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访谈
回忆录
知青轶事
黄宏显
到农村去
1968年10月15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下着牛毛细雨，微带凉意，但是我的心却很热，因为我和我的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就要上山下乡了。一早，我背了行李，兴致勃勃地来到市体育场参加集合。体育场里人很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一排老解放牌汽车，车头上系着红花，一副时刻待发的阵势。我看着众多和我一样的学生，这个时候应该叫知识青年，都在亲朋好友簇拥下，脸上写着各种表情，喜悦、感伤、幸福、兴奋、和悦、激情、悲痛、无奈、木然等等的表情融汇在一起，而我是什么心情呢？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难说清楚。我知道在当时来说，最多的应该是感到光荣、幸福，而且带有一股壮行的感觉。我们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胸口佩戴着毛主席像章，在当时是一种时尚。高音喇叭里重复不断地播放着歌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苦功夫……”体育场到处是红旗、红歌、红花，以及广播员不时播出的响亮声音，的的确确震撼着我的心：“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那时年轻，不知道人生不易，所以，对那些要求“免下”的同学很有些看不起，觉得他们就像战前的逃兵，不光彩。也不懂得老人的心情，看着有的家长在马上要走的儿女跟前抹泪，就有些想不通：干吗要哭啊，这又不是上战场，生离死别，未免有点装腔作势了吧？我哪里知道，我的母亲也和他们一样。就在我面对众多的送别场面，费感思量的时候，我的母亲迈着她那小脚来了，她带着我那在当时只有八岁的弟弟。我看见她也是眼泪纵横，顿时，我不知所措。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很有见识，绝非一般人可比的。她没文化，却有思想，有主见。我自幼时，她常教导我说：“男子汉当有男子汉的事情，要把心思放在事业上，不要做没出息的人，厮守一亩二分地。要像鸿雁一样有大的抱负。”无论怎样，我还是赶紧地走到母亲跟前。雨时大时小，我们母子三人在雨中站立了很久。我戴着黄军帽子，而母亲和弟弟连个伞也没有，身上被雨淋湿。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向我说了很多，在我临走的时候，她又拉住我的手，塞给我手里5块钱，钱已被她握得湿湿的。她说：“妈没啥给你，你下乡了，就把家里仅有的5块钱给你带上。”这句话使我难受了很久，当时我就哭了，母亲也哭了。雨中，我们俩站了很久。
人这一辈子，很难说得清楚自己的步履是否都是自愿，但我敢说，大部分的知青都是怀着一腔热情，兴致勃勃地奔赴农村、边疆的，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他们也不会为当初的行为而有一丝一毫的后悔。这几年反映知青的影视剧不少，像《血色浪漫》《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等，无不给人看了后，不由得产生一种自豪感。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能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少，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英雄的崇拜和对理想的向往追求。当登上汽车，挥手告别家人，迈上征程的时候，我的心很快就回到了很豪情的氛围里。看着欢送的人群，听着激情的高音喇叭，虽然在雨中，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我心飞翔！”
站在徐徐行进的汽车上，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的心情随着满耳的口号声，思潮起伏，豪情激荡。看着街道边上簇拥的人群，他们各种各样的眼睛，各种各样的表情，都反映着他们各自的心理，我读不懂，亦不觉得好奇。当时的我和众多的知青一样，只知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许多年以后，我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道理，甚至体会到那场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对后来的影响。那个秋天淅淅沥沥的雨，永远地洒在心中；那个送别的场景，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随着汽车一路向北，我产生了一种远途的感觉。虽说我小的时候常跟父亲去拉架子车，但那是跟的父亲，总有依赖的感觉，不像眼下，远离亲人，要独自生活了，缺少了依靠似的。就在前一天，我还没有孤单的感觉，此刻便陡然在心中升起这种稍带凄楚的伤感，的确很可笑。那时汽车很少，马路上跑着各种各样的车辆，汽车、马车、驴车、架子车、自行车，马路也没有现在的平坦、宽阔。沿途很少楼房，大都是简易的瓦房、牛毛毡房和简陋的棚户之类。尤其是老城北关，这是旧同官县衙所在地，那房子大都很破旧了。窄窄的街道，古旧的民居，在路上看去，房上还生长着瓦松，显得很古老。一路唯一相似的景色，就是路边墙上的大字报和口号标语之类。路人衣着很朴素，色调很单一，基本就是黄绿和黑蓝，没有今天街道上的色彩斑斓。人们心思都简单得很，用农民诗人王老九的一句话：红天红地红思想。还有“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这样的豪壮诗言。
和我一块分配去的地方有18个人，目的地是距离城40多华里的向阳公社（现在金锁乡）高崖底村。出了城，过了北关，汽车行驶在潇潇秋雨之中。我看着公路两边逶迤起伏的山梁，山坡上葱茏的树木，以及那殷红的橡树，都在蒙蒙细雨中静静地向后移动，心想：这是否就表示着我们是在向前进吗？
这一天，虽说我没有很特别的经历，但是我却忘不了。所有的一切，至今回忆起来，清晰而亲切，很有一种永不忘怀的感觉。
高崖底纪事
高崖底村，顾名思义就是很高的悬崖下的村庄。你可以想象，高山、丛林、村落，很有点诗意是吧。那天，我们被汽车送到金锁关，照例得到农民的欢迎。后在公社管知青的老朱的带领下，来到高崖底村给我们准备好的两孔窑洞前。他指着窑洞说，你们十八个人，九男九女，刚好男生住一孔，女生住一孔。再给生产队长做了些安排就走了。
下来就是生活问题。当时，我们吃的还是商品粮，主管伙食的叫郭银生，他安排我们俩人一组轮换做饭。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他将知青九男九女配对分班，即一男一女一班。更为有趣的，他是按人的长相分配的，有点“拉郎配”的风格。他把长得漂亮的，一般的，不漂亮的，大眼睛的，小眼睛的，就是说长得相似的分在一班，还问有没有意见，弄得大家啼笑皆非，当然，有些人十分尴尬。
但不管怎么样，日子还得过，这就拉开了我们独立生活的序幕，至今想来，也很有些浪漫的味道呢。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是28斤，油4两，再有国家每月补助的10块钱，放到一块儿，统一管理。按份额发饭票，饭票票面都是2两一张的，这样使用方便。于是，就开灶了。知青有的会做饭，有的只会吃饭，但是也得去充数。烧的柴火得由男生去山坡上砍，那时的灌木丛很茂盛，漫山遍野尽是。荆棘、葛藤、杂木居多，最多的是橡树，但橡木质地硬，不好烧。砍回的柴草太湿，也不好烧，我们就想办法，不知是谁说，咱不如烧煤，公路上那么多拉煤车，还愁弄不来煤？大概他是看了小说《铁道游击队》吧。我们都很赞同，于是就开始了“弄煤”行动。这是我们在高崖底生活的一个插曲，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由于我们不会安排，也不懂得“赤字”二字，在蒸馍时掌握不了馍的大小，2两的馍大概有3两，面条更不用说，4两面条的实际分量则是6两还多，所以很快地断顿了。每个人手里还剩余不少饭票，女生剩的更多。没有办法，只得各回各家，往灶上背馍、背咸菜之类。由于人多，粮食不够吃，我们一开始的那些浪漫情绪，很快地就被生活冲淡。九个人住一孔窑洞，十分拥挤。一开始大家兴趣很高，男生都把床头的墙壁用报纸糊了，显得很讲究似的，女生更讲究，简陋的窑洞布置得花花绿绿，感觉比男生的窑洞的气味都有所不同。男生一躺下，有的聊天，有的看书，有的哼哼唧唧唱歌。当然，愉快的时光很短。很快，我们就散伙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管咋样，高崖底村是我离开家庭后第一个居住的地方。
仓窑
高崖底村的日子没有多久，公社让我们自己联系生产队，其中的三男二女分配到了距离公路六公里的仓窑村，这里就有我。仓窑村偏僻，村民憨厚朴实，对我们很关心。虽然很艰苦，我却觉得很充实。我前后在仓窑劳动生活了一年半，但它使我终生难忘。
这是个美丽的山村，油松林、橡树林，以及其他很多种树木遮掩着村舍。春天桃花满山坡，夏季鸟鸣回荡，秋色更是烂漫，不说核桃等山货，就是那艳红似火的红叶也令人陶醉。但是，正如有人说的那样，风景美丽的地方往往贫穷。这话也对，除了种点山地，再没有其他收入的农民们的确穷苦。可是我却觉得他们很朴实，而且很热爱这里。我跟随他们一起下地劳动，知道了什么是锄地、摇耧、播种、收获等，也学会了很多民谣。哪里想得到，这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受益匪浅。
山村里的清苦使我们懂得不少，但在一些地方，确实也给农民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譬如，春季菜少，我们就去地里挖洋芋（土豆），从核桃大小开始，一直吃到洋芋下来（成熟）。但也乐得自在，时常游走在如画的山间，听布谷唱歌，听蝈蝈鸣叫，看云雾腾起，看蝶恋花。高兴的时候，我拿了竹笛，走到村外的高处树下，对着静谧的山野来几段。笛声传得很远，据伙伴们讲，在沟口都能听得见。一次，我吹唢呐还惹了一场祸。那是邻村知青杜建民，他拉着生产队的骡子去拉面，突然响起唢呐声，惊了那骡子。骡子把他拖了一里多路。事后，他带着浑身的伤来找我，我才晓得，也吓得不轻。这些都是人闲才出的事情。
都说往事如烟，我看未必。以上我说的故事发生在50多年前，然而我却觉得犹如在昨天一样，是那么亲近和自然。在那个美如处子的山村，我感觉到了山水的秀丽，感觉到了农民的淳朴，感觉到了很多内在美的东西。记得每逢下雨或者下雪的天气，我都会躺在床上，精心地读书。当时有很多马恩列斯著作，甚至十卷本的《列宁全集》都有。当然，我读的书大多是些文学书籍，《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播火记》《烈火金刚》等，这些书大都是我们从各个角落搜集来的。有时，听着屋外淅沥的雨声，却在构思着未来绚丽的蓝图，当然不缺乏罗曼蒂克了。我自从下了农村，也就没有想过要出来，因那时整天讲“扎根农村”这句话，也就觉得从此就和土地打交道了。有时大雪封山，实在没地方去，便去牲口棚，找看牲口的老汉闲谝，了解了很多当地的人文地理以及美丽传说。不说金锁关地方许多地名耐人寻味，什么女回山、仲家山、仓房坪、焦坪、走马梁、纸坊，以及有关历史传说里的孟姜女、杨家将的搬转山、六郎洞、疙列庙等，就附近村落的名字就有着神秘的面纱笼罩着。譬如说，距仓窑不远的山上，有个蒲家山。其实那里没有蒲姓人家，据说是原来那里有座菩萨寺。当初那里林木森森，云蒸雾罩，景色十分美好。后来菩萨寺毁了，至于为什么毁掉的，传说各异。不过遗留了些石碑，人们就将寺庙的遗址叫作“碑子坪”。菩萨寺叫转了音，成为“蒲家山”。最早的蒲家山山主是谁已经无人记得，因山野之人，没有谁来专门考证。其实，也没有多远的历史。在公元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因连年灾害，蒲家山饥馑很严重，就连当时的山主也不得不和农民一样逃荒。出门时，他将地契藏在衣领里。他带领全家人来到同官县，一家老小疲惫不堪，倒在路边的石阶上爬不起来。他也饿得头昏眼花，很无奈，在县城转悠。看见一家卖火烧的，肚子更加闹腾。这卖火烧的原籍合阳人，其祖上是在光绪三年逃荒来到同官的。这“火烧张”见这一家人可怜，大概几天没吃上饭了，顿生慈心，慷慨解囊，送与几个锅盔馍，并烧了茶水救济。那山主感激万分，可搜遍全身，无以报答。他感到眼前的这位是个大善人，很可靠，便和“火烧张”攀谈起来。俩人越说越近乎，他便想到了衣领里的地契。于是，他抽出地契，交与“火烧张”，俩人又谈了很久，他才领着一家老少投奔四川亲戚去了。再后来，“火烧张”举家搬到蒲家山，成了庄主。解放前夕，庄主名叫张世英，在他任庄主时，从四川逃荒来了凌李两户，具体怎么回事，就不晓得了。不过，这个故事却给人真实的感觉，深感历史沧桑啊！
一晃几十年过去，我时时想起仓窑。说他是我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因为除了仓窑之外，我还没有对哪个地方有这么深的印象。若说在牲口棚里听老农说段子，我在《幽默人生》里已经说过了，这里无须赘述；若说我对仓窑的感情，我在《酸枣树》里也表示过了。但是今天我还是要说几句的。我在仓窑一年半，犹如是整整一个青少年时期，因为在那儿让我成熟，让我接触到了社会，让我懂得了许多。
[作者简介] 黄宏显，男，蒙古族，大学文化，1950年6月生，河南许昌人。历任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铜川市政协常委、铜川市文联副主席、铜川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荣获陕西省劳动模范。
难忘的回忆
张建
一、报名下乡
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在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重要指示，指示发出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段特殊岁月里，1968年9月，我报名申请参加了延安地区插队落户工作。
记得当时，延安地委对北京知青来延安地区插队十分重视，于1968年12月派出了高明池等同志赴北京迎接知青。同时在铜川市设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转运站，站长冯振业。当天准备好了几十辆解放牌大卡车，执行运输知青任务。1969年1月7日，满载北京知青到延安的第一辆专列从北京开出，1月8日上午到达铜川市，铜川市区中心马路两侧，前来迎接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当满载着知青的卡车离开铜川时，人们还在高呼口号，使我们知青万分激动。进入西北地区，楼房、工厂就看不到了，满眼都是高高的黄土坡、深深的沟壑和稀疏的窑洞。1月8日下午，刚到队上，天就黑了，晚上没有电灯，只是土窑洞，很不习惯。有的女知青哭了起来，看到此景，我也很伤感，心里想当时不应该来这个穷地方插队。
二、插队劳动
（一）挖地
在漫长的岁月里，知青们不知不觉地适应了当地的恶劣环境，开始干起农活。刚参加劳动，我们知青什么都不会干，因为这个原因，队里规定干一天，记分却和小孩的工分一样。凡每天出工劳动，男劳10分、女劳8分、小孩4分。虽然说工分少，我们知青干劲挺足，从不偷懒，上进心强，没过多久各种农活基本都学会了。随之我们的工分从4分增加到10分，大家都很满意。
记得第一次上山干活挖地，手拿镢头带起一大块土疙瘩，再回头用镢头敲打土疙瘩，挖一镢头前进放一步，边挖边走，随后一个人紧靠着一个人，步步不落，山坡上的人群，肩挨着肩，呐喊着，伴随着“嗵嗵”的挖地声，扬起一片黄土，从坡底开始干，从这头挖到那头，挖到地头的人大喝一声“回转”，排头变成排尾，排尾改成排头，往返几十次，直到挖完几十亩地才收工。当时，我的汗水从额头到眉尖，顺着下巴滴滴往下流。手上刚打起的水泡，很快磨破了，流出的鲜血印在镢把上，再浸上咸涩的汗水，钻心的痛，我一咬牙，坚持到收工。
（二）锄草
4月，玉米苗钻出了地面，锄草的季节到了。我们带上锄兴奋地来到地边，开始除草干活。当地社员不紧不慢地挥动着两臂有节奏的劳动，不伤一根玉米苗。而我们知青没有接触和认清农作物与草的区别，分不清哪是玉米哪是草，干得还挺快。当回头看劳动的成绩，对身边的社员说我们锄得还不错吧！当时那个社员就挺着大肚子直笑，我还不知道他们笑的原因。后经过社员指导说，你们干活挺快，就是分不清苗草，像你们这样干下去，等秋后庄稼成熟了光收草籽了，那我们社员还吃什么玉米呀！经社员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深刻理解了毛主席发表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真正含义。
（三）起羊圈粪
秋季到了，有一次雨后，队里安排挖羊圈里的粪，我们知青全都参加了。羊圈里又稀又臭难以干活，而当地的社员不顾脏臭，挺身进入羊圈挖起羊粪往筐里铲，弄得满身满脸都是粪水。于是我下定决心，干！挽起裤腿，跳入羊圈干起活来，干了一会发现指甲盖大小的羊虱子正在叮咬左腿，正吸血。我抓住使劲地揪，竟连肉皮都快掉下来了，我正在极度的惊恐中叫唤时，一位社员平静地抓过一只羊：娃，莫怕，一会就好，没事。他边说便扒开羊毛，老天！那头羊的虱子竟如鱼鳞般地密密地排列在羊的皮肤上，使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回想起那次劳动，我可再也不愿意接近了，除非绝对必要，每次出工干活，我都绕着羊圈走，不愿意看到那天的情景。
三、生活琐事
插队当年，队长给我们介绍了队里的情况，安子生产队仅有几十户人，靠的是几百亩黄土地生活，主要种植的是玉米、小米和大麦，亩产少得可怜，一年下来难以温饱，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只是一角一分，哪个队员要是不欠队里的钱就算富得到头了。吃水要到百米左右的深沟里担水。我去了那个担水的水坑，只有二尺见方，泛着泥浆，还有许多红线虫在水里快乐地翻着跟头，心想以后的吃水生活就靠这个水坑了，心里不禁黯然起来。
（一）烧水起火
我经历过一种反差强烈的生活，尤其是对于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我来说更是难以忘掉的记忆。有一天早上，我疲惫地在朦胧中醒来，当时还红肿着眼睛，心想，今天不出工了，洗洗脏衣服，就开始烧热水。因不懂大柴锅装满了水就开得很慢，我拼命往灶洞里塞半潮湿的茅草，烟熏火燎，水好长时间没有动静，过了一会，炕上铺的厚厚的被褥开始冒烟，并且冒烟的中心部位偏是我的两床新褥子。将近100年的石板炕禁不起如此大火，褥子烧出了直径两尺的大洞，我看到后，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慌乱之中，路过窑门外的老乡们，一轰而进，七手八脚灭火，麻利地揪去褥子上烧焦的棉花，还开玩笑地说：“那么好的铺盖，简直比旧社会的地主还阔！”我记不清当时我是笑了还是哭了。反正那算是来到黄土高原的第一课，所以至今记忆犹新。
