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校书郎

柳公权，虽经不止十年寒窗的苦读生涯，却又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京兆华原学子，成为名震京城长安的状元郎。即授秘书省校书郞，正九品上。

终于有了一份安身立命的公差，柳公权的心情舒坦多了。整天出入于大明宫的皇家宫殿，披阅典籍书牍，出口成章，提笔如有神助，俨然成了不乏饱学的文化人物。也不似多年的掩门闭窗，青灯黄纸，前途未卜，孤独得想学狼叫。眼下同僚也尽是舞文弄墨之名士，探究兴趣所在的学问，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相谈甚欢，儒雅了得。

平时骑马回到柳府，与年迈的父母及兄嫂、侄儿们一起团聚，抑或自己也应该有了妻室儿女，尽享天伦，其乐融融。有了自己的一份俸禄，心理上安然多了，生活上虽然不是所谓钟鸣鼎食，远不是华原农庄的粗茶淡饭可比了。这样的日子，不就是自己哼哧多年梦寐以求的吗？

他所供职的所谓秘书省，乃官署名。东汉桓帝始置秘书监一官，典司图籍，先属太常寺。曹操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属少府。到了唐代龙朔二年，改秘书省曰兰台，监曰太史，少监曰侍郎，丞曰大夫，秘书郎曰兰台郎。武后垂拱元年，秘书省曰麟台。到了唐太极元年，曰秘书省。有典书四人，楷书十人，令史四人，书令史九人，亭长六人，掌固八人，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十人，笔匠六人，秘书郎三人皆从六品上。掌四部图籍，以甲乙丙丁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贮。

柳公权就职伊始的校书郎，正九品上的编制有十人，另有正九品下正字四人。唐代的秘书省与弘文馆、崇文馆、集贤殿、司经局，皆置此职位。校书郎的业务范畴，主要是订正讹误，校勘整理皇宫图籍史册。东汉朝廷藏书于东观，征召学士至藏书处校勘典籍，称校书郞中。除有御史中丞领侍御史在殿中处理行政事务外，还有众多名儒学者，在其中负责典校秘书或从事撰述。

比柳公权小一岁的元稹，在《赠三吕校书》诗中写道：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漫狂。之后的胡曾《赠薛涛》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薛涛，蜀中能诗文的名妓，时称女校书，后因以女校书为妓女的雅称。

作为当朝状元的士人刚入仕，柳公权所任的校书郎，亦是唐代基层文官之一。虽然只是一个九品小官，担任官资历要求很高，需进士或同等条件。和他一起在校书郎岗位上的同事，皆是进士登第后又中博学宏词科及书判拔萃科，或者制举即殿试，才被选拔任命的。流外和视品官出身者，被禁止充当此官。

文武行政官员称为职事官，皇亲国戚和立了大军功的有爵位和勋封。所有这些官员都有相应的品位，这个品位或称本位、或称散位，标志着学历与资格。职事官中最高的是正一品的三师和三公，最下一等是从九品下的内侍省主事等，共三十阶。三品以上称清望官，四品以下但职守重要的称清官。勋官最高的是正二品的上柱国，最下一等是从七品上的武骑尉，共十二阶。爵位分亲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封爵有食邑，但往往为虚封，唯加实封者可以享有所封地的租税收入，后改为领取俸禄。

柳公权被授的品位，为正九品上。科举考试及格登第，是获得了品位的一个途径。所考的科目难易及成绩优劣不同，所获得的品位也不同。秀才上上第为正八品上，明经上上第为从八品下，而进士考试获甲等的，为从九品上，以下类推。考书学和算学的，则在九品之下。

考核选拔有道德与才能的人，担任行政职务称为选，参选要有学历和资格。学历，就是科举的结果。资格包括出身、门荫、前资和流外入流内。所谓出身，主要指有爵位的人。嗣王、郡王的出身为从四品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依次类推。五品以上的大官们的孩子有门荫，就是乘老子这棵大树的荫凉，借光做官的意思。一品官的孩子，得正七品上的荫，从五品官的孩子得从八品下的荫。但这个荫凉，不是家中所有的孩子都能乘得到的。皇帝皇后的直系亲属，一家荫两个孩子。一、二、三品官家，只能在指定的两个孩子中荫一个。而五品官家，只能荫及一人，而这个人还必须是上边指定好的。既没有爵位，又没有功勋，又没有做大官的好爸爸，要参选做官就得走第三条路，即科举，乃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仕进之门。

礼部的常选对象，通常是无出身、无官资的白身人，他们通过礼部的考试后，移送至吏部，在接纳这些及第举子时，尚要进行“关试”，取得为官资格证，成为入仕守选人。唐代的士子入仕为官的途径，除建立军功或秉受门荫外，主要依靠科举考试。常科中的明经及第者须守选七年，进士及第者守选三年。

柳公权顺理成章，为官的第一步当上了朝廷的校书郎，已经是好运气了。进士及第守选合格后，只能授予州县参军或簿尉，而制举登科，则多是校书郎、正字和畿县簿尉。柳公权的状元及第，则在这一深远范围之内。

