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灰堆

我对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一直怀有隐痛与激愤。我知道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我与它相距遥远，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不过事实是，只要我想起来，我就激愤，而且隐痛。

我甚至还能闻到那次焚书的烟味。这当然必须在月明星稀的夜晚，最好是秋季，我一个人，地点是空旷的原野。我需要排除所有欲念，全神贯注，并根据宇宙空间的风向而寻觅。

在都市，我是不能闻到焚书的烟味的。都市喧闹，污染，信号密集而杂乱，并总是飞流着种种虚假的消息。

要闻到焚书的烟味，绝妙的场合当然是原野。

我之所以能够闻到那次焚书的烟味，是因为物质不灭，因为焚书的烟味一直存在着。如果物质是会消灭的，那么烟味便会消灭，我也就不能闻到它了。

实际上那次焚书的烟味像梦一样游来荡去，是很难捕捉到它的，否则，人会抓住它，收拢它，把它装在透明的瓶子观察和研究，以促进中国的文明。

可惜它随风而飘，没有人能够抓住它。

当然，我生活在传统之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决定了我对焚书的烟味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其实，中国人谁不是生活在传统之中呢？很显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焚书的烟味都是敏感的。

但我确实还是有一点禀赋的，只要我愿意，我便能捕捉九十公里之外的一种气息，包括随风而来的古代的烟味。这是我的一个秘密，我一直保守着它。

不过我不愿意轻易使用自己的嗅觉，因为总是伸着鼻子闻来闻去，将迅速消耗生命的能量。我的负担很重，还有很多事情处于计划之中，我必须注意节制自己的能量，不然一些美妙的事情便做不成了。

我一直感觉，那次焚书的发生非常突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是一次有准备的行动。焚书显然并不在秦政府的工作安排之中。焚书之前毫无预兆。在我看起来，焚书的方案是仓促出台的。

论性情，论气质，秦始皇属于那种好大喜功的人，这当然并不是什么缺点。他曾经发创世之念，借时运之势，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统一了中国。之后他乘胜调遣，南平百越，北驱匈奴，大大开拓了秦帝国的疆界。

辉煌的胜利很使他得意，遂置酒咸阳宫，并邀请博士七十位参加，目的是祝贺。那是一个真正快乐的日子，没有任何理由怀疑秦始皇为了焚书而搞一个宴会，并制造虚假的热闹。

如果秦始皇打算焚书，那么他应该是不需要什么阴谋或阳谋的。他搞的是集权统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根本没有谁敢于反对他。

那天的咸阳宫张灯结彩，轻歌曼舞。他心情很好，表现了一定的随和与亲切。

参加宴会的博士，无不以在咸阳宫拜见陛下为荣。他们众星捧月似的围着秦始皇，并对自己所敬畏的陛下歌功颂德。秦始皇显然是需要这种拥戴的，他感到十分舒服。

当脑袋装着一些知识的博士纷纷金牙玉嘴般地赞美秦始皇的时候，有一个人非常激动，而且焦急，他便是在秦政府担任仆射之职的周青臣。他是很想显示一下自己对秦始皇的崇敬之情的，可其他博士却总是占据着好的位置。这使他焦急，而且迫切。

终于有了一个表态的机会，周青臣兴奋地说：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周青臣所言合乎时宜，而且甜蜜，芳香，秦始皇喜形于色。其言也不是毫无道理，甚至是基于一定的事实之上的。

如果周青臣确实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那么他的观点无非是反映了他的思想而已，当然是正常的了。但周青臣的用心却并非这么单纯，他对秦始皇的赞美，很可能是要秦始皇注意他，对他产生好感，以重用他，增加他的俸禄。别的一种可能是，他知道陛下的脾气，必须奉迎陛下，以保障自身的安全。

周青臣所言，显然是一种吹捧，吹捧得很是肉麻了。

关于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优劣，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根本不能立即解决，何况那天秦始皇是举行祝贺的宴会，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严肃问题的场合。

淳于越是一个熟悉历史的博士，秦帝国的知识分子，书生意气，非常反感拍马溜须的做派，并一直认为分封制是优于郡县制的。周青臣所言，不但使他嗤之以鼻，而且使他一下激愤起来。他火气十足地指出：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以历史的经验，证明了分封制的长处。在我看起来，他是一个正直之士，他考虑的似乎是秦帝国的长治久安。

不过他应该知道，郡县制已经实行，而且它作为一个功德，也已经刻在了秦始皇的纪念碑上，难道他一个建议便能取消郡县制吗？是不是几碗酒把淳于越灌醉了，才使他这么胆大！

还有一种可能是，淳于越与周青臣是有矛盾的，淳于越一直在寻找机会攻击周青臣，以解心头之恨。淳于越的目的是，他要设法使秦始皇疏远周青臣，并厌恶之，甚至惩罚之。于是淳于越就借分封制好于郡县制之题，发挥周青臣不忠于秦始皇之意，以达到他的图谋。可怜这些古旧的知识分子，由于必须依附权力才能站起来，竟不得不在权力周围争宠。

