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专题】关于“当代诗词入史”问题的探讨

编者按：

当代诗词入史问题，是近年来诗词界与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聚讼不休的话题。2019年下半年，马凯同志在诗词座谈会上就“推动当代中华诗词‘入史’工作”这一主题做了发言，对该项工作若干重要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思考，再次引起诗词界的广泛关注。

本期，我们邀请了几位学者，谈谈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周啸天：

当代诗词入史，全靠作品说话

“当代诗词入史”话题，我认为是具有前瞻性的。以前也多次听到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提到这个问题，即诗词是否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诗词界称之为“入史”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是靠作品说话的。任何一个体裁，只要产生有生命力的作品，即会受到关注、产生影响，积淀下来，所以完全是靠作品说话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不是靠一个学术权威来决定这个事情。因为我看到当代诗词产生了这样的作品，所以我个人认为当代诗词的“入史”，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2015年8月召开的中华诗词学会换届会上，有一位“五四”以来有影响的新诗人屠岸，在会上发言，要言不烦。他说，当代文坛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世界文坛上，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就是古代文体，半死半生。“半死”是指文言文，因为它基本上退出了文学创作的领域。“半生”是指诗词，呈现了一种复兴状态。作者和读者的热情都非常高，不仅仅在首都有中华诗词学会这样一个全国性诗词组织，国内各个省份，及地市县，以及港澳台甚至海外华人聚居地，都有诗词学会这样的组织。各地的诗社多如牛毛，很多人都在写旧体诗词。旧体诗词这一形式，并非只有毛主席才能驾驭，事实上很多人都会玩。一个古代的文体，在现当代这么活跃，不断地产生出好的作品，而我们现当代文学史没有反映这一现象，没有反映当代文坛的这一奇观，当然是“残缺的文学史”。所以，我认为诗词的入史不是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

鲁迅先生在书信中讲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我认为一切的好诗，到唐代都已写完。”这句话广为流传，其实是断章取义。因为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若非能翻出如来手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措手。”就是说，以后如果不能在唐宋人的诗词外增添新的东西，就干脆不要写。你翻不出“如来手心”，写出来的东西只是唐诗宋词的味道，那我们就不如直接读唐诗宋词。而我要说的是，现当代诗词之所以有未来、有希望，就是在于有人翻出了唐人的手心。我最初也曾相信“一切的好诗到唐代都已写完”这句话，但毛泽东诗词提供了一个例外，因为作品本身和传播力量的强大，几十年中几乎把其他声音都覆盖了。而且毛泽东诗词确实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东西，起到了衔接传统的作用。特别是毛泽东的词，水平是相当高的。新中国建立以来，很多人对诗词的热爱，都是从读毛泽东诗词开始的。不过，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虽然那时也有别的人写作诗词，甚至水平相当高，但是缺少发表的平台，故不为世人所知。当代诗词的这种生存状况，一直到了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思想解放，环境宽松，才得到了彻底改观。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诗人，其作品翻出了唐人手心，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是聂绀弩。我读到聂绀弩的《散宜生诗》，感到非常兴奋，觉得他真正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感觉，时代的精神，而又那么的衔接了传统。他的题材是古人想不到的题材。他写劳动改造，把挑水、搓绳、掏粪这样的题材，写入七言律诗，而又写得非常到位。比如说挑水，第一句像打油诗：“这头高便那头低”。但第二句就扳回来了，“片木能平桶面漪”，一个木片儿就把桶面晃荡的水压平了，水就不会浪出来，这叫深得物理，而且有更深的象征意蕴。

我写旧体诗就受到聂绀弩的影响。只是他写七言律诗，我写七言歌行，脱胎换骨的一首诗是《洗脚歌》。起初我不知道洗脚是怎么回事，有学生请我去洗脚后，我才知道有洗脚房的存在，同时我也搞懂了，《史记》里面写刘邦接见来献策的郦食其，为什么一边洗脚、一边接见，弄得被接见的人十分生气，竟与刘邦对骂起来。以前没搞懂，洗脚几分钟可以搞定的事，为什么要洗那么久呢，竟惹得对方生气。去过洗脚房才知道，这叫做“足按摩”。原来刘邦那个时代，就有人搞足按摩，两个女技师在那给他按脚。这件事引起浮想联翩，进入形象思维的状态。所以诗一打头就说：“昔时高祖在高阳，乱骂竖儒倨胡床。劳工近世闹翻身，天下久无洗脚房……”