柳公权明白，入仕做官有三个大门槛儿。一是要入流，流内为官，流外为吏；二是要进五品；三是要进三品。六品以下的散位都叫郎，所以又称为郎官。原则上讲，做官谨慎无误，没有超人的政绩，正六品就算是到头儿了。五品以上为大夫。五品以上的官，没有在外做过州、县官的人和很多其他的人，根本就不许做。又有严格的人数限制，而且要出类拔萃，考核优异，皇帝特别恩眷、器重，才能授予。至于三品以上的官，因为地位高，声望远，不轻易授人。除了宰相和各部门长官以外，剩下的差不多都是名誉官而没有实权，常常授给历朝元老，以示恩宠。七十岁以上，或者衰老，有慢性病，不能胜任公务的允许退休。在唐朝，退休叫作致仕。五品以上官致仕之后，拿一半俸禄。官员的履历，常常开始于某年进士，终于以某官致仕。

尚且年轻的柳公权，还考虑不到临终能够做到多大的官阶，觉得日后的路还很漫长，只是恪守职责，做好当下的校书郎就是了。

自古以来，做官必经考核，晋升必有途径。先秦有所谓三考三黜陟，汉魏至隋唐都有明确的标准和程序，对官员定期考绩，以为进退、升迁的依据。另设御史，主管按察、弹劾。做官每年都要考绩，每个官至少要经历四次考绩，由尚书省吏部即人事部门主持。凡应考的官员，由秘书写出当年的功过、品德，本单位长官对众宣读，大家评议优劣，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和下下共九等，核实后送到吏部以备升迁。

考核的方法，有所谓的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用来考查为官的一般行为，有德义有闻即德高望重，清慎明著即清廉谨慎，公平可称即断事公平，恪勤匪懈即勤劳不懈。二十七最，是按照不同的专业分工，分别选出实际工作中最优秀的。考绩得了上下的进升二阶，中上进升一阶，中中不升不降，中下以下每等降一阶，考绩得了下下的则立即解除官职。官员有行政误失，可以告发到御史台，御史也会自行监督察访，一旦暴露出来，御史台上奏并提出弹劾的建议，依照律法定罪惩罚。

柳公权所任的校书郎，大多文学素养丰厚，都是一些文才出众、秀逸超群之人。通过校雠、编著、酬唱等活动，得以广泛地接触社会，增加生活体验，并且用诗文记下自己的体会和感受。从校书郎迁转过程中形成的送别诗、政论散文来看，要离开原来熟悉的环境，去往新的未知的地域，因此就形成了大量的送别诗，体现了士人的心态和社会生活状况。

唐代文学家中的一些风云人物，都经历过校书郎一职，他们在仕途上以校书郎起家并官至宰辅。在唐代，从校书郎起家的诗人或文士当中，就有三十五位官至宰相，可见此职是一个肥差，炙手可热。

不论是盛唐、中唐还是晚唐，深受儒家正统理念影响的有识之士，都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却也常常感觉怀才不遇。王昌龄，在任校书郎期间写有许多诗作，融入了心中的壮志和感慨，诗风新颖奇特，含蓄蕴藉。白居易，自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在秘书省任校书郎，其间的诗文体现了他积极进取的政治心态，也表现出内心向往的闲适心境。李商隐，在秘书省工作的时间较长，曾两入秘书省，任过校书郎、正字，他的诗文绮丽朦胧、晦涩含蓄，婉曲地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态。

校书郎一职虽显清要，却是正九品上的微官，往往是士人踏上仕途的首任官职。对于柳公权来说，从校书郎起家，确实是一个良好的升迁起点，虽然处于官员阶层的低层，但是俸禄的供给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在此位置上待得久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也常常会引发内心不安于现状或不满于才高位卑的惆怅之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不饶人啊！赫赫有名的状元柳公权，曾经是如何地雄心勃勃，却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仕途生涯并不顺当，在仕宦前程看好的校书郞任上竟然原地不动，一待就是十三年之久。正值三四十岁的美好年华，在仕途上却始终贴着一个校书郎的标签，没有什么进步，他的内心能不深感委屈吗？

唐宪宗元和二年，柳公权在校书郎任上度过了三十而立之年。

这一年，年长柳公权六岁的白居易做了翰林学士。

柳公权一向所倾慕的白居易，曾祖父时从祖籍太原迁居下邽即今陕西渭南，生于河南新郑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两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祖母又病故，父亲白季庚被授彭城县令，他得以在宿州度过了童年时光。他聪颖过人，读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二十九岁中进士时头发都白了。在出道较晚这一点上与柳公权近似，有点同病相怜，惺惺相惜。

当初，柳公权中状元的时候，听说白居易罢了学子们为之羡慕的校书郎一职，与元稹“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白居易《策林》序）。华阳观在朱雀门街东永崇坊，本是玄宗之女兴信公主宅第，后来卖与剑南节度使郭英乂，此人因在任上肆行不轨为人所杀，死后住宅被籍没入官。大历十二年为代宗第五女华阳公主追福，立为观。白居易退居华阳观，落花何处堪惆怅，著书立说。

白居易通过并非升堂断案的《百道判》的写作，独一人高中书判拔萃甲科。并在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始得名于天下。举行制举考试那天，宪宗亲自在大殿对应诏赴试士子。除白居易外，还有校书郎元稹、监察御史独孤郁、前进士萧俛、沈传师都崭露头角。授白居易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做乐府诗百篇流传宫中，宪宗喜好，遂召回授翰林学士。

柳公权猜测，是白居易厌倦了校书郎的差事以求转机，还是向往宫廷外的广阔天地另谋出路，他看不出白居易的仕途规划，自己还是想在这一岗位上历经一番再说。

另一位比柳公权小一岁的元稹，六世祖从洛阳迁居长安，生于乱世，八岁丧父，家贫却藏书颇富，随母亲在凤翔度过童年。十五岁应试明经科及第，后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同入秘书省任校书郎，元和元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授左拾遗。

