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贞吉《归山好》词的情感内蕴及传播接受

邵金金

摘 要：赵贞吉《归山好》抒发了他对明代嘉隆年间险恶政治的忧惧以及对仕宦人生的失望和懊悔，同时也客观地揭示了封建仕宦文人普遍的人生体验，他们年轻时狂热地追求仕宦，中年在宦海沉浮中彷徨徘徊，晚年荣华散去，深悔自己的仕宦人生选择。后人关于此词的追和之作颇多，这些和词承袭了原词厌倦仕宦的主旨，同时在主旨及内容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

关键词：赵贞吉；《归山好》；紫柏山；张良庙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嘉靖十四年进士，先后历任徽州通判，南京吏部主事。隆庆初年，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他是明代嘉靖、隆庆年间著名的诗人及理学家。钱谦益之《列朝诗集》及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均为其立传。在隆庆五年（1571），赵贞吉辞官返乡，途经留坝厅紫柏山，写下《归山好》一词：“紫柏山前车马道，道上红尘灭飞鸟。尘里行人不知老，朅来几度怀山好。年少怀山心不了，年老怀山悔不早。君不见，京洛红尘多更深，英雄着地皆平沉。”[1]（P117）此词被刻之于石碑，立于紫柏山下。在之后的三百年间，过往文人纷纷追和，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本文不揣浅露，就《归山好》词及相关和词的情感内蕴做一探讨，求教方家。

一、不如归去：特殊政治环境压迫下的喟叹

赵贞吉《归山好》的词旨比较明朗，即赞叹归山的人生选择。相对词旨而言，全词整体情调却颇值得玩味。历来赞叹归山的诗词中，整体情调一般明朗乐观，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系列，充满“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2]（P76）的欣喜。但在赵贞吉归山的赞叹中，我们却看不到这种欣喜，全词整体呈现出压抑悲伤的情调。从全词的遣词用字中，我们都能寻觅到这条悲抑的线索，全词用了“灭”“悔”“了”“沉”这些悲观色彩的动词，“老”“深”这些暗色的形容词，以及“红尘”这个沉重的名词。词旨与词调的不和谐透露出词情感内涵的复杂性。而这种情感内涵的复杂性也隐隐与赵贞吉的仕宦经历相关。

赵贞吉一生浮沉于明代嘉靖、隆庆政坛之中。明嘉靖朝是一个政治动荡不安的朝代。明世宗以藩王入主皇位，为巩固自己的权威，他对敢于触颜直谏的正直士人予以残酷打击，建立其独裁专权。嘉靖三年（1524），明世宗因“大礼仪”事件与群臣冲突。世宗将在左顺门跪拜抗议的官员予以严厉惩处，廷杖者达一百余名，其中有十六人被当庭杖死。他猜忌成性，恩威无常，动辄凌辱甚至诛杀大臣。在嘉靖朝，为官者不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不但普通臣僚如履薄冰，即便是位高权重者也难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这里略举几例。

明朝废丞相设内阁，而内阁首辅成为文臣中权势最高者。但是嘉靖一朝得善终的内阁首辅却为数不多。夏言于嘉靖十五年（1536）入内阁，不久任首辅，并任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权倾一时，深受明世宗的赏识。但不久之后渐失帝心，于是屡遭贬斥，而严嵩借机结党构陷，内外交攻，最终使夏言被斩于西市。他的继任者严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得帝心，权势逼人，掌权柄达二十年，但最终在嘉靖四十年（1561）被罢职抄家，身前的一切荣耀化为乌有，而其子严世藩以通倭罪被斩首。内阁首辅如此，边地武将的命运也是这样。明嘉靖中后期，边地不宁。北有蒙古部族的进犯，南有倭寇之侵扰，其间涌现出一大批守疆卫国的统帅。这些统帅为国家做出重要贡献，也曾一度深得嘉靖皇帝赏识，但最后能全身而退的却非常有限。兵部侍郎曾铣为嘉靖名将，曾以数千之兵拒俺答十万铁骑，为抵御蒙古军队立下赫赫战功。嘉靖帝开始对其十分信任，曾给银二十余万两，准其收复河套地区。但不久就以荒诞的罪名将其罢职且处以极刑。嘉靖南部的抗倭战场，统帅枉死者数目更多。嘉靖二十六年（1547），倭患初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倭患平定，受命御倭的统帅们几乎无一善终。朱纨受命去福建平倭，擒获倭首许栋，填平双屿，成功阻止倭寇内侵，但最终落职受审，朱纨不堪受辱，服毒自尽。继任者张经、李天宠都被处以极刑。特别是胡宗宪，擒获汪直、徐海，为弭平倭乱做出重要贡献，也曾一度深得世宗的赏识，但是最终被逮系，瘐死狱中。

