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忆长安》：我的大学

20世纪40年代修筑的陇海铁路，打通了中国东西部的大道。系在这条现代交通线上的咸铜支线，在我的家乡黄堡镇设有车站，距离车站背后土原上的我的祖地南凹村不过二十里地。我八九岁时，在这里追赶过南下的火车，是送祖父和父亲去西侯铁路当民工。“文化革命”中，我从这里乘车去市里游行静坐，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我的同学史久林在车站不远处跳车身亡。我也是从这里爬上火车，去西安以至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接见。父辈坐火车下西安，是背着陈炉镇的瓷碗去省城八仙庵贩卖，回来给婆娘娃买些穿的戴的稀罕东西。家里柜子上的镜子，柜底的绣花裙子，是祖上留下来的时尚物件。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要走出家乡，在黄堡车站乘车，去省城读大学了。这条铁路，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置的一条改变人生命运的阳关大道。

祖父一路送我到车站，叮咛了好多话，多年后我记得的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不吃苦中苦，焉能人上人，一句是披一张人皮不容易，前三十年好活，后三十年难活。祖父当时五十七岁，我在五十七岁时归园田居，祖父在六十七岁时去世，这苍茫的时空间到底蕴含了多少人生的意味，好像是一场梦。送我到车站的还有我的矿山刘指导员，他当时四十出头，是从空军地勤转业的，对我提携有加，特意送我一只他当兵收获的蓝色帆布箱。四十年后，我找到在车站附近村子养老的刘蔚海老先生，我仍叫他老刘，他说，你还个娃么，怎么就头发白了。我说，我六十了，你八十有三了，都过去四十年了。他说，你看这世事，真是没意思。我看过老刘的第二天，我父亲去世。患病六年，一直站在死神面前庇护着我辈的父亲扛到了八十有一，像一棵老树终于轰然倒下了，我突然感到了孤独无依。

我读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并非什么书香门第或家学影响，却有冥冥之中的一种机缘罢了。我的家族在秦汉时代还是游牧民族的羌族后裔，羌，牧羊人也。明朝洪武年间，祖上出了一个武略将军，皇帝诰封，在老陵里曾有墓碑记载。清代出过时雍老人，著有哲学伦理著作，记入县志。民国年间，文瑄老人与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一起主编过县志。文瑄老人位二，我的曾祖父位六，同家过日子。曾祖父大字不识一个，在庙底沟炭窠当索客，侍弄麻做的井绳，也绞过把，也就是摇辘辘绞炭。祖父六岁离娘，从小吆骡子驮炭，远走甘省陇东，自学识得日常用字，却懂得韵律，信口编出顺口溜，流传乡里。父亲也是脚夫出身，擅长摆弄牲畜，尤其是高骡子大马，在扫盲班识了不少字，到老了还习惯念叨电视上的字幕，活到老学到老。我是读到初一时，便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当小将，字写得好，编写黑板报，在学校编了快板登台表演。回乡两年，进水泥厂当矿山工人，也是写了快板诗登在黑板报上，成了所谓矿山小诗人，被推荐上了大学中文系。说起来，还是祖父的顺口溜引领我走向了文学写作。

我从小学到中学，文学的知识只能来自课本，课外文学读物只是一种奢望。秋天来了，大雁从天上飞过，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在小学的土窑洞里，我从朗读中体味出一种心灵的美感。锄禾日当午，汗珠和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几乎是半耕半读的乡下孩子，深知古诗中表达的滋味，自己随父母在土地上经受的辛劳，竟然会在文字的阅读中得到快意。短暂的中学时代，一位戴眼镜的叫郝长江的语文老师擅长朗诵，让高尔基的暴风雨中的海燕在瓦屋玻璃窗外的天空高高地飞翔，飞入少年的内心。欧阳海之歌，英雄推开滚滚列车前的战马那一瞬间，少年的血液已经沸腾了。在回乡的日子里，农闲的雨天里，读到一本下乡知青给的小说叫《林海雪原》，前后的页码已经卷曲散失，其中的二〇三首长与小白衣天使的爱情遭遇，让少年的脸也羞怯得发红，心在咚咚地跳。感知文学的魅力，是靠情分和梦一样迷蒙的触动，感知到了，同时找到了文字的表达规律，便有了文学的爱好和书写潜质。

