大兵大狱，对人民没有一些好处，最后远窜南荒，咎由自取。我感到现在有些同志把他的相业讲得太好了。当然李德裕也知道非接收神策军权不可，杨钦义等宦官并没有让出军权，他终于失败了，这一点倒是值得加以称道的。

我对汉初的贾谊，能懂得那时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痛哭流涕，上《治安策》，是非常佩服的。我对唐代的刘，也是非常推重的。在唐文宗甘露事变前数年，他已经看到唐王朝的核心问题，是宦官掌握禁兵指挥权，参与国家大政问题，刘的对策，真是一针见血。而且他慷慨陈词，不顾身家性命，真是有唐忠臣，千古英杰，这样的杰出之士，是该当充分肯定的。

黄巢起义军转战中原，渡江而南，攻下广州，不久又挥兵北上，袭破江陵。及既受阻襄樊，无法渡过汉水，于是转而向南，东趋宣歙，又复渡江北上。及既渡淮水，遂不可复制。黄巢认为要亡唐，必须直捣长安，故兵不留行，直趋关中。但是起义军一路攻城略地，却随手放弃，攻进长安，反而陷入敌人口袋。居长安城内，西不过凤翔，南不取兴元，北不逾同州，不能不遭受到敌人包围。扬、益都不在农民军手中，农民军大众数十万，粮食得不到供应，军风纪也无法整肃，全军团结更难维持，终致众叛亲离，黄巢最后也只能撤离长安，败死狼虎谷了。农民军不讲战略，没有建立根据地，不讲究军风纪，终于导致失败，这是值得惋惜的事情。

僖宗童昏，宠任宦官田令孜，及身而国不亡，可算侥幸。僖宗死后，宦官拥立昭宗，昭宗“为人明隽”（《新唐书·昭宗本纪赞》），如果让他承太宗、宣宗之后，尚不失为承平之主。可是他继承的却是僖宗遗留下来的那个烂摊子，内受制于宦官，国命操在两神策中尉、两内枢密使之手；外有强藩之逼，如当时王建据有三川，杨行密、钱割有江淮，朱温虎视于大梁，李克用称雄于太原，王重荣胶固于河中，李茂贞跋扈于凤翔，韩建近在长安肘腋之下的同华，亦桀骜难制，大势已去，再也无法挽救唐王朝危亡的局势了。最后，宰相崔胤之徒，借朱温之手诛灭宦官，结果禁军完全为朱温掌握。接着，迁都洛阳，昭宗中途被杀，唐王朝不久就灭亡了。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后唐庄宗李存勖与后梁相持河上者几近十载，最后李嗣源偷袭郓州得手，不久即从郓州长驱西进，八日而破大梁，后梁遂亡。可是不到三年，庄宗很快失败，身死银刀都之手，从成功之速到失败之速，是史无前例的。庄宗的最大失策是杀郭崇韬，其次是诸军饥窘，魏博兵变，庄宗平日又吝于赏赐，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这些确实是后人值得吸取的教训。

后晋石敬瑭为了想做皇帝，不惜臣事契丹，向契丹主自称“儿皇帝”，并割燕云十六州北属，使北方失去卢龙、榆关之险。不久契丹骑兵长驱直入，俘出帝石重贵，南风不竞，成为北宋靖康之难的伏笔。石敬瑭出卖人民利益，流毒深远，这个儿皇帝只能在历史上永留骂名。

五代季年很像北朝季年。北朝季年出了个北周武帝宇文邕，他加强府兵的训练，功赏分明，东灭北齐，并禁断佛教，致国富兵强。五代之季，出了个后周世宗柴荣，他整顿军队，一变骄兵堕将的拖沓之风，北败北汉，东取淮南。北周武帝的事业，后来让隋文帝完成了；后周世宗的事业，是宋太祖赵匡胤来完成的。十国的混乱局面，终于重归一统。对后周世宗这个人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对于南方九国（北方的北汉除外），由于史料受到限制，揭露黑暗的方面多了些，有关他们安境保民，推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的资料，搜罗和介绍得太少了。总的说来，徐温、徐知诰（即李）、王审知、钱、马殷、刘隐、刘岩、高季兴、王建、孟昶，在他们统治区域内，政局稳定的时间都比较长，到他们后裔手中，政局动荡的时间都比较短，所以五代时期，南方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

讲到文化部分，文化部分占本书篇幅三分之一强，我看是有必要的。

从汉魏以来，经学在持续发展。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汉魏以来经学研究的总结，唐代开科取士，帖经一道，是根据《易》、《书》、《诗》、《三传》、《三礼》、《论语》、《孝经》来命题的。到了韩愈，开始提倡《孟子》，《四书》之名创自韩愈，皮日休推波助澜，上书请把《孟子》升为经典著作，与《论语》并列。到了北宋，《四书》就成为经典中的初级教科书，《九经》仍保持经典中的高级教科书地位，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哲学思想方面，既研究隋唐史，就不得不探讨隋唐的佛教神学思想。三论、天台、法相、华严、禅宗五宗都是依自不依他；而净土、密宗二宗，却完全依靠他力。我于以上五宗，叙述得比较详细。尤其是禅宗，这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开始创立的时候，那几位大师，目光如炬，禅锋犀利，真是前无横阵，无敌不破，读之非常神往。可惜宣传的是宗教神学，于民生无益。

