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二月中旬，还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雷依群教授发来了他的大著《秦咸阳时代》书稿，希望我为是书的出版说几句话。依群教授是老兄，我怎敢贸然置评？况且，秦史研究还在我的学术视野之外，写序的事对我来说难免尴尬。但和依群兄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借此留存一段友谊，也是难得的机遇。所以，短暂的犹豫之后，我还是不揣谫陋，答应下来。

《秦咸阳时代》是个好选题，也是个大选题。秦国的咸阳时代，恰恰是其一步步走向强盛，并最终实现了一统天下之志的时代。学界为秦的统一，提供了诸多解释。诸如商鞅变法开始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政策的有效推行、远交近攻的战略策略、开放性的人才政策、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发达的技术条件、完备的交通条件和运输能力，等等。人们为秦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寻找了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思想文化的各方面解释。但是，看到依群兄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猛然想到，是不是也该研究一下其中的咸阳因素呢？咸阳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条件、社会风貌习俗、历史文化传统所凝结而成的咸阳因素，是不是渗透在秦统一的过程中？进而，秦自咸阳出发完成统一大业，建树起历两千年而不衰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使中国走出一条独特的历史道路，是不是也把咸阳因素深深地嵌入中国历史的发展之中？在中国史研究中，可不可以提出一个“中国历史的咸阳因素”命题呢？依群兄的这个选题，引发了我的诸多玄想。

咸阳时代的秦国历史，真的是需要好好发掘的。秦国是在这段历史中逐渐强盛起来的，而这段历史（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也正是中国历史的转型期。可以说，人们常说的周秦社会转型的政治中心就在咸阳，周秦社会转型是在这里被引领实现的。有人对这次社会转型估价很高。譬如说，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社会转型。这次社会变迁不仅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剧变，而且还包括国家政策、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是名副其实且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但这次所谓的转型却有几分诡异。

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最初国家形态，就是君主专制。如果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国家政权形式看，主要的就是分为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两个大类。在这两种政体中站队的话，中国自然是属于专制政体，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政体自平王东迁开始受到了历史的质疑，带来了历史的巨大震荡，所以才有今天人们所讨论的社会转型。但有意思的是，转型的最后结果，不是否定了先前政体的专制属性，而是更加强化了它的专制性，转型选择的是政治权力的全方位更加集中。商周以来有限的王权社会，转型为一个高度集权的皇权主义社会，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所以，周秦汉社会转型，体现的仅仅是一个社会运转机制或方式的转变，而不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所谓的转型里边，蕴含了什么样的政治密码？秦国咸阳时代历史的深入研究，会不会有益于寻找问题的答案？

依群兄的书中涉及秦统一之后的国家统治思想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秦的国家统治思想，实际上也是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从汉初的过秦思潮开始，就一直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话题，论者可谓多矣。但几乎都是将其置于汉代人所设定的先秦学术分析模式之中，去辨析其思想属性的派别归属，提出了法家说、杂家说、阴阳家说等等多种看法。而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政治家的特定身份，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思维个性，则被严重地忽略了。试想，当我们说秦始皇的思想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或阴阳家思想的时候，是不是在指陈这样一种事实：法家思想——商鞅、韩非的思想，儒家思想——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阴阳家的思想——邹衍的思想，墨家的思想——墨翟的思想；而当人们做完了秦始皇是法家、是儒家、是阴阳家或者是墨家的分析的时候，则会发现，我们原本是研究秦始皇的思想，而最后看到的却是商鞅、韩非，是孔子、荀子，是邹衍、墨翟，而秦始皇呢？秦始皇所有的都是别人的思想，他自己有没有思想呢？可见，以往这种思想分析方法是很有问题的。问题就是，当我们把秦始皇换算成商鞅、韩非、邹衍、墨翟的时候，秦始皇的个性，他的人生经历所给予他的思想的特殊性，他的社会地位所要求他做的特定的政治思考，他的历史环境和背负的历史使命所给他的思想指引，则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这种“家派分析模式”，完全屏蔽了思想家或政治家鲜活的思维个性，将思想史研究引入歧途。

