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歌看仕宦心态：文同知洋州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卓敏敏

摘 要：文同是北宋时期以画竹闻名后世的名家，典故“胸有成竹”就是赞赏文同画竹功力之深。文同知洋州期间创作的诗歌包括咏物抒怀诗、写景抒情诗、题画诗，这些诗歌基本不涉及政治生活，吏隐心态影响了文同此期诗歌的内容和题材。

关键词：文同；仕宦；创作观；影响

文同是北宋时期以诗、文和画闻名后世的大家，后人对其了解多是源于其画竹美名，对他诗文创作方面的成就知之甚少，笔者拟从文同仕宦人格结构成因探究其知洋州时期诗歌内容和题材趋向山水主题的原因。

一、吏隐：文同仕宦人格结构的成因

文同是以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思想为主线，少年期希望通过读书、做官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年后步入世俗社会，官场的诸种不顺，有心为民，无力回天的残酷现实击碎了他一个个美好的设想，使他不得不多次自请调离京城，在远离都城的僻远之地为政，这种人生选择也是文同为了不被卷进无休止的党争和其他政治斗争中的无奈之举。文同这种既想和当政者合作，又想要实现自己人生追求和价值的矛盾心理，使他最终将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作为人生选择，同时在精神世界中又保持自由和超脱，此即下文要探讨的文同仕宦心态——吏隐。

文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做官入仕，他如何一方面恪尽职守，又能在居官之余拥有清闲自在的心态，即文同如何在为吏和隐居间找到可以调和的中庸道路？这在其诗歌中可找到答案，如“公休时得岸轻纱，门外谁知吏隐家。”（《邛州东园晚兴》）“自爱萧条真吏隐，心清不累有无间。”（《题何靖先生幽居》）此两诗都提到“吏隐”。关于“吏隐”，蒋寅认为“（吏隐）是地位不高的小官僚诗人居官如隐的一种处事态度。”[1]（P54）也就是说吏隐实际是古代一些官员在调和为官和心灵独立时一种中庸选择。古人多是通过读书走上仕途经济之路，他们为官期间，在自己职权之内又能为百姓谋福利，造福当地人民。在此期间，这些人又能够不忘记内心操守，能坚持独立人格，流连山水，徜徉大自然，放纵个人情感，释放真我。有人说“宋代士人既想与现实政治保持密切联系，又想努力摆脱‘政统’的羁绊、控制，不为外物所役，获得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于是，边官边隐、似出似处的‘吏隐’便成了他们调谐仕隐矛盾、求取适意人生的最佳方式。”[2]（P50）那么，是何原因促使文同选择“吏隐”之路呢？

第一，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古代社会普通家庭子弟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这是从隋朝实行科举考试后，下层人民跻身上流社会唯一途径，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读书人指明人生道路，这条路就是人生顺达时以国家责任为己任；如遇逆境时，就退隐山林，远离政治，寄情山水，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文同早年创作的诗歌，已有选择走仕途经济道路的想法，如《太元观题壁》“三十穷男子，其势胆气成。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轲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3]（P3）中“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即表明其想要走读书做官之路。《文同诗选》载此诗“是现存文同诗中已知写作年代最早的一首。是作者考中进士之前写的一首言志诗”[4]（P3），从此诗可感受到文同“其势胆气成”的凌云壮志，和年少时“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的英豪之气。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社会责任感，使得文同在之后当地方官为政期间，能够一心为民兴利除害，仁政爱民。诗歌“振缨效王官，释耒去乡县”（《晓入东谷》）即表明其为政志向。据记载，苏辄认为文同“昔我爱君，忠信笃实，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发为文章，实似其德。风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无拟伦。人得其一，足以自珍”[5]（P433）。司马光赞叹文同“与可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小简》）。范百禄亦赞他“不趋时好，不避权仇”（《文公墓志铭》）。同代人对文同的评论，表明文同学问极高且闻名于世，节操高尚，为官清廉，不避权仇，兴利除弊，深得民心。文同知邛州军事判官及摄守浦江、大邑期间，严惩豪强歹徒，兴学办校；知陵州时期社会治安成效显著；知兴元府期间积极创办教育，缉拿盗窃贼寇；知洋州府，革除官府榷茶弊端等举措，都可证明儒家积极入世观念，使得文同从政期间政绩颇多。