也就在我被推荐上大学的时候，我和工友扛着钢钎背着尼龙安全绳戴着柳盔，上山撬石头的路上，一位高三毕业的师兄取笑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文学吗？我老实告诉说，不知道。这位师兄的前辈是国民党将领，战死于中条山，是抗日英雄的后代。他是这座城市的学生领袖，起草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受到周恩来的亲自接见，领导帮派群众组织走向大联合，复课闹革命。在矿山工友中，他擅长演说，活儿却干得不地道，威信平平。他自以为文化程度高，应该让他读大学文学才是，对小兄弟我的运气有点瞧不上眼。记得我在钟楼社会路办公时，他来找我，让我帮他看申诉材料，是关于烈属抚恤的事，我还请他一起去吃羊肉泡馍，重温采石场的往事。他曾经追求过的一位漂亮女工友，嫁了别人，感叹自己的命运多舛。多年后我才知道，他到了中年娶了二婚老婆，因嗜酒如命，早早走了。假如是他读了文学，我仍在矿山，又该是怎样的情形，不敢设想。

入学前，我在红旗饭店接受大学工宣队老师的面试。老师是南方口音，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很清瘦，和蔼可亲，顺利通过了面试。其面试内容我完全没印象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一位操河南口音的小伙子，也是从另一个矿上来面试的，他在走道上与我热情搭讪。他说，你知道托尔斯泰吗？我说，不知道，什么托尔斯泰？他说，俄国的大作家。当我后来在大学图书馆读到托尔斯泰时，记起了当初的情景，不禁想笑。他成了我的同窗，尔后分回原来的矿上，之后多少年再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女同学口齿伶俐，曾是名播音员，毕业回到原籍，后在地方志供职，送我一本我的前辈文瑄老人主纂的民国版县志。另一位女同学，做过工会主席。一位从火车站搬运工来的同学，后来做了博物馆书记，为我提供过查阅文史资料的方便。还有一位当过工厂书记，后来没有了音讯。与我一起入学的几位原籍同学，命运各不相同，偶尔相遇的已经不再谈论什么文学。我所在的水泥厂，先后陆续推荐上大学的有十多人，有学化学化工的，学体育的，学财会的，人各有志，各得其所，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而我的多数工友守在矿山，直至退休。假如我一直在矿山供职，娶一个乡下媳妇，生一男半女，在乡下箍两孔砖窑，种几亩地，务一个果园，死后葬于自家地里，何尝不是一生。

进入大学读书前，对于省城，除“文化大革命”串联在书院门住过几天外，还有在大差市医院拔牙的经历，其他几乎没有印象。也就在我即将上大学之前，一天早晨，我和师傅张雪一块在采石场上用大锤砸石头。放炮后滚落的大石头有一人多高，须寻找断面缝隙敲打，再用撬杠撬开，然后分成百十斤重的料石，以一个人能抱起装在马车上为标准。不好，我一锤子下去，一块被砸碎的小石子飞溅起来，正好敲在我的嘴上，打落了半拉门牙，鲜血直流。厂里医务室开了诊断书，让我到省城医治，消炎后拔掉了一颗门牙。这是采石厂留给我的最后纪念。入学后，我到了南大街一家镶牙的小店，花两块钱嵌了一颗光闪闪的所谓的金牙。其实，是将假牙安装在缺齿两旁的牙齿上，几年后，两旁的好牙齿受到腐蚀陆续脱掉，又不得不安装钢丝牵制增加的假牙，三十年后又换成种植牙，似乎完好如初。有人开玩笑说，我当初为了让同学们发现我的金牙，常常不经意地露齿微笑。事实上，我是不易喜怒的，平和中略带静思，更无刻意卖弄自己所谓金牙的心性，从来没有。

