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多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提出的。1955年毛主席发出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大中专学校停止招生，工厂停止招工，大批城镇初高中毕业生走出校门，无事可做，流散社会。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重大政治意义的运动。
咸阳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2年开始到1983年初全部结束，全区共动员城镇知识青年84988人上山下乡，广大下乡知青经过多年的劳动锻炼之后，陆续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据统计，全区共招工、招干、招教等77503人，参军4004人，升学1219人，除个别已婚青年在农村长期扎根落户外，在乡知青已全部返城，安排了工作。
咸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有计划地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阶段，从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到1973年为大规模地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三阶段，从1973年中共中央发出21号、30号文件到1983年初咸阳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宣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一
1962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全区采取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的方法，对知识青年进行劳动教育和革命化教育。在下乡动员工作中，要求实事求是地介绍农村情况和发展远景，坚持自愿原则，反对强迫命令，要做到本人通，家庭同意支持。
1964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同年7月咸阳专署成立了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设立办公室，配备专职或兼职干部，具体负责有关知青的各项工作，各县市也成立了相应机构。8月11日，中共咸阳地委、咸阳专署批转专区安置城市青年下乡领导小组《关于安置下乡青年工作的安排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城镇青年自觉地、愉快地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动员年龄在16周岁以上、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下乡落户。1964年底，全区共动员1593人（包括西安市挂钩联系的884人）上山下乡，其中知识青年1127人，社会闲散劳动力267人，家属199人，安置在全区14个县（市）、41个公社、110个生产大队、234个生产队。
在动员下乡活动中，采取邀请领导做报告，出各种报刊，召开家属代表会、组织训练积极分子现身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动员，在全区形成了“以农为荣、以农为乐”的良好氛围，批判了轻视农业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资产阶级、封建残余思想。并组织全区1963年以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3人，在全区动员安置任务较大的咸阳市、兴平、三原、泾阳等县市进行巡回报告，先后作报告36场，听众达10万人。通过宣传，知青上山下乡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积极地接收下乡青年。到人民公社的青年，一般都采取集体插队、分散插队、投亲靠友的方式安置，条件好的也有单独建队或举办社办、队办农林牧场。
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上半年，这批下乡知识青年中被评为五好的197人，选为基层干部的90人，入团的3人，出席省、县、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31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回乡知青韩志刚。韩志刚高中毕业后，毅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兴平县西吴公社北马大队参加农业生产，扎根农村15年，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2年12月22日，共青团咸阳地委发出《关于组织团员、青年进一步学习韩志刚模范事迹的通知》。1964年6月韩志刚被评为全国知青标兵，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1965年全区安置本区知青1563人，西安市知识青年420人。采取挂钩安置，50人安排在省农大，20人安排在省国营林场，其他各县采取就地动员就地安置。1966年全区安置知青1300人，500人安置在农建师，280人安置在地方国营农场，520人下乡插队落户。
二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区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热潮。1968年9月3日，咸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革委会分政工、办事、生产、政法四个组，办事组设下放分配办公室，具体负责知青各项工作。全区通过政治宣传教育，至1969年8月，共动员安置本地43769名知识青年，另外接收安置西安市知识青年18023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574人，全部赴农村参加生产劳动。
