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英美记者打开红都大门
（1936-1939）
埃德加·斯诺于1936年7月和1939年9月两次到达苏区保安和延安。在第一次陕北之行后，他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苏区的治理，使国内外民众了解了红军的真相，对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了真切认识。在斯诺及其著作的带动下，从1936-1939年，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王公达和乔伊·霍默等14位英美记者先后来到延安，掀起了英美记者访问延安的第一次高潮。这些英美记者在延安，不仅看到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边区民众的生活和教育水平有了提高，工农业得到发展，而且通过与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记者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治理理念、与国民党的关系，对日战争和统一战线等问题都有了深入了解，他们见证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和抗日成绩，揭穿了国民党污蔑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谎言。他们被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质、严于律己和官兵平等的原则、勇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所折服，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优于国民党人，所以能得到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一战线、采用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和依靠人民抗日，是打击日军的有效方式，也是值得国民党军队学习的。
笔者希望把这些英美记者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所感，都能够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国内外人民对抗战时期英美记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交往有真切地了解和认知，从而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一、埃德加·斯诺：两次陕北之行发现红星闪耀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出生在美国的堪萨斯城，1928年到达中国上海，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东方探险。他到过中国西南、西北，缅甸及印度，在上海他加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成为一名旅行记者。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去了中国许多城市，发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并不是想象中的福地而是民不聊生。1931年他结识自己的前妻尼姆·威尔斯，并在1932年与之结婚。他们夫妇一起参加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在目睹国民政府对学生运动的无情镇压后，斯诺对国民党的统治倍感失望。1936年他决定突破封锁，亲自前往陕北苏区考察传闻中的“赤匪”——中国共产党。当斯诺到达苏区后发现了不一样的中国，他在苏区呆了四个月之后写出了《西行漫记》（又称《红星照耀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给中国抗日战争带来了深远影响。
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陕甘宁边区，更加深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埃德加·斯诺一生除了为欧美报刊写作通讯稿以外，完成11本著作。从1928年到1941年，他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中国，他的记者生涯，是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在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序言所说：“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①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虽然在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是他坚定自己的立场，曾经三次访问新中国并且一直致力于中美关系的缓和。1972年2月15日他在瑞士去世。斯诺不仅打开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世界联系的大门、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为中美友谊所做的贡献必将被世界人民所铭记。
（一）斯诺前往红区的缘由
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在访问陕北之前一直在国统区生活并进行采访工作，他为何在1936年前后得以前往陕北与“共匪”接触呢？其中缘由值得探讨。
斯诺具有的强烈冒险精神和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习生活奠定了到中国探险的基础。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使他脑海中充斥着冒险和探寻未知的想法，这种原始的冒险主义已经扎根于他的思想深处。他在密苏里大学学习期间就希望有机会去国外旅行，1927年在一次股票交易中赚到800美元后，斯诺决定到远东游历。当时不仅有47位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远东工作，而且在上海还有密苏里社团。斯诺临行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他搜集了海外校友的名单、拿着写给海外领事的介绍信、买了照相机、与一些报社联系撰写海外旅游稿件等。1928年他来到上海，本打算在中国呆40天左右，但是旧中国的苦难吸引了他，关注小人物生活状态的偏好，使他在中国的记者生涯长达13年，并且因为撰写《西行漫记》一举成名。
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斯诺到达中国之初，他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感到非常好奇。他在上海为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工作，被安排到铁路沿线附近做了四个月的游历来了解中国社会。“在中国西北那个地方，我目睹了成千上万的儿童死于饥荒，那场饥荒最终夺去了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①。华北四年大旱造成人民流离失所，在萨拉齐他看到了饿殍遍野，令人毛骨悚然，但政府却没有解救饥民的任何措施。此时的斯诺仍然相信国民党有治理国家和领导民众的能力。他延长了自己原本计划六周的东方之行，对上海、广州等地区进行了游历并采访了相关人士，对国民党治理之下的乱象、国民党官员忙于敛财的行为、民众苦难深重等现象感到失望。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斯诺为美国发回了大量关于这场战事的报道。怀着对中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他希望看到中国政府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强硬态度，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再次让他感到失望。1932年，斯诺夫妇迁居北京，一起参加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通过亲身经历，斯诺对国民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中国的未来充满忧虑，他想到了国民党宣传中的“共匪”，期盼在他们身上找到解救中国的答案。
神秘中国共产党人的传闻激起了斯诺的好奇心。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听闻很多，他们是国民党官兵口中的“赤匪”,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九年以来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②, “红色中国”成了“未知之地”。各种关于中共和红军的争议一直存在，却从来没有人去那里进行过实地考察，因而也就无法获得真实可信的答案，“谁能相信，只对抢劫和杀人有兴趣的一些土匪，能够对抗南京的全部军队达十年之久？一定有一种强有力的因素支持了他们。”①随着国民政府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斯诺探究真相、寻找“救世主”的愿望更为迫切。
斯诺深知只有独辟蹊径才能创造有价值的新闻。当时《纽约太阳报》和《每日先驱报》都赞成斯诺进行苏区之旅，后者答应负担其全部旅费，美国国内也有出版社与斯诺约稿，承诺出版并给予一定稿费。“这些人来华的目的一部分迫于美国国内大萧条的生存压力转而来中国寻求生路，还有一些则出于对中国的兴趣”②。美国政府想要清楚地了解中国现状，但是对共产党情况却一直模糊不清，共产党擅长于游击战的能力也使美国人震惊。国民党对于中共的反动宣传更加剧了斯诺对于“匪区”的神秘共产党人的兴趣，在冒险心理和好奇心的驱使下，斯诺决定深入陕北苏区探险。