实际上非常可能的是，淳于越属于率性之人，有见解，善立异，只是少韬略，易冲动，从而将注定惹祸。他的天真在于，自以为事情将会像秦始皇曾经表白的，招致博士进入秦政府是要兴盛太平，自以为博士随秦始皇东西巡游，南北视察，并为秦始皇制作纪念碑，甚至参加廷议，甚至还在咸阳宫参加祝贺的宴会，这一切，便是重视和抬举博士，以鼓励知识分子为秦帝国的建设充分贡献自己的智慧。

显然是由于淳于越的判断出了问题，遂大放厥词，高唱反调。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针对一个小小仆射的意见，居然会引发一场文化浩劫。

在理论上，事物的发展方向是由必然因素决定的，但在实践上，事物的发展方向却往往是偶然因素决定着。因为人的理性是薄弱的，人的非理性的行为总是突如其来地发挥作用，并会以其异常的力量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不过，在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所有人的非理性的行为都可以突如其来地横加干预，从而成为改变事物方向的偶然因素。在一个集权统治的体制之中，唯有掌握权力的人，才有强劲的非理性行为。当然，掌握权力的人把普通人逼急了，普通人也会采取非理性行为。在中国，这种恶性互动而导致的非理性行为是反复发生的，它充满了破坏性和毁灭性。

在一个喜气洋洋的场合，淳于越对周青臣的批评确实是扫兴的。秦始皇多少有一点不悦，但他并没有发火，也没有下令焚书。

在平常，以秦始皇的暴虐，他完全可能把淳于越臭骂一顿，甚至赶他走，杀他的头。但秦始皇的情绪在那天却像丝绸一样光滑和柔韧，淳于越的尖锐竟没有刺伤它。

秦始皇可贵地保持了足够的节制，没有为区区儒生之争大动干戈。不过他也没有让事情就这么一滑而过，他的办法是，把互相对立的意见交给文武百官去讨论。

所谓讨论，无非是为群臣驳斥淳于越提供一个机会而已。秦始皇相信，群臣的声音将完全淹没淳于越的观点。但秦始皇却还是没有想到焚书，当然也没有下令焚书。

想到焚书的，是别的一个人。这个人不但想到了焚书，而且想到了关闭私学，想到了要禁止儒生以古非今。这个人是谁呢？是秦政府的丞相李斯。淳于越反对郡县制之论，深深触动了李斯的神经，遂由此及彼，想到了儒生的麻烦和危险。

在秦帝国实行郡县制，是李斯的建议。为了使秦始皇采纳自己的建议，李斯曾经猛烈抨击了主张分封制的丞相王绾。经过斟酌，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一国之内设若干郡，在一郡之内设若干县，郡与县的长官全由秦政府任免。这便形成了中央可以一手控制的网络，纲举目张，易于管理，秦始皇极其满意。

由于李斯对秦政府的卓越贡献，其日益贴近秦始皇，但主张像西周一样实行分封制度的王绾却不得不疏离秦始皇。李斯知道，郡县制既是秦政府的基础，又是他的权力的基础，起码是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重要的石头和砖块。

李斯万万没有预料几年之后竟有人反对郡县制，而且竟是一个无功无德的博士。尽管淳于越是针对周青臣的，但李斯却气愤至极。高明的是，他没有把对淳于越的气愤停留在情绪的层面，他挖掘了一下，于是他的目光就从淳于越身上飘到了所有儒生的身上。他觉得这样一类人读了书，能思考，会辨别，善于发表见解，将必然挑剔秦政府的方针政策，而且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他的工作。他过去就对儒生的锋芒有所感觉，淳于越之论显然强烈了他的感觉，但这是不行的。

发现秦始皇不悦以后，他就知道了应该如何对待淳于越。他的做法当然是迎头痛击，迅速挫败淳于越，并镇压一下其他儒生的锐气。不过他发表意见的时候，已经隐匿了自己的情绪，这是李斯一贯的风格。他说：

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因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李斯在建议关闭私学之后，转而便提出了焚书的必要，因为私学与书是紧密联系的，私学与书都会诬蔑形势，蛊惑人心，影响集权统治。

他还划分了要焚之书的范围。依李斯的认定，医药之书是没有问题的，卜筮之书也是没有问题的，植树之书当然也没有问题，这些都可以留存。但百家之书，还有什么诗集与文献，却会妨碍思想的统一，要统统烧掉。史官唯读秦纪，其他的历史著作，一律燔之。

李斯的声音像钻头似的旋转着，穿过层层叠叠的岁月，从一个玻璃窗子的缝隙进入我的房子。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一条绿色的眼镜蛇爬过了我的胸膛，我毛骨悚然，非常不舒服。