比起之后二十一世纪初的西安城的繁华，当时的西安城也就是一座大堡子而已。堡子是散落在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上的一座座土围子的名称，也许启自高筑墙的明朝，是防匪防盗的宗族自卫设施。西安的城墙是明朝修筑的，只有唐朝城域面积的七分之一。民国年代，躲避日本人的飞机，接纳逃难的河南灾民，城墙起到了掩体的作用。过了半个多世纪，城墙和街巷成了市民繁衍生息的家园，熙熙攘攘，破破烂烂，贫穷却也欢乐，比不得帝王之都时的华美，也与现代大都市的风光不沾边。就在城墙外的西南角，坐落着古老的西北大学。我从渭北原上来，怯生生地走入城河沿边上的校园北门，在古槐的掩映下，走过砖铺的甬道，找到一楼东头拐角第一间男生宿舍靠窗的西边上铺，去看教室和图书馆，去食堂排队买饭，成了中文系甲班的一名工农兵学员。别了，我的乡村，我的矿山，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有幸进入大学高等学府，去实现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梦想。

“文化革命”的风暴，摧残或洗礼了古老的大学校园。西北大学，号称乃中国西北部最早创建的国立西北大学，其他院校是它的分支，是儿子辈或孙子辈。鲁迅当年在这里讲过学，足以让它光彩百年。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届学生已经下放到了部队农场，校园在闲置了一两个春夏秋冬之后，迎来了充满朝气的一群叫作工农兵学员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工厂农村兵营，其使命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进入大学前，他们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有的是工人或战士，但几乎无一不是初中或高中的毕业生，通称老三届。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多至六岁，学中文的男女同学各半，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在工农兵之外各有不同。北京知青，广东籍士兵，干部子弟，农民的儿女，各有优势与劣势。开始的第一节体育课，在学校东边的大操场进行长跑测验，我竟然不费力气地把第二名甩了半圈，矿工嘛。我不知怎么被班主任朱老师器重，指定为文体委员，每天带全班上早操，在男女生宿舍之间的小树林集合，跑步，做操。朱老师喜欢打乒乓球，我是陪练，遇周末经常在系上会议室的高档球案上操练，操场上的水泥台子是用砖头当网子的。朱老师有时在周末到我们宿舍打扑克玩升级，一口浓重的陕北绥德口音，乐呵呵的。班主任是管学生的，学生不出事就好。一天早晨，我们宿舍斜对面的楼下发现血迹，是半夜有学生从四楼跳下自杀，后来解释是死者患有夜游症，恍惚中失足跳楼的。还有一天傍晚，食堂门口围了不少人，说是抓住一个小偷，正在审问拷打。这小偷原是学校子弟，父母是教授被整死了，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从窗户钻进地质系学生宿舍偷东西。被打得没气了，派出所赶来，把人抬走了。学生在校期间是禁止谈恋爱的，但不谈是不可能的，有的因在操场约过会，便成了入党的一个缺陷。学校曾发生一起命案，一位漂亮女生与社会上的混混有染，被轮奸后杀死在树林子里，又逢大雨，案件很难侦破。有一个女生竟然在厕所生下早产的胎儿，偷偷藏在床铺下被人发现。有一个女生与老师有染，临毕业生下孩子。男女之事，不足为怪。百十个中文系的学生，后来成为一对的寥寥无几。有同学后来当着朱老师的面埋怨说，你管得太紧了，坏了不少同学的好事。其实，真的爱情，谁也坏不了的。青春期的犹豫和彷徨，让爱情之花经不起一点风雨，都成为落花随风飘散罢了。后来，朱老师做了图书馆长，再后来听说在打乒乓球时心脏病发作，六十多岁就去世了。他的家住在平房里，有竹门帘，两个女儿还小，等我在多年后见到他的大女儿时，她已经出脱成了一个成熟的文学编辑。