顺便说一句，诗歌创作，无论是新诗旧诗，都是这样的：第一，你一定是受到了一件事情的触动，有时候不只是一事端，可能是好多的事端使你受到触动，甚至你也说不准是哪件事触动了你，就成了“无端”（如李商隐诗）。但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事端触动了你。在诗里面，你不一定直接说这个事，你可能借端托喻，加以变形；第二，引起了浮想联翩，而浮想联翩就是形象思维的状态。

梁代文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的文学传里面写了八个字：“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就是说，文学如果没有创新，没有变化，就不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这实际上与前面提到鲁迅先生那段话，是同一个意思。而当代诗词之所以站得住脚，就在于它有了这种新变。举个例子，一位女诗人（叫甄秀容）她参加“红豆杯”诗词大赛，那是一个爱情诗的大赛。她写出了两句诗，广为流传：“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这两句诗，是不比唐代诗人差的。不是说王维写出了《红豆》，其他人就没办法写了。另一个年轻的北京诗人（叫高松）写了一首送别的七言绝句，第三句是“说好不为儿女态”，这就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意思，彼此说好了，分手的时候不要作儿女之态。殊不知其末句却是：“我回头见你回头。”这个也翻出了唐人手心，写出了想不到的好。作为一个诗词的研究者，我看到这种诗，就感到很兴奋，就会情不自禁地到处宣传这样的诗。

当代诗词创作也有误区。例如一说传统诗词，有人以为就是近体诗词，一说就是格律。有些人一开始学诗词，关注的就只是平仄粘对之事，这个就把他弄死了。但刚才提到的一些作者，更加重视诗词的意趣。林黛玉说，果然有了意趣，不修饰也是好的，当然，修饰一下就更好了。广元有一个年轻诗人（叫何革），写了一组《岁末杂感》，第一首是这样写的：“忽南忽北似飘蓬”，开头这一句是人都能写，但第二句就不是别人能写的了：“话不普通人普通。”这个话就很有意趣、很有味道，意思是作为四川打工仔，普通话说不好——“话不普通”，是个平凡的人——“人普通”，这语言既浅近，又耐人寻味。又如到处都有人开同学会，江油一个诗人（叫丁稚鸿）写同学会“渭北江东总忆君”这句话化用自杜甫赠李白的“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接下来是“时光已抹旧时痕”，这个大家都能写。关键是后两句，不是别人能写的了：“同窗相会无高下。”同窗相会怎么会没有高下呢？最后一句解释了：“都是呼名叫字人。”原来作者抓住了同学会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人在老同学面前，都是不好摆谱、不好端架子的。

言归正传。旧体诗词在新文化运动中被边缘化，陈独秀有一个“三大主义”，胡适有一个“八不主义”，我认为他们是有道理的，并没有错的。我经常说一句话，旧体诗被边缘化，应该由写旧体诗的人自己负责，谁教你把旧体诗写作当真写成了“旧体”呢？谁教你没有新变呢？陈独秀称之为“铺张的”“陈腐的”，胡适称之为“模仿古人”“滥调套语”，这一类的批评没有错。今人提倡复兴诗词者，想掉过头清算陈独秀、胡适，那就成了反攻倒算。我非常不赞成。我反对这样一种理念，即认为旧体诗词就是要“为往圣继绝学”。比方说宋词的曲调都不知道了，教人填词还在那里辨四声、分清浊，刻舟求剑。作为学术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创作中，这样的墨守陈规有意义吗？田晓菲女士认为，新诗的出现改变了旧体诗的写作。其实也就是给了旧体诗以生机。