但在咸阳宫，秦始皇那天却为李斯的凌厉之势笑了。李斯把淳于越抨击得如此地落花流水，让秦始皇觉得十分痛快。

李斯提出的关闭私学和焚书的建议当然精锐。防止动乱，保持稳定，这些建议将有釜底抽薪之效。秦始皇装模作样地考虑了一下，同意了李斯的建议。

于是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就发生了。

焚书的烈焰持续了一月之余，烧得大地干干净净。

经过高温消毒和灭菌，秦始皇自以为秦帝国将永远不患病，不生灾，秦政府的权力将由他的子孙一世二世地传下去，传它一个无穷无尽。

我是不能看到公元前213年那些烈焰的，但我却可以闻到焚书的烟味。当时有很多稠密的黑烟，稀薄的白烟，半生半硬的黄烟和半明半暗的蓝烟，在烈焰焚书之际挣扎着离开了大地。烟翻卷着，随风而去，躲进了宇宙空间。

在渭河以南，我寻找到了那次焚书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灰堆。当我默默站在它面前的时候，20世纪最后某年的夕阳，以自己无奈的光芒照耀着这个沉积物。锥形的灰堆孤立于晚霞停滞的天下。黄昏之中，它似乎有一种高耸之感。在灰堆周围，到处都是呐喊的麦苗和蔬菜，还有呐喊的树木。

我默默地攀登到灰堆的顶端，用脚步丈量着，觉得它的面积足以建起一座精美的阅览室。我感到恐惧，我不知道烧了多少书才凝结成这样一个沉积物。

我在灰堆的顶端走来走去，感到激愤，而且隐痛。

在中国，凡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都会对那次焚书做出自己的评价。我以为，评价公元前213年的焚书，是一个不能绕过和不可逾越的问题。

最早批评秦始皇焚书的，应该是政论家和文学家贾谊，当时秦政府才崩溃了二十余年。之后目录学家与天文学家刘歆批评过它，哲学家董仲舒批评过它，之后文学家苏轼批评过它，理学家朱熹批评过它。他们无不谴责焚书之狠毒与卑鄙，无不为中国典籍的毁灭而痛心。

不知道最后批评焚书罪恶的将是谁？也许没有最后，肯定没有。我以为，人类存在多久，知识分子对焚书的批评就将延续多久。

焚书虽然由秦始皇决定，可策划的，却是李斯。江山是秦始皇的江山，不过为了巩固江山，李斯提出了一个伤天害理的主意，并规定了焚什么书，怎么焚书。我以为，这是可以琢磨的现象。

李斯是秦政府的高级领导，处于权力的中心，然而其根底，应该为知识分子。他是荀子的学生，经过努力，李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地获得了一套政治理论。他还有一定的文学才能，可以清晰而艺术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精通小篆，是文字专家。

李斯有一个高见，他认为，即使是一只老鼠，粮仓的老鼠也胜于厕所的老鼠。老鼠的变迁是要有一些能力的，在我看来，李斯便具备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人。从当吕不韦之舍人，到当秦嬴政之客卿，到当秦政府之丞相，李斯步步高升，不靠祖先荫庇，不靠斩首立功，不靠经商捐款。他唯一所靠的，是他的智慧。

不过，如果智慧有善良与邪恶之分，那么我觉得，李斯的智慧多是邪恶的，这是由他所依附的集权统治所决定的。他必须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对主子像狗一样忠诚，对主子之外的人像狗一样凶残，从而使主子满意他，否则他的荣华富贵将落叶缤纷。总之，奴才往往比主子更坏，更毒辣，也更阴险，因为主子还是会要一些尊严的，但奴才却完全可以不要脸。总之，世间最不人道和最不光彩的事情，都是主子与奴才配合着干的。

李斯无非是秦始皇一个爪牙而已，但这却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爪牙，他从博士淳于越的一番所论，能够一下想到所有儒生的问题，并想到关闭私学，想到焚书。那天在咸阳宫，秦始皇之所以笑了，就是因为他觉得李斯考虑得不但周到，而且深刻。是的，关闭私学和焚书，是可以把人弄得愚昧起来的，人愚昧了，思想便易于统一了。统一了思想，便没有了反对的意见和反抗的行动了。

焚书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文化与权力的冲突，因为文化对权力的运作是有影响的，它可以润滑权力的轴承，但它却往往要制约权力的轮子。

也许秦始皇和李斯并不知道文化与权力还有冲突，不过他们是知道书所蕴藏着一种文化力量的。特别是李斯，属于知识分子，应该知道书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书会激发思想，并能够交流和传播思想。李斯当然也知道百家之言是秦政府的一面镜子，知道诗可以怨，文献可以知兴衰，明因果。总之，书所产生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思想之外的思想。统治阶级一向把自己思想之外的思想贬为异端。异端显然会分解和融化集权统治，甚至会切割和拆卸集权统治。统治阶级是非常害怕所谓的异端的，遂严格控制书的出版和流通，而且习惯于毁灭种种有新意的书。