1936年6月斯诺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之后就去了西安，由于共产党人与西安建立了联系，而张学良也与中共进行了部分合作，所以斯诺的旅途少了一些风险，他顺利到达安塞，不久到达保安以及西征前线。
（二）首次陕北之行
斯诺的第一次陕北之行历经四个多月，从1936年6月3日离开北京，7月初到达安塞百家坪见到周恩来，随后在保安又见到毛泽东，与中共领导人深入交流，参观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直到10月下旬离开陕北、10月底回到北京，活动的区域遍布当时陕北苏区各地。其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参观苏区、全面了解苏区情况，并且通过与中共领导人交谈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共的发展史。
到达陕北之后，斯诺参观了红军大学并做了演讲，在红军剧社观看了文艺演出，参观了苏区的工业建设以及相关工厂。在西征前线，他重点考察了红军的日常生活，包括文化娱乐活动以及各种政治课程。此外还与苏区的普通民众和红军士兵进行了相关的访谈活动，以此来了解民众对于中共的认识，并与多位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
1、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情况
与周恩来谈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1936年7月斯诺到达安塞，7月9日周恩来在安塞的百家坪会见了斯诺，并且表达了中共领导人对他考察苏区的欢迎，随后为斯诺拟定了考察的路线及内容。斯诺当晚就与周恩来进行了谈话，谈话内容主要包括两点：关于南京进行的围剿和共产党人的准备。周恩来告诉斯诺中共的主张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不想打内战，只是想要与国民党联合抗日，而且这不是放弃革命，而是为了更好的推动革命。当斯诺继续问道：若国民党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时，中共会如何看。周恩来回答道“若是这样，蒋介石必将走向灭亡”。
1936年7月10日，周恩来与斯诺再次进行了谈话。首先告知斯诺关于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得逞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共革命经验不足。周恩来认为中共的首要错误在于没有在农民中开展革命，特别是在广东和广西。那里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但是没有直接在农民中组织战斗力量。其次，中共没有从国民党军官中发展必要的革命骨干，使许多本来可以争取到中共这边的优秀军官失去了机会。再次，由于策略上的错误而失去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在解释原因时，周恩来认为：一是由于共产党成立时间较短，缺乏战斗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二是错误思想的指导，当时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三是国内不同地区不同领导团体的革命发展不平衡；四是无产阶级缺乏组织和缺乏经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有优势。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还说蒋介石在1934年达到了他权力的顶峰，如果抗日战争发生，国民党的大部分将领将会拥护统一战线。经过两次长谈，周恩来给斯诺的印象是：“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①
与毛泽东谈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
7月13日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当天到达保安的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第二天，“毛泽东出席欢迎斯诺和海德姆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②7月15日-23日，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谈话主要内容有：
关于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范围的广阔和巨大完全可以抵过任何强大的军队。早在1931年红军就提出愿意在抗日的共同纲领上与南京政府联合，但是被拒绝了。斯诺观察到1936年的红军已经扩大地盘、增加人员并且有很多有利条件。共产党人又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南京政府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中共已经同意与国民党合作，接受其管辖的条件是国民党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纲领。
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对日作战的胜利将是中华民族人民觉醒的标志，中国人会获得独立。关于抗战胜利的条件，毛泽东认为中国抗战要与国际合作才能成功。起初斯诺看到中日之间的差距很大，他认为想要获得胜利，中共的想法有些幼稚可笑。在之后与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中斯诺才完全理解了毛的论断并且认为那是一种有预见性的思想，毛泽东认为的抗战胜利就是全中国人民的团结协作，也就是全民族抗战。毛泽东相信这是一场持久抗战，并从军事、经济、地理环境等各方面分析了中国的优势和必胜的决心。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结盟共同抗战的问题上，毛泽东说：“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为了自卫加入反法西斯阵线，是对它们自己有利的。”①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共的许多政策为了民族救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维埃运动从一开始就欢迎知识分子参加，所有的自由职业者，均给予苏维埃市民的权利。小资产阶级、小商人等等，都给予政治权利。出身于资本家或地主家庭，但本人参加革命的，也给予苏维埃市民全部权利，而且能被选举担任官职。土地政策方面只没收地主土地并且只没收多余的土地，富农土地则不会被没收，鼓励地主参加抗战并且给予特殊对待。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联合各阶级共同斗争，中共不会拒绝积极抗战的人群，而且乐意与他们合作，比如有爱国意识的资本家和银行家们。蒋介石如果决定参加抗战，中共也是欢迎的。目前中共的目标仅仅是实现民族独立，先不谈立刻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斗争的道路将是漫长的。
关于共产国际问题。毛泽东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到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绝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②
关于红军何以能够胜利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原因有三：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第二，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来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的、头脑聪明、忠实和真诚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革命的主要任务将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埃德加·斯诺的照片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对国民党政策改变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日本的侵略，急需国共合作加强力量来对抗日本；其次是中国民众渴望国共合作共同救亡；再次是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人士希望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国共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的代议制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抵抗外敌侵略，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发展国民经济。
1936年10月间，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同斯诺谈个人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过及红军的成长历程。这是毛泽东首次对一个外国记者谈论自己的成长经历和革命过程，也是毛泽东的第一部“个人传记”，这一部分内容在《西行漫记》中得到了大篇幅的论述。
与彭德怀谈论游击战相关问题