当代网络诗人李子提过一个口号，值得注意，那就是写当代诗词要注意吸收新的审美因子。不要一说到激动，就是“唾壶击缺”，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击唾壶？哪里还有唾壶？唾壶乃是古人的痰盂，击唾壶也不卫生。还有“扪虱而谈”，今人谁和你扪虱而谈？那些典故成语，让它保留在古人诗词里好了。今人都住进单元房了，你还在“独上高楼”，一读即令人生厌，感到太隔。有这样的创作理念，所以曾少立的词就做得很好，他写的《风入松》，我认为比吴文英写得还好。“红椒串子石头墙，溪水响村旁”，这个景色你可能也会写，但“有风吹过芭蕉树，风吹过那道山梁”，这个别人不一定能写了，这叫语语可歌。“月色一贫如洗，春联好事成双”，对仗也好。“月色如洗”与“一贫如洗”叠加，“春联成双”与“好事成双”又是叠加。

因为时间关系，长话短说。在旧体诗词入史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文学史观的问题，还有一个诗词观念的问题。而当代诗词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一个学术增长点。说实话，在唐诗宋词研究上，你要找学术增长点很难，除非是你有很深的功力，可以把别人挖的井挖得更深；或者掌握了新材料，你可能有所发明。但如果仅仅就文学研究文学，那就很难出新。而当代诗词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填补空白就可以成为学术增长点。

钱志熙：

也谈现当代诗词“入史”及所谓“现代性”问题

诗词创作的重新繁荣，是近三十年来文学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但对于这一文学现象，诗词界与新诗界、学术界以及大众，感受与体认是各不相同的，评价上也极不相同。这应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近年来，研究当代诗词创作理论渐成风气。同时，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开始较多地关注现当代诗词创作，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课题之中。但是对一些问题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首先是“当代诗词入史”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诗词这种古代产生的文学形式，在当代是否有它的存在价值？近来还有论者讨论当代诗词的现代性问题。结论认为诗词这种古典的形式与传统，很难获得现代性。至少在反映现代性方面，无法与新诗相提并论。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当然是说“五四”之后，诗词的正统地位被新诗取代，也是有其合理性。连带着还有当代诗词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以及诗词形式改革、白话入诗等问题。问题既然提出来，当然都有他们的理由，短期内似乎也很难达成共识。这里只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诗词入史的问题。我想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学术背景大家都忽略了。最早撰写近现代之际的文学史，原有另一种形式，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将新文学与旧文学放在一起叙述的。从全面性来说，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但后来新文学领域为了总结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开始撰写各种形式的新文学史。所以现代文学史，原本叫新文学史。像刘绶松先生的书，就叫《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先生的书，原来也是这样的题目。既然叫新文学史，当然不需要叙述同期产生的旧体文学。但也不一定含有排斥旧体文学的意味，至少逻辑上说是这样的。但后来诸家编写新文学史，直接将其改称《现代文学史》，却没有将新文学之外其他“现代文学”纳入其中。这样，与新文学同期产生的旧体文学乃至民间文学、娱乐文学，竟然在此不假思索的概念转换中被不知不觉地遗落了。而旧体文学界，居然也怡然受之。这恐怕就是观念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讨论现当代诗词入史问题，先得将这个学术史上的问题理清。至于现当代诗词能否入史，要不要入史？在逻辑上是根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活动与事实，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与事实，既然它客观地存在于历史中，史家当然要将它写入相应的文学史与文化史中。至于如何评价、如何建构，甚至如何与新诗相结合而共同建构一种现代、当代的中国诗歌史，则是学术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现当代的诗词自身独立写史当然可以，但未免自说自话，缺乏全面历史观。我认为最理想的做法，是将现当代的新诗、诗词、歌曲、歌谣结合在一起，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史。这样的学术工作，需要艺术界与学术研究各个领域的通力合作。