我插队的时候，因为条件限制，没有别的爱好，喜欢看书，弥补头脑中的空白。在漫长的冬夜里，我趴在热炕头上，把煤油灯挑亮，放在倒扣的面盆上，身子屈蜷在被窝里，只伸出两只手，扶着书。一连看上几个钟头也不困倦。有时胳膊累了，索性坐起来看。想到第二天一大早还要出工，才收拾起书本睡觉。早上起来，挖挖鼻子，竟挖出一团黑乎乎的鼻涕球，吐的痰也是黑的。当地老乡都感叹地说，城里的娃娃远离父母，孤身在这条件极差的环境里生活劳动，确实不容易啊。
（二）纯朴乡情
记得有一年，队里打得粮食不够吃，加上社员自留地种的，也还是不够吃。队里瞒产私分，社员偷开小片地也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瞒上不瞒下，我们这些北京知青看着乡亲们吃不饱，日子过得恓惶，虽然和灌输在脑袋里的那些“一大二公”的信念发生着冲撞，但在感情上，还是站在乡亲们一边，对这类事就当没有看见。于是乡亲们又对我们增添了几分信赖。
我们队里有个社员偷开了块地，种了些洋芋，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被公社知道了，派了个干部来收拾他。这下这个社员倒霉了，在批判会上，他当着全队社员的面，美美地被批评了一顿。这个社员站在那里木呆呆地一声不吭，等那个干部带着“战利品”——一口袋洋芋走后，这个社员才离开了。我听了哭笑不得，但仔细想自己也不知道开小块地是对还是错。
（三）“阶级”斗争
刚插队没多少天，当我们对队上的各方面还不了解的时候，当时队里的清理批判会抓得很紧，大队支部书记，邀请我们知青参加清理阶级队伍里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批斗会。我们在北京也见过批斗会，心想看看在农村搞的批斗会是什么情景，当时也没有多想，晚上在队里的一间大房子里，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后生，把七八个“阶级敌人”带到会议桌前站好开始了审判，据说他们是“黑五类”，也就是地、富、反、坏、右的代称。有北京知青参加的“斗争会”给会场增加了气氛，知青们也就充当了当然的革命小将。因为我们的到来，也使那几个黑五类更加惶恐不安。在批判斗争会上有人问：“你是不是现行反革命，不说实话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是的不是的啊……”被斗的人又带着哭腔申辩着。“不老实！”“啪”的一声，不知谁打了那个“敌人”一个嘴巴，接着其他几个人全都动手打了起来，看到“阶级敌人”的可怜相，我们内心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躺在窑洞的热炕上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有的知青说，白天咱们太冒失了，刚到这人生地不熟，就批这个斗那个，有的知青说，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
那一夜，我们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烧三十九度多，当时，队里没有医疗站，上公社医院路又远，也没有交通工具。有个队里的老乡说：“我们关系比较亲近些，看到你这样痛苦，我就跟你说实话，在黑五类里有一个叫王松山的人是老牌毕业大学生，会做木活，又会看病，医术很高，是个能人，不知你敢不敢找他看病？”我说：“只要能看病，怕什么！”当天我就去找王松山，一进门，他显得很害怕，惶恐地说：“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再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不是找你交代问题的，是找你看病的。”“可是我是批斗对象，不敢给毛主席身边来的北京知青看病。我有罪，我该死。”他低着头说，我说：“你放心给我看病，我不会给队里说的。”他在一番沉思之后说：“好吧！”他给我号了号脉，打了退烧针，又开了两服中药。通过这次看病，我觉得这个人心底挺善良的，不像批斗会上说地那么坏。后来才知道，这村哪有那么多黑五类，主要是上头要数，找几个做样子给上边看，过了风头就没事了。
（四）回家路费
数年之后，我又去原插队的地方回访老乡，直接来到刘家，一见面，我们都百感交集。他虽然还保持着当年那幅清瘦的样子，但明显变老了，一看就是快七十岁人的模样。吃晚饭时，他约来了几位老乡。大家在一起边吃，边拉着家常，感觉非常融洽。这顿饭，大家聊了两个多小时，仍然难舍难分。饭后又一起陪着老刘到客房聊了大半夜。离别那天，当汽车开动后，老刘的儿子小名狗子从车窗扔进一个纸包，当时没有来得及打开，后来打开一看，是面额不等的人民币，最大的一张是五元，最小的硬币是一分钱，一共是50多元。当时那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 50多元对一个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家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一笔钱，当时我的眼眶就湿润了，我的心也颤抖了，多么好的乡亲啊！全家省吃俭用仅有的一点钱，都拿给了我做了路费。
这段插队生活截至1972年12月离开延安富县牛武公社安子生产大队，一共四年的时光，这期间的点点滴滴都让我刻骨铭心，尤其是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帮助过我的乡亲们，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关爱，让我真正感到了人世间的至真、至善、至美，令我一生都为之赞叹、敬仰、感动……
[作者简介] 张建，男，1950年5月1日出生，中共党员，北京市人，1968年9月，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到陕西省富县牛武公社安子大队插队；1972年12月通过招工进陕西省铜川市运输公司子弟学校任教；1992年3月调铜川市印台区史志办公室工作，2010年6月退休。现居铜川市印台区同官路。
忆我的知青生活
党喜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特殊而短暂的历史现象。只有我们这些亲身经历的人，才有切身的体会。
我叫党喜荣，生于1953年5月26日，陕西三原人。家里共有兄弟姐妹7个，我在家里排行第二。姐姐16岁那年去了农建十四师，我和大弟分别在1970年、1973年到徐木乡和高渠乡插队锻炼。1970年7月，我从城关镇中学毕业后，就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和11名同学来到三原县徐木公社朱家湾大队插队劳动。当时我和徐爱玉、李保存、罗为西、乔保才、孙大选6位同学被分到朱家湾五队，其余5位同学分到朱家湾一队。我们队共有68户280口人，耕地面积700亩。其中，塬坡地520亩，水地180亩。
一、在上山下乡锻炼中，虽然苦累多于甜美，但我们觉得生活很充实
我们插队知青大部分人住的是土窑洞。那时没有电灯，点的都是煤油灯，交通也很不方便。我们知青组3个女同学住在一个没有门的窑洞里，另外3个男同学住在另一家窑洞里。由于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窑洞，何况住在没门的窑洞，吓得我们晚上睡觉时就用桌子、锄头、棍子等把门挡住，经常不敢睡踏实觉。在刚到农村的近一个月，队上给我们吃派饭，由队上的群众轮流给我们管饭，后来队上就让我们自己做饭。当时队上经济状况不好，每人每年吃不到一斤油，一个劳动日只有六分钱，就是好好干一年活也不够自己基本的生活开支，还要经常向父母要点补助。记得开始做饭很艰难，杂粮多，细粮少，没油，没菜，没煤烧，加之我们都不会做饭，没油时我们就用酱油代替，经常吃咸菜，烧麦草。我们3个女同学轮流做饭，大多数时间做稀饭、馍，有时馍都是半生时就吃了。后来在队上群众的帮助下，我们先后学会了蒸馍、包饺子、擀面条、炒菜等。同时，还学会了自己收拾粮食、磨面。在穿戴方面，我们只要有换洗的衣服就满足了，因为家里都比较穷，根本谈不上穿什么好看的新衣服。一个月有点钱能买卫生纸和擦脸油就行了，根本达不到女同志所需的生活品，因为我姊妹多，父母工资很低，我也从来不和别人相比。当时的生活尽管很苦，但是我们觉得很充实。
二、在上山下乡锻炼中，我成长为一名优秀知青
在劳动方面，我们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加上当时的生产工具落后，就只有架子车、铁锨、锄头，还有地轱辘车。刚插队第二天，队上就安排我们几个女同学打粪，我们不会用打粪工具，心里觉得很为难，这时好心的群众就耐心地教我们，使我们很快就干了起来，后来就让我们平整塬坡土地。那时正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我们就跟着生产队的其他群众一起边学边干。不会拉架子车，我们就帮着推车，不会巧用工具只会用蛮力，不长时间就把手磨出了血泡，我就用手帕把手包住，继续挖土。那时大家干劲很大，都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到20天的时间，我们就平整塬坡土地40余亩。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虚心向群众学习，我学会了收麦、锄地、拉架子车、拾棉花等农活，并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冬天给麦田拉粪、浇地这些男同志干的活，有时我也去干，由于我在工作中肯吃苦，不怕累，1971年底，我被推选为生产队妇女队长。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着大家信任自己，自己就要好好干，领着大家干出点样来。刚开始队上让我打铃、派活，我就很高兴，很自豪，因为我有了一种责任感。从那时起，我总是严格要求自己，除自己早上工，晚上工外，还要把知青组的活和生产队的活安排合理，同时团结组上的同学一道把生产队的事干好。
1971年，生产队上安排我们6名同学去了梅家坪——七里镇铁路工地，在工地我学会了拉架子车，有时还从高处往下放飞车。就是让架子车后边站一个人，拉上一车土从高处放到很低的目的地，当时真是好开心呀。看着使人害怕的情景自己却都能干了，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在工地经常是早上工，晚上工，但我们从不叫苦叫累，因为我们的理想就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优秀的知识青年，要为党争光，为祖国争光。
三、在上山下乡锻炼中，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72年底，生产队派知青组的5名同学都去了别的工地劳动，由于当时我已是妇女队长，就把我一个人留在队上，并且把6个同学4亩多塬坡棉花秆全都给我一个人去拔。塬坡由于水肥条件差，棉花秆比较细，用抬秆拔不下来，我只能戴着手套白天拔，晚上在月亮底下手摇着拔棉花秆，拔下棉花秆后，还要把秆上未开的花骨朵摘下来，就这样6架子车的棉花秆从我手里过了好几遍，整整干了20多天才好不容易把我们知青组上的活干完。可在当时由于分到组上的活是不给记工分的，一个人干完6个同学的活后，我心里非常不好受，很委屈，但不愿意告诉自己的父母，一是怕他们担心，二是怕他们不让我来队上了。就忍着把活干完，尽管吃了苦又没报酬，但对自己人生以来的心理承受能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因为我是一名妇女队长。这件事不但没有影响我的信念，还增强了我当好一个妇女队长的信心。
记得1972年春节，中央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我们6个知青都没回城。队上正在修蓄水池，下着大雪，我们拉着架子车，头上的雪都冻成了冰块，但心里却是热乎乎的。在平时劳动期间，大家休息时我主动组织他们学习中央文件、报纸等，使大家及时掌握党的方针、政策。我还经常利用他们干活休息时间，在田间地头和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大家，受到群众的好评。
我担任妇女队长后，社队领导都很关心支持我的工作。为了发展队上的经济，1973年由我牵头组织了10余名女青年，成立了科学务棉小组，种植了40多亩棉花试验田。我们坚持科学管理，深翻土地，适时播种、施肥、用药、除草、浇灌等，使当年的棉花亩产量达到150斤以上。在科学务棉过程中，上级领导经常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科学务棉的先进事迹在全县被广泛宣传。由于我是生产队妇女队长，县广播站采编我的事迹在全县广播上进行了专门报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肩上的担子重了，更应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贫下中农的实践经验，不断改造自己，改进工作方法、掌握辩证法，充实和完善自己。同时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这些成绩的取得是来自于各级领导的关怀以及像冯雪云、贾淑芳等许多群众的热情帮助。1973年10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件大事。五年多来，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一些插队的同学相继被招工、升学、参军了，我还留在农村。当时好多同学挚友都劝我回城找个工作，他们说留在农村没有前途。但我个人作为全省树立的扎根农村的典型，又通过回顾自己多年在农村成长的过程后进一步认识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务农、做工、当干部，都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那种看不起农民，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作为一名优秀青年，就要彻底改造旧思想、坚持扎根农村。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多次招工、上学的机会我都主动让给别的同学。
四、在上山下乡锻炼中，培养了我强烈的集体主义观念
在担任妇女队长期间，我不但能以身作则走在前，而且在工作中能够坚持原则，能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保护集体财产。记得刚到农村时，队里有个地主分子见我干活累了，便假惺惺地说，看把你晒得黑的，在城里可不受这个洋罪。又说，你是公道人，可公道人惹人嫌。我听了这些话，不但没有斗争，反而觉得他挺关心自己，后来他见有机可乘，就给我说，谁家分了他家的地，谁家分了他家的房，不该给他带地主分子帽子等，特别是这个地主分子有意让他家的羊啃坏了队里的一片棉花，这时我一下就火冒三丈，当场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生产队干部知道这件事后，就责令他牵着羊到各队接受群众的批评。这一件事情也使我进一步知道了阶级敌人是冬天的葱，叶黄根枯心不死，要时刻提高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个让群众放心的好干部。
五、上山下乡锻炼中，塑造了我的做人品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又面临着解决婚姻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建立什么样的家庭，对我又是一次考验。为了扎根农村干一番事业创造有利条件，我冲破了家庭及社会的种种阻力，说服了父母，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移风易俗和三队一个贫农的儿子、现役军人张乾明订了婚。不久张乾明就从部队复员回来当农民，这时有人便议论说：乾明当农民，我不会跟他了。乾明听到这些议论，心里很不安。我就主动告诉他说，既然我选择了扎根农村，就绝不会动摇。一段时间后，县上安排部队复员军人，就把张乾明安排到红原厂开车。我还留在农村，不幸的是乾明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被汽油把脸和手烧得不像人样。在住院期间，我和我弟党喜安照顾他，是否和他继续生活，成了我的思想包袱，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进退两难。“娃呀，这就是你的命，做人一定要有人品、人格、不能变心。”善良的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用朴素的话语提醒了我，也支持了我。于是，我在1977年元月1日，在乾明烧伤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就和他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当时没有新衣服、没有待客、没有举行仪式，就做了两床被子，在全县知青中引起很大反响。
