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一个到达延安的美国女记者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Smedley)(1892-1950),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父亲是一位矿工,母亲是一位传统的工人家庭妇女,操持家务、外出做零工补贴家用,最后死于营养不良和操劳过度。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史沫特莱帮别人家看过小孩、在烟厂做过工、在小学当过老师、推销过杂志、当过杂志社主编的秘书。史沫特莱在坦佩师范学校(今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时担任了校刊《师范生》的固定撰稿人和总编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迪戈师范大学期间创办了校刊《师范新闻》,这两次校刊工作经历为她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奠定了基础。在纽约她参与社会党和国际产业工人联盟组织的反战游行和反战演讲,结识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美国印度自治运动联盟领袖——莱帕特·拉伊。在做拉伊秘书期间,她接受了卡达尔党的主张,即通过武装斗争把革命付诸行动。她于1918年3月被捕入狱,出狱后她成为一名社会党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者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者,并且通过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她从不试图表现得‘客观’和‘中立’”①,她不仅提倡妇女解放、声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多次以记者身份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为了将中国民族革命和印度的民族革命连接起来,她决定去中国并且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作初步研究,从此她就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
1928年底,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东北,目睹了因战争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暴掠夺。1929年5月到达上海后,她认识了宋庆龄以及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这成为她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认识的起点。通过体验上海工人的生活,从在自己寓所养伤的红军将领那里了解中共苏区的具体情况,她完成了《中国人的命运》一书,随后她创办《中国论坛》杂志,协助宋庆龄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1933年6月去苏联养病期间,她完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1934年又重新回到上海。在上海的生活经历,既让史沫特莱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奢靡的生活作风,看到了国统区人民的困苦和艰难,也使她对中共苏区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西安事变结束后,史沫特莱于1937年1月12日搭乘一辆军用卡车来到熟悉又陌生的中共苏区延安,直到9月18日因健康状况不佳返回到西安。史沫特莱在《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她采访过多位中共红军将领,这使得她对中共的情况可谓如数家珍,但这却没能让她成为首访陕北中共苏区的外国记者,这使她倍感遗憾。究其原因,一是史沫特莱较为倔强和强势的性格引起了宋庆龄的不满,而宋庆龄恰恰是中共与左翼人士联系的重要人物;二是中共当时需要的是一位无明显政治立场但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记者,当时史沫特莱已经是一位知名的“左”倾激进分子,甚至被指为共产党人,让她作为中共对外表达立场的媒介并取得英美等西方国家和社会舆论的同情,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三是时间和局势的要求。斯诺和马海德是1936年7月到达保安,而史沫特莱当时正在西安潜伏,时间上的冲突,使之不能去保安。
史沫特莱最终还是来到了延安这个她日思夜想的中共苏区,她从1937年1月28日一直待到9月7日(她和海伦一起离开延安, 9月18日到达西安)。在西安及延安的日子,她见证了国共两党由内战走向合作的过程,并深刻感受到了中共对抗日战争必将胜利的信心。延安之行,使史沫特莱对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共有了深刻的认识。
(一)史沫特莱在延安的活动
1、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
在去延安途中的三原,史沫特莱同彭德怀有过多次交谈,交谈的话题很广。彭德怀告诉史沫特莱:“国民党对我们散布各种谎言”①,但是群众不会说谎,中共的力量来自群众,若真如国民党所散布的谣言那样,群众早会消灭红军,消灭中共。彭德怀要史沫特莱自己从百姓那儿问他们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
在对朱德的采访中,朱德告诉她,“共产党员的主要义务是以统一战线为原则对红军进行再教育”①,因为知识分子的大量涌进给延安带来了很多问题,“各种学生甚至蓝衣社特务和其它党派的特务也混进来了”②,所以延安教育除了缺乏教材外,还存在人员混乱、难以统一教育的问题。朱德在向她忆述自己生平的同时还简要的叙述了工农红军的数次艰难转战和历次战役。“每星期两晚或三晚会在一起,由我记录朱将军的谈话”③,她对朱德的采访持续了4个多月,直至朱德赴前线抗战离开延安。她经常对朱德采访到深夜,与朱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后,史沫特莱还多次到抗战前线采访朱德,还和朱德联名写信给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促成了以柯棣华为首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成立和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史沫特莱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国共双方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时期。