全区各级革委会就妥善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大办学习班，树立先进典型，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不断提高知识青年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迅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生力军。集中起来就是做好“办、推、树”三个字。“办”，就是大力办好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专区办、县上办、大队、生产队办，组织知识青年交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选贫下中农作教员，向贫下中农学习。知识青年一下乡，贫下中农就帮助他们认人、认门、认阶级，给知识青年讲家史、村史、社史，忆苦思甜，激发知识青年的无产阶级感情。“推”，就是把知青推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让他们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经受考验。“树”，就是树典型、树榜样，使知识青年有努力的方向。一方面教育贫下中农言传身教，带好管好知青，在生活上关心他们，政治上爱护他们。另一方面，要在知识青年中选苗子，培养典型。做到学有榜样、赶有标兵、好事人人做、模范人人夸、先进人人学。
其次，抓生产和生活管理的落实。各级革委会教育广大社员，热情耐心地帮助知识青年。在生产管理上，生产队指定思想好、生产经验丰富的贫下中农带领知青，传授技术。在生活管理上，生产队建立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的三结合财经小组，一方面教育知青勤俭持家，计划用粮，过好日子；另一方面指定一名做饭技术好的贫下中农妇女，帮助知青做饭，直到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最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组织机构。地区革委会确定由一名副主任主管下乡知青工作，下放分配安置办公室由原来的4人增至7人，各县安置办公室工作人员按6至9人配备干部，并加强了社队领导，建立健全各级基层组织。据永寿、旬邑、泾阳、三原等10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70年9月中旬，已有115个公社配备了专职干部，185个公社建立了“三结合”“再教育”小组，3285个生产队落实了“三员”（即政治指导员、生产技术员、生活管理员）。
1970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报告》（中央26号文件）下达后，地区革委会号召在全区迅速掀起一个宣传贯彻26号文件高潮。先是召开了各县、市安置办公室负责人会议，学习讨论了贯彻措施，随后派出专人赴永寿抓点试办，指导全面工作。各县通过办学习班、召开专门会议、派宣传队、组织检查等方法，反复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和中央26号文件精神。各级革委会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首先，进一步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学习、生活、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在安置经费的管理使用方面，明确了跨县（市）安排的知青每人510元，本县安排的每人490元，并制定了《关于加强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费管理暂行办法》。在生活方面，规定插队知青口粮每月标准应不低于45斤，所有插队知青均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评定工分，按出勤多寡参加口粮、收益分配。坚持“群帮公助，社队扶持”的经验，积极想办法，解决知青住房问题，据各县统计，到9月底共建房4168间，打窑洞2395孔，约可解决14000人的住房。
其次，狠抓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地区革委会在兴平县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宣判了13起破坏插队案件，各县也积极查处这类案件，据兴平、礼泉等10个县统计，截至9月中旬，共揭发破坏下乡插队案件196起，追回贪污挪用款140449元。对一些典型案件，进行了巡回批斗，有力地打击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人和事，同时也发动教育了群众。
最后，学典型、树样板，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地区革委会以点带面，派人抓了永寿蒿店公社的宣传贯彻试点工作，然后组织各县代表去蒿店公社参观学习，在蒿店经验的带动下，各县也都积极抓了典型社队，通过参观座谈、开现场会、转发文件等形式广泛地进行了经验交流。特别是层层召开了下乡人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后，对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1973年4月统计，全区先后有23人加入共产党，1100多人加入共青团，770多人担任社队领导干部，247人成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经过实践的锻炼和考验，涌现出“坚持科学种棉，获得亩产百斤好收成”的三原县朱家湾插队青年党喜荣，“志在农村干革命，艰苦创业不回头”的咸阳市北杜公社插队学生周荣光，礼泉阡东公社王行中等先进青年，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
1973年，中央以〔1973〕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反映知青情况的福建省莆田县上村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的复信。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8月，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就下乡知青的安置经费、口粮、疾病、婚姻、成分、安置布局、表彰先进、学习和教育、“打击坏人”、干部带队和组织机构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批示，为后来知青政策调整定下基调。1974年4月21日，中共咸阳地委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地委副书记张维岳任组长，苏盈、程维岳任副组长，具体负责知青的管理工作，该机构至1982年3月18日撤销。
在知青的安置形式上，1974年以前，主要采取分散插队的办法。从1975年起，全区学习推广株洲场社挂钩、集体安置的经验，各县市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集中建点，集体安置的形式，并把过去分散插队的知青相应集中，以大队建立“三集中一分散”的知青点900多个，安置15000人，办起知青农场、科研站、知青生产队201个，安置知青7000多人。实践证明，以大队集中建点、集体安置的形式是比较好的，这样有利于知识青年集中学习文化、学技术，有利于发挥青年人的作用，适应青年人的特点，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和社员群众对知青的领导和管理教育，使知青的生产劳动、生活、学习状况有了改善。其中涌现出一批较为突出的知青农场和点（队），如三原的昔阳农场，咸阳市的联盟大寨农场、底张农场，礼泉的西张堡农场，乾县的马莲农场，兴平的丰仪农场，泾阳的唐李知青队等，这些农场基本实现了粮、棉、油、肉、菜自给，有些在管理教育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
