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石泉地处陕西省东南部，安康市西北部，北依秦岭，南接巴山，汉江由西向东横贯而过。北距省城西安256千米，东距安康市96千米。行政区划面积1516.4平方千米，辖11个建制镇，总人口18.2万人。东、南与汉阴县接壤，西南、西与西乡县毗连，西北角与洋县、佛坪二县交界，北与宁陕县相邻。

石泉历史悠久，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商代属庸人领地，西周属庸国。春秋战国先后隶属巴国、楚国和秦国，秦代属汉中郡西城县。汉高帝九年（前198），置安阳县，属汉中郡，为石泉境内最早行政建制。晋太康元年（280），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南朝刘宋（420—479），增设安康郡，领安康、宁都（系分西城县西部设立，辖地今汉阴南部、石泉南部、紫阳部分）二县。北魏宣武帝正始二年（505），分原梁州东部设东梁州，领三郡。其中金城郡，治直城（池河镇），领直城一县，辖今石泉县东北部、汉阴县西北部及宁陕县东南部，系分安康县地设立。梁武帝大同元年（535），东梁州被梁攻占。西魏废帝元年（552）收复东梁州，改为金、直、上三州。直州领三郡。其中，金城郡，与北魏同；安康郡，领一县，改安康县为宁都县。北周时期（557—581），宁都县治迁直城。隋开皇三年（583）撤销安康、金城郡，并撤销直城县，属直州。大业三年（607）撤销直州，属西城郡，同时改宁都县为安康县。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安康县改称汉阴县。南宋绍兴二年（1132），汉阴县迁治新店（今汉阴县城）。明成化十七年（1481），分汉阴之石泉堡为石泉县，治汉江北岸。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分石泉五郎关（今宁陕关口、老城一带）归五郎厅。1949年11月30日，石泉解放，建立县人民政府，属陕南行署安康专署。1958年12月，石泉、汉阴、宁陕三县和佛坪县陈家坝公社合并为石泉县，1961年9月，三县分设至今。

石泉属山区农业县，“八山一水一分田”，土地贫瘠，交通落后，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加之长期封建割据，地方豪绅残酷盘剥，广大人民生活窘迫，食不果腹。

辛亥革命以来，石泉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1911年10月10日夜，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0月22日，陕西的革命党人联合哥老会掌握的新军发动西安起义，石泉籍李翰章参加了领导起义的“三十六弟兄”组织，就读于陕西省高等学堂的李香亭加入该校组织的学生军，协同起义军攻打西安皇城。11月，辛亥革命波及石泉，知县宫炳炎闻风逃走，哥老会与城防营联合，推举衙门班头、哥老会首领邓顺掌握县政权。1912年6月，省府派中华民国第一任县知事徐元坤来县，至西关，被邓顺赶走。10月，陕西省军政府派军政司副司长陈树发进驻石泉，将邓顺逮捕处决，武力解散城防营和哥老会帮会组织。

辛亥革命胜利后，石泉为北洋军阀所控制，大小军阀割据一方，流寇土匪混战，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石泉的一些进步青年，纷纷外出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将传播反帝反封建和新文化知识的书刊寄回石泉，使石泉人民特别是青年受到启蒙教育。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也为石泉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25年冬，石泉籍易厚庵（秉坤）在陕北延安（肤施县）省立第四中学任教时，经中共党员王超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石泉籍入党最早的党员。易厚庵曾担任中共延安（肤施县）特别支部、中共延安地委组织委员，并利用其担任国民党延安县（肤施县）党部组织部部长身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斗争。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延安第四中学遭解散，外地籍共产党员被驱逐出境。易厚庵回到石泉。1927年10月19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通过了《陕南工作大纲》，决定在汉中建立中共陕南区特别委员会，领导汉中、安康地区的工作。刘甲三任特委书记，易厚庵为组织委员，陈俞廷为宣传委员。易厚庵在石泉，由刘甲三联系开展工作。因迫于当时的恐怖局势，陕南特委没有建立起来。易厚庵便应邀协助陈雨皋主办《石泉政闻刊》，传播新闻，揭露时弊，为民请命。1928年3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遭敌破坏，易厚庵亦遭通缉，后逃脱赴燕京大学复学，脱党。

1933年1月至1937年2月，徐向前、程子华、徐海东、陈先瑞、何振亚等率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先后到石泉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创建鄂豫陕、川陕革命根据地石泉苏区，有230余名青年自愿参加红军。对后来石泉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和农民革命斗争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泉一批有志青年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于1938年秋奔赴延安、奔赴抗日第一线。同时，不少青年去安康等地求学。1938年春，在兴安师范学校上学的石泉籍学生董明钦、韦荣荫、蒙恩福、钟邦友等人，经学校地下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7月，他们毕业离校返回石泉后，根据中共陕东南工委的指示，在石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展党的组织。蒙子瑜、罗锡九、李美如、毛授传、焦昌海等石泉籍青年学生先后入党。同年12月，在中共安康地委书记刘文彬和地委委员李开藩的主持下，建立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董明钦任县工委书记。1939年1月，韦荣荫任县工委书记。1945年6月，县工委书记韦荣荫病故后，遗职没有再补。加之工委组织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县工委处于瘫痪状态。

