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侯官严不党先生

先生名群，字孟群，号不党。名门之后，侯官严复侄孙。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时为该校讲师，值陶秋英师母（姜亮夫先生夫人）毕业于燕大，有当年拍摄之师生与校长合影照收藏于严府，是余所亲眼目睹者。先生与浙大校长竺氏可桢为世交，竺为父执辈。公告我，彼受聘浙大教授后，每与竺以公相见，竺称之为“严教授”，公报之以“竺校长”；私觌，竺称之曰“世兄”，则必尊之曰“老伯”。毫不失礼数。

我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焦梦晓书记来到新合并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先分配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担任政治课辅导工作。严公是本室唯一教授，也是我在浙师最早接触到的教授先生。先生是一代古希腊哲学史名家，通古希腊文，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域外文字，学贯中西。可这一切，在新成立的浙师，实无用武之地，只开点逻辑学以充工作量而已。时，公住杭州市内，有课必先乘公交到六和塔老之江校区马列室，就早餐、中餐于食堂，且十分节俭，每以几分钱的蔬菜佐食。当时教授先生的薪酬不薄，我不明所以，因问之。公曰：“家累甚深，不堪重负。三个儿子，均染肺疾，与家人隔离，而三人之间也须隔离，医疗、生活，捉襟见肘，唯靠内人操持家务。”闻之默默，无言以对。

严群先生

与公接触虽早，但随我工作变动，改办校刊、学报，后又担任专家助手，执教于中文系，公住市区，我住校舍，多年来一直很少谋面与联系，也不记得学报发表过他的文章。

一

我与公私下多有接触，是从公搬家到杭大新村后开始的（不记得是哪一年）。这期间，时相过从，都是或蒙召唤，或登门请益，公很少来我家。这是因为他住两大一小间（新村教授级住房，早已分完入住，公搬来晚，只能降格落实在讲师级宿舍），家中老伴外，只有女公子严自迩女士，有客来访，不难接待。我则只有一大一小间助教级住处，一家老小，难以入坐与客人交谈。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一次公告我，杭州市准备接待外国贵宾，事前，有关部门来人咨询于公，曰：“市里已做好准备：一、所有贵宾经过之道路，二十四小时派人不断清扫，要求不能有一片落叶。二、道路两侧，隔一段距离，各设一吐痰用盂，以备用。”并问还有何事考虑不周，公唯唯，连称周到而罢。可却对我说：“哎呀老兄（公对晚辈知己私下均用此称，对无交往者概以‘同志’称之），树叶自落，自然景象，从没见到过西方哪个国家有此要求；至于痰盂，也是笑话，外国人如有痰，从不吐在地上，都是用自备手帕，事后自行处理。如此多的痰盂，岂非自显‘病夫’形象？”我未加思索，径问：“何不直言相告？”公曰：“公然扫政府之兴，我辈怎敢，必须慎言哪！”这倒是要认真想一想了，按照自己受到的马列教育，阶级、立场和方法，如何回答为宜，总是理不出个头绪。回到现实，换位是我，面对政府种种准备均已落实，此情此景，也只能连称“周到”了。

再一次，公向我谈到彼留学美国，正是他的家严留美的城市，事已过多年，原街道、门牌、名称等等多有改变，两次寻找旅居原址均未果，无奈之下，只好打通市长电话。市长亲自问话，已让他倍感荣幸，当公告知市长后，市长谦恭有礼：“请稍候，容我查对。”不一会，就明确告诉了现在的名称和地址。公对我感叹：“老兄，旧时国民党市长高高在上，哪里会理会小民的事，就不必说了。这位美国市长算不算为人民服务？”我虽然约略懂得为人民服务的主旨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并非专指个人，可总感两者之间不能割裂，一时之间，想不清，道不明，也只能又一次唯唯而难言了。

还是这一期间，公谈到他在美留学住学校公寓，楼上是一位美籍权威教授，夜间常常声响甚大，让人难以安眠。可自己乃学生身份，不便当面与之交涉，乃向校方管理人员反映，不料当晚就做了改正，第二天教授亲自登门道歉。

二

与公接触最多、相知日深是在“文革”动乱间，彼此境遇相同，身份相当，批斗、牛棚，各有经历。牛棚被关，失去行动自由，自然无缘会面，一段时日后，二人分别被放回家中。我年轻，多于严公的是在校内挖防空洞多年，公以年长，得免于此役，又没去过农场，算得上体现了一种政策精神。这是幸事，却难以弥补多年积累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部被毁的内心伤痛。