当时的学生宿舍，没有空调和暖气，同学们总是在教室或图书馆挨到快熄灯了，才回宿舍睡觉。热是可以忍受的，到了冬天，我的薄被褥让我的腿脚一夜都是冰冻的。夏班长是从部队来的，有军大衣，在最冷的时候，窗玻璃上是冰凌，他借给我军大衣用，盖在身上暖和多了。我不知怎么得到过一个苹果，红红的，舍不得吃，放在箱子里，每打开箱子就闻到了香喷喷的果香，一直把它放干了。衣服破了，棉衣露出了棉絮，有时央求女生给缝，大多是自己找来针线，别别扭扭地缝好。感冒发烧了，去校卫生所打针，常央求医生多开几包板蓝根冲剂，记忆中比后来的咖啡好喝。每月供应十五块五的伙食费，粗细粮搭配，总感觉吃不饱，眼馋有同学可以吃到加餐的馒头和炒菜。咸菜是用洗衣盆盛的，有时会发现有小老鼠在其中。最解馋的是到大荔农场劳动，能尽饱吃。小南门口有一家国营面馆，进城逛书店时在这儿吃一碗荤面，有大肉丁，酱油味很重，一毛二分钱一碗，就像是过年了。南大街有一家卖汤圆的小店，我第一次吃到这种黏黏的米粉做的包糖的东西，像吃饺子一样吃，没有嚼烂，吃完后差点吐了出来。广东的同学假期回来，用面口袋背回来大约十多斤白糖，他用匙子分给同学们分享，说他家乡产甘蔗，这么吃糖真让人吃惊。同学中也有抽烟的，偶尔会抽一包八分钱的羊群，条件好的同学抽的是飞马或大前门，每包两三毛钱。尽管国家给每个学生的补贴待遇相同，一律三十元零五，十五元零花钱，十五元零五伙食费，共产主义生活似乎过得有滋有味。我上学时为了积攒一点费用，上交了本可以留用的矿山劳保物品，翻毛大头皮鞋，棉大衣，棉帽，雨靴，折合人民币不足百元，算是上大学的盘缠和费用。父亲让我留下那些在乡下很稀罕的物品，他给我去借钱，可我执意将物品换了钱财，父亲心里不高兴，但我是不想让家人为难。父亲还是给我凑了几十元钱，祖父、叔父、舅舅也资助了一点。比起大多数乡下来的同学，我不算最穷的，好在当了一年多工人，每月三十元工资，但没有积蓄，大多是为订了婚的媳妇家交了彩礼。礼钱七百二，是我两年不吃不喝的矿工工资的总和。之后我提出退了这门亲事，对方也没有退还彩礼，是我理亏，看不上不识字的乡下娃了。我回乡时学吹笛子，又自制学拉板胡，在矿山学拉二胡，到大学流利地能拉《赛马》。看见延安歌舞团来的北京知青施同学拉小提琴，跟着学了一段时间，就非常渴望得到一把小提琴。我给在建材厂工作的叔父写信，说要外出实习，需要六十元钱，叔父寄给了我，我让夏班长回南京老家探亲时，为我购买了二手的一把小提琴，学习演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我后来给父亲说了借叔父钱的事，父亲大为不悦，说我再没本事，不出村也能借来百儿八十，何必向别人张口。我之后，再没有借过钱，我觉得是伤了父亲的尊严，让他在弟兄们面前没面子。假期，我没有回家，在学校拉垃圾，一架子车两毛钱，挣了十几块钱。放假时，别人给家里带东西，有烟酒糕点，我没有钱，只给父亲买了一瓶最便宜的酒。别的同学见了，说这是啤酒，我不懂啤酒，只是觉得它是酒就行。乡下人喝到了啤酒，苦的，臊的，通称啤酒为马尿。

