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秦之先世
秦人原是以鸟为图腾的环海居住的东夷族，他们与商人有着共同的祖源。《诗经·商颂》讲到商族起源时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同样，《史记·秦本纪》讲秦人的起源也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是一个多么相似的美丽传说。
鸟生神话，是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迹，属族外婚的产物，是中国古代东方环海居住民族所共有的历史文化特征。《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鲁国叔孙昭子与郯子的一段对话，昭子问：“‘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①这种以鸟名官的故事，至春秋时由于年代久远，已逐渐变成为一种模糊的记忆。但作为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当是不容置疑的。当年孔子听说此事后亦为之震撼，要“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②
无论是鸟生神话，还是以鸟名官的故事，见于历史记载的还很多，不烦赘举。但严格讲，这些都发生在古代环海居住的民族部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东夷族生活的地区，而绝不见于我国古代西部或其他地方。因此，范文澜先生曾总结说：“大概卵生的神话，在东方诸族中分布很广，……卵生是东方诸族流行的神话。”③
秦人来源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人的一支。传说他们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少昊与颛顼。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中谓，颛顼为秦之祖先。在司马迁的古史系统中，他被列为五帝的第二位，是东夷族的著名领袖。秦人将颛顼奉为始祖，不仅见于古文献记载，而且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明。1985年出土于凤翔南指挥村一号秦墓的石磬有“天子宴喜，龚桓是祠，高阳有灵，四方以幂”的铭文。高阳是颛顼的号，《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提到秦人的远祖颛顼，而颛顼以上，秦人的远祖世系却没有讲。但在《山海经》这部被喻为“失落的天书”中却提到：“东海之外有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与此。”孺同乳，指古代氏族的分化产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颛顼一族是从少昊氏族部落中分化出的一支。《山海经·西山经》有“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的话。后来，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应即渊源于此。
秦人以少昊、颛顼为远祖，这种基于远古时代对氏族祖先的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作为口述历史一直保留了下来。从而也证明，司马迁的说法渊源有自，绝非向壁虚构。
秦人先祖颛顼是上古时代东夷族的著名领袖。史书说他：“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①当然，颛顼最大的功劳，还在于他以自己的知识，使他的人民摆脱了人神杂糅、家为巫史的蒙昧状态，开辟了一个文明的新时代。
《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大臣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斋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揭示出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一是结束了在此之前的“人神杂糅”时代，树立了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和严肃性，使神事和民事有了严格的区分，维护了天上（宇宙）和人间的正常秩序。为人间的最高领导者树立了不可侵犯的权威。也就是说，只有人间的最高领袖才有通天的权利。二是司天与司地职能的划分，即《五帝德》所说的：“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颛顼根据当时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加强了对天象和物候的观察，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历法，即颛顼历。《古史考》说：“颛顼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立春，五星会与天历营室。天曰作时，地曰作昌，人曰作乐，鸟兽万物莫不应和，故颛顼帝圣人为历宗也。”说颛顼为历宗，未必全部符合事实，但在古代往往有把许多重大发明集于一个领袖人物身上的故事，颛顼历以颛顼命名，也许是因为颛顼把当时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进行了总结，予以发扬光大，在历史上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不仅秦人一直在使用颛顼历，汉初诸事初创，袭秦正朔，也沿用了秦的颛顼历。《汉书·艺文志》收录有《颛顼历》《颛顼五星历》，虽然未必就是颛顼的原本，但因此也可以看出，颛顼历的实用和科学价值有着长久的生命力。