嘉靖皇帝的寡恩和善变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权利争斗。官员们为了一己之利，结成党派，相互攻讦倾轧。嘉靖一朝首辅更迭频繁，每次更迭都带来官员群体的重新整合。特别是严嵩秉政之后，大肆打击异己，沈炼和杨继盛等一批正直士人被流放甚至处死。因此，明嘉靖朝的政治风气是动荡且充满血腥气的，无数官员被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付出生命的代价。

赵贞吉于嘉靖十四年（1435）中进士，隆庆五年（1571）辞官归乡。其仕宦的主要岁月就在嘉靖朝。他目睹了政治的黑暗与残酷，对残酷的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他的坎坷的仕宦经历也加深了这种认识。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午之变，蒙古军队进犯京城，赵贞吉力排众议，主张抵御，并为此和首辅严嵩发生冲突，遭到其忌恨。《明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至，贞吉复叱之。嵩大恨。”[3]（P5122）在严嵩的构陷之下，世宗大怒，将赵贞吉廷杖并贬至荔波典吏。嘉靖四十年（1561），赵贞吉因蓟州军饷练兵事再次触怒严嵩，严嵩唆使御史张益弹劾，将赵贞吉罢官。隆庆初年，赵贞吉升任礼部左侍郎，并受到穆宗的礼遇和重视。但是他很快又卷入一系列政治争端之中，并在与张珙的冲突中失势，黯然归乡。

结合嘉隆间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赵贞吉的仕宦经历，我们可知这首《归山好》词是一首极具象征色彩的词作，“车马道”象征仕途，“红尘”象征官场中险恶的政治斗争，“飞鸟”象征士人，“归山”象征隐逸生活。

这首词在赞颂归山的词旨之中，包含以下三层情感内涵。首先，《归山好》词客观写出了赵贞吉归山不易的慨叹。这集中体现在“年少怀山心不了，年老怀山悔不早”。从年少到年老，“归山”之念贯穿词人一生，但是直到晚年才真正“归山”，可见“归山”之难。而归山之所以难，是因为“心不了”。“心不了”的含义非常丰富，结合赵贞吉一生刚直敢谏的品行，可知主要是指他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关于这一点，前贤多有说明，官长驰先生《赵贞吉与隆万革新》一文中指出，赵贞吉“胸怀一份革新蓝图”并在隆万革新中有“导夫先路之功。”[4]

其次，词作表现了赵贞吉对嘉靖及隆庆黑暗政治的忧惧。此词虽取名“归山好”，但显然将“红尘”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全词以紫柏山下“红尘”开篇，以“京洛”的“红尘”收结，整部词的情感脉络呈现出：“红尘”——“归山”——“红尘”的过程。这和一般赞颂归山的诗词有很大不同。在一般赞颂归山的诗词中，仅有“红尘”——“归山”的情感思路，“红尘”最终消融在“归山”之中。如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开篇述说尘网之困扰：“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2]76篇末则说明复归田园之喜悦：“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2]（P76）但在赵贞吉《归山好》词中“红尘”非但没有消融于“归山”的赞颂之中，反而有所加强，开篇紫柏山下的“红尘”仅能“灭飞鸟”，而篇末所说“京洛”的红尘却可以让英雄平地沉没。

再次，《归山好》词表达了赵贞吉对自己仕宦人生的失望以及自己仕宦人生选择的懊悔。“年老怀山悔不早”生动表达了赵贞吉这种情绪。这种懊悔的情感包含着诸多的内容，联系赵贞吉大起大落的一生，其中应该有权力地位转瞬即逝的哀叹，当然也有人生理想落空后的失落。自己挣扎一生，在政治风波中摸爬滚打，最终两鬓成霜，却一无所得，那么自己的仕宦人生又有何价值？在赵贞吉这种懊丧的情绪中，也隐隐包含了仕宦人生毫无意义的慨叹。