首先是关于采用游击战的原因。彭德怀认为主要是经济的破产，包括农村经济和内地经济的破产，加上中国缺乏交通道路。在当时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革命思想的传播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
其次关于游击战发展不平衡的原因。首先是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其次是当地领导人的能力和品质，一定要果敢无畏，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最后是游击队本身要不断扩充，注意培养领导人。能做到这些的地方游击队发展很快，反之就会被镇压。
最后关于游击战的原则。战前，要确定开战取胜的可能性，不打打不赢的仗。会制定缜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主要的战术是奇袭，还要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战术。交战时人数要超过敌人，战线要具有很大的弹性，任何时候要注意随机应变，但应避开敌人的主力，同时也要提防敌人找到我们的主力。对游击战中的民团视情况来决定是消灭还是争取过来为好。简言之是，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达到这些条件的前提是游击队要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红军必须是人民的军队，“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①
与林祖涵谈论苏区经济问题
关于税收来源。苏区税收来源主要有三：第一，直接税，即对群众收税，以后可能征累进税，但目前没有实行。对剥削阶级狠狠地收税，没收其现款和物资。对地主和高利贷者要征人口税，对少数大商人征小部分的税。第二，人民群众的自愿捐款及国家贸易、土地、工业、合作社、银行贷款的收入；第三，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的没收，这是苏区最大的收入，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情。双方还谈到关于共产党防止账目舞弊的收支方法。林祖涵说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都接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账目是极其困难的。
斯诺在这一时期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与当时中国的形势密切相关。1936年，中共到达陕北不到一年时间，但是中共已经在这里获得了人民的支持。这一时期中共为打通新疆通道所进行的西征为斯诺更好地了解中共军队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斯诺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对日作战以及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些都与当时中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国共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斯诺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与中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方面的举措密切相关。对日作战的战略和游击战的战术在一年后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很好地应用；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当年12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第二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着重要作用；经济方面的举措则在一段时间里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双方多次谈话，斯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共在民族危难时刻所具备的民族大义以及不屈不挠、坚决反侵略的战斗精神，也使他对中共在苏区治理的真实情况有了详细和深入的了解。
2、陕北苏区的印象
对苏区的总体评价
在从西安前往苏区的途中，斯诺并没有在周边的普通民众身上看到一点战时的紧张气氛，他们仍旧在进行田间劳作。由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这里的人民对于共产党并不排斥，他们将中共建立的政府称之为“苏维埃政府”，他们尊重红军，并且欢迎外国记者来苏区。作为一名记者，苏区中最让斯诺感到震惊的是新闻自由，周恩来曾专门就这件事情向斯诺进行了说明，这固然有共产党想向外界宣传自身的意图，但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对于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尊重。斯诺认为他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很令人振奋的经历。在那里所见到的人们是他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他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共产党人否认神秘主义和使穷人失望的神仙，而是相信人的力量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
斯诺认为，“经过二十年的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了一种独立的民族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在同志情谊的炉火中经受了战斗的考验，人人休戚与共，领导人之间团结一致，这一点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做不到的。有了这一传统，即便是他们的惨重失败也被看作是中国人爱国主义在道义上的胜利而受到颂扬。”①斯诺认为，苏区的共产党人已经在道义上比国民党人更得人心，而且共产党人的革命学说得到青年人的认可。共产党人通过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依靠武装的农民，就能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农民把共产党看做是“我们的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分到土地，消除了农村中最不平等现象，推翻了乡村中地主豪绅的统治体系，从而使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和共产党政权的忠实拥护者。共产党人的政策已经从夺取政权和阶级斗争过渡到统一战线的策略，力求团结除最顽固不化的旧统治阶级以外的全部力量。
关于苏区的经济
陕北苏区的经济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原始社会主义，同时鼓励私营工业的发展以及合作化运动。苏区工业在红军长征到达这里之后有了一定的发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下实现自给自足。他们有自己的货币—苏币，在苏区都可以使用，这里的物价比国民党统治区较低，民众购买东西都要到当地的合作社。尽管如此，这里的工业发展仍然不是很好，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就是兵工制造业，主要是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工厂实行“同工同酬”，对妇女也是如此，虽然条件艰苦但“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①，他们生活得很愉快。
农业方面，重新分配土地是中共争取民心的一个重要举措。没收地主的土地，做到“耕者有其田”。中共还消灭了这里的地主特权阶级，取消了苛捐杂税以及高利贷。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获得了群众的广泛拥护，将“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②。为了促进生产，他们对贫农进行相关的补助，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倡集体劳动。
苏区的教育
苏区的教育分为政治、军事、社会三方面。教育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在进行基础教育的时候，教师通常会运用简单的革命口号以及红军长征、反对国民党统治等故事来进行教学。此外，军事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红军大学、骑兵和步兵学校、无线电和医科学校，都建在大后方，主要是为红军提供干部以及相关技术和医护人员。教育在红军队伍中是以“一边战斗一边教育”的形式进行的。
红军大学是苏区的“高等学府”，但是这所学府条件很艰苦。教室为窑洞，桌椅是石头和砖块，黑板则为石灰泥土所糊成的墙壁。由于缺乏纸张，他们经常用敌人进行反共宣传的宣传单的反面做课堂笔记，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勇敢跋涉”来到这里进行学习。学校根据学员职务高低以及兵种的不同分为四个分部，每个部课程不同，但主要为政治以及军事课程。第一分部的军事课程包括：“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等①，主要针对营级以上的指挥员和政委。可以看到，关于对日作战问题在课程中占了很重要的部分，中共以及红军将士认为中国必将对日作战，而且这场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军队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去。应抗日大学校长林彪的邀请，斯诺对学员做了“英美对华政策”的主题演讲，演讲从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间，期间，对于学员所提出的关于国际形势的相关问题，斯诺一方面对红军学员关注问题的广泛性感到震惊，另一方面也用“智穷才竭”来形容自己在回答这些问题中的难堪。