史沫特莱在1937年3月1日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在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给斯诺的信中提到:“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④。在3月29日,写信给范长江,“随信附上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稿和祭黄帝陵文,请你(范长江)在可能时予以发布”⑤。根据1937年3月16日至4月3日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三百三十八期至三百四十三期刊登的内容,史沫特莱当时分别就统一战线的具体内涵及实施的情况、对中日局势的认识及九国公约在中日战争中作用的认识、中共在西安事变上的态度及具体作用等内容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则做了客观详细地回答:对于九国公约等条约在中日战争的作用,毛泽东认为是没有多少实际政治作用的,要想真正制约日本的暴行就必须在条约中加上用武力干预日本侵略的内容;对三民主义的看法上,毛泽东认为三民主义的实质内容和共产党的主张是不冲突的,且早在之前中共就已经共同信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也坚持只打自卫反侵略战;即使没有国际援助,中共依然会坚持抗战,但坚持认为美苏中英法五国应建立反战联盟对抗德意日的法西斯暴行……最后毛泽东还与史沫特莱交流了中国与日本和平谈判的条件和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1937年3月1日,史沫特莱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和朱德
1937年4月初,周恩来在延安接见了史沫特莱,双方就统一战线的谈判情况进行了交流。周恩来告诉史沫特莱,国民党因为不肯实行民主制度所以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两党合作、统一战线的某些条件①。两人还就国民党中反对统一战线、实行民主的第一人何应钦的看法和何应钦在国民党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史沫特莱来延安的时候,正值国共双方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时期,她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也主要集中在这一方面。中共领导人在谈话中对统一战线的谈判情况、三民主义与中共主张以及西安事变的相关看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精神,愿意同国民党一起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谈话真实的反映了国共双方关系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史沫特莱在这一时期对中共领导人的访问可以视作中共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对日作战战略的一个简要概述,使人们对中共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举措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了解。
2、在延安的日常工作
致力于图书馆工作。史沫特莱在朱德创建延安鲁迅图书馆的基础上建立了该图书馆的外文部,她用自己在中国搜集到的外文图书,在自己的窑洞里创办了“鲁迅图书馆外文部”,亲自担任管理员。其图书主要有英、俄、日、法、德等外文马列著作和其它进步书籍。同时利用自己与斯诺等其他国际友人的关系为延安引进一批外文杂志和外文资料,丰富了图书馆的图书。但是在延安,只有少数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懂得外文,所以外文部的查阅量也不是很大。
投身新生活运动。来延安后,史沫特莱看见延安妇女依然是束缚在婚姻家庭中的生育机器,便组织起农村妇女和女干部们,向她们宣传节育理论,并告诉她们正确的避孕措施、发放药物。然而,延安的文化环境和中国历来的封建影响使得史沫特莱的这一运动并未得到当地妇女和女革命者的响应。
发起灭鼠灭虱运动。农村人的卫生意识不强,延安又地处中国西北地区,缺水严重,这使得当地人很长时间都不能洗澡,也没有洗澡的习惯。在当时的延安,老鼠和虱子长期与人们“共同生活”,人们对它们也早已习以为常,“我的灭鼠运动并没有激起人们的强烈兴趣。老百姓视老鼠为天生万物灭不掉的东西”①。史沫特莱看到鼠虱与人们如影随形,分外放肆,便给人们讲解鼠虱的危害,号召延安百姓灭鼠灭虱。她托人从西安买来大量的捕鼠器,甚至委托好友从北京寄来灭鼠器,号召大家一起晒被子、烫衣服。但老鼠虱子在当地人看来稀疏平常,甚至有人将史沫特莱千辛万苦托人买来的捕鼠器拿到集市上卖了。灭鼠灭虱运动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引进交际舞。来到延安后史沫特莱觉得延安的生活太严肃单调,便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贺龙、朱德等入手,在延安掀起了交际舞热潮。因为她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牛仔之中,史沫特莱喜欢像《在老护林熊头上》《红河谷》《她从山那边来》这类民歌。她常用这类民歌的唱片教跳舞……起初,没有几个妇女愿意跳舞,常常只有男人跳。当时她44岁,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但她具有孩童般的活力,喜爱娱乐和快活,使她同这些“土包子”举行的舞会比纽约的第一流舞会更欢乐更美好。史沫特莱还教会了毛泽东、朱德等跳交际舞,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每周六晚便会在延安的中央大礼堂里举行舞会,很多同志刚开始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在舞池边上观望,但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鼓励带动下,舞会也热闹异常。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彭德怀喜欢观看,不喜欢跳;周恩来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贺龙的舞姿最好”②。交际舞在很短的时间内兴盛起来,每周六周日晚便成了延安最热闹的时候,“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沟由原天主教堂改成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沿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①都举行了包括交际舞会在内的文艺晚会,交际舞在延安成为一种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史沫特莱于1937年9月7日离开延安后,交际舞依然活跃在周末的延安党政机关的礼堂之中。