总之，五年多的知青生活，把我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小姑娘一步一步锻炼为一个意志坚强、政治成熟的共产党员。我从1971年底担任生产队妇女队长，1973年担任村团支部书记， 1973年出席省团代会、妇代会、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并担任省、市妇联委员，1976年至1978年任三原县团县委副书记。1978年至1980年先后被任命为张家坳乡、马额乡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1989年至1991年又去咸阳党校进修两年。1992年至1998年先后担任县交通局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务。1998年至2007年任三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回想起多年在农村接受的“再教育”，使自己进一步懂得了怎样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处世、待人，所以我到每一个单位工作，都能谦虚谨慎，团结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报答党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培养。在宣传部主持工作以来，先后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咸阳市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在这里，我再次感谢曾在插队时关心、爱护、帮助我的大娘、大婶以及关心支持我的农民朋友，感谢各个时期关心支持我的各级党组织。如果没有知青插队农村的生活经历，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这么多的人生感悟。
永不磨灭的记忆
崔文兰 张佩君
人的一生要经历好多事情，永不磨灭的是那些最珍贵的记忆。“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转眼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回想起当年插队劳动，拉土筑坝的动人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一、满怀壮志扎农村 坚定不移向前闯
那是1968年，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有大作为的”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我们咸阳第四中学的14名女同学满怀壮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城市里来到咸阳市东风公社跃进大队（现咸阳市渭城区渭城镇羊过村）插队落户。刚到农村，我们就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我们热情满怀决心不辜负贫下中农的希望，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扎根奉献，锻炼成长。
但是，要把决心变成实践，对于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生活的女知青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农业知识不懂，庄稼活不会，农村生活不习惯。还没有劳动几天，有的腰酸腿疼，有的手上打满了水泡……石淑梅同学看到这种情景，直言不讳地说：“农村到底不如城市好，这样下去怎么受得了。”她的这种思想，被贫下中农一眼就看出了。妇女队长马玉凤就找石淑梅谈心，鼓励她，让她学习毛主席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了提高知青思想觉悟，大队革委会还派老贫农王宇春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贫下中农王宇春在旧社会背井离乡、逃荒要饭和给地主打长工的悲惨遭遇，给我们这些刚到农村的青年人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年轻娃，从小在蜂糖罐里长大，没有受过苦，可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呀！”贫下中农的耐心教育和热情鼓励，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我们决心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艰苦磨炼铸红心，劳动汗水冲“娇气”，在艰苦环境中把自己铸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生产队缺少养猪饲养员，知青冯冰遵照毛主席关于“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的伟大号召，以十年如一日精心喂养牲口的贫农王大爷为榜样，挑起养猪的重担。有一次，一头猪病得厉害，有的群众说：“不行了，干脆撂了吧。”她想，“为革命养猪，就要做到极其负责，一定要想办法救活它。”于是，她把病猪往怀里一抱，不顾天黑，冒着寒风，跑了十几里路给猪看病。回来后，又把猪抱到自己房子里，煮了热食喂。经过她精心照料，终于使这头猪转危为安。冯冰的行为，正是跃进大队知识青年在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一个缩影。
二、知难而进上工地 千河坝上显风采
1969年，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省上决定宝鸡峡工程全面复工。宝鸡、咸阳地区的十多个县市总动员，由社队领导、农民群众、下乡知青、工程技术人员约16万人组成水利建设大军开赴宝鸡峡工地。我们东风公社跃进大队插队的14名女知青响应号召，随同贫下中农一块到了工地，决心在火热的劳动中接受“再教育”。来到工地上，到处是“万盏灯火、人来人往，你追我赶争上游，搬山添沟谱战歌”的场景。火热的场面立刻吸引了我们，大家放置好行李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去。参加水利工程建设人员以民兵建制投入生产，市上成立了工区，每个公社为一个民兵营，每个大队为一个民兵连，在工区的统一指挥下，以营为单位生活、生产。
我们知青以大坝为家，吃住在工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有的腰酸腿疼，有的脸胀手肿，有的晚上浑身疼得睡不着，初到工地的那股热劲，一下子凉了半截。
记得在一个收工的傍晚，指导员王明新和连长杜志民来到我们铺边，组织我们一起学习《愚公移山》。毛主席的话像一把金钥匙，打开了我们的心窍，贫下中农的关怀，像阵阵春风，吹暖了我们的心田。我们共同展望水库修成后的远景，感到无比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决心把有限的青春，贡献给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从那以后，我们迎着困难上，专拣重担挑，决心在艰苦的劳动中培养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知青杨西玲脚上患有“鸡眼”，医生给她开了假条，但她把假条一塞，忍着疼痛，拉着车子飞跑在工地上。不少同学脚冻裂了，手磨烂了，仍拉着近千斤重的车子，越干越有劲。知青边玉芹在一次劳动中，突然被运土的车子压倒，昏了过去，被送进医院。可是她住院第三天，身体稍能活动时，就坚决要求出院。她说，自己虽然受伤，但和革命先烈们比起来，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她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离开了医院。领导和同志们坚决不让她上工地劳动，她就悄悄到灶房帮炊事员做饭。在大坝抢修中，我们每人顶三班，争分夺秒，拉运土方，吃饭不离工地，连续干了20多小时，每人拉了20多架子车土，跑了140多里路，平均每人拉土5.86立方米，创造了全工区最高纪录。人们称赞我们“铁姑娘，铁姑娘，那里困难那里上，革命不怕苦和累，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工区也授予我们“铁姑娘战斗队”战旗。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我们超额完成了公社分配的任务。在这次宝鸡峡水利工程建设中，咸阳工区完成土方量45万立方米，建成了长1800米、高28米、蓄水量8900万立方米的王家崖水库，为渭河两岸农业增产丰收创造了便利条件。
三、誓将一生交给党 红心献给红太阳
在下乡插队两年多时间里，我们“铁姑娘”战斗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的天地里茁壮地成长，取得了显著成绩。1969年至1971年间，我们先后出席了省、市多次“积代会”。领导表扬，群众赞扬，电台、报纸宣传。在这一片赞扬声中，有些人心里感到乐滋滋的，流露出“过去有成绩，如今还可以，今后过得去”的骄傲自满情绪。
知青张娅敏两年多来，由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娇姑娘”变成农村的“铁姑娘”，头脑里产生了“满”字，认为干的还“差不多”，可以歇口气了。有一次，队上派她和另外一个知青跟贫农社员王永贵到城里拉粪。在刮粪时，刚打开茅坑盖，一股子臭气把她熏得跑得老远，而王永贵依然很自然地刮粪装粪。粪装好后，她才小心翼翼地走过去，一看拉绳上沾满了粪便，便急得又想用自来水冲，又想拿纸擦，而王永贵却很干脆地在地上捡土块擦了擦，拉上肩就走。回来的路上，张娅敏心里总觉得好像有个疙瘩，越想越不是滋味。她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粪，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她深深感到：嫌脏怕臭，这正说明自己灵魂深处最肮脏，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还很远。
这件事使全体铁姑娘深受教育，我们深刻体会到：受赞扬多了，不等于思想革命化了；脸晒黑了，不等于心炼红了；手上茧子厚了，不等于就和贫下中农感情深了；和贫下中农生活在一起，不等于立足点就完全转移到工农群众这方面来了。要真正把立足点转移过来，还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1970年秋天，上级决定从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中招收一部分人到工业战线中去。我们铁姑娘战斗队的知青面临这新的考验，大部分都能正确对待。可是，也有个别知青嘴里不说，心里却想：“招工必先招在农村表现好的人，咱铁姑娘战斗队是站在窗口吹喇叭——名声在外，咱们到工厂是十拿九稳不成问题了。”针对这种思想，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战斗队长张佩军、崔文兰带领大家办起“怎样对待走与留”问题的学习班，认真学习“老三篇”、《青年运动的方向》和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的伟大教导。大家一致表示，一颗红心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祖国需要是志愿，扎根农村献青春。从那以后，我们重新制定了读书改造世界观的学习制度，更加焕发出朝气蓬勃的革命干劲，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群众活动中去。
1970年冬，大队为了防旱排涝夺丰收，决定在高干渠旁修塘库。村里有少数人却说“天一旱，咱有高干渠，修塘库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我们铁姑娘战斗队立即办起了大批判专栏，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批了“因循守旧”“生产到顶”等错误思想，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全体广大革命群众积极投入到热火朝天的修塘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铁姑娘哪里困难哪里上，掀车上陡坡是很累的活，我们就争着干。知青张娟丽患有胃病，经常忍着剧烈的胃痛参加战斗，同志们抢走她的车子，让她回去休息时，她却又拿起铁锨铲土。就是这样，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修成了一个存水量达五万立方米的塘库，为夺取来年生产大丰收创造了条件。
我的知青岁月
张翟西滨
题记：我曾是名知青/不能不说句真话/有人说“下乡是去吃苦”/我承认这话/难道我们是“公子”“小姐”/吃点苦就大声责骂/没有苦哪有甜/考虑自己更想到国家/祖国有难不正是母亲有难/儿女吃点苦又算得了啥
1976年4月27日，杨柳依依，春雨霏霏。咸阳地区几千名知识青年云集闹市中心广场高大的毛主席像下，参加一年一度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发仪式”。会后，我来到离市区30里外的周陵公社南贺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落户。
20世纪70年代，我国还很穷。咸阳城里不少人穿着用日本尿素袋子染制成的衣裤。而农村人“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衣，更是随处可见。
村上建有一个知青大灶，共有100多人就餐。主食多为杂粮，细粮不外乎面和锅盔馍，蔬菜奇缺，一般都是从城里捎或用粮食换。我们属产粮区，公社不允许种别的，谁要是套种一点蔬菜，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非割掉不行，个别社员偷种一点菜，一经发现，挨批不说，还要被大队民兵带到公社“兴师问罪”。
农村用电极不正常。知青大灶馍蒸不熟、饭是夹生的情况司空见惯。下乡前，我由于做“肠穿孔”手术刚一年，身体羸弱，“头痛感冒是常见病，胸闷胃痛是老毛病”。可以这么说，热馍不吃，杂粮不吃。下乡后，“忌口”变“饥口”：发糕吃、糁子喝，身体反而还不错。有一回，收工吃饭，天都黑了，知青三三两两蹲在大灶院中喝“磨糊” （方言：指苞谷面打的稀饭），喝着、喝着，都觉得跟往常不一样，糁的不行，有的知青说：“对咧、对咧，吃饱肚子不想家。”在大家洗碗时，灶长跑了出来，高声道歉：“今天对不起大家，天黑没电，把口袋拉错了。”大家一问，原来把麸子当成苞谷面撒到锅里了。
冬季，农村停电更是家常便饭。大灶蒸的馍发青，馍冻在蒸笼里，像冰疙瘩。炊事员用刀砍下来，嘴里道声“二两”，当带着冰碴的馍递到我手上，不知心有多凉。难怪知青每次回去从家里来总要大包小包，拎点好吃的回队。我也同样，每次回家母亲总为我准备一罐头大油，当热腾腾的馍，从中间掰开，用筷子夹进一点，外面撒些盐，吃到嘴里，嗬！实乃共产主义生活。
夜幕降临，知青生活枯燥乏味。由于一天高强度的劳作，我多半早早就睡了。有时，遇到社员来宿舍小坐，我们都很高兴。停电时，我们就点着蜡烛谝，蜡烛点完，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地瞎聊。即便如此，亦很高兴，觉得这一晚过得真快。
冬季称“冬闲”，其实也不闲。一天到晚，“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冬天我最怯冬灌。白天黑夜不停地浇，两人一组，一人地头掘口放水，一人地尾巡察喊令。
隆冬时节，天寒地冻。特别是后半夜，地头地尾取暖的火烧个不停。我有时满地跑，主要查看是否“跑水”。月色下浇地常使人误判，看上去地上干干的，其实水早已渗进地里，稍不慎陷进去弄得你两腿泥水。西北风一刮，冻得浑身哆嗦，手都攥不住锹把。那时，冬灌一天挣两天工分，再受冻人也乐意参加。有一回我陷进坟坑，脚都踩到了棺木，浇地的水灌进了脖子，多亏锹把担在坟坑两边，我像抓单杠似的爬了上来，满身泥水，同宿舍知青看我惨不忍睹的模样，竟玩笑似的说：“你是人还是鬼？”
冬灌，我亦常常巡渠。因为知青巡渠，干部都很放心。一是知青无自留地；二是本村、外村非亲无故，不存在私开口子。记得从高干渠把水引到队，要经过两个村，足有十里之遥。十里长渠要经过多少公家地、自留地。那阵子，二道塬，属旱塬，最缺的就是水。社员也跟我戏说，我们用唾沫洗脸。意思是缺水。难怪村上流行一句：“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每遇冬灌都发生个别社员偷水浇自留地的事情。
巡渠，看似轻松，其实既惹人又累人。每天都要与偷水人较劲。这不说，十里长渠人要不停地来回巡察，一天到晚少说也要跑五六十里路。路上，要经过两处乱坟岗，坟头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深更半夜走到乱坟岗，寒风带着哨，若是前面冷不丁冒出一个走夜路的人，吓得我腿肚子发软，头发都直起来。初到农村这样的事常令我惧怕。农村有一种习俗，家中老人在世，棺木都已做好。大多放在柴房。有一回，我到社员家借锄头，社员告诉我在柴房。推开柴门，见两副未上漆的棺木像两具僵尸并排放在里面，吓得我扭头就跑。
怕到极处，怕则不怕。
后来，我发现乱坟岗是最好的避风港。在空旷的田野上，当我又乏又累，就躲进有树有草的乱坟岗，裹着棉衣，头枕坟包，美美丢个盹。现在想起，真不知当时咋有那么大的胆。
塬上的冬天，滴水成冰，干冷干冷。我的脸冻皴了，手冻裂了。下地平整土地，手难以捉锨，每使用一次锨，不是用手握着锨把铲，而是用胸脯顶着锨把往前推。我住的房，属半坡房，屋檐下不只四处进风，而且八下漏气。屋里的水缸结了厚厚一层冰。睡的床紧依窗户，玻璃早被顽皮的孩童打破，我是用图钉把塑料地膜摁上去的，风刮得窗户膜有张有弛，伴有音乐的节拍，难以入眠。睡前不敢喝水，生怕半夜起来遭罪。我双层棉被加身，钻被窝时，抖动着身躯一点一点向里移，并龇牙咧嘴发出“唏嘘、唏嘘”难以忍受的惨叫声。每到这时，我想要是队里的社员多好，这会儿恐怕睡的是热炕。
我一年的劳动日多在320个左右，工分每年在大队知青中数一数二，粮分了不少，钱分的有限。记得有一次过年，我把分的麦子，磨成了“富强粉”（100斤麦磨出60斤精粉）背回家，就让母亲用我的劳动果实为全家擀面，母亲每挖一小碗面，我就用绳，绑一次面袋，接连重复了三次，母亲见我吝惜的样子，笑着说：“真知道爱惜粮食了。”
的确，过去上学，吃不完的馍，随手就扔了。现在经过农村锻炼，我终于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难忘的知青岁月
唐明
时间如白驹过隙，似水流年，一晃已过了几十个春秋。在时间的长河中，惟那段刻骨铭心的知青记忆永铸我心，至今难以忘怀。让时针倒退，就定格在那段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吧！