苏区的文娱活动
红军剧社是苏区重要的表演和宣传机构。斯诺在露天广场观看了红军剧社的演出，他觉得“很难想像有比这更加民主的场合了。”②领导人随意地坐在普通民众之间，人们一开始也没怎么注意到他们。演出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宣传性，通过简单的短剧、舞蹈和歌唱等来宣传抗日。革命剧本很多是剧社成员自己编写的，但也有作家和宣传家的作品。剧社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红军在占领一个地方之后，往往是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等形式让他们了解到中共和红军的政策，进而赢取人民的信任。他们进行的是艺术表演，但更重要的是革命宣传，他们在将“艺术搞成宣传”③方面做到了极致，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更为巧妙和有力的宣传武器。他们设备简陋，经常需要长途奔波进行巡回演出而且津贴很少，可他们却是斯诺见过的最为愉快的演员，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为了人民，因而总是以饱满的精神进行表演，以此来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
中共在苏区实行的各项政策
民族以及宗教政策：在西征前线徐海东的部队中，斯诺见到了一支特殊的部队：回民团。也正是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他了解到中共对于回民的政策。回民团营房里墙上贴满了漫画、招贴、地图、标语，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打倒封建军阀马鸿逵及国民政府反动统治，建立回民自己的军队和独立政府等。中共通过这些口号招收一批回民党员，然后让他们对回民团的士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红军也对战士们进行关于回民政策以及建立“回汉统一战线”的教育，让士兵们尊重回民的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争取将回民团全军团结在回民政策周围。对于普通的回民群众，除了回民团的模范示范效应外，红军各个连队的剧团会经常在民众中进行带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戏剧表演，发放传单、报纸等宣传，而且有专门的阿拉伯文字版的宣传，在回民中推行苏维埃形式的政府组织等。在中共纲领中对于回民最具吸引力的是帮助建立回民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回民战士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打倒地主以及日本侵略者，他们要进行革命。在采访中，斯诺感觉到在一些战士中回汉民族矛盾已经逐渐消失。同时红军也不干涉伊斯兰教的礼拜活动。在江西苏区的时候，红军曾经进行过广泛的“反神”宣传，但在陕北苏区中共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共产党保留了进行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认为‘反对做礼拜的自由’同做礼拜的自由一样是一种民主权利”①，这也是中共进行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
婚姻政策：中共主张婚姻自由，婚姻必须征得男女双方的同意。结婚需到当地的苏维埃政府登记处进行登记，颁发结婚证，男女双方同居但并未进行登记也视为合法结婚。这些相对于陕北甚至与整个中国的封建婚姻礼俗来说都是激进的。离婚方面，只要一方要求，就可以登记离婚。但红军除外，红军的妻子要求离婚必须得到丈夫的同意，离婚后财产均分。所以在陕北苏区，婚姻政策相对来说是较为民主的。
关于统一战线：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在北方地区损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长城以北的土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蒋介石仍在部署新一轮的“剿共”行动，这必将又给日本以可趁之机。因此，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共双方停止内战，联合起来，抵抗外来侵略。停止内战，一方面需要中共停止武力对抗国民政府，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抗击侵略；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需要承诺建立民主代议制的联合政府，给予公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在陕北，中共已与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停战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联合，当然，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从西征回到保安后，斯诺同毛泽东之间专门就国共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毛泽东就双方合作的具体条件以及原因进行了相关解释，这也是“毛泽东正式宣布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和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条件是创立政治体制，使得除了国民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能够进行合作”①。如果合作，中共军队可改为国民革命军，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也可以放弃，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保证中共独立性以及掌控红军的绝对指挥权下进行的，这也是基于1927年的教训而来的。现阶段，中国国内有很多人是非常支持双方再次合作，在民族危机严重，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时候，双方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只有在民族危机得到胜利解决后，国共双方的问题才可以在不影响民族前途的情况下进行协商解决。
在谈到国际统一战线的时候，毛泽东希望英美等国至少不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渴望得到国际援助，国民政府也确实得到了一部分援助，但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民主的国防政府，“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①。中共准备同所有国家进行联合，但如果没有外国援助，中共也将独立进行对日作战。斯诺刚开始觉得这听起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有些可笑，但在陕北四个月的时间他逐渐改变了这种看法，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红军的相关军事活动便是最好的证明。
苏区红军印象
斯诺关于红军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往返途中所见、在保安的红小鬼、西征前线的普通士兵与将领、毛泽东论述个人经历中关于红军成长以及最为重要的长征四个方面。在斯诺看来，红军是一支在政治上过硬的部队，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质的部队，在人民中有着很好的评价。他们始终明白自己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战斗的，这样的信仰使他们在面对数量和质量占优势的敌人时具有很好的心理优势。他们的主要战术在江西时期就已经形成，就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②。他们在占领一个地区后会进行相关的经济建设，以此来保证自给自足，并且破除封锁。
少年红军：红小鬼。第一次见到这些“红小鬼”的时候，斯诺喊他们“喂”，他们并不理睬，在经过李克农的解释之后，斯诺才明白了他们是革命者，应该称他们为同志或者“小鬼”，为此，斯诺专门向他们道歉。斯诺写道：“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①，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②。他们同属于少年先锋队队员，是中国未来的红军战士。
