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绝漠拓荒的学术贡献

西北联大及其后继院校在人文社科学术与科学技术学术方面也获得极大成就。

其一是在人文社科领域：沈志远的译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重要影响，完成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完成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一部著作《新经济学大纲》，并传承和光大了自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陈豹隐、侯外庐首译《资本论》、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以来的传统，成为俄文教育首善学府和马克思主义传播源之一；汪奠基最早介绍数理逻辑的著作和完成第一部中国逻辑思想通史；黎锦熙第一次科学、系统地揭示了我国白话文内在的语言规律，提出“言文一致”“拼音绝非文字”的国语统一原则，确定以北京音为国语标准，创制注音符号草体、设计注音汉字铜模、持续推进注音—拼音的正确发展，创制注音符号草体，并参加审音工作，创立“明三术，立两标，广四用，破四障”的民国新方志理论，首开战时人文学科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先河；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首次科学发掘与维护和西北考古事业的肇始，引发民国时期丝路研究的热潮；陆懋德完成我国第一部《史学方法大纲》并形成中国近代九大历史研究法之一；萧一山完成中国第一部《清代通史》，继承和发展了“新史学”流派；黄文弼提出和践行“三重证据法”，完成我国第一部符合现代考古学体例的考古报告，开辟我国西北考古和科学考古；王子云首先建议教育部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起我国现代美术运动，完成第一部《中国雕塑艺术史》，开创我国艺术考古事业；罗章龙完成第一部以“国民经济史”命名的通史性经济史学著作，取得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理论成果；等等。

其二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哥廷根学派的中国传人、我国抽象代数第一人曾炯以其“曾定理”“曾层次”将我国抽象代数推进到国际最前沿；傅种孙首次引入并详介几何公理，创造性地用现代数学方法研究中国古算；张伯声创立被公认为我国五大地质构造学派之一的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发现了“嵩阳运动”界面，发现了“黄土线”现象，为黄土“水积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阎隆飞在植物叶绿体中发现碳酸酐酶，被美国宇航局引用并应用于宇航舱中以维持气体平衡，在世界上首先发现高等植物收缩蛋白，成为国际高等植物细胞骨架研究的里程碑；周尧对昆虫高级阶元类群进行了重新划分，建立23个新亚目、45个新总科和2个新科，发现420多个新种与26个新属，创建我国第一家和全球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完成最完善的中国蝶类志；李赋京专攻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研究，在安徽发现的钉螺新种被命名为“李氏安徽钉螺”；田在艺历任大庆油田地质调查处处长兼总地质师和勘探指挥部副指挥兼总地质师，是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人之一；虞宏正专注于胶体化学和物理化学研究，结合西北地区特点开展土壤改良研究，开创土壤热力学，曾获13项国家奖励和45项省部级奖励；魏寿昆开展钢铁脱硫、钢液脱磷、选择性氧化、固体电解质电池定氧和冶金热力学应用等研究，首次提出转化温度概念及活度理论，奠定中国冶金物理化学基础；汪堃仁发现了迷走神经与垂体后叶反射的关系，以组织化学方法研究胃、胰细胞的机能定位，开拓组织化学；黄国璋先后担任7所大学的地理系主任，是担任地理系主任时间最长、创办大学地理系最多的人，开拓与奠基中国近代地理学。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联大工学院讲座教授李俨是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对中国古代数学史作了大量研究；石声汉是中国农史学科奠基人之一，致力于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从西北医学院和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走出了李经纬、赵石麟、张学文等三位著名的医史学家；李约瑟三次到访西北大学，提升了其科学史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促成了今日西北科学史研究的繁荣。其中，特别是傅角今任方域司司长期间，明确南海领土范围最南应至曾母滩，并主持印制《南海诸岛位置图》，用十一段国界线圈定了南海海域范围，恢复了我国版图轮廓南北长于东西的本来面目，成为如今中国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1946年10月23日，郑资约与助手曹昭孟及西北大学地理系4位学生登上太平舰，代表我国接收南海诸岛，至1947年12月26日完成工作，经两月余，行程2 000海里；完成《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奠定了南海诸岛统一名称的基础，完整标绘了诸岛地图。