元稹与白居易，一时为文坛领袖。二人在两地为官，交称莫逆，酬唱无数，每有新作，除用邮筒传递外还以邮亭题壁交流。元稹每在邮亭见到白居易的题诗，“尽日无人共言语，不离墙下至行时”。白居易也是“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柳公权自知也比不得出道较早的才子元稹，诚实内敛的性格，注定了他暂且安于校书郎的职位，一时并无好高骛远的非分之想。

这一年，胞兄柳公绰已经四十有五，年富力强，遂为武元衡判官，随之入蜀。武元衡乃武则天曾侄孙，曾登进士第，还当过华原县令，与柳氏算是半个乡党。与胞弟柳公权笃诚内向的性格不同，柳公绰性情庄重严谨，喜欢与朋友豪杰交集，以礼待人，仕途顺畅。

一起饮茶时，柳公权第一次见到年少时就心仪的状元武元衡，腼腆地说，早年在华原时就仰慕前辈的才学，后学视前辈为榜样，才走到今日的。武元衡笑了，说，我在华原做官当了逃兵，实在惭愧，不料我的半个乡党柳公权竟然也荣为一代状元，可见华原之地乃一方宝地也。公绰、公权二兄弟，前途无量啊！

柳公绰也曾补校书郎，验校古书。兄长离开京城长安之际，免不了为入仕不久的胞弟操心，说上一席鼓励和劝慰的知心话。柳公权说，兄长放心，我会勤勉努力的。

元和四年，柳公权三十二岁时，胞兄柳公绰为营田副使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此年二月二十九日，成都武侯祠建立《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记》，柳公绰正书，裴度撰文。

碑文上的柳公绰名字职务，后缀则是赐紫金鱼袋。裴度时任节度掌书记侍御史内供奉绯鱼袋。绯衣与鱼符袋，即朝官的服饰，唐代五品以上佩鱼符袋。官服分颜色：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史，亦不拘品级，都穿绯袍。

柳公权听兄长说过，裴度少时贫困潦倒，一天在路上巧遇一行禅师，发现裴度嘴角纵纹延伸入口，恐怕有饿死的横祸，因而劝勉裴度要努力修善。裴度依教奉行，日后又遇一行禅师，大师看裴度目光澄澈，脸相完全改变，告诉他以后一定可以贵为宰相。依大师之意，裴度前后脸相有如此不同的变化差别，是因为其不断修善断恶，耕耘心田，相随心转。之后，便有绯鱼袋可佩。

柳公权从兄长寄自成都的信札中，读到了武侯祠堂碑文的拓片，开头说：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这说明裴度对先贤诸葛亮的生平经历及业绩都做过研究，是很了解的。称赞诸葛亮是一个“藏器在身，待时而动”的英才。碑文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兄长公绰的书法更让胞弟开眼，作为书法同道，柳公权从兄长书艺的些微变化中，体悟到了艺无止境的道理。

由裴度撰文，柳公绰楷体手书，鲁建刻字，因文章、书法、镌刻都极精湛，世称三绝碑。还有一种说法，三绝是指诸葛亮的智绝、裴度的文绝和柳公绰的书绝。由此可见，在擅长于书法造诣的柳公权前边，有一个称为书绝的人，竟然是他的胞兄。只是由于在书法之外的造就更显著，而掩盖了胞兄的书法地位。反言之，也许由于胞弟一生专工书法艺术，书法之外并无显赫于胞兄之处，柳公权的知名度则超过了柳公绰。

元和五年，柳公权在校书郎任上。胞兄柳公绰回到长安，改谏议大夫。

唐宪宗爱好武功，并且多次外出游猎，身负谏议重责的柳公绰义不容辞，上奏章《太医箴》来讽谏皇帝。

奏章的意思是，上天排定寒暑次序，对人不讲私情。品类既然完全，用高贵低贱平衡，人要限制嗜好，才能保护身体，清静没有污染，光色才会鲜明。狩猎游乐没有节制，就会丧失志气。骑马奔驰损耗身体，呼喝就损伤元气。不保养肌肤，是前面修养方法忌讳的。人凭着元气生存，嗜好欲念从它产生，元气离开身体就会有病有灾，元气充盈就心舒体泰。弊病在于生了病才考虑防治，防治应当在生病之前才是正确的。心情安适沉静又喜欢运动，就会身体和顺道德完美。能施舍于万物，靠此能享受万年寿命。圣人高高在上，各有各的归宿，我执掌太医之职，斗胆报告皇上。

皇帝阅罢奏章，认为柳公绰是高才，派使者对他说：你说的元气运行不闲，裂隙漏洞不在大，这是对我的厚爱，应该把它作为座右铭。

过了一个月，任命柳公绰为御史中丞。

这期间，父亲柳子温毕竟早已过了七十致仕的年龄，从丹州刺史的位置上退隐，在华原柳家原老宅度过清闲的晚年，溘然长逝，长眠于那片沟壑纵横的山原之上。柳公绰和柳公权，老大做了刺史，老二在宫廷做校书郎。孙子辈，柳公绰的长子柳仲郢，柳公权的长子柳仲宪，也已经长大成人，重孙也上世了，当爷爷的也应该心满意足了。