在西征前线的部队中，斯诺再次见到了这些小鬼，他们在红军中主要担当通信员、勤务员、宣传员等。令斯诺感到诧异的是，他们中的部分人在11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红军，有的孩子军龄已经有了四年，也就是说他们跟随红军经历了艰难的长征。他们“刚毅坚忍的精神令人叹服，他们对红军的忠贞不贰、坚定如一，只有很年轻的人才能做到”③。小红军的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心中已经有了简单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们明白红军是为劳苦大众作战的军队，他们只是简单地认为不论在哪里，只要有革命就是好地方。小战士们有的来自贫苦的农村，也有的是从工厂直接逃出来的。在苏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大后方帮忙检查行人的路条，防止奸细混入大后方。斯诺认为小战士们“耐心、勤劳、聪明、努力学习……。在少年先锋队员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将来，只要这些少年能够得到解放，得到发展，得到启发”④，必将在未来的中国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历长征的红军。陕北红军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且一直为南京政府方面所忌惮。在斯诺到来的前几天，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军事力量得到加强。中共将红军划分为方面军、独立军、游击队和农民赤卫队四部分，主要由青年农民和工人组成，游击队的武器由位于吴起镇的兵工厂提供，而主力红军的大部分武器是通过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获得的。
长征对于红军战士来说不仅是一场艰难的跋涉，更是一次意志和信仰的大洗礼。在这一场斯诺称之为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举国大迁移”中，“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①，红军在这场远征中成长为一支铁打的队伍。同时充当了宣传员、播种机。红军在沿途经历的地方推行在苏区的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帮助贫苦人民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也因此而吸收了大量的人民加入红军。斯诺认为长征是红军的一次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红军虽然损失了一部分的军事力量，但核心力量保留了下来。红军仍然是一支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军队，他们在陕北一定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红军官兵的学习生活。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红军正常生活中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红军指挥员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红军政治委员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士兵进行马克思主义化的政治教育。在西征前线，斯诺参加了一次有广大士兵参与的政治课，不像我们印象中的政治课那么枯燥无味，这里的政治课主要是通过红军士兵尤其是党员士兵讲述自身的经历来进行，很多问题是围绕当前的国共关系、日本对中国侵略等现实问题而展开，其内容通俗易懂。听课之余，斯诺就红军的相关政策进行了提问，士兵们总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经历来回答，斯诺觉得他们说的是实话。当斯诺因谈话而耽误他们的晚饭时间，表示道歉时，他们说道：“我们红军打仗的时候顾不上吃饭，我们向我们的外国朋友介绍红军时也不在乎过了吃饭时间”②，他们对这支人民军队的热爱总是溢于言表。斯诺对红军铁的纪律印象深刻，他写道：“红军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也许是纪律、纯洁、尊重财产都得到重视的唯一的革命军队。”①红军战士借宿在各个村庄时，妇女们都把红军看作是她们的朋友和保护神。
红军也有着丰富的文娱活动，他们将日常的军事训练和这些活动进行了巧妙的结合。课余饭后有很多娱乐活动，例如跳高、跳远、跳墙等竞赛无处不在，打乒乓球、认字游戏等，这些活动使他们的生活既忙碌但又积极健康充满无限乐趣。列宁室是红军社会文化活动中心，他们在这里接受政治和文化教育。列宁室有两大特色，一是墙报，上面除了相关刊物以及宣传口号的介绍外，还有进行表扬和批评的红黑栏，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促进士兵之间的交流和进步。二是模型室，这是专门为军事战术的示范以及演练而设计的，模型既有关于国共双方的军事斗争的，也有关于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的内容，例如一二·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这些也是他们的军事训练内容。
中共领导群体印象
红军将领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很多年，但关于成为共产党人之前的个人私事，彼此并不了解。所以当斯诺对红军领导人进行访问活动的时候，“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作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②。
毛泽东：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在保安，斯诺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交谈，谈话除抗日的相关政策外，毛泽东的自述也是重要的内容，这些访谈都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保安，斯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①，他的双眼炯炯有神，是个林肯式的人物。在中共的众多领导人中，他无疑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从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井冈山时期，再到领导红军完成长征，扎根陕北，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与中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自述到长征的时候，毛泽东所讲的内容已经完全脱离了个人因素，更重要的是对一个集体和红军历史的描述。童年的私塾经历使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好的了解，湖南师范以及之后的革命生涯使他具备了革命思想，也具有了哲学和历史的知识。毛泽东的记忆力惊人，尽管外表看起来并不显眼，但工作起来专心致志的能力却使人非常佩服，就连日本人也认为他是个“天才的军事和战略家”。“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②。他有着中国农民身上传统的纯真质朴，说话真诚，但同时也风趣幽默，在说到自己的家庭关系时，他风趣的使用政治词语来形容：“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弟弟组成。但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以这种方式论述家庭关系，使斯诺很容易理解毛泽东的身世和中国革命的本质。但在与毛泽东会谈的日子里，他并没有过多的谈到自己在某一个事件中的功绩，相反，他更关注的是整个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当前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
斯诺同毛泽东谈话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对日作战以及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对此有着非常清晰但简单明了的回答。谈话有时是在晚上进行，在论述完抗日战争这一主题时已经是晚上两点多钟了，斯诺感到非常疲惫，他写道：“我精疲力竭，但在毛泽东的苍白且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①，在回答结束后，他还在房间来回走动并观察周围的事物，在看到“飞蛾扑火”奄奄一息的时候，他高兴地叫了起来，并将飞蛾的羽翼夹在了一本书的中间，“他真的是在认真思考问题吗”？斯诺疑惑道。他有着深邃的感情，但并非宗教式的，“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做出的”②。斯诺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重要影响力，因为他对于许多问题的思考既注重现实又有前瞻性，将来也有可能会对整个中国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周恩来：书生出身的造反者。斯诺对周恩来的评价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在安塞百家坪同周恩来见面并进行交谈的过程中，斯诺一直细心的观察：“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③，虽为重要领导人，但仍然不脱孩子气，眼睛充满着热情。他说话头脑清晰，缓慢安详，同时也讲究实际经验。国统区宣传共产党人是“无知土匪”、“强盗”等，这些在态度温和的周恩来身上没有丝毫的体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斯诺认为周恩来是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④，背弃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完全忠诚于他所信仰的革命精神。在谈论到近期红军关于停止内战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时，他指出：中共是在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如果蒋介石不抗日，那么中共将会以游击战的形式对日作战。作为第一个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也给我分析了“蒋介石作为军人和政客的实力和弱点”①，并预言到抗战开始阶段便是蒋介石政权开始灭亡之时。谈话之余，两人一起走在田野上，这时的周恩来表现得轻松愉快，完全投入享受周围的一切。这或许就是他——一个热爱生命和革命事业的中共传奇式人物。