赵贞吉的《归山好》用“归山艰难”“政治忧惧”及“仕宦人生的无价值”这三重情感共同支撑起了“归山好”之题旨。概言之，首先，“归山”之所以“好”，是因为“归山”意味着自己已经勘破了“心不了”的魔障，达到了从容平和的人生境界。在此层面上，“山”是自己人生新境界的标志。其次，“归山”之所以“好”，是因为“归山”可以远离险恶的政治，保全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层面上而言，“山”是躲避险恶政治风波的港湾。再次，“归山”之所以好，是因为“山”相对于无意义的仕宦而言是有价值的，在这个层面上讲，“归山”也是自己无意义人生的一种救赎。

二、归与不归：文人普遍仕宦体验的概括

赵贞吉的《归山好》词虽然意在写他在嘉隆政坛中特殊的情感体验，但同时也道出了封建文人共同仕宦经验以及相关的人生感受。

首先，“行人不知老”道出了封建文人对仕宦人生的狂热追求。由仕入宦是中国古代文士最普遍的人生追求。几千年来，文士群体抱着各种目的参与到仕宦人生当中。以孟子为代表的先圣们，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游说诸侯；战国时代，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辩士们为求功业令名，摇唇鼓舌，意图以三寸之舌左右政治局势。秦之李斯，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少年即立誓言，要为人上之人，最终成为秦国丞相。东汉末年之诸葛武侯，为实现自己的功业理想，弃躬耕而事戎马，佐刘备西征东伐，鞠躬尽瘁，病逝于疆场。唐之李白虽自称“天子呼来不上船”，以豁达自况，但也曾为跻身政坛而折节干谒权贵，并因此志不遂而落寞一生。由汉到清，士人入仕的路径越来越窄，但是士人的热情却没有减弱。明清两代以八股考试作为取士手段，科举八股之风席卷整个国度。《儒林外史》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整个社会科举的狂热，此虽小说家言，但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文士在追求仕宦理想的过程中，不计岁月，不惜精力，甚至忘记生命之短暂，不知自己青春已逝，老景已至，余年不多。“不知老”生动地写出了封建文人在追求仕宦过程中的忘我与痴狂。

其次，“洛阳红尘深”道出了封建文人在仕宦中忧惧的内心体验。在封建社会，文士一旦踏入仕途，就不得不依附于皇权政治，或多或少牺牲掉独立的人格。在君臣相得、政治清明的环境中，文人虽不能完全自由，但基本可以和皇权政治和谐共处。但这样的环境毕竟可遇不可求，正如《宣和遗事》所言“上下三千余年，兴亡百千万事，大概光风霁月之时少，阴雨晦冥之时多”[5]（P1）。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文士往往为自己仕宦人生选择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候是人格尊严，有时候就是生命。因此，大批怀抱理想走进仕途的文士们往往会发现，仕宦光鲜的表面下纠缠着权力的水藻。皇权的威压，同僚之间的构陷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两把利剑。特别是皇权走向荒诞，臣僚权力争斗激烈之时，文士的人格、操守，甚至生命都面临严重的威胁。在这种状况之下，文士们自然产生对仕宦政治的忧惧之感。北宋苏轼是中国古代豁达士人的典范，但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心中也满是政治劫难后的恐慌和心悸，“穿林打叶声”在他听来也是政治风波的余响。因此“红尘深”生动地写出了仕宦文人在政治风波、权力争斗中忧惧的内心感受。

再次，“怀山心不了”道出了封建文人在仕宦之中坚持与矛盾心态。当政治斗争威胁到自己的生存时，清醒的文士们自然想远离政治是非，向往安逸的山居生活。但是权力的诱惑，利益的刺激，儒者的社会责任感都让士人们一再推迟自己的计划。虽然孟子曾教育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6]（P304）。对于豁达的圣人而言，“达”与“穷”是一个并列的存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士人而言“达”与“穷”之间的差距却是巨大的。“达”既可以让自己跻身政坛，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实现形而上的理想，同时也可以光耀门楣，实现自己形而下个人物质生活的改变。而“穷”则意味着与政治生活绝缘，个人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甚至个人物质生活也难以保障。坚持“达”的人生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选择离开又心有不甘。于是仕宦文人多陷入“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的矛盾境地。