作为未亡人的崔氏，守在乡下毕竟孤孤单单，便被两个儿子迎侍到了长安城里安度晚年，做儿子的也算尽了一份孝心。柳公权虽然身居京城长安，毕竟入仕时间不长，论各方面待遇条件，显然不及兄长优越，也就顺了母亲的意愿，让母亲随兄长一起生活，在京城养老。好在两兄弟住宅相距不远，隔三岔五，柳公权也去兄长宅邸给母亲请安。

翌年，柳公绰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观察使。长子公绰去了南方，年迈的母亲崔氏就一直与次子公权生活在一起，倒也身心安泰。柳公权与兄长天各一方，只是凭书信往来，大多谈论的是家事。母亲人老了便絮叨，手心手背都是肉，总是说常常梦见长子，想去南方探望公绰，不然怕是赶死也见不上长子一面了。官做得再大，母子却远隔千里，好像长子的出息与名望只是说给旁人好听的，做母亲的倒希望他是一个平庸的儿子能够常常守在自己跟前，享受天伦之乐的好。

柳公权言语短，劝慰不了母亲，只好把实情写信告诉兄长。柳公绰也无不思念年迈的母亲，但感觉南方潮湿，恐怕母亲来了不能适应，反而尽不到一片孝心。在犹犹豫豫了两年后，柳公绰终是遵循百事孝为先的古训，不计较官场得失，以湖南地气卑湿，不能迎侍母亲崔氏为由，上奏乞分司洛阳，朝廷许久不允。

一直到这年的十月，柳公绰方移为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这样，柳公权便按照兄长吩咐，千里迢迢，亲送母亲至江夏。

母亲崔氏的身体还硬朗，父亲在北边塞上做刺史，不可能带上家眷，母亲一直是在华原柳家原老家过活的。如今，父亲不在了，尽管她老人家坚持留守在老家，不想到了古稀之年，两个儿子一个在长安，一个在江夏，自己又执意随长子漂泊异乡，却又担心把自己的老骨什丢在了家门之外。

江夏郡治，隶山南道，与江夏县同一治地，尉迟恭督修武昌城，至德元年恢复鄂州名，隶江南西道。鄂岳观察使柳公绰驻地江夏，此地历来就是兵家重镇，其辖区北临淮西藩镇，一旦朝廷用兵淮西，这里便是前线。好在眼下处于和平时期，这里仍是宜居的好地方。

到了元和十年，在校书郎任上的柳公权，明显察觉到朝政事态的变化。

此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钟敲过，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启门户，出了自己在长安城靖良坊的府第东门，沿着宽一百步的道路左侧行进，赶赴大明宫上朝。岂不知刚出靖安坊东门，即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也遇刺受伤。

柳公权早就知晓并有所交集武元衡，因曾经是京兆华原县令的缘由，多少有一些同乡之谊。加上兄长柳公绰随同入蜀做判官，自然关切其人的仕途走向。元和二年，武元衡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他制定规约，三年民殷府富，蜀地少数民族纷纷归服。治蜀七年后，武元衡还朝，仍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绛不和，不断争吵，武元衡对二人不偏不向，宪宗称赞为忠厚长辈。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领军队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预谋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以救蔡州。李师道及其幕僚认为，天子专心一意地声讨蔡州的根由，在于有武元衡辅佐，遂秘密前去刺杀。如果武元衡死了，其他宰相不敢主持讨伐蔡州的谋划，就会争着劝说天子停止用兵了。

人生莫测，武元衡被刺杀身亡时，三十七岁的校书郎柳公权，不禁唏嘘不已。他找到了兄长柳公绰抄录的武氏及白居易、裴度的诗稿，试图从诗文中感受到一些他们的心境气息，也是打发自己沉闷而寂寞的时光，精神是上有一些解脱与慰藉。

柳公权读到兄长柳公绰入蜀期间的一首题为《和武相锦楼玩月得浓字》的诗作：此夜年年月，偏宜此地逢。近看江水浅，遥辨雪山重。万井金花肃，千林玉露浓。不唯楼上思，飞盖亦陪从。柳公绰奉诏入朝任吏部郎中，武元衡写了诗送别柳公绰：落日河桥千骑别，春风寂寞旆旌回。当时，裴度也在节度府中任判官，与柳公绰关系密切。裴度有诗相赠：两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兄长文武双全，堪为诗友的武元衡也是一个历史上少有的诗人宰相，其诗之瑰奇在于雕琢字句，求奇求工。

武元衡在西川时，曾经游玩前任西川节度使韦令公的旧宅园，园中池边有一只很漂亮的孔雀，遂即兴作诗一首，名为《孔雀》，诗曰：荀令昔居此，故巢留越禽。动摇金翠尾，飞舞碧梧阴。上客彻瑶瑟，美人伤蕙心。会因南国使，得放海云深。字里行间表达了诗人的同情之心，充满了言外之思，感叹人生的变迁。回到长安后，他将此诗示于朝中大臣。既是同僚又是朋友的白居易读罢，以诗相和，诗曰：索莫少颜色，池边无主禽。难收带泥翅，易结著人心。顶毳落残碧，尾花销暗金。放归飞不得，云海故巢深。在韵律上回应了武元衡的原作，同时也在情感上比原诗更为深切悲伤，表示孔雀在蜀地滞留已久，有沦落他乡之感，且羽翮已经残伤，即便将它放飞也难以重归故巢了，情感基调感伤至极。