彭德怀：游击战专家。斯诺是在西征前线见到彭德怀，同想象中的不同，斯诺发现彭德怀是一个愉快爱笑的人。“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动作和说话都很敏捷，喜欢说说笑笑，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是个很活泼的人”②，而且很喜欢孩子。通过讲述自身成长经历以及红军游击战的重要性，斯诺得知他非常善于游击战，也明白人民群众对于中共的重要性。
徐海东：典型的神秘人物。“神秘的”、“大名鼎鼎”的，这就是斯诺对于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印象。同大多数红军高级指挥员不同，他出身于无产阶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③。对于革命有着很高的热情，尽管斯诺认为他的热情有点幼稚甚至天真，但是却感到非常的真诚，他本人对于红军以及中国革命有着极高的热情。
李德：被误解的德国军事家。李德作为1933年来到红军队伍中的军事家，毛泽东认为他应该为红军在福建事变和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行动负责，但斯诺并不这么认为。李德在当时确实过高地估计了红军在攻坚战中的战斗力，但作为一个孤零零的外国人，他如何能够独断专行地让整个红军听命于他，这是值得思考的。他“无疑是个具有过人才能的军事战略家和战术家”④，作为一名普鲁士军官，他有着很好的军事素养，只是不符合中国实际，在遵义会议后，他自己也承认中国军人比他更熟悉中国的军事战术。中国共产党也通过这件事情得到了教训，找到了真正的熟悉中国国情的领导核心并逐渐成长起来。在斯诺眼中，李德的错误是被误解的，应该还给他一个公道。在保安，斯诺经常与李德等人打网球、玩美国式扑克牌（罗美牌），后来不仅是保安的领导人、甚至他们的夫人（毛夫人、周夫人和博古的夫人等）也喜欢玩罗美牌。于是斯诺的房间就“成了保安名流的集合地。”①
中共与苏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便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便与苏联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共产国际成为苏联控制各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机构，中国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中共各个方面的活动都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到最后“中国共产党像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②。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一直到中共六大召开，中共在这一时期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但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发展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挽救了自身和中国革命。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使中共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得以实施，这对中共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最后的联蒋抗日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国民党方面一直认为苏联给予了中共大量的物质援助，可事实上中共接收到的来自苏联的援助微乎其微。在斯诺看来，苏俄在精神上和制度上对中共的影响甚至大于其直接参与中国革命，他发现中共的许多政治以及军事机构都是模仿苏俄红军模式建立的。
斯诺陕北之行历经四个多月，在返回经过保安的街道时，周围的人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其中包括中共的领导人，斯诺写道：“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①。
1936年10月下旬斯诺从苏区返回北平，他把自己在苏区所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消息通过报纸发布出来，使得世界为之震惊。斯诺完成《西行漫记》的写作时，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书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描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畅销书。不久之后，他接受了《每日先驱报》让他报道上海战事的任务。在前往上海之前，斯诺还承担了护送来北平治疗肺病而无法安全出城的邓颖超离开北平。此时斯诺已经是报道共产党方面的权威，为了不破坏国共联合抗日，斯诺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论。
（三）再访陕北
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身份到延安参观访问，这次访问时间只有10天左右，斯诺的收获却很丰富。他向毛泽东介绍了一年来“工合”组织和国外募捐的情况。毛泽东表示支持这一运动，在斯诺的要求下，毛泽东把双方谈话的要点写成一封信，通过香港“工合”国际委员会散发给广大海外侨胞。此时的延安刚刚遭受空袭，房屋毁坏十分严重，斯诺看到“在城墙外面：一个新的都市正在成长中。千百的建筑物连列于岩影之间，或密布在无尽的起伏的黄土间的小凹地，一层一层新掘的窑洞，沿山边开着大口，有好几英里长。”②
1、与毛泽东的谈话
1939年斯诺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
斯诺两次在公开场合见过毛泽东。他描述到，毛泽东仍旧住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改装的有些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室、卧室、和会客室三个房间。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面铺着砖块。他仍旧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一件缀补过的大衣。他丝毫没有个人的财富。斯诺与毛泽东的会谈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对日作战问题，包括国共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权利等；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英美等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与政策。
双方谈论中国国内问题
关于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国民党认为根本不存在统一战线，战争的政治基础是共产党和所有其他党派服从于国民党的独裁。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已经存在一个时期了，并且深入人心。只是有一小撮人不承认统一战线并且自欺欺人的认为统一战线不存在。关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否认，毛泽东认为是不可信的，他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不确定地位，因为中国的政党无法可依，也没有宪法来保障政党的权利。关于开始抗战之后民主和人民权利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实现孙中山所要建立的民主社会，人民的权利和政府自身的权利都没有宪法的保障是不完善的。关于中国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变化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抗战的主要力量是中产阶级和农民。关于政府所代表的阶级，他认为政府所代表的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仍然和战前没有变化。关于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中国的革命目标是否变化，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目标仍然是民族自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二者是承接关系。关于中国是否可能发展为法西斯专政和中国法西斯势力的变化情况，毛泽东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法西斯专政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决定的，半封建的经济无法支撑法西斯专政。关于现阶段革命的问题和战争的前景方面，毛泽东认为革命的问题依旧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通过减租减息来改善人民生活。中国抗战胜利的前提是实现民主，否则抗战无法完全胜利。同时反帝和反封建应该并重，若是只反帝不反封建那反帝斗争也会失败。