其实，“家派分析模式”还忽视了政治家思想的特殊性问题。家派分析模式面对的是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儒家思想、法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墨家思想，它们都是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真理性探索，是真诚的学术思考。而把这种有纯真的学术性思维产生的解读模式，套在政治家头上，就有点方凿圆枘的感觉了。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是真正的政治家，用一般的分析思想家的思维模式来看待秦始皇，是不可能不出现思想的扭曲的，或者说，是不可能认识秦始皇思想之真谛的。政治家的思考不同于思想家，国家统治思想的选择，也不可能像思想家那样单纯。思想家是一群“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他们的历史使命是献身于真理的追求，无论其思考的结论如何，也都是真诚的思想探索；而政治家则不同。政治家的思考，是着眼于现实的利益追求，是确定的需要的反映。可以说，政治家是很少有信仰的，他是跟着利益走的。我们决不能糊涂到认为政治家也像思想家那样去相信什么真理或信仰，说什么秦始皇是法家、阴阳家，他信仰法家学说，迷信阴阳家说辞，这样我们就显得过于幼稚了。政治家是不可能用任何一家的什么思想理论来束缚自己的。如果他看到什么思想有用或者对他有利，他拿来就用，但是要说他迷信什么理论，信仰什么学说或思想，那就谈不上了。前人的思想理论只可能为其利用，而不可能成为他的束缚。

所以，对秦始皇统治思想或曰秦王朝国家思想属性的判断，断不能套用那种分析思想家的“家派分析模式”。我们研究秦始皇的思想，首要的是了解他面对的政治需要和政治利益，他需要做什么，什么思想有可能为他所用。他一定是跟着需要走的。用分析思想家的分析框架来看待政治家的思想，是一种身份错位。秦始皇不是法家、儒家、阴阳家，更不是杂家，秦王朝的国家思想，也绝不是法家思想、儒家思想或阴阳家的思想，他是从诸家思想资料中汲取营养，而围绕着大一统专制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构造的皇权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秦王朝国家统治思想研究，应该从以往传统的家派分析模式中摆脱出来。依群兄在书中说：“秦始皇在吸收了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儒法兼容、综合百家、以实用为目的、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统治思想。”这样说是确当的。它吸收百家，而不是百家，更不是百家中的哪一家，是融百家而成“秦”家。

我个人不做先秦史研究，更不做秦史研究，对依群兄大著的真正价值难以有充分的发掘。不过，也不应该由我做过多的推介，论著的真正价值，是要由学界来认定、由读者来评判的。我在这里想说说和依群兄相识相知二十年的朋友之谊。

我和依群兄相识，是在1999年10月咸阳师范学院承办的中国武则天学术讨论会上。当时，依群兄是会议的承办者，会务忙得要命，但他还是安排出时间，陪我参观咸阳市的博物馆，看了未公开展出的一些珍品；陪我游览汉阳陵和唐高宗乾陵。那是我第一次瞻仰武则天的无字碑，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次和依群兄的初识，他的温柔敦厚、热情诚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后，在一些关于秦汉史的学术会议上，也不断有见面的机会。虽然我们交往不多，但却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像是那种不需要言语交流就能特别理解的感觉。依群兄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在一次会议上，他的发言引起我的注意。他给会议提交的是一个论文提要，论题本身的价值以及概要性的文字中透露出很敏锐的学术思想，使我看重了这个选题。当时，我任《史学月刊》主编，参加会议的任务之一就是采稿，发现好的稿子要立马抓在手里。于是，我便向依群兄约稿，希望他的论文成稿后在《史学月刊》发表。依群兄自然是答应了。但是，事后几年，他却一直没有兑现他的承诺。《史学月刊》虽然不是什么大刊，但在国内史学期刊中也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相信，依群兄不是看不上这个刊物才没有履行承诺，很可能是一直没有把论文的学术思想完善成熟起来，而不肯轻易发表。他的爽约，倒是一种严谨的表现。一般说，学者们多是会珍惜《史学月刊》的约稿机会的。依群兄的放弃，倒使我对老兄更多了一分敬重。我想对读者说，像这样严谨的学者，其学术论著多是可以信赖的。

一篇小序，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该打住了。谢谢依群兄不弃，给我这么个说话的机会，得以把我们的友谊保存下来。至于上边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肆意狂言，就请依群兄和读者诸君见谅吧。

是为序！

李振宏

2020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