在学业上，我们初六八毕业的同学，自然比高中生基础差得多，现代文学和古汉语以及外国文学，几乎是从头学起。付庚生教授的唐诗讲得很好，一咏三叹，唏嘘连连，诗人的际遇和心境，让人从内心发生共鸣，诗原来是这样的。杨先生的古汉语，讲到方言最有趣。单先生讲鲁迅作品，尤其讲鲁迅在西安讲学的故事，同学们感到神秘。薛先生的外国文学讲得很优雅，郑先生的写作课一板一眼，蒙先生的红楼梦讲得鼻涕涎水，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房老师讲课老是望着天花板，有位老师的醋熘普通话，有位老师的照本宣科，也成为课余的谈资。在读专业课的同时，我钻图书馆借阅的兴趣是现代诗歌，五四时期的，五六十年代的，读得入迷。开学第一学期，校报发表了我一首快板诗，接着是一组实习小诗六首。在户县余下终南山下实习，我住在农户家，将所见所闻用自由体小诗的形式写了出来，偷偷塞入校报的投稿箱，结果第三天就刊出了。校报出现在男生宿舍的桌子上，同学们争相传阅。写作的最初收获，一下子变成了动力，欣喜且信心倍增。班上的贾平凹同学，也发表了一首诗，写的是他父亲当年的相片和他自己入学的相片，诗味很浓。我便与他结伴，给报刊社出版社投稿，但大多石沉大海。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回家，一是节省路费，二是想安静地读书写作。当时有一首出自北京大学的《理想之歌》，流传一时。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贺敬之、艾青、郭小川的诗，我们已经很熟悉。贾同学在等着坐亲戚的卡车回家，二人便约定一起写一首《工农兵学员之歌》。天气闷热，我们在宿舍里仅穿一条裤头，诗兴大发，从长江黄河写起，到工农兵学员的历史使命，洋洋洒洒写了几百行。投寄出版社后，抗美援朝诗人文大家先生约见了我们，他已经用小楷毛笔圈圈点点，从头到尾修改编辑了一遍，准备出版。之后我们拿到了新书《放歌天安门》，我们的诗作是几首抒情长诗之一。为纪念这一事件，我和贾同学专门到西大街灯塔照相馆合影，写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字样。这张照片，便成了多年之后追忆大学时代情谊的凭证。

陕西渭南的双王村，一直是农业发展方面的典型，出版社组织作家和学员编写一本社史，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到渭河边的村庄住了两三个月。牵头的李作家是抗美援朝时代的诗人，健谈，思想活跃，也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李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省作家协会的头儿，根红苗正，参与批斗过柳青等知名作家。他手头的一本《创业史》，圈圈点点，写满了眉批，大多是批评的文字。我却从这本书中，读到了真正有文学性的文字，真切的乡村生活，浪漫的文学情调，让我着迷。双王曾是作家王汶石蹲点的地方，他在这里写出了名篇《风雪之夜》。我们一边读王汶石的小说，一边在访问中寻找作品原型的影子。我住在一家贫农的棚子里，用木棍搭的床铺，铺了麦草，相当于储藏室，光线很暗，常常睡到半夜，床铺塌了，索性就蜷曲在麦草中挨到天亮。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往过轮，苞谷糁，酸菜，粗粮馍，吃得很香。田野上的庄稼和绿树，人群和牲畜，炊烟和落霞，和村民生存的故事，让我产生一种不同于家乡的美好感受。生活，多么美好啊。我所写的妇女队长一章，经过李作家的修改，文字简洁生动多了。郑老师带队，他与李作家嬉笑怒骂，有争论有合作，但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此书未能面世。从延安群众日报到省报的丁总编辑，这时也被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在他的联络下，我们一行数人到了太行山参观访问，到了兵工厂遗址和红旗渠。之后，我和贾同学到北门里看望过李作家，一起帮忙抄写稿子。贾同学出了大名，有人问我，李作家说你和贾同学是他的学生，我说是，青出于蓝是寻常事。毕业时，我与王华同学一起去岐山西部采访赤脚医生的故事，创作了独幕话剧《白衣天使》，却没有条件排演。毕业论文《论〈红楼梦〉的艺术特征》，是与陈同学合作，在蒙先生的辅导下完成的，收入有关著述出版。记得当时住在出版社北门里的招待所，口若悬河的蒙先生仍然那么鼻涕涎水地为弟子们布道，不料有一天来了蒙师母，不知何事与先生吵闹，先生沉默良久，想对师母动手，却只是将火柴盒轻轻地扔了过去。我们做弟子的，想笑却不敢笑出声。工农兵上管改，没有了所谓的师道尊严，大家亲如父子兄弟，关系很融洽。脸上已有老年斑的单先生，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一口河南腔，乐呵呵的，征求同学们对他教学方式的意见。尤其是挖地道的劳动，说说笑笑，吃苦劳累，包括日后当了校长的有羞怯笑容的董老师，大嘴巴的海南籍陈老师，都让人难以忘却。