斯诺曾经向毛泽东提出书面问题，关于许多人质疑共产党在事实上不再是社会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的困惑。毛泽东的答案是坚信中共是社会革命者，以及中国革命主题永远都是实现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和社会革命任务，这二者是承接关系，第一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第二阶段才是社会革命。
谈论国际问题
关于苏德条约，毛泽东认为其为苏联保证了它防备德国人进攻的安全。关于苏联是否可能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不会做出这种破坏世界解放运动利益的事情，而且认为苏联不会卷入欧洲大战，是由这种没有正义的强盗之间的战争性质决定的。法西斯国家是为了抢夺利益，因此苏联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是相对而言的，对于正义的战争，类似于殖民地人民反抗的战争，苏联是会支持的。
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毛泽东指出：日本要利用欧战来达到它的两个目的，即灭亡中国与进攻南洋。日本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横财。罗斯福也想在世界大战中发一笔大财，他想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领导权。毛泽东坚信只要日本得不到欧美援助，中国将会战胜日本。关于对英法等国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英法对法西斯的纵容态度，势必导致其放弃中国而与法西斯国家达成妥协。蒋介石相信英法会始终坚持站在中国一边，将中国作为“东方堡垒”。结果是蒋介石的预期失败了，英法牺牲中国利益而绥靖日本，封锁了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
关于波兰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几个方面来看，一是从英法德波政府的观点来看、二是从波兰人民和苏联的观点来看。德国的目的是掠夺波兰人民，英法是为了利用波兰来抵制希特勒重新瓜分帝国主义赃物的企图。波兰政府本身就是反动统治、是一个半法西斯政府、并且敌视苏联，波兰政府的做法不符合人民利益，苏联出兵波兰解放波兰东部的少数民族是正义的。关于苏联占领波兰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还是政治需要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军事上的需要。
2、延安各项事业建设情况
经济建设
斯诺看到边区人民做到自给自足，能够生产除了军火之外的一些必需品。边区有发展工业合作运动的先天优势，资源丰富但生产落后。合作工业生产出部分产品来满足简单的需要，可以维持经济发展。斯诺1936年初访陕北的时候已经有了部分消费、生产、运销和信用合作社。合作社主要分为生产和消费，而实际上经营生产、信用、零销、整批和购买。“基本的资本由合作社社员供给，边区银行也有权为社员。合作社都有权经由边区政府建设局‘自国内各大银行’商借款项。”①边区资本流动较少但是采用完全的民主制度，都有社员代表。入社费极低目的是将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动员起来。斯诺1939年到达延安时“当时十五个工合工厂中最大的一个是衣服合作社，它每月出产一万三千五百套制服。”②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业合作社包括煤矿、铁厂、制药厂、机器厂、运输厂和小油井以及运动器具厂，当然这些厂子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总体说来边区的工业建设极其落后，本地工业的贫乏使市场贫穷化。因此农村生产的大批原料如棉花、羊毛、铁和煤等均流入了日本所控制的城市市场，因此在贸易上对沦陷城市进行隔绝的措施是很难实现的。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相比于1936年有了许多变化。在物质生产方面，斯诺看到，生活条件正在提高，矿藏和原料工业正在发展，延安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来鼓励商业。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手工业生产大部分增加，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需求，消费合作社满足了农村人口的生活必需品，政府管制物价低于中国的其他地方。农业生产不断扩大增长，政府动员一切劳动力来从事农业耕作，开垦荒地，广泛社会群体参与的大生产运动保证了陕北的粮食供应，市场充盈。所以肉制品、蔬菜、粮食都可以做到自足。
教育建设
斯诺看到，延安正在大力推进着基本的文化和政治教育，新的印刷所在出版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并且翻译了很多外国著作，许多中共领导人的作品选集都被出版，印成普及本。书籍种类也很丰富，包括了小说、论文、报告文学和自然科学、艺术、文学方面的译文以及战争中的军政书籍。公共卫生方面也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延安有自己的药厂，除了大量的绷带和纱布以及其他工具外，还有大量标准方式的药品。医院配置也渐趋齐全，外国援华的医师在后方支援，他们有印度及英国的专家。在乡镇还有一个由小棚搭成的现代化酒吧间及一个能专门烹制南北大菜的厨房。
1939年9月斯诺在延安参观女子大学时了解到，内战停止后旧日的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它的教室散布在延安附近的各处窑洞中。1936年有2000多个学生，在山西的分校有8000多学生。抗大的毕业生每年约有10000人。他们的学习科目内容虽然跟以前的红军大学一样，但其技术和物质设备有了进步。最具有创新特色的学校就是女子大学，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大学。“它围抱着肤施附近的两座山，而由二百个光景的窑洞组成，其间连接着一条整洁的公路，向下盘曲到苍翠的山谷。”①这里的学生自己种植农作物来满足需求，他们每天清早起来到田野劳动、结束之后再去上课。她们一边学习艰难的外文，一边从事农业生产。师生们“都穿着棉制服、布鞋和草鞋，她们的短发上面戴着军帽。不敷脂粉。远远看去你辨不出她们和男孩子的分别。”②
斯诺发现女子大学的妇女面色较好，“她们总是露着笑容，像你在中国到处劳动人们中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了这，这个国家对于多半外国人将感到像一个永久阴暗的天空般的窒息。”③斯诺看到这里的教育课程完全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没有一门课程跟国民党和教会的学校相同，女子大学的所有课程都加入了共产党自己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女性家庭出身多为中等阶级，其中还包括“资本家”，以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女儿最为著名。斯诺曾经问过女大书记郭清（译音）关于他们的授课，她的回答是：因为这些学生的知识基础参差不齐所以将学生分为三级，讲授的知识也随着等级的提高而提升。针对有大学程度的学生则修习经济学、马列主义、哲学、世界革命史和外语。并且设有专门培养人才的课程，如担任政治工作、教育、医药工作等职务的学生。选修课程如文学、音乐、新闻、纺织缝纫等。学生既参加学校教育又过着社会生活，她们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竞技和运动。他们有运动场和篮球场，也有健身房和骑马场。在下面山谷中的管理处和合作社的屋子外，围着一道墙，大门口由配着刺刀的女哨兵驻守，访问者必须有特别的事情才能进去。斯诺认为他们的精神面貌远远高出了美国大部分女子学校。
群众队伍建设
斯诺看到边区的群众队伍建设特别有效，优于中国其他区域。这种现象是中共通过自治参议会和群众组织制度得以实现。边区的全部人口都团结于抗战，自由的农民为了国家的危亡和自身的安定，主动投身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基本的群众组织包括了自卫军、少年先锋队和耕种队。自卫军属于村庄所有，由体格健壮的男女组成；少年先锋队都是11岁到17岁的少年，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到18岁就加入正规军；耕种队的作用就是帮助那些儿子去作战的家庭来耕种田地，青年们都被抽调到前线军队，其余的劳动力则全部参加农业生产。乡镇参议会指导所有农民从事集体耕种和收获，他们不仅完成农业生产而且还开垦荒地。同时边区各地均组织了秋收运动和春耕运动。所有人包括学生、公务员、教师、政治工作者以及卫兵等都要参加耕种和收获活动，许多机关干部自己种植农作物来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府通过这些措施将农业生产与战斗部队密切联系了起来。
军队建设
