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湘桂运河的始凿与维护续建
摘要
湘桂运河,始凿于秦,完善于宋。主体工程是在湘江筑坝壅水,分流入长30km的南渠和4.0km的北渠,沟通湘桂。
概况
湘桂运河,始称灵渠,位于岭南山区,因为运河利用一段天然河流灵河,作为运河的一部分,南通桂(漓)江,时称灵渠。近现代水利水运工作者,因为它沟通湘江和桂江,连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称其为湘桂运河。
秦为统一南岭,巩固国防,开发边疆,于公元前211年,命尉屠睢进军岭南,途中要经过崎岖不平的丛山地形,陆军运粮十分困难。于秦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史禄凿渠运粮”[1],在负责转运军粮任务的秦将史禄主持下,在兴安开运渠,沟通湘桂。
第一节 兴安地形与水系分布
据《赵声琳文选》2011年7月版本所载,湘漓分派和兴安附近地形及水系分布图。兴安的北部为越域岭,地势向南倾斜,兴安的南部为海洋山,地势向北逐渐降低,兴安的中部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低槽,地势中间高两头低。以兴安县为界,西面向西南倾斜,东面向东北倾斜。水从山势,由于兴安地形特点,发源于海洋山北麓的海洋河,沿着向北倾斜的地势北流,至兴安县城附近称湘江。继东北流入长江。发源于苗儿山南麓的六洞河,沿着向南倾斜的地势南流,会黄柏江、川江,至大溶镇汇灵河,称桂江。继西南流,汇入西江。湘江和桂江,源地不同,流向各异,前者由兴安县城东北流,后者由兴安县城西南流,东西相距约40km。源头虽远,但桂江支流灵河,有一源自兴安城北富贵山的始安山,沿富贵山和点灯山之间的山谷南流,至铁炉村附近,始安水与兴安县城以东,双女井溪汇入湘江处,相距只有二三里远,之间相隔一分水岭,岭高约20~30m,见图2-1。此处,始安水水位约高出双女溪汇入湘江处水位6m。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发现和利用这一有利的自然地势,在兴安县城附近的湘江上,筑坝壅水,开渠通运,兴建引湘入桂的湘桂运河工程,见图2-2。
图2-1 兴安城附近水系分布图
图2-2 湘桂运河位置示意图
第二节 初期的筑坝分水、凿渠通航工程
要沟通湘桂水运,根据地形和文水条件,只能将湘江水一分为二,南北分流。初期可能是一座壅水分流土坝,后来起分水作用的这一设施的形成和发展,逐名铧嘴。这座壅水分流坝铧嘴的位置,选在桂江支流始安水与湘江相近处,湘江水位过低,河面过宽,显然是不适宜的。因湘水北流,始安水南去,筑坝分流地点宜选在湘江稍上游,位于兴安城东南的五里分水塘。此处,水流平缓,水位较高,筑坝壅水后,可把湘江水位提高到稍高或相近于始安水水位。分水塘筑坝分流,可以用较湘江纵比降为缓的坡度,规划开挖南渠,使南渠与湘江左岸相近的始安水、灵河和桂江水位平顺相接,同时,可节约开挖分水岭渠道工程量。
南渠、北渠、分流坝和铧嘴是湘桂运河的主体工程。南渠从壅水分流坝上游,湘江左岸,开渠至兴安城后,迂湘桂分水岭高地,设计者选择在分水岭开挖距离最短处,避开太史庙山,直抵铁炉村附近,汇入始安水,长约4.5km,全为人工开凿渠道。
此后,南渠水沿天然河流灵河河道,曲折南流至溶江镇附近汇入桂江,全长30km。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利用灵河的原有河道,因势利导,加以改造,大大节省了湘桂运河南渠的开凿工程。南渠的开凿,解决了引湘水入桂问题。为使湘桂船只互通,继开北渠,见图2-3。
北渠从壅水坝上游,在湘江右岸开渠,沿冲积平原北流,蜿蜒曲折,至洲子上村附近,再入湘江,全长约4.0km。渠道弯曲系数为2.0,之所以要把北渠挖的如此迂回曲折,目的是要延长渠道流程,降低比降,减缓水流速度,便于舟楫船行安全。
图2-3 湘桂运河南北渠布置图
拦河分流坝,分流铧嘴位置的选择,壅水高程的控制和降低北渠比降的措施,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当然,即使经过这样的处理,现在南渠比降仍有1/900,北渠比降更大,为1/300。开渠时的比降或许比现在更陡。在这样陡的比降下行船,当年必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助航,如用人力牵挽、修建临时土堰壅水等。