我原在西安市第六中学上初中，1966年4月因战备疏散人口的缘故，随父母来到了渭北高原的长武县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伴随着机关瘫痪、工厂停产、学校停课、造反武斗，我于1967年初中毕业，成为“老三届”中的一员。1968年12月，在《人民日报》传达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后，在“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双手绣出地球红”的战斗口号感召下，我和当地城关镇的20多名初中毕业生作为长武县的第一批知识青年，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幼稚而迷茫的我们告别了亲爱的父母，离开了学校，在远离县城三四十里的张家沟大队安家河生产队落户。
我们这个知青点被安排在安家河第4生产队，共6男3女。该队地处一片河滩地，四周都是黄土高原，黑河水从这里缓缓流过。社员们住的不是地窑就是明窑。刚来的时候，我们住在麦场的场房内，屋内没有顶棚，中间扎了一道没有到顶的土墙，把屋子隔成两间作为男女知青宿舍，旁边盖了一间小屋作为厨房。一出门就是麦场，没有院墙。晚上女知青休息闩着门还要用棍顶着，起夜根本就不敢出去。我们住的场房还是全生产队社员学习开会的集中点。一旦通知开会，晚上社员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屋里坐满了人。知青们的到来，也给他们带来了欢乐，都爱到这全队最热闹的地方来。初来乍到，这里就是一片冰天雪地，缸里的水结成了厚厚的冰，用时先要把冰砸开。我们不会烧炕，半夜里土炕就冰凉了，屋子里四面通风，冻得人直打哆嗦，无奈头深深地埋在被窝里，拼命地蜷曲着身子，默默地念叨着以前学过的课文《寒号鸟》, “哆嗦嗦，哆嗦嗦，寒风冻死我，明天就搭窝”。在这里凑合了几个月，又搬到半坡上早已废弃的窑洞里。一直到上级拨来了知青建房专款，在检查组的几次督促下，生产队才用土坯盖起了3间简易的厦子房。
初来生产队先派社员给做饭，没有几天知青们就学着自己做饭了。下工后女知青做饭，男知青就找柴劈柴，到一二里外的河里或沟里挑水。分给知青的口粮由队里在仓库代为保管，没有面粉吃时要抽出时间套上牲口或用人力自己推碾磨面。由于产量高，这里的杂粮以高粱为主，很少有玉米。高粱磨出的面粉很粗，一般都是和麦面合在一起蒸馍。一旦麦面先吃完了，纯高粱面很难做饭。我们用开水一烫揉成面团，然后用刀一刀一刀直接削成面片下到开水锅里，知青们给起了一个怪名字叫“鳖跳岩”。生活实在受不了，到口粮紧张时，就每隔一段时间上塬翻沟，走几十里路回到县城让父母给改善一下伙食。一两年后，由于有的知青经常回家挣的工分少，挣得多的就感觉吃亏，集体吃大锅饭行不通了，就分灶各管各的粮，各做各的饭。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不谙世事的我们紧跟着“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潮流，在大风大浪中得到熔炼。记得初到生产队的第一天，给知青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门”。生产队长领着大家一家一户地过，指划着谁是贫下中农，谁是地主、富农，谁参加过国民党，叮咛着你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不要把路走错了。白天给知青们派得活就是首先积极参加“三忠于”活动，拿着喷壶和模板给每家每户的门上、墙上喷上葵花、红心、忠字和毛主席的头像。晚上和社员们在煤油灯下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和“两报一刊”社论。有时我们排练文艺节目，给社员们唱革命样板戏、语录歌，表演忠字舞：“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边唱边跳。这个生产队主要由“常”“武”两大姓组成，由于农村宗族观念强，所以知青们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参加批斗会的主力。
除了艰苦的生活关外，知青们最难过的是痛苦的劳动关。这里平坦的土地很少，四周都是黄土高原上一层层的梯田，到处都是沟沟坎坎，羊肠小道。生产队用不上架子车，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挑担和独轮车。知青们人人都必须首先过的是扁担关。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和社员们一起上山进沟挑着粪筐往地里运粪。娇嫩的肩膀上首次承受着几十公斤的压力，压得龇牙咧嘴，从未吃过这苦的城市娃咬紧牙关，一趟接一趟地坚持着，晚上红肿的肩膀痛得睡不着觉。从沟底下往上挑水，要学会换肩一鼓作气，崎岖不平的小路容不得你半路停下休息，桶一放下起码要洒下半桶水。推独轮车也要有本事，既要左右保持平衡，还要控制着刹车下坡，不然车就翻到沟里去。干各种农活社员们手把手地给我们教，经过几个月坚持不懈地努力，我终于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学会干许多农活。在农村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饲养室里起牛粪、羊粪，锄地、割麦、翻场，看苜蓿、看果园、做砖坯、养猪，到张河水电站工地当民工等农活。1971年生产大队推荐我参加了公社知青学习“毛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上介绍了经验。
1973年3月，我随着回城政策的落实，我也被招工进了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那段知青生活使我永生难忘。它使我在农村学到了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增强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锻炼了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以后的工作夯实了坚实的基础。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早已画上了句号，但是那些记忆，如同那千年的黄土地，伴着苦辣酸甜和淌洒的泪滴，永远在我心中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上山下乡 人生中的宝贵经历
余仁香
1968年12月，我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农村生产、生活的热切向往，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和10多名西安庆安中学1968届初中毕业生一起到泾阳县蒋刘公社五一大队插队落户，开始了我人生新的一页。
我们所在的五一大队，地处泾阳县的最南端，东与高陵县连接、西南与咸阳接壤、北看泾河流水尽收眼底，属典型的旱塬黄土坡地带。这里的农民勤劳朴实，长期生活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村生活当中。起初，当地村民对从大城市来的这批知青敬而远之，不相往来。由于我们这批知青大多年龄都是十五六岁，故生产队的重体力和一些技术性的农活，一般难有机会光顾。我们女知青的劳动大多是在妇女队长的带领下，干一些锄地、给农田运肥之类的简单农活。
1971年1月，为改变旱塬农田无水浇灌的历史，县政府决定在蒋刘大队西侧，建设引泾河水上塬工程，我有幸参与其中。由于抽水站建在塬上，与泾河有500米的距离，在修引水管道时有同学不小心连人带运土的架子车一同跌入河底，这样的事故发生后，工程指挥部让我到工地广播站当广播员。这下，我的特长有了用武之地，我经常深入施工现场将所见所闻的劳动场面写成广播稿件，及时广播，高兴时也高唱“大生产”“南泥湾”等革命歌曲鼓舞劳动士气，深得民工们的喜爱，并被县上评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抽水站建成后，受惠的村民像打了大胜仗一样敲锣打鼓欢庆。农民们亲口喝上抽到塬上的泾河水，激动得热泪盈眶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
得益于在抽水站的劳动锻炼，我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回村后，我便主动地同村民打交道，积极参加各类农活，经常走东家访西家的嘘寒问暖，时不时地利用回西安探亲的机会给老乡带回一些生活的必需品和时令衣物，渐渐的村民也把我当成自己的家人，做好吃的也不忘叫我，家里有矛盾，也能向我倾诉，我也成了农民朋友的知心人。1971年底，我被破例提前招工到泾阳高庄供销社当上售货员。我十分珍惜这份工作，爱岗敬业，经常送货下乡，方便群众生产生活，深受周边群众欢迎。1972年，我被选为出席咸阳地区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工作小有成绩，又被调至周家道供销社任主任。1978年12月被选调到咸阳市食品公司任团委书记，1983年选调秦都区委任一部门副主任至退休。时至今日，我也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可下乡锻造成的刚直秉性，总能帮助我战胜困难。我由衷感谢我人生中上山下乡这段难得的宝贵经历。
知青勇闯劳动关 不畏人生风雨途
陈立胜
我在插队的第二天，就耐不住心中的躁动，想到处转转寻点活干。但遇到的社员都告诉我们，现在是冬闲时节，除饲养员坚守岗位外，只偶尔安排点人干些铡草、解板的活路，不过那是技术活，不要说我们，连他们都轮不上干。我们听后更感兴趣，便赶到铡草处，想先学学铡草。正在铡草的两个社员对我们很欢迎，但不敢让我们尝试，说有一定的危险性，尤其是入草难度大，有些老把式也被铡伤过手指。我们只好站在一边观摩，只见他们一入一铡，神态自若，显得很是轻松。我终于忍不住再三要求试试，无奈入草的老汉死活不放手，铡草的壮年人却已开始松动。他告诉我们铡草的要领后，我接过铡刀铡了几刀，不料手未把稳用力不均而造成切面凸凹不齐，碎草长短不一，经壮年人纠正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几十下过后，已是大汗淋漓。另两名知青，一个试了几下就知难而退，而另一个则连试都不敢试。当我再接过来后，铡得已比较从容，还得到老汉和壮年人的夸奖，说我快成把式了。原来我经过试铡后，发现刀与糟的连接过于松动，不能自然导向，造成铡刀负重后左右晃动，切面因此凸凹不平。克服的办法是全神贯注地紧握刀把，运用爆发力断然切下，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当我初步掌握技巧后兴趣陡长，停下来给他们各敬了一支烟并声明不要工分，只要求多铡会儿。他们也乐得有人帮忙，于是壮年人换下老汉休息，他与我一人一铡，节奏分明，配合十分默契，直干得体力不支后才停了下来。我请教老汉这在队里算不算重活，老汉吸了口烟，慢悠悠地说：“这还不算重活，重活是打墙、拉锯、和泥。”壮年人接着说：“打墙、拉锯，叫也不去，提起和泥，不如死去。”他接着用手一指饲养室说：“那儿正有人拉锯解板，不信你们过去试试。”我还没反应过来，一位名叫马福昌、绰号“马老四”的知青已高兴地跳了起来，原来其父是八级木工，他在父亲的濡染下，已粗通一般的木工活，对拉锯解板也不算门外汉。
老四拉着我们来到解板处，只见一根粗大的圆木矗立在那里，被支架固定得牢牢实实。两个壮汉一高一低、一来一往正拉得起劲，一大半板已解好，尚未从圆木上分离，看来这是他俩一天的任务。他们见到我们只客气地点了下头，以为我们是看稀罕的，所以拉得更加起劲，似在得意地向我们炫耀他们的本事。老四迫不及待掏出烟，要他们停下来吸一支。那时的农民都吸旱烟，他们不是不爱吸纸烟，而是经济拮据吸不起，因而老四递上的烟还是深具诱惑力的，致使他们停了下来。老四趁与他们谈得高兴，提出让自己试试。他们急忙阻拦，说这活太苦重，学生娃干不了，再说我们不会解，解偏了还是他们的麻烦。老四说：“没事，我爸爸就是好木匠，我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这句话果然见效，两个壮汉虽半信半疑，但已明显松动。老四也不再说什么，脱下大衣替下矮汉子，就与高汉子拉了起来。“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几个来回下来，老四的技术已充分显露，并得到两名壮汉的啧啧赞叹，老四越干越带劲，兴头上还唱起了开方拉锯的号子，这号子仿佛还真能给人添油鼓劲，这一定也是从他爸爸那儿学来的。不一会儿，一块板已被他们一解到底，当下一板开锯后，老四让我也试试，因为他知道我也喜爱木工活，对用锯也略知一二。我已心痒痒地期待了很久，老四的话还未落音，我就接过了他手中的锯把，矮汉子也替下了高汉子，我们开始对拉起来。我过去用过各种小锯，能掌握一般的用锯要领，所以开始还满有信心。但拉过一阵后，才发现大锯非小锯可比，锯既沉重拉起来阻力又大，非常消耗体力，不一会儿就觉得体力难支。老四见状，又接过来拉了一阵，我们方才告退。我们自此与两位壮汉熟悉了，高的叫金生，矮的叫金钱，都是村里的顶尖劳力。只要听说他们在拉锯，我和老四总要赶过去帮忙。他们也乐得让我们帮忙，好使自己趁机歇息。我们拉锯的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这可以说是我们插队后过的第一道劳动关，由于起点较高，所以使我们对今后的考验充满了信心。不料，比这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着我们。
一、担窑券，大干苦干练铁肩
第二年春天，队上开始组织劳力给知青箍窑。窑址选在村西头，遥对一棵象征风水的大松树，地方非常好。
当时正值冰消雪融、大地回春而春耕尚未开始，正是一年建窑盖房的大好时机。为保证窑洞在农忙前落成，队长亲自指挥，全队劳力齐上，还特地从白水请来一位窑匠。全队人除知青外都有建窑经验，队长安排后，大家就有条不紊地干了起来。我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打背墙，想体验一下这活究竟有多么苦重，然而直到完工，也未觉得有多累。原来打墙虽属重活，却终究属土方活，而此类活我们在校时没少干，所以比较适应。至于挖沟更是驾轻就熟，而且黄土比黏土好挖得多，本地的槽子锨又好使，挖起来又快又好。其他活如培窑券、码砖、加瓷瓦、灌浆等活更是轻松些。我们直到“合龙口”，干过的活都没超过自己的耐力，不免有些得意之感。然而有人提醒我，说更重的活还在后头，那就是担窑券，并问我敢不敢参加。我说有什么不敢，不让我参加我还要争呢！
当天，队长就担窑券做了具体安排，决定由金生、金钱、计锁牵头分为三组，每组三人，自由组合，各负责一孔窑洞。金钱选中了我和金海，我俩也表示同意，当天就扎好了脚手架。脚手架是在窑前架起一个平台，从窑右端至窑顶架起一个斜面，斜面受结构限制很陡，为防止打滑用尺余宽的耱片铺就。窑内大部分土要沿着斜面担至窑顶指定位置，故而这个活路名曰“担窑券”。我虽已意识到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自恃身强体壮又经过无数次担水爬坡锻炼，仍然满怀信心。第二天一早，我们准时在窑前集合，金钱告诉我和金海，每个窑券限时5天，给300工分，人均100，日均20。这样高的工分是很诱人的，因为要比一般活多8分呢，如能提前完工则所获更大。金钱、金海都是队里有名的工分迷，他们为挣工分，什么苦都吃得下。我呢，虽与他们心态不太一样，但为了不拖累他们，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我们组进度很快，开头一段不用上担，金钱挥镢掘进，我和金海将堆落在平台上的泥土用锨奋力上撂。头一天就掘进了两米多，比其他两组都快，中午即转入上担。
金钱既为照顾我又为保证进度，要我装筐，由他们二人担。我死活不同意，坚持要担而且表示要一担到底。金钱只好自己装，他是一个鲁智深般胖大的汉子，力大如牛，铲起土来轻松自如，几下就能将两筐装满，嘴里还喃喃地念叨：“大筐，装满。”能与他合作没有相当的体力是不行的。
当我首次担土上跳时，就感觉不妙，因为这与担水爬坡完全是两回事。担水的坡既没有这么陡也没有这样窄，可以从容不迫地运用借力省力的技巧缓缓上行。而担窑券呢？受空间条件限制，什么技巧也用不上，只能强担硬上，而且节奏急促，使人没有喘息之机。当我快到窑顶时，下意识地向下一望。数米的高度加速了我的心跳，如不慎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勉强担上窑顶，倒下后刚想喘息一下，只见金海也担了上来，为避免窝工，我急忙飞奔而下。又想利用装土的间隙歇息片刻，不料金钱转瞬已将土装满，只好担起又跑。几担下来，我虽已疲惫不堪，但已捉摸出担土上跳板的窍道，那就是腰胸挺起，眼不下看，直望顶端，视跳板如平地，才能集中精力稳住神。此后，我就越担越快，基本跟上了金海的进度。这一天的进度很可观，我们三人虽都疲惫不堪，但从每个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心情都非常愉快。
第二天起来，由于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了一夜，疲劳已基本消除，但双肩却痛得难受。原来负重上行，双肩既承受压力又承受拉力，这两种重力反复作用在皮肉上，不肿不疼那才怪呢。但我凭他人的经验知道，这已进入了锻炼的关键期，只要苦撑苦熬过这一阵，双肩就会出现所谓的“死肉”，有这两块死肉垫肩，就不怕任何负重了。这种想法振奋了我的精神，哪里还顾得上疲劳疼痛呢？这天，金钱又要我装土，我还是不肯，金钱只好换下金海。金钱的体力与好胜心又在金海之上，担得既多又快。我丝毫不敢怠慢，奋力步步紧追。这一天下来已攻至窑掌，而窑顶也不再需要土了，我们便拆除了脚手架。以后的任务就是将下层的余土担到院内，以备将来打院墙之用。
第三天的劳动强度比之前两天，更使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虽同是担土，但平地往来岂能与上下窑背可比？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已将窑券彻底担完，并将地面铲平夯实，最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全部任务只用了三天两晌，而另两个组，一个用了五天，一个用了五天多，我们显然创造了一个纪录。我们三人从始至终团结战斗，并从此相知相信，成为经常配合的黄金搭档。
我双肩肿痛消除后，果然各出现了个块凸起的“死肉”，这标志着我担担子确已过关，以后不再怕任何负重了。
二、担大粪，铁肩负重若等闲
当年，我村响应上级政府科学种田的号召，在村东选地种了20余亩坑田。种坑田有些像栽树，即在深翻细耱后的地里挖成株距行距规范的土坑，点种后培起平光的围埝用于存肥蓄水。另外，还要求中耕追肥时每坑浇灌一马勺人粪尿。
队里为保障坑田用肥，要求户户改干厕为湿厕，即将人粪尿改土垫为瓮集。那时社员们的觉悟都很高，几乎在一夜之间，家家都按要求安上了“水茅瓮”。当中耕完毕，坑田需要追肥时，瓮中也已基本集满。