我以为，李斯从淳于越之论，感到了书所充当的儒生以古非今的工具，感到了书具有的一种威胁，遂不惜通过焚书以削弱文化对权力的抗衡。

不过焚书只是文化与权力的冲突在前沿的表现，焚书所反映的深层冲突，显然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

秦国文化是轻伦理而重功利的，实施的是霸道。秦国文化无不服务于它的统治阶级，而且由于其文化的配合作用，秦国才得以后来居上，迅速强大，统一了天下。

既然天下已经是秦帝国的天下，那么天下所有的文化，秦国之外的别的文化，包括过去的鲁国文化与楚国文化，显然都变成了秦帝国的文化。既然天下所有的文化都变成了秦帝国的文化，那么别的文化在秦帝国就应该有一定的位置，应该像森林一样继续扎根下去，延伸开来。我以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问题是，秦政府执意保守，独尊的只是秦国文化，并以秦国文化排斥别的文化。如果秦政府有胸怀天下之大气，如果秦政府以海量容纳别的文化，那么秦帝国有可能会在一种宽容的气氛之中延长自己的治安。不过秦帝国狭隘，所以它对别的文化不但恐惧，而且排斥，仿佛别的文化藏匿着推翻秦政府的秘密武器。其使秦始皇和李斯之流心理变态，并野蛮地要以暴力征服别的文化。

非常明显，焚书是毁灭别的文化的一个方案，只是这个方案太卑鄙太无耻了！毁灭人类的典籍，那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秦始皇曾经在渭河两岸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了种种有列国建筑风格的宫殿。秦帝国的建筑一时多姿多彩，颇显奇异。也许纷呈的歌台舞榭会使人产生错觉，以为秦始皇有一颗开放的心。非也！

以列国的建筑风格为榜样修建宫殿，无非是秦始皇显示他的胜利而已。他狂妄的想法是：他征服了哪个国家，他便要在渭河两岸推出哪个国家君主所居的宫殿。

在公元前213年焚书的那些日子，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考验。除了没有良知的人，谁都会感到痛苦。焚书是冲着知识分子的，是否定文化的，谁能欢欢喜喜地把书交出来让其烧掉呢？

但他们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把书交出来，因为官方很想抓一个怒且言的儒生，以做杀一儆百的游戏。

事实是，在焚书的非常时期，那些身穿黑衫的衙役，狐假虎威，走街串巷，厉声叱咤，强迫儒生尽快把自己所藏的书拿出来。谁违背命令，就处理谁。处理的办法早就有了，是在脸颊刺字，之后发配到边境去修筑长城。刀就这样架在你的脖子上，你的脖子上到底有几个头能够经受得住刀的大砍硬砍呢！

秦帝国可怜的儒生，不得不抱着书战战兢兢地走出来。他们想象着竹简木简，还有缣帛，将投入烈焰，仿佛是割身上之肉，抽骨中之髓。他们望着车一辆一辆地拉走了书，不哭，不喊，只是悚然而立，难以凝神。

然而天下胆识之人仍是有的，他们将设法让自己的书躲过浩劫。在鲁国，刚刚惊悉焚书的消息，孔鲋便把一些重要的书夹在住宅的墙缝之间，这确实是一个绝招。在楚国，一个老人机智地把一部兵法保存下来，之后将其送给了革命青年张良。在别的地方，社会的精英分子也都在巧妙地抗拒焚书。为了保护典籍，很多人受尽折磨，甚至悲惨地死了！

但那次焚书，却毕竟是由李斯这样一个有文化的人策划的，焚书的工作周密而严厉。根据司马迁和其他学者的统计，焚书之后，中国的典籍已经所剩无几。

那么秦始皇到底烧掉了多少书呢？

几年之前，我在无奈的夕阳之中抚摸着渭河以南那个巨大的灰堆，试图做出自己的估量。我从灰堆的断层和褶皱抠出了完全腐朽变质的竹简和木简，抠出了成为尘埃的缣帛。我捏了一些粉末放在手上，我看了看，吹走了粉末。我把粉末吹到了霞光万丈的天空，自言自语地问着：秦始皇到底烧掉了多少书？到底烧掉了多少书呢？

此时此刻，我明显地闻到了烟味。穿过漫长的隧道，公元前213年焚书的烟尘滚滚而来，滔滔而去。

我以为，焚书对文化的破坏，是有外在和内在之分的。秦政府在渭河以南燃起烈焰，将累累典籍付之一炬，肯定造成了沉重的文化损失，不过它只是一种外在的文化损失。秦政府烧掉典籍的猖獗之举，还造成了一个严峻的后果，便是它断送了春秋战国几个世纪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风气，这样的损失，是一种内在的文化损失。

百家争鸣应该是文化发展和昌盛的一种最适宜最美好的氛围，实际上就是过去的中国人的言论自由。由于言论自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才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大师，而且正是他们杰出的贡献，才使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中国。