最后，“怀山悔不早”道出了封建文人在仕宦人生结束后的懊悔与失望心态。那些明知仕途险恶却迟迟不肯放手的文人，最终往往落得悔之晚矣的结局。不愿放手的权力、欲望和责任，往往最终将他们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秦丞相李斯佐秦始皇成霸业。始皇死后，他依附于佞臣赵高，改始皇遗命，让胡亥继位。后赵高专权，国政日非，功臣受戮者众多，李斯已有归心，但却心恋权柄，不愿辞归。最终被赵高构陷，下狱处死，其子也受到牵连，和他同日被斩。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受戮前对他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7]（P2652）李斯这句平常的言语，包含着深沉的痛悔。虽然不是每个士人穷途末路时的哀叹都像这样被完整地收录，但李斯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也绝非特例。可以想见当士人们因自己的选择而葬送一生，那么内心也一定是痛悔的吧。即便那些有幸在政治倾轧下幸存下来的士人，待桑榆晚景时回顾一生，发现自己美好的岁月都消耗在了险恶政治中。荣华权势已成过眼云烟，如今只剩下残损的人格，玷污了的节操和满心的创痛和忧惧，心中也定会有“悔”的人生体验。

因此，赵贞吉的《归山好》词浓缩了封建仕宦文人的人生轨迹，也写出了他们的仕宦人生体验：他们年少时，为进入仕途殚精竭虑；中年时，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辗转徘徊忧惧恐慌；晚年时，勘破人生，深悔自己仕宦的人生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赵贞吉《归山好》不但是赵贞吉对自我仕宦人生体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封建仕宦文人的一曲悲歌。

三、永恒之归山：《归山好》词旨之认同与变迁

赵贞吉《归山好》一词被不知名者勒之石碑，留于紫柏山下。康熙年间，张良庙成，该石碑被移至张良庙中。自明代到民国年间，过往文人及当地官员追和此词者甚多。这些词部分刻之于石，留于赵词石碑之旁，部分收录于《汉中府志》《留坝厅志》及《紫柏山志》中，成为当地的一个文学奇景。《张良庙匾额石刻词文集注》一书对此进行结集整理，共收录该类和词十首。

和词是中国特殊的文学现象，和词不但体现于对原词音律的遵循，同时也关乎原词旨意的接受和认同。对《归山好》自发追和行为本身，体现出这些文人对赵贞吉词旨的认同和赞赏。但由于个人人生经历及地域文化变迁的影响，他们的和词并非全盘复制。这些和词既选择性地接受了赵贞吉词中的部分词旨，同时也加入了新的内容及意旨，拓展了这个词题的内涵。

对赵贞吉《归山好》词旨的接受认同主要体现在，这些和词共同表达了对仕宦生活的厌倦和对归隐理想的赞叹。如明代张佳胤《归去好》（望紫柏山，次赵文肃韵）：

还山西走长安道，入栈青春听啼鸟。弱冠登朝忽成老，杜宇声声归去好。人生何事不堪了，直到腊除悔未早。君不见七十二洞紫柏深，苦海世情争欲沉。[1]（P118-119）

另如明代王世性的《青山好》也有类似的表述：

金牛驱罢柴关道，击榖摩肩疾飞鸟。往来行人此中老，相逢谁说青山好！尘难茫茫何日了？白首还称胜游早。君不见栗里先生三径深，归来种林任酣沉。[1]（P120-121）

再如明代张铨的《青山好》：

驱车西走羊肠道，栈阁凌空疾飞鸟。红颜日向飞尘老，平生自爱青山好。茫茫世事何日了，浩歌归去谁云早。君不见紫柏阴阴烟霞深，人间岁月几升沉。[1]（P150）

张佳胤的“人生何事不堪了”，王世性的“尘难茫茫何日了”以及张铨的“茫茫世事何日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旨，那就是对仕宦生活的厌倦。与对仕宦厌倦相辅相成，这些词也表达了对归山隐居的向往，如王世性词中的：“君不见栗里先生三径深，归来种林任酣沉。”

比之对赵贞吉《归山好》原词题旨之承袭，这些和词对原词词旨的拓展更加引人注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青山本体价值的阐发，以及“归山好”词旨之深化。在赵贞吉《归山好》中，紫柏山和“山前车马道”相对，构成一个隐喻，代表与仕途生活相反的隐居生活。因之，归山在赵贞吉原词中表达了全身远害的人生选择。在一些和词当中，紫柏山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和转移，它成为一种和短暂人生相对的永恒之存在，而归山则成为对永恒人生的一种追求。如明代傅振商《青山好》：