为决定选谁送粪，还专门召开了一次社员会。队长讲明人选的条件：一是身体强壮，二是能吃苦，三是责任心强，然后要求大家自报公议。淘大粪在许多地方虽属一般农活，而在当地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活论苦重一般壮劳力都承受得了，但一想到臭气难当又使人望而却步，故好久无人报名。当我忍不住冲动报名时，社员们齐刷刷地举手同意。我可能早就是队长的意中人选，他见已达到目的，就笑眯眯地认可了。
第二天一早，队长给我送来了副柏木桶、一只长柄粪勺、两个器皿和一厚叠硬纸片。关于技术问题，队长没多说，似也无须多说，因为这活太简单了，多说了还会使彼此尴尬。队长着重交代的是那些三角纸片，说那是给每户工分的凭据，分别标注着一、二、三等，要根据水茅粪的质量核发，具体标准由我掌握。我听后不禁心中嘀咕，怪不得队长要求责任心强呢，怪不得没有人报名呢，原来这还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我也不再说什么，相信只要心存公正，乡亲们自会理解。后在整个过程中，果未与人发生纠纷。
我为取得标准，决定先从一户老实厚道的人家担起。我在这家主妇的指引下，进入了她家的厕所，只见瓮中的粪尿已约略积满，上面蠕动着一层白粪蛆，这虽使我恶心难禁，却也顾不了那么多，果断地拿起粪勺用力搅了几下，一瓮粪尿已变得稀调均匀。冲天的臭气迫使女主人避出厕外，犹自双手掩鼻尖叫不已。当我将一等纸片递给她的时候，她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虽无戴口罩的习惯，但自小练过潜泳，有很好的闭气的功夫，可以在深吸一口气后两分钟之内不再呼吸。我运用这种功夫，飞快地将两桶装满，担起时却暗吃一惊，深感过于沉重，起码有130多斤。我当时并不怕重，而是怕扁担折断造成满地狼藉。我急忙回去换上自己特制的加厚槐木扁担，谨慎小心地出了村后，便迈起急促的碎步一路飞奔。
我插队以来，经过担水与担土的反复磨炼，担功已日臻化境，不但双肩已高度耐压耐磨，而且能下意识地使步履与扁担颤动的频率同步合拍，以收到借力省力的效果。另外，我还练就一功，那就是在不止步不降速的条件下，将扁担在双肩适时调换，以保证担行持久而耐远。至此，我已体悟到，当一个人经过刻苦磨炼，有了坚强的意志、强健的体魄、劳动的习惯并娴熟地掌握了劳动技能技巧后，劳动就会变成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好逸恶劳的人永远体会不到的。
我到了地里，只见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已经抽穗含苞，由于底肥施得足，长势确定强于一般玉米，无疑会成为一块高产田。坑中的土已被松过，且向根部高高堆起，似只待我做好这最后一道工序。我用木棍将桶里的粪水搅匀后，每坑施上大半勺，然后撒上浮土以防蒸以防蒸发流失。
就这样，我每日5担，往返行程20来公里，连续奋战7天，终于将全队的茅粪担完，刚好满足坑田的需要。我继担窑券之后，又经此一战，吃苦精神已在全队出了名，遂被评为标兵劳动力，享受每日12.5分的最高劳动报酬。我对此深感荣耀，因为这标志着我已真正闯过了劳动关，成为一个高度合格的劳动者。
说起淘大粪，这种职业古已有之，凡有人居住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种工作。这种工作的意义正如时传祥同志所说：“弄脏了自己，清洁了千万家”。这虽是一种光荣的职业，但由于传统世俗偏见却一直为不少人所鄙视。我记得上小学时，哪个孩子不好好学习，家长总会说，你不好好上学，将来让你掏大粪去！仿佛这是人生境遇的底线而为一般人所不取。对于这样一种较为特殊的工作，我不但实践了而且适应了，这就无形中促进了自己的思想进步，真正认识到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你付出了诚实的劳动，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
在日渐积厚的劳动基础和不断增强的劳动观点支持下，我很好地完成了插队任务，走上了工作道路。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农村打下的劳动和思想基础对人生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知青在插队中固然有所失但更有所得，失去的我们可以在日后追补，而得到的却使我们终身受益，所以我们至今无怨无悔。
说到底，我们在插队中收获的是延安精神，而延安精神是在光荣的劳动中孕育而生的。因此，无论何人，若无光荣劳动的实践而奢谈延安精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还有知识青年能普遍经受插队生活的考验，也是与在校时所受的劳动教育分不开的。这说明，只有通过加强劳动教育，才能从根本上健全青少年的素质，才能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才能使延安精神千秋万代地传下去。
饥饿的滋味
许卫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三届”，应该都尝过饥饿的滋味，可是插队第一年就遇到的口粮危机，着实让我们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饥饿。
记得是在1969年初秋的一天夜里，我们向阳沟第二生产队的知青因为开会回来迟了，睡得比平常晚，外面雨下个不停，还伴着雷声和闪电。忽然在我们女生宿舍门外“咣当”一声响，大家本来就在半睡不睡之间，一下都被惊醒了，不由自主纷纷大喊：“谁呀？”“怎么回事！”一会儿工夫，传来“喵”的一声猫叫，大家立即释然了：“原来是猫呀！”伴着秋雨的淅沥声，都平静地翻身睡去。
第二天一早，大家进了隔壁厨房，才发现厨房右边那扇门没关严，小小的猫能有那么大的劲儿把门轴顶开吗？紧接着就发现簸箕里的粮食没了，知青插队头一年是由政府按月发口粮。完啦，我们这个月的口粮丢了！
我们二队的知青，一直为自己所住的新窑洞而自豪。这是生产队刚修好的五孔窑洞，其中靠西边的一孔是小学，其余依次为女生宿舍、杂物间、厨房、男生宿舍，窑前的硷畔犹如小型操场，很是整齐敞亮。哪晓得，窑洞新是新了，门却都修成了可以从外面抬开的活门。我们悄悄告诉了二队队长谢志福，这是个天生一副慈祥面孔的老汉，个子不高，憨厚正派，他是我们的领导兼家长。他看了“现场”，一下就明白了，没说什么，只是着人修好了门。那个时候谁也拿不出多余的粮食供给10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
后来我们才隐隐约约地听说，窑洞的木匠活儿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人恰巧在第二天生病没出工，他家有好几个子女嗷嗷待哺……
灾难开始了。
粮食不够，就瓜菜代吧！蒸土豆，蒸倭瓜，吃菜，再加上熬稀粥。
我们每天都要走很远的山路去干活，走到地方已经很累了，接着再到地里干体力活，吃不饱饭，真是一件无法摆脱的忧愁。常常头发晕、眼发黑、浑身发软，肚子叽里咕噜地抗议……再加上我从小肠胃不好，插队第一天吃的第一顿饭——荞面饸铬以后，就开始了经常性的拉肚子，一直延续到我若干年后离开延安。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我适应不了凉性的食物，现在想起来应该算是肠易激综合征。在山里干活时，肚子一疼就要跑到没人的山圪崂方便，曾经遭到偷懒的猜疑。饥饿和拉肚子折磨着我，我的心里时时刻刻想的就是吃一顿饱饭。
有一天轮我们知青休息，我和姐姐许昕商量好了拿出点儿钱来买吃的。我们的父母当时都在牛棚里，手头只有从北京带来的105块钱，其中卖自行车的100块我们当作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许动用，可以机动使用的就是5块钱。村头小饭店卖荞麦面卷子，一个2两2毛钱，等许昕吃完两个的时候，我早已风卷残云般地吞下去了三个，当她滔滔不绝地讲解不要吃得过饱以防胃膨胀的道理时，我仍然感到饥肠辘辘。
这样熬了大半个月，总算熬到下个月分粮的时候。
大家当时很平静，默默地熬过了那一段刻骨铭心的饥饿，没有举报，没有追查。作为知青，这月的丢了，下个月就有了；灶上没有了，自己腰包里挤一挤。在那个贫困的岁月里，农民，特别是拉家带口的农民，才真正是没有办法可想。
在这个陌生偏僻贫困的农村，我们亲身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从底层人民的角度，我们也同时真切地体会到了农民的饥饿。正如有人总结的：“老三届”同学因接触工农而知民情、懂民意；因承受困苦而摧不倒、压不垮；因见证发展而爱国家、甘奉献；因人生历练而淡名利、有真情。向阳沟成为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谁说没有这个原因呢！
岁月如歌
霍丽君
往事悠悠，岁月如歌，距我们上山下乡插队当知青已经40多年了。44年前的春天，我们高75级和初75级毕业的青年男女，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奔赴农村这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记得那是1976年2月冬末初春的上午，寒风凛冽，大地萧条。天气虽然寒冷，但是欢送现场人声鼎沸，气氛热烈。当时的志丹县革命委员会和志丹中学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有关领导讲了话，鼓励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激情澎湃的知青代表发言表态：一定扎根农村、建设农村……
嘹亮的唢呐吹起来，欢快的秧歌扭起来，欢送仪式结束了，满载着知青们的车队出发了。“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路上当先锋……”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我们，一路欢歌一路笑语，很快就到了距县城30里路的目的地——志丹县顺宁公社保娃沟门大队。这里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我们所去的公社和大队也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从此，我们开始了3年多的插队生涯。
20世纪70年代后期，“扎根农村”已经是句空话，全国各地先前下去的知青都纷纷回城，“广阔天地”不是知青们实现理想的地方，“尽快度过两年插队期限，飞出这个穷山沟，到大城市去当工人、当干部”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走向理想彼岸的一条宽广大道摆在我们面前，而插队就是这条大道的起始点。所以对于下乡，我们表现出的是高涨的激情和异常的兴奋。
我们知青点属于公社和县上知青办联合办的农林场，县知青办要把这个点办成知青农场，供以后的知青们来锻炼。我们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箍20孔窑洞做场部，兼种农田。场长、副场长是公社派的，知青共24个人，男生9个，女生15个。当时农场才开始筹建，什么也没有，我们暂时住在知青点所在大队——保娃沟门大队的窑洞里，三孔窑洞，一孔还住着两个以前下去的知青，剩下的两孔我们24个人哪里住得下，只好一孔窑洞住了我们10个女生，另外一个窑洞住了几个男生兼做灶房，另外4个女生和5个男生分别住在老乡家里。十几平方米的窑洞从窑口到窑掌用木板钉了连起来像炕一样的“大床”，再放下每人一个箱子，剩下的地方就只能侧身走过一个人了。灶房里有炕，因为人多烧得火多，所以炕上太烫，只好在炕上放上凳子，木板架在凳子上，男生就睡在上边。我们10个女生住的地方最热闹，经常是歌声不断，笑声不断，吵闹声不断，每当劳动回来吃过晚饭，凑在煤油灯下，大家就在一起玩扑克，一直要玩到很晚才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个都让煤油熏成黑鼻孔。而且经常不能按时起床上工，到了上工时间，场长只好亲自来叫我们起床。我的迟睡晚起毛病就是那时候养成的，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
我们是自己做饭，两个人一组，一男一女搭配，男女组合，为的是男生做挑水、劈柴等重活；剩下几个女的3人一组，每组做一个星期。由于我们大多数不会做饭（这之前在家里我都没洗过碗），所以请会做饭的人帮厨。一日三餐，我们边做边学，在吃夹生饭中，慢慢地学会了做饭。由于劳动强度大，我们都年轻，每个人的饭量都特别大，每月每个人44斤纯粮还不够吃，所以经常有饭不够吃的现象发生，为此收工后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往回跑，跑回去抢着吃饭。真的不够了，做饭的人就要重新做。为了省粮，晚饭一般是比较稠的稀饭。看到和我们一起箍窑的民工每天吃着高粱面窝头似乎很好吃的样子，我们就拿玉米面窝头和他们交换，吃一点感觉还真是不错，就用一袋子玉米面交换了一袋子高粱面。我们把高粱面窝头做出来了，难吃死了，窝头面很粗，而且硬邦邦的，口感很不好，比玉米面窝头差远了，大家宁可饿肚子也不吃，去问民工灶的厨师，原来是我们发面的工序不对，所以蒸出来的就硬，味道差，我们又试着蒸了几次，都蒸不好。民工们笑话我们拿银子换铁，而我们后悔得要命。
回想那些日子，真是苦中作乐，苦中有乐。70年代后期，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文化艺术领域出现了新气象，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封杀的老电影、老歌曲重新和广大群众见面，一批新电影一改十年来政治色彩浓厚的面貌，焕然一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这就让我们这些思想和意识禁锢多年的年轻人目不暇接了，老歌曲我们通过广播等途径，在劳动中边干活边学唱，可是电影我们就看不到了。在那个年代，看电影是唯一的娱乐消遣活动，我们离县城只有15公里，县城今天放什么电影，我们都可以打听到，知道了就闹着要去看，当时知青点的管理者是公社的一个副主任，对我们很照顾，他让我们劳动到一定时间就放我们回城看电影。那时候的汽车很少，个别战友（我们把一起插队的叫战友）有自行车，就互相带着，把一个送到前面，返回去再去接另一个。大多数时间是步行着去看。看完电影不管多晚，都要返回知青点，第二天参加劳动。有一次没让我们回去看电影，我们就罢工，去到地里不干活，最后还是让我们去了。电影演出中下了大暴雨，我们回来的时候天特别黑，路上积水很多，河里的洪水咆哮，我们回到点上，发现有两个男生没回来，都说看见他俩也上路了，怎么就没回来呢？大伙正担心呢，他们两个在离家老远的地方兴高采烈地叫喊着，听见他们回来了大伙的心放下了，可是他们高兴什么呀？只见他俩怀揣着梨回来了，原来他们跑到路过的果园里去偷梨了，老乡的狗叫个不停，他们怕被发现，就在果园的墙角躲了一会儿，看见梨，大家高兴极了，争抢着吃梨。
那时候我们学会了很多经典老歌曲和一些外国歌曲，什么《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兰花花》《天涯歌女》，苏联的《马车夫》《红梅花儿开》，朝鲜歌曲《姑娘的心思》等。会唱了就用口琴吹奏，基本上是人手一把口琴。田间地头、屋里院外，到处都是我们欢快的歌声。
一次我们回到城里，在街上战友们相遇了，一个男生说：收音机里的小说连播时间正在播送一部小说，很好听的。我们问是什么小说，他说你们回去听了就知道了。因为很多人家里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们就想知道是什么好听的小说。可是任凭我们怎么问，他就是咕咕哝哝地不说小说的名称，大家只好作罢。回到家里，在小说连播的时间，我打开收音机搜索着频道，听到了，播的是刘心武的最新小说《爱情的位置》，探讨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是否应该占据位置。在那个文化封闭的年代，在那样青春懵懂的时候，我们只是偷偷地看过一些早期的小说里描写爱情方面的情节，近期的作品里尽是些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基本没有涉及爱情的内容。听了这部小说，确实感到耳目一新，小说公开在题目里提到爱情，够大胆的，怪不得我那战友连名称都不好意思说出来。这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部爱情小说新作，怀着好奇之心，听完了这部小说，才知道刘心武新近出了不少文学作品，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以《爱情的位置》为代表的爱情题材小说引起强烈争议，唤醒了人们长期压抑的情感，一些手抄本的爱情书籍开始在民间流传。从这个时候开始，文化艺术领域的新动向让我们充满期待，新时期文学作品不断问世，让我们大饱眼福。
每10天有一个学习日，学习日我们不学习，把它变成了休息日，洗洗衣服，玩一玩。离我们不远有一座淤地坝，圈起一个鱼池，里边养了不少鱼，学习日我们浩浩荡荡地去鱼池钓鱼，不知道是我们的技术不好，还是我们的设备不行（鱼竿是树枝，鱼钩用铁丝弯的），总之我们在那鱼池里没钓上过一条鱼，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每个学习日去那里，男生们下到水里游泳，女生们在池边玩水、到树荫下歇凉，彼此开着玩笑、打打闹闹，那种欢乐悠闲的气氛，很大程度地缓解了我们9天的劳筋累骨。
我们每人有一件很特别的衣服，冬夏都穿，那时候叫“大衣”，其实就是比棉袄稍微长点的棉衣，领子用的是绒布，冬季天气太冷的时候穿在棉袄的外边御寒用。这衣服到了我们手里其用途就广泛了，春夏秋冬都有用，冬天像一般人一样穿在棉衣的外面起御寒作用；春、夏、秋季节它既可以御寒，也可以当雨衣和被褥用。下雨了，没有雨伞，也没有雨衣，我们就穿着它避雨。干活休息的时候把那衣服往身上一裹，躺在地上就睡觉了，既有铺的又有盖的。雨过天晴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院子里飘着黑色的、蓝色的、灰色的这种“大衣旗”。男生们在“大衣”里只穿背心，热了就脱下它，冷了就穿上。知青点上的战友们都说普通话，不是谁规定的，是我们自发地要说。穿着破棉袄，唱着流行歌，说着普通话，朗诵着我们人人都默诵如流的有关知青的诗词“红日、蓝天、白云……”感觉好潇洒、好浪漫啊！
