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综述

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

一、“运动”的背景与发起

1953年起，我国开始执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建设进入了起飞的关键阶段，同时又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城市大批青年学生的就业与广大农村急需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由此成为两大凾待解决的问题：广大农村需要劳动力，特别是急需一大批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结构的畸形发展，中小学的入学率较高，而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缓慢，使相当一部分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成了一个大问题。仅1955年全国就有57万中学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就业。为此，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明确指出了“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有一部分人目前就业有困难”而“农业生产容量巨大，现在需要量很大”。同年12月毛泽东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明确指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之后，知识青年陆续向农村下放。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初、高中毕业生，除已回乡、下乡和分配工作外，纷纷去农村、边疆落户。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

二、“运动”在汉中开展的经过

汉中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是1962年开始的，起初是在党委的领导下，由各级政府、共青团等部门组织负责这项工作，先后在汉中、城固、西乡等县组织了800多名城镇中学生和部分小学生毕业生上山下乡，以办垦殖场、林场等形式进行安置。

汉中和全国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岁月里，1966年、1967年、1968年连续3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除少数农村户口已回乡外，绝大部分都没有安置。根据中省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精神，汉中地区革委会要求各县革委会和应届毕业生所在学校革委会指定专人，或成立相应组织，在各县革委会的领导下加强毕业生安置工作的领导。

为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好知识青年动员安置和管理教育工作，1968年9月成立了“汉中专区革命委员会毕业生工作办公室”，负责大、中专学校毕业生接收、分配工作。全区各县革委会成立了“毕业生工作办公室”。

1968年12月成立了汉中地区精简下放办公室，在此基础上，根据省、地革委会有关精神，各县革委会先后相继成立了“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城镇居民的下放、安置。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执行中、省有关文件会议精神，从1973年8月改为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至1980年底），全区各县革委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知青比较集中的公社，配备知青专干。公社和大队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组，生产队设“三管”（学习、食宿、劳动）人员。知青下放较多的单位，除确定专人负责外，并选派带队干部，到农村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学习，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地、县、社、大队各级均有1名领导主管知青工作。

地区知青办的工作范围是，除负责全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外，还负责外地知青和大专院校毕业生来汉中插队落户的安排工作，其主要工作任务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的任务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下乡安置工作，反映知青下乡的动员报告、下放摸底、申请审批、请示、思想教育、学习、生活、生产、经费、住房、农具购置、上山下乡分配、各种报表（摸底、登记、分配表），落实贯彻上级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的传达工作。

1968年12月，响应毛泽东号召，全区掀起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各县城镇凡符合上山上乡条件的知青，由各县革委会统一安排下放。到1972年全区有13270名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同时，接收安排上海市知青68名，西安市知青5862名，北京知青约100名。1968年以后，知青主要到农村生产队分散插队落户，各队人数不等。有些生产队由于自然条件差，生产水平低，知青生活不能自给，遂改为以大队或自然村为单位，建立一批“三集中一分散”知青点。1968年至1970年，按上级统一要求，所有大学、大专、中专、技校毕业生，亦由地、县革委会安置下放办公室，安排到农村插队或农场劳动，当“知识青年”，所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2年，然后正式分配安排工作单位。

1974年，全区21个厂矿企业分管知青的领导，参观学习湖南省株洲市“厂社挂钩，按系统动员，集体安置”的经验后，采取“四对口”的形式，通过知青家长所在单位与知青插队的公社、大队挂钩，城乡结合，互相支援，使许多社队办起企业。学习上，每个知青点除订有两份报纸外，地、县有关部门还为知青购买图书8.7万多册，价值6万余元。生活上，社队提前为知青准备好农具、家具，主要有锄头、镰刀、铁锨、锅、水桶、菜盆、菜刀、勺铲、床板、凳子、热水瓶等。1973年后，知青下放农村第一年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0元，供商品粮22公斤，食油0.25公斤。知青参加生产队劳动计酬分配，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口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动者实际吃粮水平。知青住房，初期由生产队安排，一般使用生产队公房或借用农户私房。随后由国家拨款和木材，帮助知青建新房。据调查统计，知青住新建房和永久房屋的约有70%，借用生产队公房或借住民房者30%。知青一般疾病和因公轻伤，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就诊，重伤经各县有关部门批准，到县城医院或地区医院就诊。1977年开始，在知青经费中，每人每月平均安排医疗费10元。非因公致残或伤的，给予适当补助。

广大的知识青年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关心教育下，多数知识青年都能够和群众打成一片，遵纪守法，追求进步。有的成为生产技术上的骨干，有的担任了生产队长、会计，有的成为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有的自学成才，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还有的坚持进行科学试验，同广大社员一起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汉中市插队知青张连庆对发展林业感兴趣，多次招工坚决不去，刻苦进行柑橘栽培试验，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优良品种的柑橘30多亩、达1570多株，年产鲜橘500多斤、收入2500多元，为改变所在队的面貌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下乡知青中有143人加入共产党，7736人加入共青团，564人进了各级领导班子。但也有少数知青不求进步，有的游逛玩耍、行凶斗殴，有的道德失范，甚至还走上了犯罪道路。部分社员群众和知青之间互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冲突、斗殴事件在各地时有发生。