柳公权知道，武元衡与白居易交好，然而二人却近似情敌，都与一位女诗人要好。武元衡号称唐朝第一美男子，在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与当时的美女诗人薛涛的关系极为暧昧，这让爱慕薛涛的白居易心生嫉妒。武元衡曾赋《赠道者》一诗：麻衣如雪一枝梅，笑掩微妆入梦来。若到越溪逢越女，红莲池里白莲开。诗人大加赞美欣赏这位美丽的白衣女子，对她的姿色颇为倾倒。薛涛也曾作《送友人》更是煽情：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诗中字字真切，层层曲折，将那执着的相思之情一步一步推向高潮，对友人的思恋是多么的绵长。武元衡奏薛涛为校书郎，好似武元衡的贴身秘书。

武元衡在被刺杀的前夜，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夏夜作》，诗道：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冥冥之中，武元衡似有预感而又无能为力去改变未卜之事的发生。寂静的深夜，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唯有那明月高高地悬在夜空，照着池台，但灾难却在不知不觉之中静悄悄地向着武元衡靠近，给人以天要下雨，娘要出嫁的无可奈何之感。

柳公权感叹于朝廷生活的扑朔迷离，也觉察到了官宦群体背后的险恶。所庆幸的是，武元衡虽然命运多舛，其子武翊黄颇有出息，乃唐朝元和状元。武氏其文脉承传，后继有人矣。

宰相武元衡被刺杀案，一时朝野震惊。明摆着，这是藩镇对中央政府的公然挑战。宪宗皇帝龙颜大怒，下诏捕贼，明令谁敢窝藏刺客，诛灭九族。案情告破，杀了张晏等十九人，唯不及元凶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则出自朝廷的策略。而时任左赞善大夫白居易，急匆匆地上书，责怪办案官僚办事不力。因而触怒了执政群僚，以越职言事为罪名，让他落了个遭贬的下场。

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柳公权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扼腕长叹。自己尚在所谓兼济天下的期许中，而白居易已经由此“换尽旧心肠”，个人际遇和生活由此成为转折点，到了所谓独善其身的境地。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自以为天涯沦落，牢骚满腹，顾影自怜。朝廷中的言论，一是说当朝委屈了他，二是说他活该，是对其一贯喜欢出风露头的合理惩罚。

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白居易满怀凄楚离开了长安，那个宁折不弯的白居易不见了，开始了他的亦官亦隐生活。在任江州刺史道上，中书舍人王涯又上疏追论白居易平时言行之过，认为所犯状迹，不宜治郡。母亲精神失常，坠井而死，白居易写过一首《新井篇》，于是又追贬为江州司马。后来，甘露事变，王涯被杀，白居易听闻后，非常开心，到东都香山寺游玩，写了如下诗句：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白居易被贬期间诗作《琵琶行》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从个人仕途而言，不幸落入了低谷，从接触到社会底层并写出了佳作这一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

从白居易的身上，柳公权意识到了官场的神秘莫测，变幻无常。于是，他试图兼济天下的进取心受到伤害，尽职尽责之外，便把自己可以支配的精力用在了书法的探究上，沉溺不已。

而胞兄柳公绰的仕途前景则光明灿烂，却也使柳公权为奔赴杀场、生死未卜的兄长担忧，惶惶不可终日。

元和十年初，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吴元济，柳公绰接到命令，让他调派本部五千兵马归安州刺史李听指挥。按照管辖范围，安州是由鄂岳观察使节制的，现在让观察使柳公绰调派兵马显然是因为他是文臣，而李听则是将门之后。朝廷认为我是儒生就不懂军事吗？这是柳公绰接到命令后的反应，他当即上奏，要求亲自将兵开赴前线。

在得到朝廷的许可后，柳公绰率领本部兵马渡过长江，北上安州。安州刺史李听遵循迎接观察使的礼仪，身着戎装挎弓背箭迎接柳公绰。柳公绰对李听说：你出身于名将之家，熟知军事，如果认为我没有能力指挥，你可以告缺，如果愿意听从我的指挥，我将任命你为部署，今后将按照军事法令行事。李听回答得很干脆：一切都按您的命令办。

柳公绰号令整肃，知权制变，甚为时人所称道。当时唐中央政权进讨淮西的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但鄂岳的军队却经常在战斗中获胜。其间，柳公绰骑的马，把养马人踢死了，他让杀死马为其祭奠。有人说：这是一匹好马，是养马人不防备造成的，杀了可惜。柳公绰说：此马能奔善跑，但生性顽劣，有甚可惜。

整日出入于大明宫的校书郎柳公权，也还操持着柳氏一家人的家政事务，时时关注着兄长戎马生涯的安危。在焦虑与期盼中，战事终于结束，兄长凯旋，柳公权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元和十一年十一月，新任京兆尹柳公绰，前往光德坊东南隅的京兆府办公地走马上任。

京兆尹是首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所谓京，是极大的意思，兆则表示数量众多。定名京兆，显示出一个大国之都的气派与规模。京兆在汉时被形容为辇毂，意思是在天子的车轮之下，离天子太近，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盘根错节。西汉时，颍川太守黄霸曾调任京兆尹，几个月后就因不称职而离任返回原职，还受到了降薪二百担的处分。黄霸当时在全国省级官员政绩考核中名列第一，而且重新回到颍川主持工作依然治理有方为时所赞，可见是不服京兆水土，所谓橘生北则为枳。

唐玄宗李隆基设立京兆府，京兆尹一般情况下为从三品官秩，手下有京兆少尹两名，还有功曹参军等相当于现今局一级的官员。京兆府下辖二十三个县。第一任京兆尹是孟温礼。起先，京兆尹住在自己的私宅里，每天走班。大中年间，唐宣宗特批钱两万贯，令京兆尹韦澳在京兆府办公院内营造官邸。