其三是在工程技术领域：吴自良带领团队经3年研制出铀生产关键部件“甲种分离膜”，使中国成为除美、英、苏外第4个独立掌握浓缩铀生产技术的国家，打破了核垄断；李恒德在国际上最早进行铍单晶塑性形变研究，发现了铍的脆性机制和本质，对核反应堆用铸管轧制工艺和氢化物分布关系、核燃料微芯试制等做出巨大贡献；师昌绪研发出中国第一个铁基高温合金，领导开发中国第一代空心气冷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开拓材料腐蚀领域；高景德参与开辟电力系统线性与非线性最优控制研究领域，创造性地研究了串联电容引起交流电动机自激问题；傅恒志作为当时铸造学科唯一的留苏研究生，在留学期间即研发出新型高温合金，填补国际空白并获苏联专利，创建了国内唯一的凝固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出中国第一位铸造工程博士；李仪祉把国外技术与我国古代经验相结合，首次提出黄河综合治理学说，以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兼顾为治水指导思想，主持建设“八惠渠”，受益农田在1948年即达到330万亩（22万公顷），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模范灌溉区；李书田长校9所，是中国近代水利科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工试验所和首批水利专业，开研究生教育之先河，为美国土木工程学会终身会员，是该会100多年历史上第61位获此殊荣者；曹楚生20世纪60年代主持设计的盐锅峡水电站是黄河上第一座水电站，70年代设计的碧口大坝是我国第一座大型碾压式堆石坝，80年代在潘家口工程中首次采用带宽尾墩溢留坝并建成我国第一座大型混合式蓄能电站；陈秉聪首次提出将“畸变模型理论”应用于松软地面，提出“半步行理论”“仿生步行与仿生脱附理论”，使仿生步行机械和脱附技术进入工程化实用阶段；刘广志竖起新中国第一部地质钻塔，用3个月时间钻成一口500米深的钻孔，向建国献礼；叶培大设计安装了我国第一部杜黑特线路100千瓦大功率广播发射机，设计安装了天安门广场的广播系统，奠基我国微波、光纤通信与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周志宏带领同事完成了钱塘江大桥桥梁桥座的铸造和加工任务，研制出中国最早的大型铸锻件；史绍熙研发出我国第一台转速为3 000 r/min以上的高速柴油机和第一台两级自由活塞式发动机压气机；靳树梁开拓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新工艺，首创“高风温、高碱度、适宜高炉温、低渣量”冶炼方法；高为炳首创变结构控制系统设计的“趋近律”方法（又称“高为炳方法”），出版我国第一部《变结构控制理论基础》；关绍宗是矿山通风与安全技术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组建了国内第一座矿山通风实习实验室；朱宝镛创建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第一个发酵专业，招收我国第一个发酵工学硕士生，第一个提出用大米与玉米代替部分麦芽酿造啤酒，等等。

其四是在农业技术领域：赵洪璋以“碧蚂1号”“丰产3号”和“矮丰3号”推动小麦育种连上三级台阶，创我国一个品种年种植面积的最高纪录，“碧蚂1号”使亩产从100多公斤提高到200多公斤，15年间累计增产155亿公斤，被毛泽东盛赞道“‘碧蚂1号’救了大半个新中国”；涂治推翻西方“北纬45度地区不能植棉”的论断，首先引入草田轮作制，成功地将中国棉区向北推移并获得大丰产，单产籽棉201公斤，最高亩产674.5公斤，创全国最高纪录；李振岐系统研究小麦抗条锈性丧失规律，发现陇南“越夏易变区”，为解决小麦病害问题提供了有力依据，主编我国第一部《植物免疫学》，建立西北第一个植物病理专业学科点和植物病理研究所；王绶育成“金大332”大豆、“王氏大麦”（美国定名）等优良品种，是我国育种学和生物统计学的奠基人之一；孔宪武在小五台山上采集到忍冬科新种，经专家鉴定，用拉丁文作了准确记述并用英文发表，命名为“孔氏忍冬”（Loni cera Kun-geana K·S·Hao），为世界植物学界公认；汪厥明以其《圃场试验误差及其估计理论》详论农业试验技术基础理论，开我国试验研究应用统计之先河，创立中国生物统计学；刘慎谔在1936年主持成立西北最早的植物研究机构——西北植物调查所，筹建武功植物园，并收集4 500余号标本，开拓历史植物地理学与森林生态学，并将现代科学研究体制植入西北高等教育；林镕开拓菌物学和真菌学研究，并发现了菊科新属——重羽菊属，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中国菊科植物，奠基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侯光炯提出土壤肥力生物势力学理论，开拓自然免耕技术，实现橡胶种植北移的世界性突破；虞宏正开创土壤热力学，创建中国科学院生物土壤研究所；于天仁创建国际上第一个电化学研究室，并创立土壤电化学分支；周尧提出时空统一的进化分类与歧序分类理论，完成最完善的中国蝶类志，创建我国第一家和全球最大的昆虫博物馆；薛愚是我国较早研究中草药化学成分和发掘整理中药的开拓者之一；沈学年是农艺学系早期创建者之一，中国耕作学创始人之一；沙玉清是我国农田水利学科的创始人，著有我国第一本《农田水利学》；盛彤笙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兽医学院，组织了我国西部历史上第一次畜牧兽医的实地考察，开创兽医学；等等。