各级党委和政府不但在政治上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和进步非常关心和重视，而且在经济上也给了极大的支持。1968年以来先后拨给我区知青经费1956.5万元，截至1981年底，支出建房费501.9万元，生活费470.5万元，三具费142.7万元，医疗费25.4万元。学习费23.5万元，宣传费46.7万元，特困补助费35.8万元。跨省、区路费2034元，探亲路费1228元，救灾款55220元，扶持生产费50万元，业务费57万元，机动费24210元，标准内结余支出62034元，共支出1916.3万元，结存40.2万元。

1978年中央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缩小上山下乡运动范围。汉中地区197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了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考试，不再下乡插队。在已经插队的知识青年中，有的参加了襄渝铁路建设，对部分劳动表现好的、政治历史清白的，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有的应征入伍。恢复高考制度后，有的考取了高等院校，有的被招工、招干回城就业。

在这十几年时间内全区共动员、安置城镇知识青年45951人上山下乡，其中：1973年到1980年底26751人，分别安置在11个县（市）的1360个生产队，113个农、林、茶场，6个农村副业生产基地，5个国营林场和部分基建工地。广大知青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之后，又陆续走上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据统计，有37152人被招为全民职工，1879人考入了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2933人参军；682人提拔为基层干部，还有3274人（其中病残知青23人）在1981年底前由知青部门通过知青家长所在单位和插队的公社共同审查后统一办了回城手续，凡符合招工条件的均安排了工作，对两名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和不够招工条件的病残知青也给了经济扶持，作了一次性安置。1978年，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1978 〕74号文件精神，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下乡政策进行逐步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确定不再搞分散下乡安置的形式。随后又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求在1981年底前，将先后分散插队的知青妥善安置完毕，这一决定受到了城乡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各系统、各部门的大力协助配合下，知青回城安置工作进展顺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截至1981年底，汉中地区下乡知青全部办了回城手续并安置完毕，结束了上山下乡工作。

三、“运动”的影响和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人为地添加了浓烈的政治色彩，它作为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步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改造“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联系在一起，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政治化。

运动中，很多知识青年真正地与农民融为一体，并成为农村特别是国营农场以及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坚力量。繁重的农业劳动锻炼了他们的体魄；艰苦的生活环境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农民的朴实与憨厚使他们懂得了善良；时间的历练使他们愈加成熟并开始领悟了人生的真谛；广阔天地使他们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有的当上了民办教师，成为一颗传播文化知识的种子；有的当了“赤脚医生”，为农民解除痛苦；有的成了农业技术员，在农业科技和应用上做出了可喜的成绩；有的当了生产队的会计、保管，成了农民的“红管家”；有的在社队企业中大显身手，成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有的走上了农村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在广大农村和农业发展需要他们贡献力量的时候，在党和国家处在困难的时刻，他们用自己年轻的身躯同农村的父老乡亲一道支撑着祖国的大厦，他们那种为国分忧的觉悟、那种“愿做祖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高尚情怀，受到人们的尊敬。他们为我国的农业事业献出了青春乃至生命，推动了我国农业事业的发展，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青春战歌，谱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

尽管这场运动造成了许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造成国家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更何况是一场政治色彩强烈的群众运动，它谱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改造了那代年轻人的思想意识并使他们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第一，体现了一代年轻人的高尚觉悟。他们离开了色彩缤纷的城市、离开了舒适的生活环境、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满怀热血和报效祖国的高尚情怀，来到了荒芜贫困的穷乡僻壤，广大农民一起支撑着祖国的一片蓝天，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我国农业的发展默默地耕耘，贡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而无怨无悔。

第二，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据资料显示，到1979年，全国有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假如这1700万年轻人留在城里的话，在那个“工厂不冒烟”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他们如何就业、如何生存，实在很难想象。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也维护了城市的稳定、协调发展。

第三，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知识结构。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的农村教育无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进行了较大的投入，但仍然大大的落后于城市，广大的农村文化知识匮乏。广大的城市青年的到来使农村的文化知识有了普遍提高，结构得到了改善，并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四，加速了知识青年世界观的改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城里的青年离开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到穷乡僻壤的农村经受苦难的历练。繁重的农业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披星戴月”；使他们对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使他们从幼稚走向成熟；使他们的身心得到了磨炼；使他们的觉悟得到了升华；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使他们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中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经过这段艰苦的磨炼，无论他们走向了任何岗位，他们都将是这个岗位上的优秀分子。

（执笔：潘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