此外,她还和当时在延安的外国友人们在一起讨论中国的舆论现状,认为“国民党政府多年来,用控制一切舆论机器,进行新闻检查、收买外国通讯社、情报机构的记者等等专政手段,让西方世界的人民无法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②。
在延安,史沫特莱还与李德、马海德作过邻居,与丁玲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在延安,她以极大的热情采访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掀起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第一个高潮。”③史沫特莱曾经向上海有权威的外国编辑和记者发去邀请信,要他们来延安亲自看看真实的中共,很多记者响应史沫特莱的邀请,欲来延安采访,但其中很多被国民党威胁或者强行阻止而未能如愿。但也有国际友人冲破了重重阻碍,如纽约《呼声论坛报》的记者雅克托·凯恩、周游中国的欧文·拉铁摩尔博士等。
(二)延安印象
1、享受延安生活
熟悉的自然环境。来到延安,满眼都是干枯、黄色、几乎没有植被覆盖的山和高原,凄凉的陕北让史沫特莱想起了小时候生活的科罗拉多,那是深褐色的高原,和陕北一样都充斥着贫穷和艰苦,那里的矿工和陕北人民一样勤劳却也一样贫穷。重遇故人,除了丁玲、王炳南等好友外,史沫特莱还在延安重遇了一群特殊的故人。在西安时,史沫特莱曾在街头救治了很多伤员,这些伤员有的是红军及其家属,有的是平民百姓,此时他们都围在史沫特莱的跟前,欢迎她到访延安。史沫特莱在延安人民为她举办的欢迎会上热情地发言,她把自己定位为政治运动者而非职业记者,她讲述着自己的革命见闻并向延安的人民表达着自己和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惬意的“家庭”生活。正如海伦·斯诺看到的一样,延安是一个尘土飞扬、老鼠乱窜的中国一角,士气受到肺病、鼠疫的考验,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史沫特莱却享受着生活的安静美好。中共给史沫特莱分配了一个警卫员和“小鬼”,但是史沫特莱在他们的面前却扮演着护士和“母亲”的身份。警卫员有肺炎需要照顾,“小鬼”才11岁还正是需要母亲照顾的年纪,史沫特莱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还领来一个同样是11岁的四川孩子照顾,毫不吝啬的用“母爱”温暖着他们。史沫特莱给自己的朋友兰德尔·古尔德形容这段生活状态:“我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①
1937年,史沫特莱与她的翻译吴光伟(又名吴丽丽)在一起
2、对中共领袖的整体印象
“严肃”的彭德怀。彭德怀给史沫特莱留下的印象是“严肃”的,律己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受到部队官兵的爱戴和尊重。他“讲话很少幽默,至于轻松愉快的谈话,我一次也没有听他说过。天南地北的闲聊他可以听下去,自己总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的下级说他是‘同革命结合’的人。信然。”①
“令人肃然起敬”的朱德。朱德这位红军之父作为一名典型的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他的品质和人格魅力都深深吸引着史沫特莱,也正是因为这份特殊的感情,才有了《伟大的道路》这本价值非凡的著作。到延安的第一天晚上,史沫特莱便去凤凰山下找到了朱德,在几次的交谈后,她让朱德将他的经历讲给她听。朱德不认为自己的生平有采访的价值,要她和其他红军将领中共领导交谈后再决定,史沫特莱在采访完其他人之后还是决定将朱德的经历记载下来。因为她在延安最早接触的中共领导便是朱德这位红军之父,他既是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带领着红军四处征战,又是个头颅价值两万五千块大洋并被国统区报道“死”了很多次的“土匪”。朱德的品质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史沫特莱,而之后几个星期的接触和谈话,史沫特莱和朱德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无人能比的毛泽东。个子高大令人生畏的毛泽东无人能比,因为毛泽东没有出过国,是个地道的中国理论家,他的理论完全建立在中国的军事和历史经验之上,这使史沫特莱很钦佩。她在拜访毛泽东后写道:“他没有朱德的谦逊风度,即使他风流潇洒,但他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②, “毛泽东的诗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中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他城府很深,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①。
英俊睿智的周恩来。他双目炯炯有神,面庞清秀,任何时候都保持端正直立的姿态。他受过高等教育,“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②。为人襟怀坦白,开诚布公,不存门户之见,不计个人权力尊荣,维新开明,和邓颖超有着天长地久永不渝的革命爱情,他们儒雅地过着现代生活。
作为“左翼”记者,史沫特莱从1937年1月到9月一直待在延安,经历了中共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红军开往前线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共由十年内战走向抗战的关键转折期。史沫特莱在上海、汉口、西安和延安等地方的生活经历,使她对国共两个区域的民众生活和民主治理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好感。史沫特莱尤其佩服朱德,只因为这位伟大的军事领导人身上具有普通中国人的优秀品质,而且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群体所具有的高尚品格、坚定信仰和无私奉献精神都让史沫特莱为之赞叹。她看到这个以民族和人民利益为先的群体在抗日战争中将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并将在未来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她在此后的时光里一直为中国革命奋斗不息的原因所在。