柳公权明白，兄长这个京兆尹的官并不好当。涉及唐时京兆尹的更换频率，白居易在其《赠友五首》中写道：京师四方则，王化之本根。长吏久于政，然后风教敦。如何尹京者，迁次不逡巡。请君屈指数，十年十五人。诗中没有明指是哪十年，但从元和元年至十年八月，担任京兆尹的就有十四人次，十年十五人当不是虚指。

唐代相继任京兆尹的，如刘晏、李岘、黎干、李鄘、第五琦、柳公绰、郗士美等。有父子先后担任京兆尹的，如柳公绰、柳中郢。有兄弟任京兆尹的，如李仲通、李叔明。有叔侄任京兆尹的，如韩迥、韩皋。还有一个叫王甫的禁军将领，自己任命自己为京兆尹，最后被郭子仪杀了。而玄宗、肃宗时期的崔光远则创造了另一项纪录，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三任京兆尹。

柳公绰初次上任京兆尹这天，前有清道，戟阵追随，仪刀团扇，僚佐相拥，象征着身份和权力。突然，一个神策军小将驰马从横向窜出，直冲进仪仗队中。小将被制服后，柳公绰按住马头，下令依照法令行事，处以杖击。一阵棍棒落下，受杖者气绝身亡。京师长安三大恶，中使、闲汉、军神策。对于这三股势力，一般很少会有人去惹。这一次，神策军小将因违反法令送了小命。

一向沉稳从事的柳公权听了，着实吓了一大跳，为面临皇上问责的兄长捏了一把汗，不知是福是祸，是出师不利还是旗开得胜？

第二天，大明宫延英殿，唐宪宗面带怒气，责问柳公绰事前不请示独断专杀一事。柳公绰从容对答：陛下不认为臣是无能之辈，令臣管理您车轮下的土地，此次臣初次上任，就有人违反法令闯进仪仗队伍之中，这不仅是对臣的无礼，更重要的是在蔑视陛下的权威，臣只知道冲闯仪仗的人理当杖击，并不在于他是不是神策军的人。唐宪宗退而求其次，追究柳公绰事后不汇报的责任：何不奏？柳公绰答道：臣只是在行使正常的职责，没有必要汇报。宪宗再求其次：谁当奏？柳公绰答：此人所在的神策军应当上报，如果死在大街上由金吾街使上报，如果死在坊里那么应当由左右巡街使上报。

唐宪宗面对柳公绰的言之凿凿，的确无话可说。事后皇上对左右的人说：你们以后遇上柳公绰这个人要多留心，连朕也怕他几分。

柳公权听后，为之释然，敬重兄长为官的胆识与智慧。家乡土话说，同是从一个娘的肠子上下来的，其性情则有差异。

柳公绰曾在西川任职时，纳有一姬，有同院邻里却说他纳妓。柳公绰曰：士有一妻一妾，以主中馈，备洒扫，公绰买妾，非妓也。

周围人们都知道，柳公绰妻韩氏，相国之曾女孙，家法严肃，“俭约为缙绅家楷范，归柳氏三年，无少长未尝见其齿，常衣绢素不用绫罗锦绣，每归觐，不乘金碧舆，只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随（《河东柳氏族训》）”。荒年歉收，柳公绰家虽然丰衣足食，但每餐饭他不超过一碗，到丰年才恢复饭量。有人问他，回答说：四方的人都困苦饥饿，我能一个人吃饱吗？

如此德行，与柳氏家族崇尚家法相关。《河东柳氏族训》载：中门东有小斋，自非朝谒之日，每平旦辄出至小斋，诸子仲郢皆束带晨省于中门之北。公绰决私事，接宾客，与弟公权及群从弟再会食，自旦至暮，不离小斋，烛至则命子弟一人，执经史躬读一过，讫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或论文或听琴，至人定钟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凡二十余年，未尝一日变易。其遇饥岁，则诸子皆疏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州刺史，以学业未成，不听肉食，吾不敢忘也。”

由此可见，柳氏家法之一斑。长此以往，柳公权从兄长柳公绰身上汲取了不少处事的品行与才智，子侄辈如柳仲郢等也在家风家学的熏陶下受益良多。

柳公绰担任京兆尹后，母亲崔氏也随同移居长安城，一大家人尽享天伦，其乐融融。母亲随长子在江夏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见识了异乡的风光，算是一点晚年的慰藉，也在与亲戚邻里老太拉话时多了一层谈资，心情自然舒畅。返回长安后不久，因年事高迈而谢世。柳公权与兄长一起去职，回到了久别的华原柳家原家中，为母亲守丧，亦称丁忧。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母亲的去世，使柳公权顿觉人生之匆促，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已经踏入不惑之年的门槛。在仕途上，也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校书郎而已。在这一点上，也难免有一些自责，羞于启齿似的有愧于已经故去的老母亲。想到这里，也不由得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唐朝法律中有十恶之罪，其中第七恶为不孝，闻父母丧匿不举哀就是不孝之一。因而，在任官员去职丁忧是常见的事，除非皇上认为公务需要下旨缩短某个官员的守丧期，这叫夺情，否则是一定要为父母守够三年期限的。在此期间要坚持做到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当然，在自己家吃不吃筵席没有硬性规定。