同时，从文同为政期间所创作的诗歌，可知其不乏归隐意。如《夏日闲书墨君堂壁二首·其一》“……却忆为吏时，荷重常满肩。几案堆薄书，区处忘食眠。冠带坐大暑，颡汗常涓涓……山中岂不恋？事有势外牵。尚子愿未毕，安能赋《归田》! ”[3]（P115）是文同做地方官生活的真实叙写。既要忙于政务“几案堆薄书，区处忘食眠”，又因官小位卑，常感责任重大。诗篇最后两句“尚子愿未毕，安能赋《归田》”流露出想效法陶渊明辞官不做，归隐田园的意向。

第二，党争使其远离政治，趋向隐逸。

北宋建国以来，官僚机构，叠床架屋，急速膨胀，政府开支庞大，农民赋税过重。北宋中叶，土地兼并严重，民生困顿，国库亏空，朝廷上下惶惶不可终日，变法之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此后党祸又日益严重。仁宗至哲宗数十年间，文官和宦者无不罹于党祸。宋仁宗皇祐元年，即1049年，三十二岁的文同及第，元丰二年，即1079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文同为官约三十一年，曾在邛州任军事判官，摄政浦江大邑；在陕西彬县任节度判官；通判汉州；知陵州；知成都府；知兴元府；知洋州；知湖州等。他为政期间目睹了北宋由盛到衰，阶级矛盾激化，变法失败，党争不断的社会现状。

客观上，王安石变法提高了国家赋税收入，但变法期间新旧两党间互相倾轧，朝臣拉帮结派，党争炽烈，流风所及，大兴文字狱，用文字舆论排除异己。此社会背景下，与文同过从甚密的司马光、文彦博、范镇、赵抃等人均未逃脱党争，文同亦师亦友的苏轼，有姻亲关系的苏辄都被卷入其中。面对变法，文同态度如何呢？其诗歌《将赴洋州书东谷旧隐》“……朝廷设新法，布作天下福……进身岂不愿，实惧有阴戮”[3]（P117）表明文同对新法持反对态度。针对以新法为护身符，为自己谋利益的小人，文同极力讽刺。如《莺》“浓染羽毛深画眉，晓来风日正晴时。只应自道新声好，啼遍后园花万枝”[3]（P321），诗中文同借莺的痛苦生活委婉谴责新法不顾百姓死活，一味强调增加国家税收的不合理之处。此期百姓的生活如《莫折花》“勿谓花无言，请以君心酌花意。君容待花转丰艳，花枝因君愈憔悴”[3]（P161）所描绘的那样苦难深重。至此，可认定文同对新法的态度：不直接反对，也不积极参与。他曾写诗奉劝苏轼“众人庵尽圆，君庵独云方，君虽乐其中，无乃太异常？劝君刓其角，使称着月床。自然制度稳，名号亦可详。东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后谁能防？愿君见听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伤”[3]（P82），此诗是文同对变法时期社会形势的清醒认识。诗前有小序类文字：“堂有屋正方，谓之方庵。同按《释名》:‘庵，圆屋也。'”[3]（P82）这些文字表面看来似乎在记载一方庵屋，实是假借屋宇方圆形制差异，暗示苏轼性格耿直，提醒他收敛锋芒，提防“左右前后谁能防？”和“鼠蝎四面人恐伤”的打击。文同眷恋旧政，不满新法，只能寄情山水，创作与政治和时局无关的山水诗。