在农林场劳动中，我认识了一个叫刘光的回乡右派，他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老牌大学生，毕业于上海化工学院。单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他和其他农民有什么区别，戴着顶赵本山式的帽子，衣服破旧，身体瘦弱，皮肤黧黑，佝偻着背，所有农活都会做。可能与当时的处境有关吧，他的话语很少，大多数的时候只是默默地干活，只有说话的时候，可以听出他略显结巴的本地口音有点与众不同。他是作为民工，抽到农林场干农活的，朝夕相处，我们都不知道他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
那年春天我和他一起给烟苗拔草，一边拔草一边闲聊，才知道了他的身世。他是学院里的高才生，不仅文化课好，歌也唱得棒，他说自己在学院举行的文艺演出中唱的《渔光曲》，曾经轰动全校。在反右斗争中因为说了有悖当时形势的话，被打成右派，遣返回老家劳动改造。就他的形象和他沙哑的嗓子，我不相信他可以唱好歌曲，就让他唱给我听。他的歌声深沉舒缓，声情并茂，把渔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和贫苦表现得淋漓尽致，我被他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却很平静地告诉我这首歌曲是早期很流行的电影插曲。我相信了他说的在学院引起轰动的事，他的歌确实会打动每个人。当时我就请他教唱这首很符合我们心情的歌曲，学会了以后，我经常给战友们吟唱。至今我仍然喜欢唱《渔光曲》。
从那以后我对他就刮目相看了，很佩服他，也很尊敬他，和他相处以来，从没听到过一句怨言，也没见他有过消极情绪。1977年7月离开农林场以后，就再没见过他。
1980年，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的衣着打扮有了明显变化，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原来他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工作，现在在长庆油田的一个技校当教师，这次回来探家，打听到我的单位就跑来了。看到他我很高兴，我们问了彼此的现状，我恭贺他恢复了工作，他以长辈的口吻勉励我努力工作，不断进步，还给我留了工作单位地址，希望我有时间去玩。那以后就没再和他联系，直到两三年后的一天，在延安报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讲了他给家乡筹资修路等先进事迹，才知道他已经去世。我很悲哀和遗憾，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在农村埋没了好多年，刚刚开始发挥自己的才能，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和他一起劳动，从没听到过一句不满和怨愤，生存环境改变以后也没有趾高气扬，夸夸其谈。和他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他对逆境不怨，顺境不扬的处世方法和对待生活的态度，给我很大的启迪，使我受益匪浅。
插队的日子不都是快乐，繁重的体力劳动，使我们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年轻人真正接受了考验。春天沉重的粪斗挂在胸前，压得直不起腰来；夏天火热的太阳下锄草松土，胳膊被晒得脱皮；秋天收割季节，两只手被庄稼磨得像锉一样粗糙；冬天参加全公社的农田基建大会战，两头不见日头，手脚冻红冻肿。从犁地播种到收割打场，从开山背石头到夯基箍窑洞，我们干着从未干过的活计，个个累得筋疲力尽，只要休息，不管天冷天热，倒地就呼呼大睡，那时候感觉最缺乏的就是睡眠和钱。
农林场和县知青办每天给我们每人二角生活补助，这样我们每月可以拿到6元钱，刚去的三四个月还可以按时拿到钱，我们用这些钱买些日用品、理发、看电影，后来就不能按时拿到了，我们就得向家里要，到最后就根本没有了。这可难坏了我们，我们不是学生了，家境都不宽裕，让家里补贴点本就很不好意思了，现在纯粹向家里要钱就更张不开口，大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男生们几个月不理发，头发长得似蒿草，女生们不用搽脸油，不添新衣服，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
记得一年冬天，我们去砍做饭用的烧火柴，先是在沟里走，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上山。早上沟里结着冰，不时地看到冰挂悬在崖畔，景色很美，我们唱着“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行走在冰上，虽然歌曲很悲凉，但是大家很兴奋，不像是去砍柴，倒像是去旅游看风景。砍好柴往回返的时候，天已不早了，一天劳累，大家都感到饥饿，也没带干粮，只好空着肚子，背起柴上路。沟里的冰经过太阳晒，上边的消融了，我们就走在消融了的浮水中，鞋袜全部湿透了。天越来越黑，人越走越疲乏，我们挣扎着往前走，去时的情趣一扫而光，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到了距农场两里地的坝上时，我们几个女生再也走不动了，男生们就先回去，让我们等着来人接。天色完全黑了，饥寒交迫的我们坐在坝梁上翘首期盼，阵阵寒风吹着被汗水浸透了的身体，身心都冰凉冰凉的。一会儿，听到有人过来了，我们欣喜若狂，赶快打招呼，就是接我们的战友到了。由于一天没吃饭，回到农场后，不管饭菜好坏，我们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多的一顿——8两饭。
1976年9月初，我们正在箍窑，看到驻扎当地的勘探队人员神情极严肃，出出进进的，显得很慌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就在我们胡乱猜测他们到底是怎么了的时候，有人悄悄地传说毛主席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根本就不相信，大家都不相信。虽然说是不相信，可是大家的心情都很乱，干活没精打采，磨蹭到晚饭时间，就收工回去了。往常收工了大家都拼命地跑回去抢饭吃，这天也是往回跑，可是都没往灶房里跑，都跑到女生宿舍里听广播了，平时叽叽喳喳你呼我叫的声音没有了，大家静静地坐下等着广播开始。广播开始了，首先播放的是哀乐，我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伴随着哀乐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战友们全愣在那里了，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哭出了声，紧接着大家都哭了起来。那天的晚饭破例没有人去抢着吃。晚上农场召开了会议，宣读了毛泽东主席去世后悼念活动的安排。经过一夜的悲伤，第二天，我们坚决要求回县城去，看看城里的情况。这样的事农场也拿不准能不能放我们回城，看我们去意已决，就准了我们的假。走进县城，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哀乐，全城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们没有了往日回城的兴奋与喜悦，也没有在家里待的心情，集体到毛主席居住过的纪念馆去吊唁后。打听了些情况就急匆匆地回到点上。战友们回到点上首先研究我们怎么开展悼念活动的事，要像城里人一样，戴黑纱、佩白花。知青点里自己掏钱去县城买回黑布、白皱纹纸，女生们动手做了起来，到了下午我们就臂戴黑纱胸佩小白花，充分表达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爱戴和悼念！
9月18日，全国哀悼日。早晨起来天上就下着漾漾细雨，吃过早饭，我们全体知青抬着前一天做好的两个花圈，去参加下午在县中学举行的追悼会。走了30里路，中午我们回到县城，赶紧和县里有关方面联系，要求安排我们参加。县里很理解我们的心情，允许我们参加，并将我们安排在会场的中间位置。至此我们革命青年对毛主席的一片深情，得到完美表达。对于我们这些豆蔻年华、不知愁滋味的青年人，这是第一次遇到重大事件，也是第一次自作主张处理事情，感觉还处理得很得当，战友们都玩了一次深沉。
197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沙尘暴呼啸，天色昏暗，我们的一个战友请假回家提前归队，他没有回到我们的住宿处，却直接来到了工地，这是从来没有的现象。一是我们点就没有提前归队的现象发生过，二是没有回来后直接去工地的现象。我们正在纳闷的时候，他说有重要事情要告诉大家，我们都围拢过去，他说县城今天晚上要发生大事，通知在县影剧院门口集合，各单位带锣鼓彩旗游行。我们问有什么大事，他说不知道，小道消息说要开始批江青了，他就是专门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事才提前跑回来了，我们吓得赶紧把他的话打住，不让他乱说。晚上回到宿舍，等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那时候信息闭塞，没有电话，消息来源就是宿舍里那个小喇叭及小道消息。公社有什么事情就在广播停了的时候在小喇叭里通知，即使叫全公社任何一个人，喇叭里一喊，全公社都知道了。我们在小喇叭下等着，一会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真的说要打倒“四人帮”了，我们惊讶啊！那个战友说：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大伙糊涂了，继续往下听才知道了“四人帮”的罪行。
1977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周总理去世的时候没有进行大型的悼念活动，一周年的时候听说县上要举行悼念活动，我们早早地来到举行活动的影剧院，人家不让随便进去，我们又赶快协调。当知道我们是30里外的知青，特地赶来参加纪念活动的情况后，活动组织者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全体参加了县上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我喜欢数学，所以经点里的战友推荐，公社砖瓦厂把我抽去当了会计，吃住仍然在农林场，劳动在砖瓦厂。会计的事不多，除了处理会计事务，还要参加场里的垒砖坯、出砖劳动。垒砖坯的活虽然很累，可是比起出砖就好得多了。出砖的时候我们比挖煤工人还辛苦，烧砖窑的窑子被封闭烧上一个星期，砖好以后，打开窑子晾上一天就开始出砖了。窑里的温度估计在50度以上，人进去热得不得了，气都不好出，浑身上下汗水淋漓，砖块还烫手，砖上和窑里到处是煤烟黑，我们把砖搬到架子车上，拉到外边码好。几趟下来，我们个个就像挖煤工人一样，只有两只眼仁是白的，衣服、脸、手上全是煤烟黑，手被烫得起了泡。到了晚上收工，整个身体就像散了架似的，累得不想动一下。出一次窑，那煤黑几天才可以洗净。
由于没打下粮食，所以我们的农林场要解散了。国家只给知青供应10个月的粮食，我们却吃了22个月的国家供应粮，原因是第一年我们给农场箍窑洞了，就没怎么种粮食，到了秋天县知青办、公社与县里有关方面协调，继续给我们供应粮食，而且要供应到第二年的秋天新粮食下来以后。到了第二年夏末，眼看着种下的粮食很少，根本不够我们吃，公社着急了，知青办着急了，只好解散农林场，把我们分解到全公社的各个大队，由各大队给我们分粮食，要求尽量安排做民办教师。至此县里精心策划、部署的知青农场流产了，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农场，我和小我一岁的女生被分到了一个离县城60里的川道队当教师。村里很穷，没粮食，缺柴烧，没有通往公社的公路，去一趟县城或公社，要绕着一条河在河滩里走，转一个山峁过两次河，要过8次，冬天经常会踩破冰层掉到河里。记得分开后我们这些战友第一次集聚是在公社的教师会前，当时大家聚在公社唯一的食堂里，各自诉说着分开后的经历：大队的条件都很差，吃饭、住宿不能和农林场比，女生晚上不敢睡觉，连个做伴的都找不下，经常遭遇性骚扰，分下的粮食都是原粮，要经过碾磨才可以吃，而我们都不会碾磨，最不能接受的是大队的人对我们很冷淡，在农场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要求公社一般都会答应，如果不答应我们24个人就和他们理论，逼着就范。现在我们势单力薄，说话根本算不了数，连一些基本要求都没人理睬，说着说着一伙人哭成一团，食堂成了诉苦会场。
我去的那个大队有位西安的路教干部，他对我俩很照顾，到队里的第一顿饭就是他安排的西红柿豆角汤白面条，那时候能吃上这样的饭很不容易，那可是贵宾级的待遇啊！大队安排我们两个在大队的五年制学校教学，两个人分别属于两个生产队，工分记在各自的生产队，秋后由各生产队给我们分粮食。大队给安排了一个十来平方米、只有门的上方有一个小窗子的窑洞，用于我俩住宿和办公，给分了一块离学校不远的自留地。我给一、四、五年级代语文、数学课，给全校代音乐课。
一年秋天，阴雨不断，近20天的雨水让严重缺柴的我们没啥可烧，饭也吃不上了，不得已，我们去队部买了点煤油，准备用煤油烧火做饭。水开了，面条下到锅里，瓶子里的煤油倒进灶坑不但没使火更旺，却把仅有的火星也扑灭了。原来，十几天一直下雨，队里代销店没进货，我们买的油是油底子，含油很少，都是水啊！没办法，就点燃废纸，凑合着把锅烧开，那顿饭面条变面糊糊汤了。
秋天分粮食和农产品的时候就更惨了，那时候劳动任务重，分这些东西都是在晚上，而我住在大队的学校，离生产队还老远。一天下午，生产队通知晚上分土豆。黄昏，我拿了个袋子就跟着社员们上山了，天完全黑下来了，劳动的社员收工后开始分了。给我分了一面袋子土豆，农民帮我搁在背上，就开始下山。羊肠小道本来就不好走，加之夜色朦胧，需要努力睁大眼睛才可以看见路，越走背上的袋子越重，越走土豆硌得背越痛，心里那个苦啊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七八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到家。
还有一次晚上分糜子，那次没上山，就在生产队的场上分，离我住的学校有四五里路，给我分了少半麻袋，老乡帮我放在背上，我就开始往回走，走到半路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就靠着路边的土台子歇了一下。歇下后我才发现身背后就是一个坟园，周围没有人家，那时候我的胆子很小，特别害怕坟堆，当时吓得我赶快起身，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站不起来，因为糜子很滑，口袋太大，我的力气太小，身子倒向哪边，糜子就滚向哪边，我跪在地上来回打滚，试着各种姿势看能否站起来，一切徒劳，任我怎么变换姿势，都站不起来。把糜子扔了吧，有三四十斤呢，根本舍不得，不扔吧，拿不回去。到后来也不感到害怕了，就是着急怎么可以站起来。过了很长时间，听到小河对面有响声，仔细听是人的声音，我听出来了，是大队所在生产队的一个女社员。我叫了她一声，她没回答，我又叫了几声，她才回答。她也听出来我的声音了，她问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告诉了她我的情况。她说你等着，她把自己分得的粮食送回去就把毛驴赶过来帮我。这下我放心了，也不害怕了，她家就在我歇着的对面沟里，等了一会儿，她把毛驴赶来，她说我开始叫她的时候吓了她一跳，以为坟园里有鬼。帮我把糜子放在驴背上，过了河，她回去了，我一个人回到家里已经是大半夜了。
在农村吃的所有苦，我从没对家里人说过，不想让他们担心。特别是1977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更是什么也不敢说了，而且把分得的粮食土豆尽量节省下来捎回去，帮助母亲度过困难时期。
在煎熬中度过了三年，等待我们的不是飞出去，而是以后外地再也不来县里招工了，县上没有指标安排我们，走出农村的愿望遥遥无期，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很迷茫，我们走的不是宽广的阳光大道，是一条死胡同，美好理想被严酷的现实彻底粉碎。我和一起的那个战友最大的期望就是能够就地转正为公办教师，吃一份供应粮，有份稳定的收入，再种点自留地，主食、副食都有保障，那样的话，我们愿意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俩憧憬着转正后的幸福生活……
到了第四年，县上要招11个工人，全县几百名知青都想被招，县里决定通过公社推荐、县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我就是那次走出农村的。到了第五年，我们知青点上的知青仍然待在农村的还有20个，这时候县上给卫生系统和供销社招收集体工，大家都不想去，受了4年苦，混个集体工，心有不甘啊！这时候有消息传来，如果这次不去，以后就只能去砖瓦场之类的出苦力单位。战友们在犹豫了一阵后，无奈地去了，毕竟做集体工也比当农民强啊！
至此，我们毕业时的万丈豪情和远大抱负被时间和现实磨炼得无影无踪，虽然最后的工作不是大家原来理想中离开志丹这个山沟、远走大中城市的愿望，但是还是庆幸有个城市户口，有份固定工作，有点保障温饱的工资，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了。人就是这样，处境不同，愿望就不同。如果没有下乡插队的经历，就不知道现在工作的难得。没有那段千辛万苦，就不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
火红的年代，火热的年华，鲜活的青春，澎湃的激情，一切离我们远去……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转眼间朝气蓬勃的青年已经到了不惑之年。2000年，农林场的知青们聚会了，曾经朝夕相处、一个锅里吃饭、一个铺上睡觉、而今多年不见的战友相见了，那份激动，那份热情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大家回忆着往事，联络着感情，诉说着别后的长长短短，大家共同的愿望就是回到农林场看看。联系好车辆，联系了原来的公社现在的镇政府，我们又是一路歌声一路笑地去了农林场。