柳氏兄弟，在生母崔夫人丧后，三年不沐浴，因哀伤过度而身体瘦弱。同时，事继母薛氏三十年，有的远方姻戚尚不知非薛氏所生。舅兄薛宫很早就死了，柳氏兄弟将其女儿抚养成人出嫁。柳公绰守丧期满，任刑部侍郎，兼任盐铁转运使。

已迈入不惑之年的柳公权，在这一年的十月，柳州大云寺复建，邀请他书写《柳州复大云寺记》碑，又有机会施展了一番自己的书法造诣。

碑文撰文者，乃柳宗元。祖籍河东的二柳在此相遇，实在是千载难逢之幸事。尽管各自的祖辈离开河东蒲坂城已经几百年之久，错把异乡当故乡，颠沛流离，荣辱沉浮，总是从一个娘胎里繁衍下来的，所谓血浓于水。若按辈分，柳宗元得称柳公权为叔父。

叔侄二人也许在长安有过不多的交往，但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相见，他乡遇故知，一起追忆河东柳氏宗亲的来龙去脉，叙说宦海沉浮的往事，自然倍感亲切，也不无伤感与宽慰。

河东柳氏的祖籍，起源于一个叫柳下的地方，即今河南濮阳东柳下屯。柳下惠是鲁国大夫，任士师，即掌管刑狱的法官。因办案公平，严惩酷吏，损害了封建权贵的根本利益，曾三次被罢官。于是就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还要留在鲁国而不去别国做事？柳下惠说，我用正直的态度做事，到哪里都会被三次罢免的。如果用不正直的态度做事，还有必要背井离乡吗？他是一个轻名利、重为人的正直之人。在他看来，丢官事小，失节事大。

柳公权与柳宗元叔侄二人说到远祖的一则趣事，有点不好意思。有年冬天，柳下惠到外地办事，耽搁了出城时间。此时，客店也已住满了客人，他只好到城门下夜宿。稍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也来到城门下夜宿。柳下惠见那女子衣服单薄，冻得索索发抖，恐怕那女子冻死，就用自己的棉衣把她裹在怀里，一直到天亮，丝毫没有淫乱行为。可见，柳下惠善于讲究贵族礼节，是一个被奉为楷模的正人君子，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此后，人们就用“坐怀不乱”来形容男子在两性道德方面持有情操，作风正派。

柳下惠死后，门人为他写悼词，他的妻子说，夫子的品德，你们不如我了解。于是，就娓娓道来，最后说，夫子的一生宜用一个“惠”字来归结。门人听从其妻之言，送他一个谥号叫“惠”。孟子称柳下惠为圣之和。

柳姓繁衍之地，在今河南北部和山东西部一带。解梁，是春秋时晋国智伯的封地，故城在蒲州虞乡西北四十里，即今永济虞乡开张镇古城村，智伯墓在城外栲栳镇东下村。秦灭六国后，柳下惠的裔孙柳安被封为贤大夫，入居山西境，始居河东解县，即今山西运城解州镇。

柳宗元在《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中写道：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在为其叔父撰写的《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中说：公讳某，字某，邑居于虞乡。在河东虞乡，有柳氏祖茔。柳庆的曾孙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柳子夏的玄孙为柳宗元。《虞乡县志》记载：唐子厚，即柳宗元，先茔在县北五里阳朝村东，有数大冢，今其地犹称柳家坳。

叔侄二人说到故乡家山，都无不为之怅然。

一起说到柳庆之孙柳亨，隋末附于李密，败后归唐，累授驾部郎中，受到李渊的爱重，娶李渊的外孙女为妻，迁至左卫中郎将，后拜太常卿，检校岐州刺史。唐太宗李世民曾对柳亨说过，与卿旧亲，情愫兼宿。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奭，贞观中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他的外甥女王氏为皇后。当时的柳氏一族，是与皇族有着亲密关系的权臣贵戚。

在唐朝，河东柳氏作为关陇集团的一个有势力的家族，在朝廷中据有显赫的地位。柳宗元并未在虞乡生活过，他生在长安，随父母游移。其门柳奭为相时，在长安万年凤栖原修有庄园，其后多居于长安。父柳镇，安史之乱中奉母隐王屋山，后徙吴兴，仕途不畅。从高祖、曾祖、祖、父及柳宗元，都归葬在万年县先人墓，在今西安凤栖原，可见柳宗元之族已不在故里祖茔安葬。

柳宗元回忆说：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朝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

柳奭是柳亨的兄子，柳奭之父柳则曾为隋左卫骑曹，出使高丽而殉职。柳奭入蕃迎丧柩，哀号逾礼，深为夷人所慕。贞观中，累迁中书舍人。后以外甥女为皇太子妃，擢拜兵部侍郎。妃为皇后，柳奭又迁中书侍郎，后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仍监修国史。

唐高宗一朝，是宫闱内廷之纷争异常激烈的特殊年代。由于高宗王皇后无子，成为唐高宗的一桩难却的心病，王皇后好似风雨飘摇。柳奭与元老重臣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多方设法为王皇后固位。然而最终还是无济于事，武则天得宠后，王皇后被疏忌至废。再加上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的说法，形势对王皇后一派更为不利，最终武则天成功运用其政治手腕被立为皇后。武则天严厉打击政敌，柳奭与诸位元老重臣均遭贬黜，柳氏一族损失惨重。