历法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它不仅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有章可循，可以预测，而且大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使人类社会生活更加趋于秩序化和规范化。这种以人为本的思维格局，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了人类掌握自然规律并进一步战胜自然的能力。秦人既以少昊、颛顼为先祖，因而秦人的文化亦绝非后世人所想象的那么落后。说明秦人早已与华夏文明融合为一家，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讲到秦文化的落后，人们最爱援引的是秦孝公在变法时讲的东方诸国对秦人以“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狄遇之”，和王国维“秦之祖先，起于戎狄”那两句话。其实，若仔细推敲，秦孝公的话实在是为了激励他的大臣和民众而发，并非是你说我是夷狄就是夷狄。更何况，夷狄一词在秦孝公时代早已发生了变化。这时的夷狄不仅指华夏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而且也是华夏敌对国家之间相互诬蔑对方的称呼。春秋时戎狄观念并不是以种族或血统为根据的。例如：“晋国因为攻过鲜虞也被称为戎狄。”《谷梁传》昭公十二年云：“晋伐鲜虞，其曰晋，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也，故狄称之也。”王玉哲先生因此说：“晋为姬姓，春秋时及以前的人都目之为正统的华夏，现在也因了侵伐而被称为夷狄，反以号称白狄的鲜虞为中国，这真是此期戎狄观念的特色。”①戎狄观念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说秦不与诸侯会盟，更讲不通。在春秋早期，秦已经多次参加中原诸侯的会盟，据马非百先生在《秦集史·会盟表》中的统计，秦单独或与其他诸侯一起与东方诸侯会盟的次数就多达四十二次。可举出的例证就有：鲁僖公二十八年与晋文公在温、鲁僖公二十九年在翟泉、鲁成公二年在蜀，晋厉公在河西的多次会盟都有秦人的参加（分别见《左转》僖公二十八年、僖公二十九年、成公二年、成公十一年）。至于王国维先生的那句话，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秦人是在戎狄人生活的地区，是在戎狄人的包围当中兴盛起来的。秦人原本就曾在戎狄人中生活，司马迁讲到秦之先世时就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②这亦完全符合春秋到战国这个阶段秦人的社会实际。《国语·郑语》曾讲到当时成周的情况：“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縢、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成周尚且如此，其实，秦又何尝不是如此。《史记·匈奴列传》记春秋时秦人所处环境时说：“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歧、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当时，民族的融合正处于高潮时期，民族杂居已十分普遍，秦人起于戎狄之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不能因此说，秦人就是戎狄。
秦人文化在春秋时代就已非常发达而被人称赞，《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季扎聘鲁观乐，在听到乐人演奏秦乐时评价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季扎惊叹秦乐之美，用“周之旧”来称誉，不无道理，因为春秋时流行的秦乐和歌诗明显地体现了夏、周文化的特点，体现了秦人对夏、周文化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少昊、颛顼之后，在秦人的发展壮大史上，伯益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史记·秦本纪》记载颛顼之苗裔孙女修吞玄鸟卵“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益。舜赐姓嬴氏。”
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嬴姓秦人的先祖伯益与夏禹同时，他助禹治水成功，曾受到帝舜的褒奖；二是他善于调驯鸟兽，舜帝因此赐姓为嬴氏。
赐姓在上古时期是一件非常重大而严肃的事情，是用来表彰功德的。“赐姓命氏，因彰功德”。① 赐姓有一定的原则和制度：“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②伯益因功德被赐姓并得到封地。《路史》后记七说；“伯益大费能驯鸟兽，知其语言，以服事虞夏。始食于嬴，为嬴氏。”注云：“嬴，盈也，庶物盈美而以为封，即泰山嬴县。”由此我们知道，伯益的嬴姓其实是来源于他的封邑，即嬴。伯益所封的嬴，春秋时为齐邑，秦时在此设嬴县，汉属泰山郡，北魏移治于今天莱芜市东北，唐长安四年（704）置莱芜县，县治在今天莱芜市东北嬴县故城。③ 此地应当就是嬴秦的祖源地。这里距商族最初的统治中心“商奄”很近。说这里是嬴秦人的祖源地，大概是没有错的，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清华简《系年》的佐证，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一文中，提到秦人先祖“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到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的缘故。飞廉失败后逃到他的故乡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在那里可以找到庇护和支持。