“文革”中及以后，可记述的事不少，持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是二子刚、健，1966年“文革”兴起，一个七八岁，入读小学的年纪，一个只是三四岁的幼童。造反，破四旧，揪斗“牛鬼”，社会动荡，无所适从。大的虽入小学却难以静心读书，小的送进校办幼儿园半托。怕孩子学坏，又无其他办法，只好下学后尽量让他们呆在家里，带在大人身边。一年一年熬过去，随着孩子的逐渐成长，家长遂引导其习练书法。一个练颜，一个习柳，间临《兰亭》、《圣教序》，老大尤肯下功夫，老二则颇有灵气，三两年下来，就有模有样，颇为可观。严公知道后，甚然之，对二子习作，赞赏不已，并谓书画同源，既已有书法基础，当进而学习六法，自可相互促进。以习六法，无师虽可以从《芥子园》入手，但仍以有师授为佳。严公亲自出面，引二子拜书画名家楼辛壶哲嗣浩之（步辛）先生为师，每星期两次来家授课，传授绘画理论和技法，习学山水。刚学四王、子久，健则四王外，致力于半千。楼师分文不取。二子习学有年，多得业师及严公鼓励与好评。这期间，时向陆公维钊请益。陆公在杭大是看着孩子长大的，这时他已调入美院执教。鉴于画家大遭无理批判，陆公一再告诫二子，绘画不可成专业，但作为业余却不可忽，为提高个人素养也。嘱二子，专临魏碑，经年后再操画笔，必有更大进益。随着严、陆诸公的教诲、提携，二子书画日有进展，竟各自为严公书“淳斋”二巨字，并合为严公画册页多帧以存念。可惜的是，刚就业、健入高中后，即中辍，刻章也是浅尝即止，只有待退休后再重操旧习，以求修身养性了。

二是“文革”以粉碎“四人帮”而告终，在纷纷落实政策的形势下，一日严公遣其令爱自迩女士召我过府。去了才知道严公“文革”初起被打入牛棚，可那时他已病休有年，拿的是七折病休工资。公，三级教授，在杭州地区的月薪是二百二十元，以七折计，每月要扣六十六元，一年近八百元，十年就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那时物价便宜，大米市斤一角稍多，猪肉斤六七角。关进牛棚，与所有“牛鬼”待遇相同。其他“牛鬼”，早已恢复了原工资，独我严公仍领七折，千思万想，总不能通。为求慎重，把包括身在上海医学院的长子（时已成名教授）、意大利的次子、身为工厂高工的三子，以及在杭的二女和女婿均叫来杭州家中，开了整天的家庭会议，目的就是一个，要不要打报告，要求党委补发工资。人人发言，一致意见，按理当打，可又顾虑，怕再来运动，难逃反攻倒算之罪。严公无奈，问计于我。公思路清晰，开口就是：“老兄，请问：‘揪入牛棚’，算不算已取消病假，开始工作？如果不算，所有棚内同仁，岂非皆成病休？如算工作，我要求补发顺理成章合逻辑。”我说：“‘文革’遭难，说不上逻辑不逻辑，就事论事，既然要落实政策，打报告就是了。”针对他全家特别是老人家的顾虑，我反问一句：“严公，请你想一想，万一又来运动，即使你这次没打报告，能逃脱得了么？”答曰：“不能！”“打了报告，补了钱，顶多‘罪行’上又加了一条。不偷，不抢，钱是党和政府补发的工资，怕什么！如真有这一天，自会有新的走资派在上面担着，再折腾一番罢了。”听了我的话，严公大有所悟，连说：“高明，高明，照打，照打。”家人皆面有喜色，甚以为然。师母在旁，一直没有插话，也频频点头，如沐春风。

陆维钊书毛泽东词句

接下去聊的都是轻松的话题，公一时兴起：“今后如真补发到手，你功不可没，一定请你的客。”我笑对曰：“无他，一只楼外楼叫花子鸡足矣。”大家一笑了之。

我与那时的学校党委书记是老乡，同时渡江南下，素有接触，讲话随便，不拘礼数。饭后散步相遇，把严公事顺便作了反映。他开口就是：“真他娘的，‘文革’造孽呀！关在牛棚当然算工作，人家能休息吗？打，我支持，不过学校没有钱，一定转报省委要钱。”见到严的总支书记（我在政治辅导处宣教科时的同事），也和党委书记是同一个调子。回头对公一说，更加增强了全家的信心，一心等待省里的拨款。

款迟迟未下发，事过至少两年，我已日渐忘却。一日，晚餐前，忽然敲门进来自迩女士，手提新出炉的两只叫花鸡，留下一只：“取鸡前，家严命我先给你送来，趁热吃，补发工资已领到了。我们家还等我开饭呢。”美味吃在嘴里，心里是甜甜的。

三是形势日松，讲话越来越随便。严公喜食油渣，每逢碰到，必给我几片，与他共享。有一次，拿出我在前文提到过的公在燕大执教时与司徒校长的集体照，电影名导演孙道临是毕业生，亦在其中。随即谈到，那时他带过非洲某国的一位学生，该生为总统之子，执弟子之礼甚恭。临毕业回国前，在琉璃厂发现司马光《通鉴》之原稿本，他从书商手里拿来，定要出钱买下，赠先生以留念，公知不可，一再婉拒，始罢。公语我：“一个穷教授，积一生之力，也是买不起的。”窃思之，解放前已然，如今拍卖更是天文数字了。