持斧往来秦蜀道，流光似箭催花鸟。青山不管游人老，白发更觉青山好。开笼放鹤久了了，竹阴鹤怨归不早。君不见紫柏山上彩云深，仙人长看世销沉。[1]（P122-123）

清代陶澍《和赵贞吉〈归山好〉韵词》：

十年两走连云道，踪迹暼如过山鸟。青山却笑人将老，颜色已无当日好。学宦未能秦吉了，曰归未能况能早。君不见紫柏山前云气深，往来铁轮几销沉。[1]（P161）

傅振商《青山好》在“怨归不早”后接入“君不见紫柏山上彩云深，仙人长看世销沉”，可知归山可以超脱短暂的人世，达到或贴近“长看世销沉”的仙人境界。陶澍之词的后两句的词义与傅词相近。另外前引明代张铨《青山好》篇末两句“君不见紫柏阴阴烟霞深，人间岁月几升沉”也与之相类。赵贞吉原词中“红尘——归山”的情感脉络被延伸为“红尘——归山——永恒”。赵贞吉原词从少年写到老年，概括了一个文人一世之沧桑，而这些和词，将个人的人生岁月进一步拓展，使之与永恒相对，超越个体，达到永恒。显然这些和词深化了赵贞吉“归山好”的词旨。

其次，张良文化的融入，以及《归山好》词内容之转移与丰富。赵贞吉《归山好》词碑被移至张良庙后，受到张良庙文化氛围之影响，部分《归山好》和词用赵词原韵吟咏了张良的功业轨迹。清代赵遵律《和赵贞吉〈归山好〉词韵》：

波浪沙横祖龙道，壮士掷椎如飞鸟。如何纳履圯上老，三期三候喝棒好。一卷阴符万事了，藏蕉化蝶悟须早。君不见未央宫高钟室深，无双国士终销沉。[1]（P166-167）

清代魏寿祺《和赵贞吉〈归山好〉词韵》：

秋残策马山中道，山中寂寂无啼鸟。有祠山麓独巍然，祠近四面峰芜好。羡彼赤松共游人，心清传来桥上老。圆峤方壶讵可期，明哲知几惧不早。但言佐汉功已成，谁识报韩志未了？君不见博浪沙中计划深，祖龙一击心胆沉。[1]（P168-169）

这两首和词虽然依旧用赵贞吉《归山好》的原韵，但是吟咏的内容由个体人生的感悟转入对历史人物张良的咏叹，由咏怀到咏史，体现出“归山好”词内容的转移。内容的变化也带来词旨的部分改变。这两首词将赵贞吉原词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车马道”“飞鸟”均做了历史化的处理，消解了原词中仕途艰险的象征意义。由于融入了张良这一历史人物的文化因素，这些词也裹挟了张良的文化意义。赵遵律词颂扬了张良的“功成身退”的人生选择，魏寿祺词着重说明了张良报韩志向没有实现的遗憾。

赵贞吉的《归山好》以沉痛的心情概括了自己一生仕宦生活的体验。比之陶渊明归田诗中纯粹果决的归田情绪，这首词更加客观真实地说出了一般文人在仕宦人生道路上的复杂情绪，它既有执着和坚守，也有徘徊与懊悔。“归山好”这一词题，为留坝紫柏山下过往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永恒的主题，他们借此词题，回味着赵贞吉悲痛的仕宦体验，同时也抒发着自己奔走仕途的疲倦和劳累，以及对永恒的人生哲理的思索。于是，赵贞吉“归山好”的哀叹不断地被过往的文人传递增补，在紫柏山下绵延三百余年，成为当地及蜀道中奇异的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1] 陈心锦．张良庙匾联石刻诗文集注[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2]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官长驰．赵贞吉与隆万革新[J]．内江师专学报，1988（2）.

[5] 佚名．宣和遗事[M]//章培恒等编．古本小说集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6]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作者简介】

邵金金（1983—），男，山西大同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201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文学博士。

承担本科生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段）、中国叙事文学、文学名著鉴赏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元明清小说诗文研究，主持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嘉靖抗倭文学研究”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项目一项，在《湖北大学学报》《中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