伯益作为嬴秦族的直系祖先，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以至于后世人在提到他的时候还说：“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①《世本》中还多次讲到伯益作井、作占岁之法等，可见，他在嬴秦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伯益的杰出贡献，使他成为东夷族部落联盟首领皋陶最亲近的大臣和助手。传说皋陶死后，伯益还曾被推举为部落领袖的接班人，但由于此时中国历史已经开始步入私有制社会，即“家天下”的时代，在接班人问题上竟发生了流血冲突。史书记载说：“益干启位，启杀之。”②权力已被视为私有财产，夏启不愿意“家天下”落入别人手中，所以杀了伯益。伯益之后，嬴秦人分成两个支系，即大廉和若木。他们分别获得了鸟俗氏和费氏两个氏姓。费氏的费昌生活在夏末商初，因夏桀的暴虐无道，费昌去夏归商，做了商族著名领袖汤的驭者，并参加了商汤灭夏之战——鸣条之战。而鸟俗氏即大廉的一支在商王太戊时也因为善御而为商王重用。《史记·秦本纪》说：“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作为商王的诸侯和重臣，嬴秦人忠心于商王朝。特别是商朝末年的飞廉父子，更是助纣为虐。据《史记·秦本纪》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纣。”周成王时，飞廉等参与三监之乱，动乱被平定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将商奄之民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之先人。”他们被迁的地方《系年》称作“邾圉”，此地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住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③
被迫西迁至西汉水上游的“商奄之民”，也即秦之先人，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困苦之后，开始定居到今天甘肃东部的甘谷和陇右的天水一带。他们筚路蓝缕，重操旧业，在逆境之中重新崛起，而这时引领秦人走向强盛的领袖人物就是非子。
关于非子的身世，《史记·秦本纪》是这样描述的：“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飞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泰山。飞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成王，得骥、温骊、骅骝、 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飞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飞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
作为大骆族的一支，非子一直生活在西汉水上游的犬丘一带，它秉承了嬴姓族人的文化传统，即“好马及畜。”“而嬴姓国域中心西垂附近更是繁育马匹的理想地带。西汉水主流及其支流冒水河（古阳廉水），西和河（古建安水），永坪河（古武植水）燕子河（古夷水）所形成的河谷川原和盆地，虽然面积不算宽广，却大都水土肥美，农畜兼宜，两岸山坡平缓，水源充足，分布着许多优质牧场。今礼县东部的盐官镇，即汉晋时期名闻遐迩的卤城，盛产井盐。朱绣梓撰《西和县志》云：‘盐官城内卤池广阔十余丈，池水浩瀚，色碧味咸，四时不凅。饮马于此，立见肥壮。'”而存在盐井、盐池的地方，“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大家畜可以从水草中不断补充必要的盐分。”①这样优越的条件和善于调驯鸟兽的部族传统，使非子在畜牧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声名很快地传布开来，并引起了周王的注意。“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周孝王说：“‘昔伯益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赢氏祀，号曰秦嬴。”②
非子是嬴秦族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说其划时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嬴秦族历史上非子成为其祀统的正宗，是嬴秦的高祖，是世世不毁的受祀者；其二，从非子开始，嬴秦族被天下共主的周王封为“附庸”，被正式纳入西周王朝的分封体系之中，成为西周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三，非子的嬴秦族被周王封为附庸，从此之后，也就有了定期向王室朝贡，保卫王室以讨不庭的权利和义务；其四，周王的分封，使非子这一系嬴姓人正式获得了“秦”这一氏号。关于这个“秦”字的来历，我们还注意到周孝王分土附庸非子的讲话中“复续嬴氏祀”这句话，所谓复续，它意味着非子所取得的不仅是宗子权、主祭权。同时，也取得了伯益封土所拥有的地名权，即“秦”这个称号。不过，这个秦已不是东土的秦，它的位置应在西周统治的核心地区，即今天关陇地区了。
我们不同意说非子所封之秦与伯益所封旧地没有关系的观点。伯益所封的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是在商奄附近，此地原就有名为“秦”的地方，《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记载：“秋，筑台于秦。”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记载：“周文王世子伯禽父受封为鲁侯，裔孙以公族为鲁大夫者，食邑于秦，以邑为氏。”秦作为地名，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这里是当年嬴族人聚集的地方，这里不仅距离商族最初的统治中心商奄不远，而且与传说中秦人的先祖颛顼所居濮阳也很近，所以，周孝王让非子“复续嬴氏祀”就是赓续了东方之秦这个称号。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非子受封之秦地在关陇何地，向来聚讼纷纭。自《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秦州清水县本名秦，嬴姓邑。《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是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这个秦就在今天甘肃清水一带①。其实，这个看法是大有问题的。