其五是在医学领域：徐诵明于1919年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冲破迷信观念，力主尸体解剖，翻译了一批病理学专著并主持审定病理学中文名词，奠定我国病理学基础，李佩琳、毛鸿志、马馥庭继承了徐诵明的研究，在开拓西北病理学研究和教育方面卓有成就；蹇先器于1920年创立皮肤花柳科并任主任，诊治梅毒7 962例，成为李洪迥编著《梅毒学》的临床基础，刘蔚同继承蹇先器的研究，与其共同奠基中国西医皮肤性病学；徐佐夏最早研究海洋药物河豚毒，主持研制“血压立定片”“抗哮喘片”等10多种新药和“苏木对人体各系统的作用”等研究，发展了药理学高等教育；林几招收法医学研究生，创办《法医月刊》，建立法医学研究会，创立我国现代法医学；颜守民1929年创建我国第一个现代儿科学教研室、儿科门诊，建立儿科病房，成为我国现代西医儿科学创建的标志；侯宗濂致力于探究针刺镇痛原理，把针刺穴位的生理功能与结构统一起来进行系统研究，论证了不同穴位的针感感受器和针感传入纤维，开辟针感生理学新领域；张同和推行苏联组织疗法、封闭疗法、休克综合疗法等，推动我国外科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是我国西医外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西北地区培养了第一代外科专家；李赋京是我国最早研究钉螺的专家之一，1936年在安徽发现一个钉螺新种；尚天裕首创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摸索出一套以手法复位、小夹板局部外固定和患者主动功能锻炼为主要内容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新方法，成为当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疗法；汤泽光与他人合作报告我国首例“频繁阵发性心停跳性癫痫”，在国内首次诊断罕见的脊髓肿瘤，首先发现并证实“出血性黄疸病”病原为钩端螺旋体；毛鸿志1942年实施陕西第一例临床法医学尸检，首倡我国防癌立法；严镜清首倡我国遗体捐献， 93岁时写下捐献遗嘱，最终将遗体捐献给首都医科大学；谢景奎发现大剂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可治疗克山病心源性休克，提出“水土病因说”，奠定地方病防治的全国领先地位，王世臣继承其研究使全国急性克山病死亡率得到有效控制；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殷培璞教授，从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即参加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救治大批解放军伤员，复领导大骨节病研究，选定驻地最偏僻、发病最高、村民居住最分散的崔木乡杨家堡村作为工作基地，老两口自己起灶做饭，下沟挑水，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行程数万公里，治疗患者万余例，所创编的系统的大骨节病矫形手术治疗法，完成晚期患者手术1 000余例，三年间大骨节病患病率下降了33.84%，由卫生部在全国推广，最后在他去世后，连自己的骨灰也安葬于他倾尽心血的病区。

如此巨大的学术贡献，产生于日机的轰炸之下，产生于辗转数千里大迁徙的途中，产生在泥巴茅草屋和破庙旧祠的教室之中，产生在风餐露宿的大漠驼背之上，产生于那些衣服肘部磨得发亮、袖口、下摆“无边无疆”、过着“活蒸螃蟹”般生活的教授们之中，产生于“水煮白菜一口沙”“长袖变短袖、长裤变短裤”“昼夜灯火无眠”的近万名优秀学子之中。

截至2018年底从相关10所高校师生中走出195名学部委员、两院院士，在人文与科学领域成就70余项重大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绚丽夺目的篇章之一。

学界对此逐渐达成共识：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宗兴认为，西北联大在延续和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开发西北和巩固抗战后方上，发挥了拯危救困的重要作用，今天，中国高校推进“双一流”建设，西北联大仍有它的精神价值和启示意义；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先生认为，缺少了西北联大的历史，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就是一部不完整的历史；《光明日报》总编辑何东平强调，西北联大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精神，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和大学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张岂之先生认为，西北联大与其后继院校取得了巨大的办学成就，将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理念向西北和向西南推进了数千公里，开创我国西北新学制，存续中华民族文脉的根基，奠定近现代西北高等教育格局，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大大推进了西部社会的现代化；潘懋元先生认为，西北联大“公诚勤朴”等统一的优良校风，与组成西北联大的原平津院校的光荣传统一脉相承，表达了西北联大公而忘私、兴学报国的高远追求；顾明远先生回顾了西北联大的历史及其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结合自身经历阐述了北京师范大学与西北地区尤其是西北师范大学的历史渊源和深厚感情，认为西北联大的师生具有远大理想信念，汇聚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名师，同时具有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校风。在“双一流”建设的新长征中，我们要继续学习发扬西北联大师生的理想信念和勤朴的精神。

这就是西北联大的历史梗概及其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意义，也是这本简史的大致脉络。

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它从来不是创新的反义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里，我们可以更智慧地利用现在的、过去的知识，创造出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