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创作三不宜

星汉

不宜，是“最好不要”的意思。不宜，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具体到底要不要实施，行为人自己决定。笔者诗词创作有年，所谓“诗词创作三不宜”，只是自己的体会，至于读者以为然否，那就看读者的体会了。

一是不宜用诗词写日记。刘熙载《艺概·诗概》谓：“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大词人留下来的诗词数量不一定很多。李白一生也就是千把首，杜甫留下来大约一千五百首，苏轼的词是三百五十余首，辛弃疾今存词六百二十九首，数量为宋人词之冠。李清照存词六十几首。唐朝的王之涣在《全唐诗》里仅存六首，其中两首脍炙人口，那就是《登鹳雀楼》和《凉州词》。

中国写诗最多的人是清代的乾隆皇帝，总数为三万余首。但是，乾隆的诗却没有一首被后人记住或传诵！真正的诗人写诗存世最多的是南宋陆游，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存世有九千余首。后人说到陆游诗的缺陷，大抵有三：一义多用，有句无篇，不够含蓄。这些问题的产生，大概是数量较大，疏于删汰所致。

四川人周啸天说：“当今出版诗集，越薄越好。”这话不是没有道理。

有的诗友不分主次天天写，突出数量，忽视质量，以发表过多少诗词为荣。这样的作品当然不会成为精品。苏轼就有过类似日记的诗。《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灭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楼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十九日乃归。作诗五百言，以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一诗，是八十九字的长题，五百字的正文，句后注十处凡四百七十一字，最长的一处是一百九十字。写这首诗的目的，苏轼在诗题的最后一句说得明白，就是“记凡所经历者寄子由”。这首诗是二十六岁的苏轼的“日记”。苏轼当官不久，首次“出差”，用“诗”的方式把所见所闻告诉弟弟苏辙。当时的苏轼恐怕无意将此诗“发表”，读者只是苏辙一人，这还有情可原。我们今天有的“诗人”，事无巨细，皆形之于诗。如妈妈某年某月某时分逝世。母亲去世，当然悲痛，写诗悼念，理所当然，抒发情感就是了，不用那么详细。再就是动辄就来个“梅花诗百首”“胡杨诗百首”，哪来的那么多话要说？这就好比把一瓶好好的果汁掺上白水，最后弄得没有味道了。

二是不宜把诗词当玩具。所谓玩具，我指的是有的“诗人”喜欢折腾一些“杂体诗”，借以炫耀自己的能耐。上网查，杂体诗近二百五十种。杂体诗虽表现出一定的巧思和驾驭文字的能力，但“终非诗体之正”，多为文字游戏。当今常见的有集句诗、藏头诗、辘轳体、回文诗、宝塔诗等。

以集句诗为例，宋代的王安石就喜欢这种形式。如《招叶致远》：

山桃野杏两三栽，嫩蕊商量细细开。

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朝有意抱琴来。

第一句来自唐代雍陶《过旧宅看花》：“山桃野杏两三栽，树树繁花去复开。今日主人相引看，谁知曾是客移来。”第二句来自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不是爱花即肯死，只恐花尽老相催。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第三句来自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第四句来自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是集句中的“集唐”。再“精致”一些，就是专门集某位大诗人的作品。文天祥在燕京的囚室里，完成《集杜诗》一卷二百首。王安石是在“逞才”，而文天祥除了表示对杜甫为人的崇拜外，也有天地狭小的无奈。集句诗必须是博闻强识。这种形式“难能”，但不“可贵”。今天再玩这种形式，既不“可贵”，也不“难能”，因为只需要把某个词语输进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就能得到比较理想的诗句。

苏轼《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王文诰注：“集古诗，前古未有，王介甫盛为之，多者数十韵。鸿鹄不可与家鸡为对，犹古人诗句有美恶工拙，其初各有思考，岂可混为一律邪？”

这种形式的问题是，全诗二十八个字，只有四次创作的机会。要求是背的诗要多，成章要快。否则是“出力不讨好”。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谓：

回文、集句、叠韵之类，皆是词中下乘。有志于古者，断不可以此眩奇。一染其习，终身不可语于大雅矣。若友朋唱和，各言性情，各出机杼可也，亦不必以叠韵为能事。（就中叠韵尚可偶一为之。次则集句。最下莫如回文，断不可效尤也。）古人为词，兴寄无端。行止开合，实有自然而然。一经做作，便失古意。世人好为叠韵，强己就人，必竞出工巧以求胜，争奇斗巧，乃词中下品，余所深恶者也。作诗亦然。

三是不宜用诗词泄私愤。诗词无非“美”“刺”两途，可以歌颂世间的美好，也可以批评人间的丑陋，但是绝不可以用来作为骂人的工具。如果把自己心中的愤懑化为不堪入目的语言对准某一个人，那就不是诗了，充其量是骂人的有韵文字。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陈善《扪虱新话》解释说：“坡盖多与物忤，其游戏翰墨，有不可处，辄见之诗。”也就是说，苏轼的“文”和“诗”都好“骂”。我们看苏诗的“骂”，充其量如其《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这首七绝是说，如今朝堂之上的“公卿”不乏“愚且鲁”之辈。苏轼所“骂”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朝堂上衮衮诸公，尸位素餐的现象，历朝历代不绝其流。然而苏轼所“骂”，多为国家，为朝廷，为君王，为黎民。如果苏轼为了私利去“骂”，那他的这首诗是不会流传下来的。

远在《诗经》中就有“骂”：“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巧言》），都是“骂”，但是这种骂，不是对着某一个人，而是对社会上一群厚颜无耻的人予以讽刺。

当今有些所谓的“诗人”，把诗词当成了骂人的工具。辱骂逝者，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辱骂活着的普通人，以发泄其私愤。这种“诗人”，大多时候也只是过过嘴瘾。“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一般来说，讽刺和谩骂的区别在于：讽刺为公，谩骂为私；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现象，谩骂的对象是个人。骂人并不会让自己占据道德优势，反倒显得更小家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