再谈诗词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个人认为，理论上诗词应该表现当代生活、文化、科技，更应该表现当代人的思想与精神，事实上也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即不能回到机械地艺术反映论的思维方式中去。对诗词表现生活，应该取辩证的立场。一方面，诗词首先是一种艺术，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反映现实的工具。另一方面，当代生活在内容、形式上相比于古代，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乃至审美活动，不能说与古代相比完全变化了。另外，艺术创作有它自身的立场。在艺术中，生活内容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创造艺术的一种材料。甚至我们也不能以表现生活内容的多少、及时与不及时来衡量一种艺术的高低，更不能以此评判其生死，尤其不能以此来衡量譬如古琴演奏、山水画、书法等艺术形式。诗词当然与这几种艺术形式不同，但其中都存在一种古典美的因素。如果完全取消其古典美，何来诗词艺术？如果完全取消诗词中的古典美因素，何事于诗词创作？

至于白话入诗的问题，自《风》《骚》至乐府、汉魏六朝五言、唐宋近体、词、曲，都有相当的当代口语因素。这原来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就在当代创作中仍具生命力的近体诗词、曲及歌行、古风等来说，每一种都有它的语体使用习惯。近体与词即以浅近文言为主。散曲可杂入相当多的白话因素，但整体上仍应保持一种浅近文言的体性。歌行与古风相比，因为歌行原本出于乐府，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民间说唱的影响，所以也可加入适当的白话因素。但当代人写作歌行常犯的毛病，不是过于文言化，而是过于直白。至于取法汉、魏的古风，则是属于文言性程度最高的。古人论文，先辨其体制，再论其风格。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是艺术的基本规律，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说说近来有些论者提出的当代诗词创作的现代性的问题。以我个人所知，所谓“现代性”原本是构成现代派艺术的一种质性，本来就不是用来评价所有艺术的。但也有这样一种趋向，即现代性渐渐成了一种对当代艺术创作的普遍诉求。如音乐、绘画、建筑等许多艺术中都有现代性问题。新诗创作中也一直存在现代性的追求。但这也只能说是新诗创作中一种倾向。当代不少书法家，也有现代书法之说，大抵是强调当代书法不同传统书法的审美功能。但这种现代书法并没有获得大众的完全认可。由此而出现八法全失、六书不备的丑、怪、乱的书法现象；近来已经有人提出质疑。本人对书法没有足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对此不欲轻言。但是援引在新诗界、书法界都有所质疑的所谓“现代性”来否定当代诗词，窃以为还为时过早。且看近三十年之改革开放、新农村生活，旧体诗词所表现的成果，是否真的有逊于新诗？则所谓近体诗词不能表现现代生活、没有现代性的理由何在？何况我们前面说过，诗词在当代创作中的存在，还有它的一种古典美的价值。所以，仅以十分抽象的“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来否定当代诗词创作，未免过于武断。

当然，从理论上讲，提出当代诗词创作现代性问题，仍然是有所启发的。而且在当代诗词创作中追求现代性，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方式，问题是现代性应该怎样理解的问题。现代性与诗词固有艺术性、古典美如何统一的问题。但是，如果将其作为论证旧体诗词必然灭亡、或者证明其终不能与新诗相提并论的依据，则作者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陷在“五四”新诗诸家打倒旧诗词的激进论调中，只不过换了概念而已。

钟振振：

关于当代诗词入史问题之我见

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能不能够入史？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学术界有人对此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这才成了问题。

所谓“入史”，自然是指“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要回答“当代诗词入史”的问题，首先须厘清“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个学术概念。

笔者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应该是中国当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历史，而不仅仅是用中国当代语言（主要指现代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的历史。

这两者有区别吗？在笔者看来，两者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当代一切文学创作的历史，是一个有全局观念的大概念。举凡中国当代作者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无论其所用语言为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无论其所用文体为新文学文体还是旧文学文体，只要它具有典型意义，都应该写入这一文学史。当然，它还应该包括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甚至包括中国作家用外国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由于这两者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谨在此总提一笔，下文从略。

用中国当代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的历史，是一个只有局部观念的小概念。它仅限于以现代汉语创作，以现代文学样式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就是当今二级学科分类，狭义的“当代文学”。