从1938年12月到1945年6月，石泉县工委共发展中共党员3名，外地转来石泉党员8名，与石泉工委发生党的关系的党员共计13名。

1946年8月，中原军区北路突围部队挺进到陕南，王震率三五九旅之七一八、七一九团及旅直机关于8月11日经宁陕县进入石泉县两河。中共地下党员罗锡九（公开身份两河乡乡长）、蒙子瑜（公开身份县政府督学）、黄朝宗秘密策划，支援部队，提供粮食20多石，设法保护和救治掉队伤病员，为革命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9年5月，中共陕南区委员会在湖北省郧县城关组建中共石泉县委员会和石泉县人民政府，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西进。7月中旬，县委、县政府机关进驻平利县，并以石泉县工作队的名义在平利县老县开展工作。11月30日，石泉县解放。12月1日，中共石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进驻石泉。12月5日，中共石泉县委改称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12月7日，召开石泉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1950年6月30日，中共石泉县工作委员会改称中共石泉县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石泉县委肩负起巩固新政权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历史使命。从1949年12月至1956年年底，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民主建政、剿灭匪患、反霸减租、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贯彻《婚姻法》和统购统销政策、禁烟禁赌禁娼及“三反”“五反”等运动，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1954年6月，召开中共石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石泉县委员会。这次大会后，全县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保证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

1957年，在党的八大正确方针指引下，石泉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可喜成绩。1957年6月26日至7月2日，中共石泉县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石泉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并选举产生了中共石泉县第二届委员会。5月初到翌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县机关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中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冤假错案，使一部分干部受到伤害。

1958年9月，县委决定撤销5个区，设立4个“大跃进”战区和23个生产建设兵团。并撤销36个乡（镇）党政组织，建立起23个政社合一、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此后，又先后两次将23个人民公社合并为12个、7个人民公社。1958年12月，撤销汉阴、宁陕两县并入石泉县。全县共建立12个人民公社，93个管理区（镇）。中共石泉县委设立书记处，各人民公社、管理区（镇）分别建立党委或党总支。1959年10月27日至11月9日，中共石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期间，对所谓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机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此后，“反右倾”运动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开展。由于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致使石泉县的各项工作出现严重失误，生产力遭到破坏，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伤害，一度造成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加上连年旱灾，导致国民经济出现了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严重困难局面，发生饿、病死群众的严重事件。1961年到1966年春，石泉县各级党组织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克服种种困难，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前一段的“左”倾错误，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全面调整和发展国民经济，取得了很好成绩。1961年9月，恢复汉阴县、宁陕县建制。1962年3月，中共石泉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是年，全县农村普遍开展整风整社，纠正 “一平二调”的错误做法，同时对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立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制度，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农业生产出现迅速恢复与发展的好势头。9月，县委书记处撤销。

1963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县城乡逐步展开。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去审视一切问题，致使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和不应有的处理，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给党的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组织建设、社会生活和经济工作等各个方面，都给石泉县带来严重的灾难，也使石泉县的各级党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蒙受了一场浩劫。1966年6月28日，中共石泉县委和中共安康地区社教工作总团委员会发出《关于暑假集中中学、小学教师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同时学校中红卫兵组织也开始出现，并积极参加所谓“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9月，西安地区大专院校“南下造反团”学生先后到石泉县“串联”“点火”，鼓动“造反”，煽动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石泉的局面更加混乱。全县机关、学校、工厂都摆开大批判战场。10月18日，中共石泉县委和中共安康地区社教工作总团在石泉中学召开6000多人的大会，对中共石泉县委和中共安康地区社教工作总团的领导人进行批判，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共石泉县委。月底，石泉县第一个群众组织“石中临委”成立，接着各类群众组织在全县各地、各系统很快建立和发展起来。12月28日，中共石泉县委发出《认真贯彻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通知》,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到全县农村。1967年1月，成立县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和县委生产领导小组。2月，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部分单位的党政组织被“造反派”夺权，到1967年9月，各级党政组织基本瘫痪。各类群众组织在夺权混战中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进而造成工厂停产、学校停课，使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泉县人民武装部奉命介入石泉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三支两军”，说服、教育、帮助两大派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1968年2月，石泉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级革命委员会——曾溪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石泉县革命委员会及县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县级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各区、人民公社（镇），也先后成立革命领导小组、革命委员会及其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各级革委会实行“一元化”领导，取代各级党政组织的职能。1968年10月开始，全县开展了以“清理阶级队伍”和整党建党为重点的“斗、批、改”运动。1970年后，在整党建党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党组织和恢复党员组织生活。1971年6月，中共石泉县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石泉县委。1973年后，逐步恢复县委的部分工作部门。中共石泉县委恢复后，继续贯彻和落实中共“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全县开展以“批陈整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县又转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批判。之后，接着开展“评法批儒”, “评《水浒》”、批“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1975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石泉县各项工作出现新机。但是，这种生机很快又被1976年开展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打断。

“文化大革命”期间，石泉县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由于全县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始终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仍然坚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其间，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开展“农业学大寨”，兴修了一批基本农田和水利工程；组织3万多劳力，参加“三线”建设，建成阳安铁路、池云公路、石熨公路和石茶路、马岭关改道及石泉汉江大桥、石泉水电站等重大工程。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在中共石泉县委领导下，全县深入开展对“四人帮”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全县工农业生产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开始正常发展。但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及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党的工作处于徘徊前进的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共石泉县委和各级党组织开始全面地、认真地清理和纠正“左”倾错误，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开展“摘帽”工作，调动了全县人民的积极性。党的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学习讨论，使党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随着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自1949年12月石泉县解放，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石泉县委领导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进而掀起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一些曲折，但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令人鼓舞的！195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780万元；1978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5770万元。同时，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迎来了政治文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