非子的被封颇为曲折，因为非子为大骆庶出，周孝王当时打算立非子为附庸，但却遭到了申侯的反对。申侯反对的原因是因为还有大骆的嫡子成存在，他说：“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②申、骆都是周王室在西陲地区的封疆大吏，所以周孝王经过权衡之后，决定把非子分封到秦。非子受封到秦，便离开了西犬丘。非子分封的秦，究竟在什么地方，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确指。所以引起后人的多方猜测。但由《史记·秦本纪》所记周孝王召非子“使主马汧渭之间”，又“分土为附庸，邑之秦”联系起来看，这个秦当在汧河与渭河相交之处不会很远的地方。此地由后来秦文公的一段话也可以得到证实。秦文公三年率领七百人东猎，四年到了汧渭交汇之处，《史记·秦本纪》记载他非常慷慨地讲了一段话，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这不是明白地告诉我们，非子的封地就在汧渭交汇之处吗？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叫“秦”的地方就在今天汧水入渭之处向西北至陇县这一三角地带。但其具体位置仍难确指，林剑鸣先生在氏著《秦史稿》中提出其地当在今眉县附近，刘宝爱在《“汧渭之会”刍议》一文中认为，此地在今天汧河西岸的宝鸡县千河乡李家崖一带，徐卫民的《秦都城研究》认为，其地当在千河与李家崖隔河相望的魏家崖一带，焦南峰在《秦置都邑于汧渭之会地点再探讨》一文中提出“汧渭之会”的确切地点当在今天陕西凤翔县城西南约15公里的长青镇孙家南头村一带。李零先生将其直接定位于“汧河和渭水交汇处，地点在宝鸡县汧河公社西，宝鸡市卧龙寺东，渭水以北的原区至此为汧河截断，东面是凤翔原，西面是贾村原。汧河就是穿过这两个原中西北流注入渭。秦人是养马世家，他们逐水草而居，这一带当然很理想。非子当年在这里筑有秦邑，后来秦文公又重新回到这里筑城，都不是偶然的。文公筑的城，我们估计很可能就是陈仓，非子所邑之秦，既与文公所筑城邑为一地或者相近，则其地亦当在陈仓附近。”①2013年第四期《考古与文物》发表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署名的《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该报告说：“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按文公所说，过去周王曾赐该邑给秦人先祖，那么本次所发掘出的先周与西周墓葬和遗址是否与文献记载对应，若果真若此，它将会对周秦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有重要意义，且为寻找秦早期都邑之一即 ‘汧渭之会’提供了线索。孙家南头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且有高等级墓葬在其中，判断它不可能是秦的某个宗族墓地，而应该隶属于某个都邑。再从地望年代上看，他正好与 ‘汧渭之会’较为吻合。过去在该墓地附近还发现过一处秦早期城址，那么这座城是否就是对应该墓地的 ‘汧渭之会’城，或者说，该墓地的发现至少为今后进一步确定这座城是否是汧渭之会城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应是比较实际的看法。
非子邑秦，意义重大，嬴秦族从此成为西周政治体系中重要一员，使其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周及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生产技术，有利于汧渭地区的开发，也为嬴秦人自身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为此后嬴秦人的东进及统一天下创造了条件。
非子之后，继位者为秦侯，秦侯立十年，卒，子公伯继位，公伯在位仅三年就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秦仲继位，这四代人都居住在汧渭之会的秦邑。秦仲在位时，适逢周厉王末年。秦仲在位第三年时，在西周首都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于彘，国人暴动影响很大，周室衰微，当时“诸侯或叛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② 这一次大动乱使西周的西垂边境防守全部崩溃，而大骆之族的被灭亡，意味着秦人赖以生存的根据地，秦人的宗庙、祖先的陵墓都落入他人之手，遭受凌辱，这显然是秦仲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个矛盾还在进一步扩大，对周室的生存亦不利，对秦民族的发展更不利。
新即位的周宣王决定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③ 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虽有抬高其身份地位之意，但更多的则是看中秦仲这一支力量。他寄希望于秦仲，希望以他的族众来藩屏周王室。