显而易见，这两种“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是不一致的。前者宏阔，而后者比较狭隘。

纵观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中华民族是最有诗意的民族之一。而汉民族，又其尤者。古往今来，汉语诗歌千山拔地，百川汇海。其优良传统，乃“喜新”而不“厌旧”。先秦时期流行的诗歌，春秋为《诗经》，战国有《楚辞》。洎汉代，乐府及五七言古体诗兴，而《诗经》《楚辞》体仍并行不悖。至唐代，近体诗定型，而《诗经》体、《楚辞》体、古乐府及古体诗亦不乏作者。至宋代，长短句词风行，而《诗经》体、《楚辞》体、古体、近体诗等传统诗体，仍然占据着诗坛的主流位置。下及元明清，也是古近体诗与词并驾齐驱的格局。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真正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都是陈坛老酒，既久而愈醇，其生命力无可限量。“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诗勃兴，但传统诗词并没有因此而退出文学的历史舞台。连“五四”运动的领袖和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也各有旧体诗词传世。前不久，笔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所著《中国现代旧体诗词编年史》作序，有曰：

自1912至1949年，中国文学史之所谓“现代”者，上承乾嘉，旧学术之薪积；东渐欧美，新文化之风行。天雷相搏，地火并喷。鸿惊一瞥，时仅三十八年；豹变屡更，实胜百千万世。此时段内之旧体诗词，知名作家何啻千人，优秀作品何啻万篇？歌颂光明，鞭挞黑暗，唤起民众，再造共和，其功绩纵非新诗暨其他新文学样式之比，亦何遑多让耶！惜多散在日新月异之报刊杂志，犹捷羽之过辽天，灵珠之在沧海，使无人悉与网罗收拾，萃成一编，势必日就湮晦，渐为世所淡忘矣！今不百年，治现代文学者至有现代旧体诗词不宜入史之说，岂不可怪？岂不可叹？彼固昧于学理，而无从尽读现代旧体诗词，故无以得现代旧体诗词之全豹，其误亦未始非由于此。

所讨论的虽然是“现代诗词”该不该入史以及如何入史的问题，但其核心观点对于“当代诗词”该不该入史以及如何入史，也同样适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诗词一片生机，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方兴未艾。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华人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诗词创作社团；国内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大小基层单位，也有为数众多的诗词学会或诗社词社；各种诗词刊物、出版物不断涌现；至于“独行侠”式的诗人，在网上发表作品或自印诗稿互相交流者，更是难以胜数。每年都有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诗词赛事，参加者成千上万，参赛作品少则上千，多则上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中版文化发起并组织的“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至今已举办过四届，曾创造过大赛收到投稿二十多万首的记录，获得了吉尼斯“世界最大规模的诗词竞赛”的认证。据搜韵网统计，当代诗词作者达三百万人之多。从作者、作品的绝对数量来看，恐怕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拟的。三百万人，往少里说，假定平均每人一年只创作十首诗词，也有三千万首。除以365天，则每天涌现的诗词数量即为八万多首，超过了《全唐诗》与《全宋词》的总和。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每天都有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加一部《全宋词》数量规模的诗词问世！即使绝大多数作品都写得一般般，总还有1%的佳作。八万的1%是八百，也超过一本《唐诗三百首》加一本《宋词三百首》了。也就是说，当今中国每天都有超过一本《唐诗三百首》加一本《宋词三百首》规模的诗词佳作问世。仅就笔者极其有限的阅读而言，当代诗词创作无论题材内容的广泛程度，还是思想感情的丰富程度，较古代都有超越；而在艺术表达方面，也有许多新变，非古代诗词所可以牢笼。其社会影响力，新诗或亦有所不及。如此盛况，理应受到当代文学史家的重视。

要之，笔者认为，今天的当务之急，已经不仅是坐而论道，争辩“当代诗词应不应该入史，能不能够入史”的问题，而是应当立即行动，按下电源开关，实际启动“当代诗词入史”的操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