那些古旧的思想大师，仿佛闪耀的群星，其灿烂的光辉照亮了中国人的灵魂。难能可贵的是，那些群星的光辉现在仍是煌煌的。

一个国家有其言论自由，对它的民族精神的陶冶和锤炼显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类实践早就证明了：在一个允许怀疑和辩论的大气候与大环境之中成长的民族将充满激情，敢于探索，富于创造，能够承担自己对人类的责任，而且面临敌手的威胁和利诱，将不畏缩，不上钩。

但秦政府的焚书却黑霜打芳草，西风凋碧树，万里零落。

焚书把它所产生的恐怖，深深地刻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焚书使中国知识分子的胆量和锐气遭遇了一次极大的摧残。它的难以愈合的症状是，只要阴雨，它就疼痛。

也许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是需要肯定的，但在我看来，秦始皇所统一的中国无非是他的子子孙孙的中国而已，扩大一点，是秦政府的中国，是统治阶级的中国。总之，它不是普通中国人的中国。秦始皇的中国与普通中国人的中国，大约只有百分之一的利益是相同的，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利益都是对立的。但秦始皇焚书所导致的文化浩劫，却显然是中国人的灾难。而且，尽管它是公元前213年的浩劫，可它对文化生态的破坏，却把其灾难带到了现在。焚书所导致的文化浩劫，甚至会超出中国的范畴，变成整个人类的灾难。

秦始皇建立的集权统治，是注定要灭亡的。事实是，它行凶作恶十四年之后就灭亡了，然而中国人生生不息，遂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只要中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便要承受那次焚书所造成的危害。

秦始皇焚书，还为他之后的集权统治的头子树立了榜样。由于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他之后的反动家伙，便可以放肆地沿着他开辟的以暴力摧毁文化载体的道路走下去。

把最大的恶作为自己之恶的底线，是人从道德匣子放出魔鬼的最后一个安慰。问题是，人一旦放出魔鬼，自己之恶便往往会突破自己规定的恶的底线。

我以为应该设立一个文化法庭，对秦始皇及其之后的那些毁灭文化的人进行审判，并把他们的行径编进教科书里，让中国人世世代代知道他们的罪恶。宽容毁灭文化的人，就是使文化处在屠刀之下。

在中国，焚书并不以秦始皇起，他的祖先就有焚书的劣迹。那是秦孝公接受商鞅的建议，在他管辖的一个区域内干的。但秦始皇的焚书却登峰造极，其范围的广泛性，品种的系统化，都是破天荒的。李斯还为焚书找到了理论根据，真不愧是可以吃到美食的老鼠。

在中国，焚书也不以秦始皇止。由于书是农业社会主要的媒介，甚至是唯一的媒介，它将注定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或对宣传统治阶级思想的书以支持，或对有异端嫌疑的书以打击，或使书遭遇着殃及池鱼的下场。

出乎对秦始皇的仇恨，公元前206年项羽愤怒火烧阿房宫，于是藏在阿房宫的典籍就不得不随着烈焰而消失殆尽了。秦始皇是不愿意让有人文思想的书在世间传播的，但他却要把它们置于自己的密室，似乎还知道这些书有其价值。然而项羽一味推崇剑术，没有意识到书属于文化，文化属于人类，也许他认为，这些劳什子统统无用，而且是秦始皇的劳什子，所以要烧掉。

但江陵焚书，却是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亲自所为。梁元帝喜欢书，迷信书，读之广博，追求甚解，雅兴起来还教左右读书，而且他的著述也颇丰。梁元帝在江陵的所藏竟达十四万卷，刻本和抄本极多，其视之为珍宝。公元5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鲜卑族人拓跋廓的武装力量包围了江陵，要推翻梁元帝。梁元帝知道自己即将完蛋，遂亲自烧掉了他的全部所藏。气急败坏之中，他还扑向烈焰。幸亏他的左右行动迅速，拉住了他，否则他很可能会死于烈焰的。

梁元帝显然有一种为书所骗的恼怒之感。他认为，他读遍了天下之书，应该有高超的文武之道，以保证他的一角江山。不料其结果，竟仍是失败。

朱元璋当皇帝，似乎没有疯狂焚书，但他却大兴文字狱，就是以文字治罪，并惩罚之。他小时候是孤儿，行乞行窃，遂入故乡凤阳皇觉寺为僧。不过到了四十岁，他竟黄袍加身，成为明政府的元首，确实是世事难料啊！问题是，尽管当了皇帝，可以高高在上地做人，可他却难免觉得自己出身低微，缺少风雅，遂陷入了深刻的自卑之中。

他变态的做法是，猜忌知识分子，并从文字之中捕风捉影，以收拾他们。一位先生赵伯彦称颂君主仪则天下，由于凤阳方言“贼”与“则”同音，朱元璋便认为赵骂他过去是小偷，遂杀了赵。另一位先生许元称颂君主藻饰太平，由于凤阳方言“藻饰”与“早逝”同音，朱元璋又认为许盼他迅速灭亡，也杀了许。