秦仲是公伯的次子，他是第一位进入西周权力机构中的秦人。虽然这个大夫的政治地位未必有多么显赫，但毕竟是有其名也有其位的权力人物。可是，对这样一位人物，包括《史记》在内的诸多历史文献，对他的行事记载却非常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当然，秦仲的事功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寻，从后世人对秦仲一些评价进行合理推测，我们还是可以了解一些的。《国语·郑语》记载郑桓公同史伯的一段对话：“公曰：‘姜、嬴其孰兴？’对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赢之俊也，且大，其将兴乎？'”韦注曰“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为宣王大夫，《诗序》云：‘秦仲始大。齐侯，齐庄公，姜姓之有德者也。此二人为姜、嬴之俊，且国大，故近兴。'”
这里谈到了国家兴盛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德，一个是大。所谓德，《论语·为政》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是说以德来教化百姓，人民就知道羞耻，而且行事也就正派。这里所说的德，就是指德化、教化，即以德治民、治国。而大又是指什么呢？《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解释：“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启。韦昭注说：‘国已险固，若增之一德，可以大开土宇。'”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大，即大开土宇，亦即广扩疆土之意。秦仲之大，显然也是指此。《史记》中关于秦仲大开土宇的记载，虽只有“秦仲为大夫，诛西戎”一句，但“诛西戎”三个字的背后，却充满了腥风血雨，折射了秦人开辟疆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前面我们曾指出，自非子开始到秦仲被封为大夫，嬴秦四代人均居于汧渭之间的秦邑。但从秦仲被封为周之大夫之后，就奉周王的命令，开始了诛伐西戎的斗争，向陇西一带进行扩张。这里不仅有收复故土的愿望，更多的则是扩大秦的疆域。当时的史书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关于秦仲及其族属西进的详细记载，但其他的一些文献，却为我们解读秦仲的事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考。郑玄《诗·秦风谱》说：“天水本隶秦，在汧陇之西，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水经·渭水注》说秦川：“有秦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矣。”《通典·州郡四》谓清水：“秦仲所始封地。”诚如上述，秦仲的始封地在汧渭之间的秦邑，而其他地方，都应当是秦仲“大开土宇”后的新辟之地。
秦仲“大开土宇”，一方面收复了因大骆被杀而丧失了的秦人故土，在陇右为秦人建立了稳定的后方基地，更重要的是，为此后秦人的东进扫清了障碍；另一方面，秦仲对西方诸戎的斗争，缓解了西周王朝的边境压力，使处于风雨飘摇中的西周王朝也赖以生存下来。秦仲对西方诸戎的斗争可谓十分艰苦，他本人后来甚至也牺牲在了对诸戎的战争中。他对嬴秦历史发展的贡献，令秦人永远难以忘怀，其后人在《诗经·秦风·车邻》中赞美他的恢廓大度、文武兼备，君臣知遇的情况时写道：“有车粼粼，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幷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其君臣相得之情景跃然纸上。同时，亦可见秦仲为嬴秦的发展壮大建立了多么深厚的基础。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6、1387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四》，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9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卷一，第39页。
①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3页。
① 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74页。
① 彭铎：《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01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61页。
③ 陈明源：《中国县级以上政区历史名称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
①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第177页。
②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③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起源的重要发现》, 《光明日报》, 2011年9月8日。
① 祝中熹：《秦史求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77页。
① 分别见：《史记》, 《集解》引徐广说；《正义》引《括地志》，引《十三州志》，徐日辉：《秦早期发展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第177页。
① 李零：《〈史记〉 中所见秦早期都邑葬地》，礼县博物馆、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编《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②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8页。
③ 《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