随后，武昭仪诬王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为厌胜，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宫，贬吏部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柳奭行至扶风，岐州长史于承素希旨奏柳奭漏泄禁中语，复贬荣州刺史。皇后被废，柳奭被贬为爱州即今越南清化刺史。寻为许敬宗、李义府所构，云柳奭潜通宫掖，谋行鸩毒，又与褚遂良等朋党罪当大逆。高宗遣使就爱州杀之，籍没其家。柳奭既死非其罪，甚为当时之所伤痛。

柳宗元与柳公权谈到柳氏命运，“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河东柳宗元文》卷十五）”。从此之后，柳氏家族中道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降到普通士族官僚阶层。虽然开元时柳亨之孙柳涣曾任中书舍人，并且上表请求许臣伯祖柳奭还葬乡里，其曾孙无忝放归本贯之后，无忝后也曾官至潭州都督，但柳氏衰落的大势已经在所难免。

虽然后来柳氏中有柳浑这样升至宰相的机会，同时也可以看到，终于乾元年的柳真召曾经年弱冠、举孝廉的情况，但毕竟是少数。更多类似秘书少监柳行满，摄鸿胪卿监护、柳机之孙柳偘为处士，柳偘两兄未仕等，柳氏家族逐渐由靠家族势力的荫官等向科举入仕转化，许多人也通过科举入仕，但官职不高。

柳宗元的曾祖父柳从裕、祖父柳察躬，都只做过一般的县令。其父柳镇，虽然是明经及第，颇有政能文才，因没有门荫特权的倚仗，只能由府县僚佐这样的低级官吏地位逐步迁升，到晚年才靠军功到长安受任正七品京衔。

安史之乱中，柳家又一次受到打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贞元九年，其子柳宗元考中进士，很快就与朝中一些激进的改革派结合在一起，推动改革，最终失败后遭贬永州。

柳公权与柳宗元，同属晋代官至侍中的柳景猷后人，相隔三百多年，约十代。柳宗元比柳公权大五岁。四岁时父亲柳镇去了南方，信佛的母亲卢氏带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后随父宦游长沙、九江一带，十二岁时随父亲在夏口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二十岁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好友刘禹锡。先是任秘书省校书郎，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当了两年蓝田尉，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三十一岁，与韩愈同官，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唐宪宗上台，“二王刘柳”被贬，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六十七岁的老母亲随往，寄宿龙兴寺未及半载，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柳宗元富有藏书，《诒京兆尹许孟容》云：“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永州一贬就是十年，王叔文党人未有迁官，有人主张召回，后升职但遣送到更远地方。元和十年，柳宗元接到诏书，回到长安不但没有受到重用，又被改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说：让母子同往，实在悲惨。

柳公权所书碑文《柳州复大云寺记》，乃柳宗元写于任上。碑文写道：“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

到柳州任刺史后，柳宗元发现当地百姓有了病不医而迷信鬼神巫术，滥杀禽畜，致使人口减少，田地荒芜，禽畜难以繁殖等情况。于是，他主持修复了被焚毁约百年的大云佛寺，利用佛教戒杀的主张和讲究大中之道的教义，引导百姓去掉滥杀牲口的陋习。柳州当初奉朝廷的命令建有四座佛寺，其中的三座在浔水的北面，只有大云寺建在江水的南面。江北环绕着柳州城居住有六百户人家，江南则有三百户。大云寺建成不久，江南发生了火灾，大云寺也被烧毁，以后约百年一直没有修复。柳宗元来到这里不久，就把当地人崇拜的怪神赶到偏僻遥远的处所，将立神的地盘管理起来。

这里恰好有一座僧人居住的小房舍，就在这基础上扩建了一座更宽大的寺庙，并且使门前的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向北可以一直连接到江边。还将扩建佛寺的事报告给桂管观察使府，给佛寺取上原来的名字大云寺。大门之后，在门额上书写了寺名作为标志。庙内建有东西两厢房，还充实寺庙的设施，作为僧徒居住的地方。会集僧徒并送给他们食物，让他们在寺内击磐敲钟，念唱佛经，以便显示佛教道义的尊严和传播佛教的教义。

从此以后，地方上的百姓又开始抛弃迷信鬼神巫术的陋习，停止了滥杀禽畜，努力趋向于讲究仁爱。人们生病之后，有所请求就让他们用恰当的方法去做，这也许是适合于教化当地百姓的一种好办法。与修复大云寺的同时，还在这里建造了房屋若干间，开垦荒地若干亩，栽种树木若干株，种了竹子三万竿，开辟菜地上百畦、田地若干块。两年之后的十月某日，寺庙就完全修复好了。

宪宗实行大赦，在裴度的说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柳宗元却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四十七岁。

《柳州复大云寺记》碑文，是柳公权应柳宗元之邀而书写的。也许有远方同族从叔从侄的人脉关系的因素，而柳公权的书风在这时候的宫廷和民间也已经声名鹊起。书写此碑文，代表了柳公权早年书法风貌，显示了其潜在的书法才能，也为日后的仕途生涯做了很好的铺垫。

柳公权对朝廷的事件了如指掌，甚至对一些幕后的交易也明白几分，但对于一向诚实内敛的他来说，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并不去说道国事与官场之是非。对于革新派的“二王刘柳”及柳宗元的仕途命运，他有自己的公正理解，同情加之气不忿儿，只是把立场深藏于内心，不去公开表白。他也许过于本分，不屑于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不是，恐怕是他没有升迁机会的因素之一。

也就在唐宪宗元和末期，柳公权再也无法忍受一待就是十三年之久的校书郎公职，厌倦了宫廷里沉重而压抑的气氛，决意离开长安城，到塞外的广袤天地中去，长长地喘一口气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