朱元璋的反复打压，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自己扼住自己的咽喉，以防冒犯。时间一长中国人便沉寂起来，并趋于内敛和胆怯。玲珑的小品，精致的瓷器，大约就是从这个时代产生的，它们当然是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

清政府的特殊在于，它是满族人建立起来的集权统治。由于满族人对汉族人是少数，是一个从松花江流域进入北京的权力机构，清政府的压力显然会大一点，清政府也就异常地加强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把文字狱用到了泛滥的程度。

他们从所有文字作品与材料之中罗织罪行，时达一百余年，案宗二百多起。典型的有：他们认为将明之材，有问题；维民所止，有问题；清风不识字，也有问题；明朝期振翮，还有问题；秋色招人懒上朝，当然更有问题。总之，凡是有可能使他们想到赞美了明而影射了清的文字，影射了皇帝的文字，或影射了满族人的文字，一律有问题，一律要审判，而且惩罚。

清政府所搞的文字狱，显然有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冲突的一面。关于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我以为它们之间除了冲突之外，还有一种可能，这便是它们在一个痛苦的格局之中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然而文化与权力的冲突，仍是其主要的冲突，是处于前沿的冲突。也许清政府注意到了这种冲突，并知道文化与权力冲突的严峻后果，他们才把文字狱当作打压异己和异见的精锐工具。

那么汉族人，知识分子，是否在以文字的影射反抗清政府的集权统治呢？我以为是的。不过仅仅以文字去嘲弄，去讥讽，将是多么间接、乏力、无可奈何啊！尽管这只是一种发泄似的反抗，但清政府却仍不准，其爪牙一直睁着虎狼似的眼睛紧盯着奏章一类的文件，紧盯着诗。

文字狱的实质，是从文字臆断作者的观点，并指控其违法。所谓作者的罪行，实际上不是他的行为所导致的，甚至也不是他的文字所导致。作者的罪行，完全是被人歪曲文字之意义的结果。

一旦歪曲了文字之意义，文字固有的意义便消失了。

焚书有浩大的声势，能够制造恐怖的气氛，从而威慑知识分子。但文字狱却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折磨，它像风湿一样渗入血液与经络，并渐渐消磨其意志。如果焚书是摧残文化的导弹和坦克，那么文字狱就是化学武器。

在文字狱横行的年代，知识分子往往呈阿谀之状，好一点的，或沉默，或躲在一隅考证圣贤的著作。他们的思想霉烂于脑，他们的脑僵化于头，甚至懊丧自己是有文化的人。康熙皇帝执政之初，江南名士陆圻遭遇文字狱，遂将自己的灾难归于读书。在押解他到北京去的路上，陆圻愤然告诫他的儿子说：“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

焚书当然也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在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城，过去有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所藏极富。但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的一把火却烧掉了这座图书馆所藏的一半。到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开进了亚历山大城，他们以这座图书馆的所藏违背了真主的旨意为由，一把火烧掉了这座图书馆所藏的剩余一半。1814年，英国人点燃了美国的国会大厦，其烈焰殃及图书馆，于是为满足议员需要而刚刚购买的数万册书就一瞬成灰。1933年，在垄断集团支持之下，希特勒横空出世，为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而奋斗。他害怕别的思想入侵，从而大肆禁止一切悖逆所谓德意志精神的书。在美丽的5月的一天，柏林人痛快地火化了犹太人的著作，并把苏联人列宁的书扔进烈焰。不知何故，他们还把一些关于性知识和性道德的书也烧掉了。

但书却是火化不完的，文化也是毁灭不了的，因为人类有思想的天性。我以为，是这种思想的天性创造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人类对文化的需要。

人类思想的天性，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它一直促使自己不断怀疑，不断探索，并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

由于环境的差别，当然还有历史的差别，人类形成了众多的文化域。我以为众多的文化域，乃上帝的安排，而且由于是这样的一种布局，才显得它合理而美丽。如果地球上只有一个文化域，那么谁都会觉得世间太简陋、太单一，没有意思。幸亏文化域是几个、几十个从而避免了仅仅给你一张报纸、一个频道、一种舞蹈或一袭长袍。

遗憾的是，在相异的文化域之间，过去总是发生冲突，而且现在仍存在着冲突的可能。冲突常常以宗教引起，甚至以价值观念而引起。冲突轻一点，会导致经济断绝；激烈一点，便会发生军事对抗。

我有一个希望，我盼相异的文化域之间能够互相尊重，都大度一点，心平气和地沟通、了解，取长补短，进行融合。

在我看起来，相异的文化域之间的互相商量，显然是要高明于互相征服的，它不会在人类跋涉的过程之中留下硬伤。

那种以最多的因素，代表人类进步方向的文化域，将以最大的优势，影响别的文化域。也许这是不以谁的意志而转移的，甚至人类进步的方向便是最高的意志，也是最强的意志，阻挡它，将只能使自己显得野蛮和落后。