第三，向往佛地禅境，流露归隐之意。

文同出生在梓州永泰县，境内青城山和峨眉山都是佛教胜地，他对佛教似乎也是情有独钟。《青城山丈人观》“群峰垂碧光，下拥岷仙家，神皇被金巾，坐领五帝衙。威灵摄真境，俗语不敢哗……”[3]（P169），此诗中文同对青城山丈人观关口神秘而奇异的景色描写，表明他对佛教生活的向往之情。文同也记载了他和僧人的往来，如大慈交师、惟已、楞严大师、广师、惟照、纪禅师、泽师、日新禅师等人。他诗歌中还有许多关于佛教禅宗佛法大意的描写，因而他的诗歌呈现出浓烈的禅意，“空”“圆”“静”等这类描写心灵静寂氛围的词在其诗中经常出现。如《东谷沿小涧，树木丛蔚中有圆潭，爱之久坐，书所见》“寒关照烦襟，景寂心自圆。”“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此诗题中“圆潭”是对潭水之深的描写，诗中“竹树围清涟”表明对清澈之景的喜爱之情，此处应该还含有对佛教圆融境界的深情描绘。诗中“照烦襟”对应“心自圆”，将现实中的烦恼忧愁，在静坐圆潭，留恋山水之景中遗忘。最后两句“对之不敢动，相望两俱禅”对应上联中枯篁和翠鸟，更表明作者发自内心的禅意。“对之不敢动”是面对眼前美景，对心灵瞬间升华和净化的捕捉。

文同诗作中诸多关于佛教禅宗禅意的描写，某种程度上表明他对佛教禅境的向往之情。禅宗最重心性、本性，期望认识本心，见性成佛，保持清净之心，就是修行。禅宗修行很随意，内心向往，不讲时间地点，随时都可修行。文同为官期间，将禅宗重在修心用到生活中，为吏和求隐达到调和。这可解释为何他诗歌中有如此多关于禅境、禅意的描写。如《碧崖亭》“断巘渌溪边，危亭翠壁前。轩窗谁是客，诗酒自称仙。远壑春藏雨，长波昼起烟。吏人休报事，高兴正陶然。”写的是官舍之内，案牍之前，世俗生活和隐逸情调的结合。身为朝廷命官，内心拥有隐逸情怀，融合进与退，仕与隐诸种情怀，既以天下为己任，又重视个体心灵的自由与超脱，进退自如，仕隐结合的人格结构，就是吏隐情怀。这种情怀对文同诗歌创作影响巨大，使得他为政洋州期间诗歌创作以留恋山水为主题。

二、文同仕宦心态和诗歌创作内容之关系

熙宁十年（1077）文同知洋州，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一日，文同以疾卒於陈州宛丘驿之宾馆，文同知洋州共约三年。此间诗歌创作以写景为主，多是为官之余留恋山水的写照。吟咏对象主要是竹和梅，亦包括园、亭、桥、湖和禽鸟等。所抒之情以孤寂、落寞为主。总的来说，文同此期诗歌创作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咏物抒怀诗。如其诗歌《洋州题词》“翠饰羽而体分，象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致剖，澜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羹，桂以囊而成疾。并求福而得祸，衣锦绣而綗恶。”[3]（P1023）中列举六件人间极品，这些人间极品的结局是体分、身丧、被剖、焚烧、自羹和成疾病。作者此处借稀世之物遭损毁，暗示才华卓俊之人，要藏才守拙，否则会招来嫉妒、陷害和杀身之祸。此诗是文同目睹官场尔虞我诈后心迹的流露。

吏隐心态使得文同为官期间，以远离政治、远离是非为价值取向，即使描摹山水也少有感情流露。如《依韵和图南五首·大桃途次见菊》“英英寒菊犯清霜，来伴山中草木黄。不趁盛时随众卉，自甘深处作孤芳。其他烂漫非真色，惟此氤氲是正香。却念白衣谁送酒，满篱高兴忆吾乡”[3]（P519），描写作者在赶赴略阳县东大桃时所见菊花的形、神、色和香味。