据1975年统计，除招工、参军、招教、保送上大学外，咸阳地区在农村落户的城镇知青有24000多名。其中有147人入了党，8200多人入了团，860多人担任县、社、队干部，420多人担任了民办教师，700多人出席了各县召开的表彰大会。涌现出了坚持乡村志不移的周荣光、王元成、党喜荣、侯玉梅、李月英等优秀知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深入贯彻，为了使知青工作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1978年底，中央召开了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批准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74号文件）。文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政策做了相应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的范围。咸阳地区也由原来的14个县市动员下乡调整为咸阳、兴平、三原3个县继续动员上山下乡。并结合咸阳地区实际情况，对知识青年留城政策提出如下调整意见：实行计划生育，只有两个子女的，都可免下留城；多子女家庭，前面子女都下过乡（包括三线建设的）最后一个子女可免下留城；多子女家庭，现仍有两个子女在农村插队，家庭有特殊困难，可留一个子女不下乡；多子女家庭，子女在流动单位工作的，虽户口和父母在同一城市，但长期在外地工作，不能照顾家庭，可以留一个子女不下乡。
1979年，咸阳地区利用省上下拨的扶持生产资金重点扶持了15个知青农场。它们中有：咸阳市联盟大寨、底张、红旗农场，兴平县的丰仪农场，泾阳县的扫宋、王桥、姚坊农场和唐李知青队，三原县的知青服务楼，乾县的马莲农场，礼泉的西张堡、阡东农场等。这些农场经过努力，发展了生产，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发挥了资金效益。其中咸阳市大寨农场发展成农工联合企业，除农业外有面粉加工、橡胶制品、冰棍生产、养猪、养鱼等，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为全区农场树立了比较好的典型。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后，各县市着重从加强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着手，认真组织知青学习党的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决议，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加强对知青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使知青树立爱国家、爱集体，遵纪守法，团结友爱的新风尚。在知青中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争当新长征突击手的活动，教育他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建设结合起来，主动服从国家安排，勇于承担国家困难。为了满足广大知识青年学习需要，全区先后有120多个公社办起了知青业余学校、读书班等，坚持每周一、二次集体学习，省、地、县市为知青提供不少学习材料，为知青学习创造了条件。
198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中共咸阳地委根据上级要求不再动员咸阳、兴平、三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重心转向返城知青的工作安置上。
1980年10月30日，根据省劳动就业汇报会议和省公安局、省粮食局、省民政局、省劳动局、省知青办联合通知精神，全区对在乡知青的回城工作做了安排部署，具体规定：凡我区各县市历年来动员到农村插队的城镇知青，未招工者，全部批准返回原动员城镇；知青和干部结婚的，未招工者，可批准回到爱人所在城镇；知青和知青结婚的，未招工者，可回到一方父母所在城镇；知青和农民结婚的，应本着就近就地原则安排，主要安排到县、社企业或全民单位；外省和外地、县市插队知青因父母、爱人工作调动，婚姻关系，父母双亡跟随其兄、姐生活，转点到我区各县、市下乡插队知青，本人已没有条件再回原动员城镇，经审查证明是真正的插队知青，应同本县、市知青同样对待，未招工者，可批准回到父母、爱人、兄姐所在城镇。据统计，1981年4月，全区还有在乡插队知青1839人，其中西安市354人正在办理回城手续，除招工、参军外，其他知青已全部回城，截至1982年春节前，全区在乡知青全部办完回城手续。咸阳市、三原、兴平、礼泉、彬县、淳化县为安置回城知青先后在城里修建了知青服务楼，为城乡广开门路安置知青迈出了新的步子。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系统各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下乡知青回城安置工作进展顺利，转回城镇的知青，全部安排了工作。
在长达十几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咸阳各级党委和政府、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为安置下乡知青，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劳动和学习做了大量工作，花费了很大心血，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知识青年通过上山下乡，培养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广大知青不怕苦，不怕累，经受住了艰苦环境的考验；把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农村，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同时广大知识青年为农村各项事业贡献了青春，推动了农业发展，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建设人才。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出现“一刀切”“一锅端”现象，使知青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危害，给每个家庭和个人都造成很大伤害，同时国家为安置知识青年花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执笔：魏宝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