我要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权力，不管是秦的权力，还是汉的权力，还是明的权力，还是清的权力，都是在一定的时空发生作用的，但文化却会超越时空，并从所有禁锢它的权力之下奔流而出，走向新的时空。

统治阶级总认为自己的权力是宝贵和长久于文化的，岂不知那些摧残文化的权力，都将为文化所摧残。

几年之前的一天，我从生命的自我修复得到一个启示，我觉得文化是有其自我修复的能力的。

我对文化的自我修复这样理解：

人类的个体是文化的细胞，是文化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个体是独立存在的，但它的独立存在，却是作为文化机体的部分而独立存在的。

个体有双重性质。个体既能承载文化，又能弘扬文化。文化之所以能够自我修复，关键在于个体的双重性质。

集权统治对思想的控制，对知识分子的排斥与迫害，难免使一个时期的文化一派衰败，死气沉沉。不过，只要集权统治尚未把文化的细胞斩尽杀绝，那么作为文化细胞的个体，将必然会传播文化。

个体既可以一代一代地垂直传播，又可以一片一片地横向传播。很显然，这样的传播将会使文化的细胞的数量不断增加，不断积累，从而使带着创伤的文化机体得以恢复。

重要的是，个体在有了非凡的遭遇之后，将获得非凡的体验与感受，并将产生非凡的思想，这显然会有助于提高个体的质量。于是过去受到破坏的文化不但会修复，而且会丰富起来。

也许基督及其门徒的经历，可以成为文化自我修复的一个榜样。罗马帝国及其爪牙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之后，世间一片恐怖。基督的门徒不得不逃亡他乡，隐蔽僻壤。不过只要他们活着，他们便会传播爱的声音，而且终于可以公开地传播，超越时空地传播，并使基督的思想成为人类一大宗教的根本。

秦对文化的摧残，在汉得到了修复，功德在于知识分子。当时，中国人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民间的知识分子就以自流的形式传播其书。传播之法，或单线借阅，或双线借阅，哗然传播是不行的。他们所借阅的书，当然都是躲过秦政府的搜查而保护下来的书。

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文化成果一向是极其重视的。为了把书留存下来，他们尽其智慧，敢于冒险。他们的保护方法是塞于壁间如孔鲋，或放之炕底，埋之墓穴，置之山洞。

不过由于长期的战乱，书的原始版本几乎都散尽了。一些根据口口相传而整理出来的书，也难免出现纰漏，甚至错误斑斑。对以讹传讹的纠正，显然是必要的。

应该注意的是，汉政府建立之后，官方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为文化的修复创造了条件。汉惠帝时，摒弃了挟书之律，它相当于一次深刻的解冻。其积极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对书的交换将不构成违法了。汉文帝时，那些担任博士职务的人专门负责抄书撰书，并考证之，以求文字和内容的正确。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以使民间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书拿出来充实国家的所藏。汉武帝还增设管理机构，给书以分门别类。经过几年的征集，国家得到的书已经多如谷米，积如山丘了。司马迁大约就是这一阶段到汉政府去工作的，任务是继承父业，记录历史。汉宣帝时，在石渠阁举行学术会议，讨论并定夺了经典著作的标准版本。汉成帝时，派陈农在各地继续收书，以尽获天下流失之典籍，并由刘向在天禄阁编写目录。刘向逝世，其子刘歆接着编写，终于将三万三千卷书分为七类，以供学习和研究。

官方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修复。不过我以为，文化修复的内在动力，仍在知识分子自己，他们是文化最活跃最强劲的细胞。

经学家孔安国有一年修缮孔府，竟得到意外的收获。几个工匠刚刚拆除了一座房子，便奇异地出现了一片琴瑟之声。仔细查之，居然是多卷竹简和木简。这些书实际上就是过去孔鲋为防秦始皇焚书而夹在墙缝的典籍，确实是难得啊！孔安国整理之后，捐给了汉政府，从而使汉政府的藏书增加了权威的版本。

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热衷于从民间招书，得之，总要抄一份。他留下原著将其所抄之书加钱送于赠书之士。他灵验的方法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有的不远千里，将书送河间献王。他的书遂越来越多，其名气也越来越大。

特别是杜陵人徐苟，他张榜购书，价以页计。当时有谚语曰：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徐苟。徐苟经营凡四十年，使很多典籍赖以存世。他所刻版本，也成为权威之版本。

当然，汉政府对文化的修复，毕竟是在加强集权统治目的之下的一次修复，它不可能出现我所向往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反之，汉政府浇灌的唯一的花是独尊儒术。我以为，这朵为统治阶级而笑的花像一团硕大的蘑菇，是黑色的。