还是那些人，还是那老地方，还是那样的打打闹闹，但是今非昔比了，遗憾弥漫在我们的心头。虽然老乡家的住宅比当年好了些，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是我们用血汗亲手箍起来的20孔窑洞破旧不堪，并被间隔为两个院子，分别做了学校和敬老院；当年我们钓鱼游玩的鱼池里的水已经很少了，坝梁周围的树啊、草啊都没有了；养猪场里不见猪，只看到残垣断壁。25年的岁月流淌，25年的社会发展，岁月赋予我们的是脸上渐渐增加的皱纹，而岁月留给这里的却是满目疮痍，今不如昔。原来，由于实行了土地承包制，村民们都忙着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属于大队的这个鱼池和养猪场没有人承包，也就没有人管理，任由其破败下去。好在镇政府院子有了大的变化，扩大了院子，新修了办公楼，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有了很大改善。镇上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镇党委书记、镇长等有关人员和我们进行了座谈，充分肯定了我们当年对当地的贡献，希望我们继续关心、支持当地的工作。我们知青对农林场所在地的发展变化发表了我们的看法，并就以后的发展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同时准备多方协调，为该地修建一所希望小学，感谢这块我们洒过汗水、度过美好青春时光的土地，感谢当地和我们水乳交融的村民。镇政府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宴会，饭菜很丰盛，烟酒档次不低，比起我们当年来公社开会时吃大锅饭、住地铺，这个宴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在这块我们魂牵梦萦的地方流淌。
不管社会如何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变化，我都把这次插队经历看得很重，它是我一生当中一次重要的改造、重要变革，是磨难也是磨炼，使我从一个矫情公主变为能吃苦耐劳的姑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正因为那段艰难困苦，我知道了什么叫生活，什么叫艰苦，什么叫幸福，我现在的生活远远超出了当年预期的愿望——做一名乡村教师，不用自己碾米磨面。感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感谢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感谢那块度过我青春最美好时光的黄土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忆录
王开之
我叫王开之，是1976年11月26日和200多位西安知青一起到陕西省大荔县户家公社（现在都改叫乡了）插队务农的，那一年我18岁，算起来至今已经35年。工作之余写几段回忆当年情景的文字，算是对那个特殊年代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中学生在党的号召下参与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追溯。
一、第一天
记得下乡那天的情景还是很隆重的，到同一个公社一起下乡的知青有200余人之多。和前几届知青下乡不同，我们算是随父母所在单位或系统组织一起集体下乡的，下乡的地点由单位出面联系，有带队老师（即单位指定负责管理下乡知青的干部）。
11月26日那天上午，知青们和送行的亲友分乘许多大客车或卡车离开西安前往大荔县户家公社，车程大约有130公里，午后到达了公社所在地。在公社的办公大院里公社领导组织召开了一个简单隆重的欢迎大会，分有知青的各大队也都派人参加了欢迎仪式，公社领导、带队老师、知青代表分别致辞，有幸的是，我就是那位知青代表。会后，各大队来人带上分给他们的知青各回各队，我们一起被分配到东石大队（也叫东石槽村）的共有11人。我被分到三小队，这一组共有6人，我是组长，其余几位的名字分别是刘慧（女）、王魁阁（女）、高和平、李同春和甘宏明。
车子带着我们出了公社大院，一直向东北方向开去。冬日的田野上一片清冷，不时感觉有白雪一样的东西覆盖在地上，问车上的老乡，老乡告诉我们这儿是盐碱地，泛碱啊……。沿着石渣路和土路走了不远，也就几公里吧，接近一道黄土塬时，老远看着有一队孩子在一位大人的带领下打着旗帜从塬上下来迎接我们，后来知道这是大队民办小学的学生和老师。到了东石大队之后，我们又被热情的老乡们迎接进了大队部的院子，堂屋里早就准备好的几桌杀猪菜在等着我们，有酒有肉有馒头的第一顿饭吃完，在老乡的帮助下，扛上行李去三小队安家。
我下乡住的第一户农家，主人姓汪，当时是三小队队长，汪队长为人和善，家里有四五间房子，腾出一间给我们四位男生居住。这一夜，平时最多能睡四到五人的土炕上连上送行的亲友一共躺了整整十个人。
二、修水渠
下乡最初参加的生产劳动是修水渠。那时的一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修水渠是农村冬季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参加修建的水渠是陕西省大型水利工程东雷引黄灌溉工程的分支部分，叫××支渠，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记得那一天一大早，队长领着我们几个男生到队上的保管员老李那儿一人先领了一把铁锹，然后跟着修渠的队伍步行去了离村里十里地以外的水渠工地。
老远望去，水渠工地东西向一线排开，有大型履带式拖拉机正在分段分层碾压象路基（断面为梯形）一样的条型构筑物，队长告诉我们要干的活儿就是在这个条带上面“挑水渠”（挑水渠其实就是在这个梯形断面的路基上人工挖出一条倒梯形的槽，上口宽约4米，下口宽2米左右，把槽的三个表面修平再铺砌上预制好的水泥板，水渠即告完成）。我们几个随即投入劳动，学着其他人干活的样子，也开始了挖渠……也许是为了表现，也许是刚到农村不愿意让别人小瞧自己，那时候干活儿可是真的一点儿也不惜力气，一天下来真的是累得二十四根肋骨都疼，可硬撑着也完成了队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接下来的几天，或者配合拖拉机堆筑路基，或者挑水渠，或者铺砌水泥板，反正工地上能干的活儿我都一一试过了，队上的乡亲们对我们几个的表现都非常认可，我们也就此融入了这个新的大家庭。
三、悬崖飞车
下乡大约一月，我被队上指定跟着队上的拖拉机手学习驾驶手扶拖拉机，这在当时可是个令人羡慕的活儿。不几天，我就可以在师傅的带领下开着手扶拖拉机下地干活了，当时主要是往地里送用秸秆发酵后制作的肥料或者旧宅院的老墙土。手扶这玩意儿，你要没开过你还真不知道这家伙的特点，它有两个离合器，左右各一个，平地或者上坡路上，往左转就捏左边的离合器，往右转就捏右边的离合器，可下坡路上正好相反！就是这个特点，导致本人亲历了一回险境。记得有一天还是往地里送肥，跟着拖拉机干活的除了我还有三人，两男一女，来回跑了几趟都平安无事。可就在一班活儿干完之后返回塬上的时候，遇着一个急弯儿，先是上坡然后紧接着左转下坡，不知咋的鬼使神差地就捏错了方向……，是时，开得还挺快的拖拉机直奔路边的悬崖而去，当时的我直接慌了手脚，嘴里大喊着什么现在也记不清了，后面斗子里的三个人两个男的一看大事不好，都飞身跳车脱离了危险，只有一位女孩大概是被惊呆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记忆中眼看着拖拉机的左前轮已经悬空，就在那一刹那，也是因为手扶的特点，快速跌落并急速转向的机头把扶着两边把手的我直接从右侧甩出了拖拉机，拖拉机拽着斗子带着那位农村女孩擦着我的后背掉了下去。
悬崖大约有七八米深，翻转了的拖拉机转了一个180度底朝天顺着崖边上的一排杨树重重地砸在了一片软土上，下落过程中把挨着拖拉机一侧的树皮从上到下全部揭起。两脚落地的我只听到那女孩一声怪叫，随着拖拉机落地的一声巨响后就再也没有了动静，只有还发动着的柴油机还在突突作响……
我当时也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紧接着就纵身跳下了悬崖，先是跑到斗子旁边两手用力把吓呆了的女孩拉了出来，一看她瞪着眼睛一声不吭，看看也没有受伤，扶她靠着一棵大树坐下之后，关了机器，这才一屁股坐在地上看着摔成两截的拖拉机开始发呆。
很快，在崖下打麦场上干活的老乡都跑过来救助，扶走受惊的女孩、收拾摔坏的机器，副队长老陈也赶来安慰我，检查我有没有受伤，安排人送我回住处休息。
事过之后细想，此事真是幸运，若没有那排杨树挡着，或者不是软地，再或者不是斗子前面的门型钢架所支撑起来的三角空间（给斗子里的女孩创造了一个避难空间），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但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队上并没有处分我，也没有责备我，倒是有不少老乡不断地来看我、安慰我，现在想来，老乡们真是厚道啊！正是由于老乡们的鼓励，经此一难的我十几天后就继续开着大修了一遍的拖拉机又接着下地干活了。
四、午夜过沟
我这人得益于母亲的无神论教育，从小就不信鬼神，胆大！下乡后的一天，与人聊天谈起不信鬼神而且胆大一事，有人就是不信，当时的大队团支部书记甚至激我，问我敢不敢深夜从隔开一、二小队与三小队的深沟里爬过去，同时还告诉我不久前沟里曾经有人上吊（是不是真的记不清了，也许是为了吓我，增加一点儿恐怖的气氛吧）……那时，正值年轻气盛，于是打赌，说好条件：一是只能本人一人，不可有同伴同行下沟；二是不得使用手电灯等工具，我当即同意，说好若我依约前往，则我胜，否则反之。输者要输给赢者50斤玉米。另外说好，各自要有证人在沟的两侧见证此事。
是夜，基本漆黑一片，凭着往常对沟里小路的记忆，一个人空手小心的下沟，再小心翼翼地爬上对面的沟沿，不是怕鬼，而是怕失足摔着，等站稳之后，却不见一人。于是大喊对方姓名，稍候，才发现几个黑影慢慢走了过来，等他们见到真是我一人依约前来时，才相信世上果然有大胆之人。之后分手，绕平道过沟，各回各家。第二天，赢一袋玉米，直接扛进队上的豆腐房，每天换豆腐一块以供大伙儿一段时间食之。
五、挖排碱
前文提到土地泛碱，我们大队的土地塬下的部分基本上都是盐碱地，要想种好庄稼就必须采取治理措施，当时的办法是纵横交错的在田野上有计划地挖了许多排碱渠、构成一个不同于水利工程的水渠网络，用以把土地中的盐碱成分随着雨水就近排入到洛河之中，最终汇入黄河。这个水渠系统日久需要清淤以保持畅通，清淤的活儿俗称挖排碱。
挖排碱是个苦差事，最下面一层的作业者每人备一把小铁锹，每天要冒着扎破脚的危险，站在齐腰深的盐碱水中挖淤泥，挖一锹，再把这一锹带着水的淤泥扔上上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上的人接着再扔上上一个台阶（如此场景，不知现在还能看到否），感觉上，这活儿比前文提到的修水渠更苦更累！所以当时亦有戏言曰：“头大脸黑舌头短，队长不爱上排碱，……”呵呵，发牢骚哦。
挖排碱虽苦，但待遇不错，第一，工分有优待，超过10分是肯定的；第二，伙食也不错，吃饭由队上做好派人送到工地上，记得条状的白面馒头（当地叫杠子馍）一个四两，随便吃，管够！有肉菜，稀的还有汤面片。
六、大队电工
我从小是个无线电爱好者，装收音机、修扩音机那都不在话下。到了农村之后，发挥一技之长，经常为老乡们修修电器，日久，在村里甚至在邻村都小有名气。那时，有人要想请我去修修电器，都要郑重其事地来请，要炸油糕待客（当地的一种风俗），所以组里的一些人特愿意陪同前往，顺便也混个好吃的解解馋。
我下乡的第二年，大队电工老康师傅被抽到公社帮忙，电工这个活儿有了空缺，我很自然地就成了接班人。东石大队有三个小队，居住地沿着一道土崖自西向东一字排开，大队的电工房（即配电室）就在前文中所说的土沟边上。我一个人搬进了电工房居住，一方面熟悉全队的用电情况、设施设备、线路走向，一方面学习电工的基本技能。用踩板爬电杆可真的是得有点儿技巧，练成，七米水泥电杆四步爬到顶端。
因为有玩无线电的基础，也喜欢搞点儿各类实验，根据需要，开始找些资料试着买些零件制作漏电保护器，经过一段时间摸索，不久还真的就做成了，有了这项技术，用电就有了安全保障，在当时也算是我对村里的一点儿贡献。
七、知青大灶
知青下乡的后期（就全国长达十几年的知青运动而言），比开始要规范了许多，知青的合法权益有了更多的保障，比如口粮，规定每人每年不得少于600斤（其中小麦300斤）。吃饭这件事回顾起来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有两个多月，我后来称之为吃百家饭，从村里某家开始，每天一家，连饭碗都不用自己拿，下一家会自己从上一家取回来备好。饭菜丰简的程度，随每家的经济状况而有浮动，但都绝对管饱。第二阶段大约有一年多吧，每个小组自己做，小组中每天留一人值日，不用出工，专职做饭。第三阶段大约两年，为落实规定的知青用房，大队专门盖了一些房子，但由于各种缘故，知青最后只用了灶房和管理室。三个小队的三组共19名知青（我们那一批来了之后大约一个月左右又来了第二批知青）合灶吃饭，雇了一位村里人作厨师，我是第一任灶长，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伙食管理员。
于是，我一边做大队的电工、一边做知青的灶长。我的主要责任，就是管好一日三餐，尽量让大家满意！呵呵，还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个大灶，很自然也就成了全队知青聚会的据点，大家有个什么同学亲友的来访，也都在此接待。不到一年吧，我被招工离去，灶长传给了后继者。
八、招工考试和告别农村
下乡两年之际，国家改推荐招工为考试招工，于是凭着复习参加高考（1978年差3分未被录取）的底子也报名参加了招工考试。记得那是在1978年底，队上所有知青都报了名，考试那天，队上派拖拉机送我们到考点参加考试，考完即感觉良好。等到张榜公布时，成绩还不错，在全县4000余名考生中我是公社第二名，全县第八名。到次年春天，县上传来消息，我被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录用，全县同时被该单位录用者共计92名。
1979年5月23日晚，办完一切手续，做好一切准备的我与一组的另一位同伴正式与乡亲们辞行。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三小队每家都派了代表参加，来者无一空手，就像事先约好的一样，不论多少，每家都送了我几只到十只鸡蛋，几十户下来，我收到的鸡蛋居然成了一堆儿。第二天一早，昨天这一堆儿鸡蛋就成了我们知青的丰盛早餐，我也破纪录的一次吃了15个荷包蛋，现在想来，甚为诧异。食毕，和送行的同伴一起乘上队里安排的拖拉机前往西韩铁路韦庄车站，出村的道路两边，站满了送行的乡亲们，真的是依依不舍，真的是情深意切！
九、回访探亲
由于工作特点（我一直工作在铁路建设工地上，前后在全国各地参加修建了六条铁路）的原因离开农村整整25年之后，我终于抽空儿再回了东石槽村一趟，一是看望一下众乡亲；二是也想了解一下改革开放是否也给村里带来了福音。开车去的时候，一进村就被老人们认了出来，说我变化不大、只是胖了等等。在村里，一顿中午饭，竟然吃了三家……我去的时候，给村里很多人拍了不少照片，回到西安，洗印好了打包寄回村里，顺便给当年时任政治队长的虎娃哥写了一封信，委托其代为分发。现录于后，是为结语！
虎娃哥并众乡亲：
你们好！
国庆期间偕同刘慧等人回“第二故乡”与众乡亲一聚，甚慰！故土一别二十五载，用主席的话讲，亦是“弹指一挥间”。想当年，分手时风华正茂，再聚首，却已人到中年。真可谓：岁月如飞，人生如梦。
托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福，东石槽村亦有较大变化，很多家都盖起了新房，部分街巷也铺了砖块，尤其是改种收益不大的庄稼为种经济效益较好的果树和棉花，使得大家的日常生活均有明显改善，较之我离开时的情景，让人深感欣慰！
二十五年前，承蒙众乡亲厚爱，使我初入社会能有一个相对和美的环境，先开手扶，后学电工，再管知青大灶。三十个月间，尽管生活条件艰苦，却也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以及谋生的基本技能，使我以后能够坦然面对更艰苦的条件、更复杂的社会。这样看来，当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为幸事！
随信寄去这次在村里拍的一些照片，按人（或家）为单位，人人有份，请虎娃哥代为分发，谢谢！
顺颂众乡亲幸福安康！
王开之
2004年10月15日
2011年5月26日午夜作于成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回忆录
高麦莲
我叫高麦莲，系1966届老三届返乡知青。
1968年至1972年，我中学毕业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埝桥乡北黄村。在此阶段，我与农民群众整日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一起学习，学到了自己终身受益的宝贵东西。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首先使自己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信念；懂得了相信群众相信党的真理；加深了同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练就了自己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在此阶段，我担任过生产队妇女队长、出纳、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埝桥乡团委副书记等职务。于1972年3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2年4月，经贫下中农推荐，进入了西北大学化工系学习。
我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之女，中学毕业回乡后很快地适应农村的生活，与广大群众打成一片。每天都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组织大家学习有关国家大事及报刊，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还利用田间地头学习时间，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讲革命故事，得到了群众的赞许和信任。之后，我便更加努力地工作着，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我们村原支书因病去世，家里妻子与5岁多的儿子一起生活，由于她本人体弱多病，无劳动能力，挣不到工分，分不到钱，家里连买油盐的钱都拿不出。她多次向队长（我的叔父）借钱，但队长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了解到后对这对母子的情况后很是同情，多次大队开会替这对母子争取援助，最终，大队解决了她家的生活困难问题。多年后，这位老人仍对我当时给予的帮助念念不忘，非常感激。