文同知洋州时期少有社会诗，与作者此期仕宦心态有关。他为官一方，力争回避政治话题，独立于政治漩涡之外，不卷入党争。此种吏隐心态，使得他为官洋州期间，诗歌以徜徉山水为主旨。如《寄题阆州开元寺泽师竹轩》“……逢师正谓同所好，但恨尚有区中缘。何时相对月明下，坐彻清影谈幽禅。”[3]492此诗写给开元寺僧人泽师，表明自己与泽师共好竹子，恰好机缘相识，期望有朝一日能对坐明月下，谈禅到天明。佛家追求静、圆和通，或许是这些义理对文同触动较大，再加之此期他同僧人来往密切，颇受佛教教义影响，无意仕途经济，这些价值取向在诗歌中以吏隐形式呈现。

第二，写景抒情诗。指文同诗歌中描写孤独寂寞情怀的诗作。如《郡斋水阁闲书六言二十六首·独坐》“不报门前宾客，已收案上文书。独坐水边林下，宛如故里闲居”[3]（P508），此诗是对仕宦生活某一瞬间感悟的捕捉。作者独坐闲居，孤寂心境的自然流露。如《郡斋水阁闲书六言二十六首·推琴》“尽日推琴默坐，有人池上亭中”是对静默孤坐状态的写照，“默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是此时此刻孤寂心境的真实写照。再如《郡斋水阁闲书六言二十六首·静观》“十许纹鱼弄水，一双花鸭眠沙。静观只恐惊去，无语凭栏日斜”[3]（P509）是静默观看眼前景时白描似的描摹，前两句写纹鱼弄水，鸭眠沙，“静观”是为了留住眼前景，“无语”是对了悟于心的眼前景的抒写，此诗之情无情却有情，无语并非无话可说，是情思在飞扬，思维在运转，诗人丰富的情感在静默的诗行中呈现出来。

文同知洋州期间的诗歌，诗风受其吏隐仕宦心态的影响，写景为主，风格清新雅致，情感因素少有呈现。正是这种吏隐心态，使得他创作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作。

第三，题画诗。这是文同独创的诗歌创作方式，即写景时将眼前景比作自己曾看到过的一幅画，一般先写眼前景，诗末表明此诗景致美妙恰如出自名师之手的画卷一样。如《雪中寄景孺提刑三章·晚雪湖上》“朔风吹雪满横湖，众鸟归栖日欲哺。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3]（P525），此诗将眼前下雪后苍茫的湖面，众鸟高飞尽的寂寞描摹殆尽。再如《依韵和子俊雪山图》“一甲溪山六辐中，其间雪意与云容。君应记得飞仙下，飚驭亭前此数峰”[3]（P540），属题画诗，诗歌形象细致描绘了画面，几乎无诗人感情的抒写。

总之，文同知洋州期间的诗歌创作基本不涉及政治生活，这并不表明文同此期的仕宦经历中没有政治斗争，是文同在有意回避这些主题，想蝉蜕于政治之外，于乱世中保全自己。这种吏隐的仕宦心态，决定了他执政洋州期间诗歌的内容和题材的选择。

参考文献

[1] 蒋寅．古典诗歌中的吏隐[J]．苏州大学学报，2004（2）.

[2] 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J]．文史哲，2005（3）.

[3] 文同著．文同全集编年校注[M]．胡问涛，罗琴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9.

[4] 何增鸾，刘泰焰选注．文同诗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胡问涛，罗琴校注的《文同全集编年校注》没有这些注解性文字，所以此处用《文同诗选》的注解。

[5] 苏辙著．苏辙集[M]．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原载《陕西理工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卓敏敏（1977—），女，陕西咸阳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学语文教学论等课程，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