原先在湘江上修建的拦河坝和后代起分水作用的设施铧嘴,在唐代已有记载,“遂铧其堤,以扼旁流”。40年后,其铧堤悉用巨石堆砌。南宋人描述铧嘴为“于上游砂、碛中,叠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可知唐宋时期,铧嘴工程已渐趋完善。
铧嘴是劈分湘水入南、北渠的主要工程,大、小天秤石堰是在铧嘴尾端,呈“人”字形建筑,与铧嘴相接。大、小天秤堰的作用主要是适当壅水,抬高湘江水位。大、小天秤堰与铧嘴配合,拦江蓄水,使枯水期湘水按大致比例流入南、北渠,保持航运畅通。
再是大、小天秤堤坝顶低于湘江两岸,水大时,江水可越过堰顶,流入湘江故道,避免水灾。经过铧嘴与大、小天秤堰的平衡调节,渠内水流经常保持着适宜的航运安全流量。
湘桂运河的建成通航,为秦统一南岭起了重大作用,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流域,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族人民的融合。
第三节 历代维护整修续建
湘桂运河,自秦开凿创建之后,2000多年来,历代劳动人民不断对其进行整修续建。在运河开凿初期,或是在军运时期,用则疏,不用则废,湘桂运河如此,处于我国河湖水网地区的邗沟也是如此,经历了时通时塞、废后再疏通的不断整修过程。
一、两汉时期的运河
据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秋,“故归义越侯二人,为划船下历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咸会番禺”[2]。可知,乘秋季水盛,船只可溯湘江,出零陵,由北渠,过分水塘,顺南渠,沿灵河,下漓水而至苍梧。说明在西汉时期,湘桂运河是可以通航的。
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为“运送军粮”[3],伏波将军马援,修整湘桂运河。说明此时湘桂运河通航有碍,需要进行整修,运送军粮的船只才能顺利通行。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4]。零陵、桂阳均为通向两广的交通要冲,交通十分不便,东汉时期要在这里开峤道,开陆运打通南岭。反映出当时人们欲开辟陆路交通,或因湘桂水运不便,运输能力有限,不能满足运输需求。
二、唐宋时期
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扩大长江、珠江流域南北经济、文化交通日益迫切,对湘桂运河航道条件的改善需求也随之提高。
唐宝历初期(825—827年),观察使李勃重修湘桂运河“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修建斗门座,以利行舟,……斗其门以级直注”[5]。可知此时已有节制水流的陡门,在南北运口分流处,各设立陡门1座,随后40年,即唐咸通九至十年(868—869年,)鱼孟威又重修“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其斗门,悉用坚木排竖至十八重。其设立斗门18座。治理后,使通航困难的湘桂运河,成为“虽有百斛大舟,一夫可涉”[6]的畅通盛况。
宋时曾多次对运河进行改建。北宋嘉祐三年(1058年),李师中重修运河。“燎石以攻,既导既辟,作二十四乃成。废斗门二十六,舟楫已通”[7]。时为凿除运河中碍航顽石,采用燎石以攻,积薪焚石,用薪柴焚烧顽石,泼上冷水,使顽石爆裂成小块。然后,凿除之。
南宋人周去非在其著作中写道:“灵水(渠)绕迤兴安县,民田赖之,深不数尺,广可二丈,足泛千斛之舟,渠内置斗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舟楫”[8]。同时,周去非对其所见运河有如下描述:“于上游砂、碛中,叠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依山筑堤为溜渠,巧激十里而至平陆,遂凿渠绕山曲,凡行六十里,乃至融江而俱南,……自铧嘴分流入渠,循堤而行,二里许,有泄水滩,荀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而渠得以溜湘余水缓达于融,可以为巧矣。”[8]由此可知,宋时的湘桂运河,既有航运之利,又可灌溉农田。长江与珠江流域的船只,可通过湘桂二水,由湘桂运河南北往返。