唐代的诗歌文学，是唐代文化的精华。在拙著中，初唐诗只略作介绍，盛唐几位大家，叙述较详。我是喜欢中晚唐诗的，所以叙述中晚唐诗特详。但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绍了，对于作品的分析，却只能俟诸异日，另成一书了。

诗僧，我只介绍了五代的齐己、贯休二人，介绍的诗歌，也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凡人感情的诗，而不是僧侣的诗。寒山、拾得的诗，我没有介绍；王梵志的诗，我只作为民间诗人、敦煌俗文学来介绍。对它说教的部分，我是从批判的角度来介绍的。司空图喜欢用寺宇景色来点缀诗篇，有时却也显示了恬静之美，我也就引用了，但我自己对僧人的诗总不喜欢。

隋唐五代的书法方面，除了虞、欧、褚、薛、李、颜、柳、杨诸大家之外，还介绍了草书名家如孙过庭、张旭，篆书名家如李阳冰。此外，真迹传世者，如贺知章有《孝经》，杜牧有《张好好诗》，也作了一定介绍，限于篇幅，其余就不多讲了。

绘画也是这样，分山水、人物、翎毛花卉三科，凡当时大家，都介绍了。其有作品传世者，亦必特加致详。在魏晋南北朝，绘画还不够成熟，隋唐以后，画家辈出，尤其到了五代，无论山水画或翎毛花卉画，完全成熟了，下开宋、元、明、清的全盛局面。

在天文方面，重点介绍了李淳风、一行和梁令瓒在这方面的成就。在医学、药物学方面，重点介绍了巢元方、孙思邈和王焘的成就，同时对唐人流传在民间的单方，也作了介绍。《唐本草》虽已残缺，但此书对《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直到今天，我们对它进行研究，还有一定的重要意义。

在使用史料方面，写隋唐五代史仅仅依靠正史如《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广泛搜集。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尤其外臣部）、《唐大诏令集》、《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以及唐五代宋人的笔记琐谈，尤其近年的考古发掘和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书。

在拙著中，能引《旧唐书》的，就用《旧唐书》，《旧唐书》实在没有这方面材料时，才引用《新唐书》。能引《旧五代史》的，就用《旧五代史》；但因《旧五代史》残缺过多，所以有些只能用《新五代史》来补充了。我之所以多引《旧唐书》、《旧五代史》，而少引《新唐书》、《新五代史》，主要因为前者比后者文字通畅，后者文字反而佶屈聱牙，学生读起来困难多。

这里还应该交代一下的，就是在拙著中频繁引用《资治通鉴》问题。我在抗战时期，除短期流寓昆明之外，大部分时间，在重庆教书。当时手头只有一部书，即大东书局缩印的《资治通鉴》，因为借书困难，主要依靠这部书，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十多遍，这对于我帮助太大了，魏晋到唐五代的史事，从头至尾，基本搞熟了。这次写《隋唐五代史》，大大得力于这部书。有时我就径用这部书，代替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有些史料，正史是错的，《资治通鉴》在引用史料时，却经过严格审订，因此翔实可靠，凡是经过《考异》订正、胡注匡正的史料，我是放心使用的。

现在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新唐书·宦者·仇士良传》记载了一件事：甘露事变之后，仇士良、鱼弘志谋废文宗，“崔慎由为翰林学士，直（当值）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见士良等坐堂上，帷帐周密，谓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阙，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学士当作诏。’慎由惊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轻议？慎由亲族中表千人，兄弟群从且三百，何可与覆族事！虽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启后户，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历阶数帝过失，帝俯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为学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祸及尔宗。’慎由记其事，藏箱枕间，时人莫知。将没，以授其子胤，故胤恶中官。”我起初就将此事写入此书，认为甘露事变以后，文宗受制宦官，日子不好过，这一段史料描写得非常形象。后来读《通鉴考异》，始知《新唐书》这段史料，引自皮光业《见闻录》，其说不可靠。《通鉴考异》谓崔慎由于宣宗大中初始入朝，为右拾遗、员外郎、知制诰，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学士。文宗开成时，崔慎由并不在长安，也尚未为翰林学士，《新唐书》承皮光业《见闻录》之讹。翻检《翰苑新书》，也说崔慎由是大中初的翰林学士，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才把拙著中崔慎由开成初夜入宫禁这条材料删掉了。《通鉴考异》三十卷，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占了十六卷之多，说明中晚唐至五代，时间和司马光接近，资料多，订正考证最为精审。所以我在叙述元和以后历史时，主要依据《资治通鉴》。

书的末尾，附录《大事年表》。这个年表，政治、文化并重，可惜有些著名画家卒年无考，只能阙如了。

本书佛教神学思想部分，是50年代写成的；本书的五代史部分，是80年代写成的。虽然全书的写成，花了六七年时间，而前后持续了二三十年之久，有时一搁就是十多年。所以前后内容或不能照顾，自相矛盾，有些人物的评价，事件的轻重，也可能处理失当，希望各方面多予严格批评。

书中所插历史地图，是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刘思源、陈伟庆先生绘制的，承他付出辛勤的劳动，并此致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林烨卿、张美娣同志负责审订此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此书的减少错误，提高质量，有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1985年8月，王仲荦写定于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南园之华山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