斯诺认为八路军是中国的希望，他们英勇作战被传为佳话，他们意志坚定受到赞扬。八路军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高超的军事组织能力的秘诀在于高度的革命意识。八路军受到的训练包括了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内容，军事训练所占比例较大。在协同作战的时候既有政治领袖又有军事领袖，二者互补并且相互合作。部队上有专门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与政治领导合作，满足部队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活动，比如识字、娱乐、文化俱乐部、民间宣传以及“八条纪律”①等。八路军丝毫不放松对新兵的教育，斯诺自己就遇到过几个农民出身，后在部队就任团长的人。八路军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因为他们部队从开始就是由志愿兵主动参加的，他们没有强制服役的制度。八路军的发展完全依靠人民的支持，他们的军饷非常少，但是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领袖，军队的壮大得益于他们实现了对人民的许诺，而不是空口无凭的宣传，因为老百姓看到他们带给自己生活的改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边区政府无法完全供应给八路军足够的物资，所以他们的军需物品及生活物资很多来源于战败敌人提供和人民的帮助，这与重庆的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有些将领不仅克扣士兵粮饷，而且在部队物资紧缺的时候就不给士兵提供必需品，在寒冷的冬季士兵们往往没有保暖的军服和鞋袜，受伤以后也没有足够的药品和医务人员的护理，生活困苦促使他们时常造反或者逃跑。八路军倡导官兵平等、军民团结，所以快速地成长并发展起来，中共及其军队成为拯救中国的重要力量。
3、采访国民党将领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到达延安之后，中共方面进行了一次对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以及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杂志社的座谈会。斯诺在会议上见到了国民党方面的部分将领，并且听了他们的演讲。
张继将军是国民党元老，与黄埔军官贺衷寒等一起带领着学生慰劳团来访问延安。张继虽然是红色革命的积极反对者却主张党派合作。斯诺说他看到的张继“是一个魁伟的灰色长发的人，有些象哲学家。”①张继做了一个支持国共合作的演讲，提出了对于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情怀的赞扬，却使得贺衷寒局促不安。张继坚称自己后悔当初没有支持孙中山先生的联共策略，并且认为国民党内部并不真正拥护统一战线。斯诺认为张继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只有团结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完整。贺衷寒在早期完全反对慰劳团访问延安，并且拒绝亲自前往，但是之后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斯诺看到他穿着光亮的皮靴和挺直的制服，腰间闪烁的金刀与当地文化团体的人穿的棉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延安军民为他的调查提供足够的便利、却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何柱国将军在1936年西安事变的停战协定签署后就停止了进攻红军，在座谈会上他情绪激昂地做了反日演讲。斯诺说自己在甘肃时曾看到何柱国将军指挥军队进攻日军。
此次延安之行斯诺了解到中共关于统一战线、政党地位和革命目标等方面的态度，他考察了当时苏区的工业生产、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卫生等方面的情况，并积极通过工合运动深入地帮助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斯诺回到国统区就开始写作《为亚洲而战》，不仅记录了自己与艾黎一起创建“工合”的经历，还说明了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活动及其关于中国未来的看法。同时对前一年武汉会战中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军的行为给予赞赏，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是他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
1941年因报道皖南事变，斯诺被迫离开中国。斯诺回国之后，先后三次与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会谈，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战争局势以及国共双方的情况。美苏“冷战”开始后，麦卡锡主义盛行，斯诺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他和家人被迫来到瑞士，1972年在瑞士病亡。他在病危时嘱咐家人将自己的一半骨灰送回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意和眷恋。
两次陕北之行，斯诺对中共有了深刻了解，促使他在以后的时光里一直关注中国革命。1936年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前，也是中国革命从分裂走向再次联合的“奠基”之年，斯诺在这一年的访问促进了国内外民众对中共抗战理念、民族情怀以及统一战线的看法，打开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共的窗户，中共在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措施在抗战中得到了更大发展。1939年9月，他因考察西北的工合运动情况再次来到陕北，对中共在边区取得的成就有了新的了解，对中共的国际形势观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国共关系，尤其是对国共统一战线能否持久发展充满忧虑。国民党随后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封锁，断绝了中共与外界的往来。斯诺两次访问陕北，对中共的对外宣传、塑造良好形象起了重要作用，在以后的时光里他一直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不懈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又多次到达中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中美关系的缓和而尽心尽力。
①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见《斯诺文集》第一卷，宋久 、柯南、克雄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①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②张 威：《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外宣传及美国记者群》,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20页。
②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8页。②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见《斯诺文集》第一卷，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03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3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73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4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7-68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2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
① [美]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7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1复始之旅》，宋久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41页。
④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①[美]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②[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17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0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265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266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228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229页。
③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 1984年，第229页。
①“八条纪律”即：一、跑进人家，要先得主人允许，离开之前，要留意把一切弄好；二、房子要保持清洁；三、对老百姓要客气、要互助；四、借来的东西，一律要归还；五、损毁东西，一律要赔偿；六、要诚实不欺，买东西要照市价付钱；七、要讲卫生，上厕要跟老百姓家隔得够远；八、不要杀死或抢劫俘虏。这是共产党军队行进时所唱歌曲，其主要目的在于与人民建立关系。引自于[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1 页。
① [美]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3为亚洲而战》，新民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