“批林批孔”运动，学校又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我和贾同学以及擅长美术的李同学主办的中三甲壁报，论诗文和书写，应该是佼佼者。写大字报也派上了用场，几乎不打草稿，一两人在边上拟词，一人用墨笔书写，后来的毛笔字也许是从这时候练习出来的。批孔运动继而走向社会，先秦文学的教授掌握的知识派上用场，师生一起准备了厚厚的讲演材料，去工厂农村部队做报告。我去的是扶风岐山一带，面对上万人的露天会场，滔滔不绝地演讲孔老二如何反动，如何看不起妇女，说妇人难养也，如何愚弄老百姓，不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云云。与一起宣讲的冉同学到了他家，去看了附近的法门寺塔。塔已将倾，塔园成了一个堆放农田基建工具的露天仓库。想不到多年后发现塔下的密室，挖掘出了舍利子，建成了浩大的宗教场所。冉同学当过兵，看我喜欢绿军装，就同意我用一件劳动布工装换了他一件绿上衣，穿了多年也不舍得丢掉。此间，我结识了喀什师专在中文系进修的一位年轻老师，很英俊，一脸络腮胡子，是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斯姆，尽管他的汉语讲得不流利，我们彼此喜欢，一起在边家村照相馆合影留念。

一位从新疆大学来进修的老师，南方人，他和我们一起下乡时，给我们看他的夫人，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这是“文化大革命”前的照片，让我们十分羡慕，美的不一定是姑娘，而是那亭亭玉立的装扮。在学校里，谁也没见过哪位女老师或女生穿裙子，那是资产阶级的标志。口红，香水，搽脂抹粉，卷发，甚至连蓄长发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般仅使用香皂和搽脸油。我解除了乡下的婚约，却没有在同学中物色到对象。班上大多女生比我年长，仅有的几位年龄相当的女生，不论美丑如何，首先是城市与农村、干部与农民的家庭背景的差异。风华正茂的年纪，却那么不自信，未敢向任何自己看得上的女生发出所谓爱情的信号。此一时彼一时，多年之后的命运转变，也许悔不该放弃某种爱的机遇，但在当时只能是痴心妄想。也曾有过旅途中的一见钟情，发出了情书，遇到挫折后即刻收兵。也曾与矿山女工友颇有好感，书信往来只是工友之谊，不敢越雷池半步，犹疑徘徊，丧失了机会。以致大学毕业，我还是光杆司令一个，怀揣五花六花，皆为过眼烟云，毫无斩获地结束了三年大学生活，转身面对新的生活。

工农兵学员哪里来哪里去，是毕业的原则出路。留校任教者和管理者，一个班也就两三人，留下学业突出的原高六六届的冯同学和班干部的少数民族的李同学，另一班干部的崔同学留校后原单位不放人，只好作罢。参加统一分配留在省城的，党政机关有一两个，其他需要一两个，编辑出版机构有我和贾同学，也许是因为在校期间发表过作品，他去了出版社，我去了正在筹办的杂志社。中间有个插曲，我开始的去向是渭北一个航空机构，我想比煤城要好些，同意了。很快，说把我调整到省城办杂志，我当然喜出望外。一位擅长外语的王同学分到了这个航空机构，他找我商量，说他的家在省城，可否对换一下。我想，这事恐怕不是自己能做了主的。共青团省委的宣传部马部长来到学校，与我见了面，说是先分到宣传部，伺机筹办青年杂志，我悦意。这样，我便烧了高香，幸运地留在了省城，从而开始了故都生活的艰难而乐观的漫长日子。

《陕西文史资料33辑》三秦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