我作为生产队最基层的干部，经常带领大家下地劳动干活，使自己练就了任劳任怨、不怕吃苦的工作作风。有一年，全公社统一组织挖排碱渠，按劳动把任务层层分解。挖排碱渠本身就是一项十分繁重的力气活，既要花大力气，还要站在冰冷的水中把泥土挖到上面去。自己身体虽然不适，却仍然和其他年轻小伙子一起完成了自己的工程任务，受到干部群众的好评。
那时，我在与老会计配合工作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好的工作经验和作风。老会计已经50多岁了，工作兢兢业业，账务一丝不苟。坚持做到账目按月按季公布，日清月结，从不马虎。记得有一次，会计账与出纳账有几分钱的差异，老会计坚持认真细查，熬了整个通宵，才将账目核对准确，这件事对我影响一直很大。
回乡后，我们村的年轻人非常活跃，劳动了一天后，晚上时常一起学习、唱歌，开展各种有益的活动。后来又经常以团组织的名义组织大家参与一些扶贫帮困的活动，帮助那些家里劳力少、生活困难的村民、五保户拔棉花秆、剥玉米棒、剥棉花桃等，常常干到很晚大家才回家休息。虽然很辛苦，但是大伙从不计较，增强了集体责任感和组织纪律性。
离开了这块热土和可爱的乡亲们已经四十余年了，但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都十分的亲切，至今仍记忆犹新。年轻人只有经历过在农村这块广阔天地里地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的片段回忆
高国忠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以后，毛主席指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锻炼提高自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一
1957年冬季，为充实加强农业，中共华阴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抽调县、乡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干部和职工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当时主要采用在职集体劳动锻炼和离职分段下放回家两种形式。县委决定，由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部长王会亭同志带领县级干部职工多人，在职集体到农村多点劳动锻炼。1958年初，因境内通向金堆城钼矿的华金公路修建在即，王会亭同志为华金公路建设总指挥，带一批下放干部和400名华阴民工支援工业建设。在此之前县上将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干部曹占魁、高尚奎等一批老同志离职下放回家，参加农村一线工作。
二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是落实毛主席“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号召的重大举措。县上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简称“知青办”）。配有数名干部，薛玺同志任主任，刘志明同志任秘书，专管此项工作。省、地、县大部分知青被分配到公社、大队劳动锻炼，集体生活、居住农村。许多较大的村队还专门修建起“知青院”，知青集体居住并从事劳动生产。五方公社共有23个大队，修有知青院的有董家城、“六一”等13个大队，占到50%以上。五方公社董家城是知青重点大队，1974年该大队就驻有各类知青劳动者20人。山区和沿山区知青少的村队，知青分散安置，随农户住宿、随住户参加劳动。桃西村有从兰州回老家分散落户的高平和高岚兄妹二人，回老家同爷爷奶奶住宿（由于思想认识较好，劳动表现突出，兄妹被评为县先进典型，两年后被华山冶金电机厂招为首批进厂工人），随生产队劳动，进行思想改造。一年内由上到下多次检查，年终评比总结、奖励先进。知青这一活动也带动了整个农村青年的政治学习和生活风尚的极大改进！
三
两三年的学习锻炼，艰苦奋斗，青年人对此感触颇深，促进了其人生观的改造进步。不但在思想和体质上得到了较多锻炼，也为回城安置创造了条件。经过几番考核鉴定、评比筛选，知青在几年内分批回城安置，或相继由劳动所在地介绍推荐，进而被招工安置。
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期间，上上下下、来来往往，有多少中、省、地、县知识青年，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旅程。它对锻炼一颗赤诚丹心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是一场不可回避的考验，从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在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既艰辛又美好的回忆！
四
受多年干部与职工下放劳动，特别是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运动的影响，广大农村青年的政治学习影响相互较深，风尚良好。知青在农村的一系列活动，也给农村学校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生活、学习、劳动、文化方面受益匪浅。知青把城市一些新风尚融汇到农村之中，把农村淳朴憨厚之风带进了城市，从而较好地促进了城乡青年的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知青下乡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但已时代久远达40年之多。改革开放，万象更新，祖国振兴，华龙腾飞；太平盛世，日新月异，尧天舜日，黎元合一，今天处于中华民族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不仅要在物质文明上创造更多财富，还要更好地继承发扬民族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永记红色江山来之不易。
知青上山下乡抒感
知青下乡又上山，艰苦锻炼只等闲。
毅然直奔工农路，坚定确立人生观。
神州盛世见业绩，红心永铸献丹田。
岁月已去三十年，留得声名在民间！
我在北京接收来延插队知青①
高明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城市居民到农村去当农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尤其是知青插队，是当时上山下乡的主要方面，它牵动着千家万户，波及各个方面，影响着整个社会，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
高明池
2012年5月5日于延安
1968年12月中旬，我受延安地区革委会指示，赴京负责组建“北京联络站”，接收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这是革委会成立以后，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深感责任重大。12月15日，我和丁继旺同志（主管财会）带领地区所属各县20多人到了西安，在省上办了两天学习班。18日，我们一行到了北京，随行的还有省知青办（应为省毕办）动员处沈玉华处长和小李同志。到京后，我们立即和北京市知青办取得联系，进行座谈，并派员走访学习了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做法，积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12月21日晚上，广播里播送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北京群众敲锣打鼓，高喊口号，上街游行。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也去天安门游行欢呼，以示庆祝。两天后北京市负责人丁国钰同志会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对我们来京接知青表示欢迎和感谢，并代表北京市主要负责人吴德向大家问好。他怀念延安，回忆了当年在延安的情况，询问了延安现在的变化，并向我们提出要求说：延安是革命圣地，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值得学习和赞扬。北京是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目前，有40多万学生停课闹革命，影响北京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希望延安老区能发扬延安精神，从大局出发，尽可能多接一些知青去延安，以减轻北京的压力，为毛主席分忧，让党中央放心。丁国钰同志一席话，使大家深受感动，表示要竭尽全力，力争完成接收3万名知青的任务。
12月27日，北京市在工人体育馆举行了热烈庆祝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的发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吴德出席并讲话，学校、家长、学生代表都表态发言。沈玉华同志代表陕西和延安致了欢迎词。北京知青看到延安派人来接他们，会场一时群情沸腾，掌声雷动。
庆祝动员会后，北京市上山下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各区、校、学生、家长来访的络绎不绝。一些中央机关、部队也来人联系，希望能让他们的子女去延安。个别学生当场咬破手指，写下“毛主席万岁”的血书，表示去延安插队的决心。对所有来访者，我们都热情接待、耐心解释，希望他们和北京市联系，由北京市统一组织，统筹安排。还有一些老延安主动来访，并请我们去家里做客。他们说：“在 ‘五七’干校期间，他们与世隔绝，一想孩子，二想延安。”可见他们对延安的深情厚谊。
上山下乡的形势虽然很好，但我却忧心忡忡，如何审时度势，重新部署，适应瞬息万变的实际，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若像山西、内蒙古那样逐个审查学生档案的做法已不可能，也不妥当。大家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一致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简化程序，改进方法，要相信和依靠学校革委会、工宣队，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求校方在介绍情况时，对个别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提供名单，说明情况就行了，都是下乡青年学生，不可求全责备，另眼看待。认识统一之后，工作进度也加快了很多。
早在毛主席“12·21”最新指示发表时，我们就预感到上山下乡形势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北京市也要求我们尽快安排插队知青离京。我们20多人要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任务谈何容易。因此电话请求延安增加工作人员，加派领导来担此重任。北京庆祝动员会后，我们接到延安电话通知，决定将“北京联络站”改名为“延安地区迎接北京插队知青代表团”，团长由延安县革委会副主任慕锡章担任；根据工作需要，可通知各县适当增加一些工作人员。在老慕未到来之前，有什么急事可直接去北京市长辛店部队学习班向延安地区军代表李朝顺汇报。延安来电后，我如释重负，顿觉轻松了许多。各县同志听说领导如此重视，也倍受鼓舞。等了两天不见老慕来，我有些急了，很快去长辛店找李朝顺请示。他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表扬大家发扬了延安精神，鼓励大家再接再厉，克服困难，加速工作，让北京知青尽快去延安。还说当前形势发展很快，刻不容缓，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该再等老慕了，不然要误事的。还留我吃了饭，席间，我才知道明天要过新年了。第二天元旦，李朝顺还专门来招待所看望了大家。随后地区知青办派军代表王福海来协助工作，各县工作人员也先后增至59人。
为了尽快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各县同志加速工作，都想争发第一车。当时海淀区知青乘坐的去宜川的专列，元月四号就可发车。而西城区去延安的知青最早七号才可就绪。为此在发首车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有的同志认为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要分秒必争，哪个县准备好了，就先发哪个县的车，而我却坚持宁可推迟两天，首车必须先发送去延安的知青。因为北京市要在车站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中央、北京市有关媒体记者要随车采访、报道、拍摄全程迎送的盛大场面。首车去延安的知青到不了延安，看不到宝塔，在宣传力度和知青心态上，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不利于整个接收工作。因为意见不一致，后经请示地区领导答复：同意首车先发延安，以便宣传报道，扩大影响。省、地、县的同志统一了意见，大家齐心协力，各尽其职，积极做首发延安车的准备工作。
元月7日，首车欢送仪式在北京火车站隆重举行。“热烈欢送北京知青去延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横幅悬挂高空，仪仗队、鼓号队、欢送队伍排列有序。车站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川流不息。下乡知青胸戴大红花和送行的亲友话别、留影。特别是发车时刻，锣鼓齐鸣、红旗招展，歌声、掌声、口号声响彻云霄，车上车下一片欢声笑语。当然也有挥泪惜别的，这也是人之常情。让十几岁的孩子远离家园，到艰苦陌生的地方独立生活，亲友们不能不担心。火车徐徐开动，送行的人们还依依不舍，迟迟不愿离站。
在北京迎接知青插队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冬天北京很冷，风沙大，我们又没有当地人穿的那种防风沙的棉猴大衣，遇雪雨天，就更苦了。我们20多人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劳作，十几天就开始发车，也算是个奇迹。起初双方商定每两天发一趟车，后因春节临近，春运任务繁重，列车难以调拨。为此，北京市为了顾全大局，要求每天发一趟车，力争春节前能多送一些知青。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量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因为接一车人有很多环节，首先要向各区、校介绍延安的综合情况；听取学校的简要说明；按名单接收每一位知青的档案材料，掌握个别人的基本情况；去车站点收行李。分县社队装车，次晨发车前还要在车上清点人数，办理一切接车手续；负责安排知青及陪送老师一路膳食；到铜川交接后，工作人员随车返京，准备下次接送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知青行李特多，有时一节行李车都装不下，装不完车同志们中午不能按时吃饭，甚至一天吃一顿饭也是常有的事。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大家毫无怨言。
我们和北京市知青办配合得很好，但也曾发生过矛盾。一次半夜十二点了，铜川转运站负责人冯振业打来电话说：延安沿途下了大雪，转送的汽车不能通行，现已积压两列车人，吃住困难，有的学生生了病，情绪波动，个别还有私自返京的，要求停车一日。这个电话让我很为难，这么晚了实在难以向对方启齿。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摇通了北京市知青办的电话，他们强调太晚了，没法停车，因为组织一车人涉及几个区，十几所学校，一千多个家庭，每一个学生都会有多位亲友送行，区校要租用几十辆公交车往车站送，突然停车，黑天半夜的难以通知，所以不能停车。经再三解释无果，我不得不坚持强硬态度：我们都应对知青采取负责到底的态度，不能推出北京了事。如果不顾知青的安全，不考虑铜川的实际困难，明天我们不去车站办理接收手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次请示领导，才勉强同意停车。次晨，我们都去车站，看到北京市知青办的宣传车在广播停车决定，但各区校运送知青的车，还是源源不断地开到车站。现场很混乱，学生们质问原因，闹嚷着要求上车。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学生动员回去了。这次停车给对方造成了很大麻烦。为此，我们亲临北京市知青办当面致歉，双方达成谅解。
春运开始后，集中接送工作暂停。在短短的一个来月里，我们尽最大努力，总算不辱使命，接收了22000多人。回延安前，我们和北京市知青办进行了座谈，肯定合作得很好。他们赞扬延安的同志觉悟高、能吃苦，不愧是老区来的。还说：你们越相信我们，我们越要对你们负责，一些不宜在一块下去的知青，我们都做了跨区校安置，并一再表示，忙了工作，没有安排我们参观。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实际是没时间参观。
北京知青来延插队，增强了延安和北京的友谊，从而拉开了北京市在人、财、物力上全面支援延安的序幕，大大加快了延安经济建设的步伐。
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大部分人已经走了，但情意仍在，有的还回队看望乡亲们，为当地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帮助村镇发展生产，建设新农村。
这段艰辛、紧张、愉快的日子虽然很短，但印象深刻。
① 原载《陕西党史》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