严公富收藏，古今书画名家大件小品有几大木箱之多，梅雨过后分批晾挂，以防霉变。遇有此事，公总是呼唤刚、健抬箱收拾，并亲自讲解，析辨真赝，藉此二子与余颇开眼界。当今名家之作，尤以北溥（心畬）与黄宾虹为多。五十年代公与黄氏比邻而居，过从甚密，随手相赠，精品不少。自迩女士告我，公病重期间，惜有散失。

公善行草，师母工楷书，先严公而驾鹤仙逝。两位多有墨宝相贻，珍藏至今。有一事，附记于此：一日，与公闲聊，忽接信息，孙道临来谒见老师，并有记者陪同采访，我当即告辞，公留客，知不可，遂离去。

三

随着社会的稳定与宽松，严公越来越想做点事情，带几个学生。窃亦感同身受，可杭大实无条件，又无可奈何。正好我有出差北京的机会，公拟让我代他与老友社科院哲学所所长贺麟（海内外黑格尔研究权威）和民族所所长翁独健（一代民族学权威）做些沟通。临行前公当着我的面给两位写信，称我“挚友”，一见之下，连忙表示：“我是晚辈，怎好如此相称！”公曰：“老兄不知，正是如此称呼，老友才无所顾忌，能坦诚交流。”我也就不便再坚持了。

严群书陆游《秋思》

到了社科院大员贺宅，始知京杭一例，原专家、教授居室皆因“革命”，硬“造反”进来一户，一套房子本来就不大，强分成两家，都小得可怜。联想到严公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代学人贺公竟坐在床边授课，对面一位学子坐在单人沙发上听课、记笔记。开门见此场面，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赶紧表明来意。幸好贺老连忙下课，送走了学生，我才有了立足之地。连忙问候先生起居，先生则急切欲知严公境况，略述过后，先生以商量口吻：“我虽无权无势，可作为所长也能起些作用，你看，把不党先生调来我所，研究外，带两个研究生如何？”我说：“严公已逾古稀，携家带口远迁京都，困难重重，不要说工作，连生活都难安定。”先生以为然。说来说去，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由院、所出面，向杭大校方发函，聘严公为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特约研究员，并为该所代培古希腊哲学、古希腊文研究生。

正事已毕，忙问贺老近况。先生谈锋甚健，随口说来，并不顾忌，说我晚来了一步，刚刚隔壁邻居钱默存锺书先生家与合住者又闹了一场，让人家把桌子都抛在了楼下。幸好京师人文社科界有两位享受副部级待遇，一是钱，另一位是顾颉刚先生，他们二位的住房已重新安排，近日即可迁入新居，自可免受此苦了。当我问及贺老住房问题时，先生表示，欠账太多，返还原居、迁走合住者为时总不会太远。问到住室如此狭小、简陋，外宾、海外学人来访，如何接待。“这事，上边有明确规定，一律去星级宾馆访谈、住宿。”说到这里，先生一笑，讲也有遇到麻烦的时候：有一位当年与他同时留学的老友，解放后，一直无固定职业，生活困苦，衣食难继，可海外有的学者并没有忘记他。一次，一位海外名家来京访问，受到政府部门的高规格接待。活动中，向政府部门提出要拜访这位先生，并坚持要登门拜访，回以可在宾馆叙旧，彼不允，认为如此做法不合礼数。一时间难倒了接待人员。再说大陆这位先生，家徒四壁，衣衫破旧，如何待客？经批准，匆忙间搞了一套公寓，家居用品，一应配齐，新做西装领带、鞋帽等等，样样俱全。可这位先生却拒绝不去，决意在陋室中会友。经多位相劝，领导表态，这套新房，他可以多住些时日，外宾走后不会很快收回。问题总算有点勉强地解决了。

拜望贺公，家中仅公一人，未见家属，初次晤面，不便询问，可谒见翁独健老，情况就不一样了。翁家不住大院，记得是在天安门广场不远处，旧时平房，面积不小，老少三代，气氛融洽。老夫妇平易近人，慈祥可亲。家中正煮番薯，师母忙拿两块给我，说这是照顾老头子的特供品，家人都不吃的，毫不见外。当翁老得知严公的近况及贺老的谋划时，连说：“好，好！”随即叹曰：“我们这些人都老了，他俩，一个黑格尔，一个古希腊，硕果仅存哪。”其实我心里明白，一代民族学大家，存世者又能有几人呢。

回到杭州，严公满意。随着贺老的承诺很快落实，杭大日益知道了严公的声望与可贵，终于在他的晚年，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0年7月初稿

2014年8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