但秦始皇焚书所造成的文化冬天却显然是过去了。

在20世纪，中国文化曾经有两次修复，意义非常。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检讨，它推动中国人迅速从传统文化突围而出。它最辉煌最卓越的一举，是把民主和科学移植到了中国大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宝贵的一举不到极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1978年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使数亿中国人走出了对个人迷信与崇拜的沼泽。它还改变了一种苍白的文化风景：那时候，中国社会缺乏小说，缺乏诗歌，缺乏电影，当然也缺乏讨论之声，唯有一条路线和八出戏剧。中国文化的这两次修复，使中国社会以开放的姿态站在了世界民族之林，然而前进的路仍将是曲折的！

应该给那些修复文化并使之丰富的知识分子竖立纪念碑，应该把他们的业绩编进教科书，让中国人世世代代都知道他们所做的贡献。

在我看来，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的白银时代。

礼崩乐坏，贵族没落，诸侯抬头，重要的是私学大兴，显然为春秋战国的文化繁荣开天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此间产生的思想，将是中国文化取之不尽的源泉。它的一些合理的内核，现在仍影响着人类。

汉政府的倒塌，随之出现的频频更迭的权力机构，及其权力机构的对峙与鼎立，为中国社会制造了一个苦涩的时空，于是魏晋南北朝的知识分子就可以松一口气，可以饮饮酒，观观天，甚至潇洒地啸聚山林。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通过清谈对儒术反动一下。于是此间的文化就有了自己鲜明的个性，而且它能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方式肢解文化的一元，并创造文化的多元。我以为，他们干得非常漂亮！

我曾经从文化的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得到一个启示。在我看起来，凡是社会处于宽松状态，文化便繁荣，凡是社会处于紧张状态，文化便萧条。

固然，一个驯顺的民族是易于管理的，不过这样的容易管理，仅仅是在一个小小的圈子才有效，仅仅是在自己的文化域才有效。问题是，人类不会永远处于各自孤立和封闭的时空，人类将注定互相交往，而且从贸易开始，人类早就互相交往了，而且人类正在全面而深入地交往着。

如果别的文化域冲击过来，那么一个已经习惯于驯顺的民族会如何行动呢？如果别的文化域以其价值观念为标准而侵犯你，那么你能有理有力有节地抗议它吗？

我以为抗议并不是可以随便进行的，抗议要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这便是你知道你的权利。否则你的抗议将会显得幼稚而可笑，甚至没有作用。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有很多发现，不过最杰出的发现，也许并不是进化论和相对论，不是剩余价值和精神分析，不是遗传密码和克隆技术。

在我看来，人类最杰出的发现应该是对个性的发现。随之而来的是，人类一直为捍卫自己的个性而斗争。历史的潮流显然是尊重个性，而且承认怀疑的权利，传播异端的权利。唯其如此，才是宽容。只有宽容，才显示文化的伟大，并能使这个文化不断发展和昌盛。

那么相异的文化域之间呢？相异的文化域，形成于相异的环境，并在相异的历史过程，由于相异的生存方式而有了各自的体系和网络。

人类是生活于同一的天下的，并注定要在同一的地上生活，要呼吸同一的空气，饮用同一的水，依赖同一的太阳和海洋。这使相异的文化域的人类成员息息相关，紧紧相连。重要的是，它把文化域的相异，变成了同一人类的文化域的相异。

我以为，人类除了互相认可，并以理性的方式实施文化的融合，除了这样做之外，将没有别的成功之路。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文化域的人类成员，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这便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损害地球上的文化，因为不管它是哪里的文化，都是全体人类成员的文化。

20世纪最后某年的一个黄昏，我站在公元前213年的灰堆之上任其思想、任其思想。我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或久久沉默，久久沉默。

我以为人有思想的本能和责任，而且由于人能够思想，才显示了他的力量。

站在公元前213年的灰堆之上，我曾经一再闻到焚书的烟味。我不会忘掉我当时所产生的一种感觉。我沉浸在宁静的秋季的夜晚，仿佛谁把盖着天空的一层污浊的皮撕去了似的，秋季的天空变得清朗，透明，干干净净，仿佛所有的星辰都浮在了水一般的月光之中。

我就是在这一瞬闻到焚书的烟味的，是一种竹简和木简的烟味，呛鼻的。是缣帛的烟味，熏鼻的。当然是穿连竹简和木简的皮条的烟味。孔子韦编三绝，三绝的便是皮条。在这一瞬之间，我还闻到了荷马时代的莎草纸书的烟味，闻到了谷登堡印刷的羊皮纸书的烟味，甚至闻到了两部哲学和三部小说的烟味，闻到了一部诗集的烟味。

不过焚书的烟味很快便随风而去。随风而来的，源源而来的，是浓郁的芳香，是松树之味，桂花之味，紫荆之味，核桃之味，山脉的石头之味，石头上的苔藓之味，高原的泥土之味，泥土里的蜘蛛之味。我还闻到了白色的月光之味，甚至竟隐隐闻到了邈远的火星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