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后就一直奔走在革命的最前线,她将她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之中。与中共和红军官兵共同生活的经历让史沫特莱更加确定“中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是属于他们的”③,更坚定了她要投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决心,在延安生活时她就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中共考虑到她的特殊身份,认为她留在党外可以声援中共和中国抗战事业,比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更大,就拒绝了她的入党申请。
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后于10月份到达山西五台山,她被安排住在八路军政治部。在山西期间,她一边随八路军行军,一边写作,完成了一本日记体的通讯作品——《中国在反击》。她到达汉口就与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一起为伤兵服务。她以宣传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不仅不领薪水,还将自己从《曼彻斯特卫报》所获酬劳的一部分捐献给了医疗队,她“还向世界性组织团体写报告呼吁救护车辆、汽油、医疗器械和医药物品”①。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写到她身处皖南时的感概,“时至今日,我同各方面的人打过交道,虽然所持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均从人类进步的思想出发考虑问题。尽管历史会出现暂时的黑暗和干戈纷扰,我们一息尚存、大家都充满解放中国、振兴中华推动社会向前进的信心和希望”②。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文集
1941年她回到了美国生活,期间完成朱德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的撰写。后来她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迫来到英国。新中国成立后邀请史沫特莱重返中国,这也是她的迫切愿望。1949年11月15日,她准备经英国来中国,却未曾料想,就在英国与世长辞了。
史沫特莱一生中与中国相关联的岁月最多,她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她用细腻的文笔记载了那个时期中国妇女的生活状态和因为战乱带来的民不聊生,她敏锐地感知并传播着中华大地上中国共产党这支坚强勇敢的队伍为民族解放所做的努力,她坚定地相信中国的命运属于中国共产党。她不断地置身于中国革命并不断地报道中国革命,这让她不仅成为一段段生动历史的记载者,更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宣传者。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朋友,她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的一切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①朱华丽:《史沫特莱》,辽海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②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③ [美]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文集3),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④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660页。
⑤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667页。
①中共与红军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条件。电文中提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指挥,装备给养同其他军队相同,可以保留红军自己的政治制度。要求实行民主,保障民权,释放除敌特汉奸外全国一切政治犯,取缔对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中国共产党宣布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利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用民主制度代替苏维埃制度。
①[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
②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页。
① 朱鸿召:《延安交际舞》,上海档案 ,2001年。
②[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③ 任中义:《史沫特莱与中国共产党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5月。
① 朱华丽:《史沫特莱》,辽海出版社2004年版, 第118页。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②[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
②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③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①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② [美]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1)袁文等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