关于湘桂运河的陡门设置与运行方式,在此需要谈及的是,运河自古以来,河窄,水浅,弯道多,南北渠河宽,窄者7~10m,宽者不过13~15m。尽管如此,枯水期水量甚小,常不能满足通航水深,在运河河道上设陡门,见图2-4,就是为枯水季节蓄水,调节水位,达到要求水深,以利航行。陡门的设置,根据河道水流情况确定,水浅流急河段则设置陡门,陡门的间距一般300~400m,如简车陡至青石陡;有的相距200~300m,如铁炉陡至三里陡。
图2-4 湘桂运河陡门与陡门分布图
唐时,在运河上“植大木为斗门”[9],以坚木造木排,做斗门的门,改革过去以散木为门的办法。
宋朝时,运河上的陡门,在运河两岸筑半圆形石砌台墩,闭陡时用竹木搭成构架,以竹编陡篦置于构架迎水面挡水,开陡时只要抽掉构架,陡门自然打开。所以采用这种形式和运行方式,只因运河有经常性水源,水量虽小,却长年不断。据记载[10],运河各陡均设有运行管理人员,时称陡军,塞陡的简单器具和材料主要有陡杠(大木杠)、陡脚(三根木头捆成三脚状)、陡编(用宽一寸的竹片交叉编织)、陡笪(用篾编成长五尺、宽三尺)。闭陡时,在陡门的石穴上,架起陡杠,沿陡杠放几个陡脚,再上陡编和陡笪,水流即被阻挡,水位逐渐壅高,水深增大,船只可节节前进。南宋人在称赞陡门的作用时说,“船舶入陡,关闭陡门,水位提高,船就向前行驶,载重一两万斤的船,也可往来”[8]。
三、元、明、清时期
唐宋时期,是湘桂运河的发展完善时期,元、明、清基本保持宋代运河面貌,只是运输任务越来越重,维持更勤,管理更为严格。元朝运河“公私蒙其利”,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一次大水,决堤溃陡,运河干涸,“壅漕绝溉”。后经王维让等主持修复,恢复了冲毁前的灌溉和南北航运之利。
明代对运河的维护管理更加重视,自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至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的191年间,见诸文献的就有4次,并建立了5年一大修、3年一小修的维护制度。说明运河在明代的政治经济和交通运输中,已上升至更重要的位置。
明清时期,为保持南渠洪水期大水的安全排泄,以免洪水漫堤,造成水患,曾对南渠上的大、小泄水天秤进行整修改建。大泄水天秤位于飞来石附近,设在南渠右(东)岸渠堤上,用石灰岩砌成。堰顶宽6.32m,略低于渠堤,堰外侧倾斜鱼鳞石部分,宽11.4m,渠内多余水量由泄水天秤溢出,排入湘江故道,小泄水天秤位于兴安城内,长约12m,上架有桥,叫马氏桥。南渠在此与湘江支流双女井溪交汇,双女井溪在暴雨时流入南渠的多余洪水,由马氏桥下设置的小泄水天秤,东流排入湘江故道,见图2-5。
铧嘴与大、小天秤堰呈“人”字形结构,是劈水分流引湘入桂的关键工程,铧嘴位于大小天秤的前端,前锐后钝,形如犁铧,铧嘴位于偏向海洋河的左岸,锐端所指方向,正指海洋河主流线来向,水被劈为两股,一股三分入南渠,注桂江,一股七分经北渠归湘江。
图2-5 湘桂运河主要建筑物分布图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分水工程大、小天秤石堰,年久失修,石堰两侧“以乱石夹之,犹如累卵”。对其进行整修,见图2-6。大天秤堰长380m,小天秤堰长120m,全用大块灰岩累砌,石堰堰顶,均铺巨石,以铁码相互紧扣,向湘江故道(中江)方向平缓倾斜的石堰外侧,以长石直竖,鳞比排列为“鱼鳞石”。经这次整修改进,海洋河水流,经铧嘴与大、小天秤石堰的平衡调节,运河南、北渠的供水量经常保持着涨而不溢、枯而不竭、航运畅通的安全水量。
图2-6 铧嘴与天平布置图
清代,随着两广、两湖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南北物资交流日益增长,湘桂运河的航运已达到“陡军三十六,启闭无时休”的繁忙景象。由岭南通过运河向北方运土特产、手工艺、金银等贵重物品。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起运银数为125万两,清雍正二年(1724年)和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起运银数分别为99.8万两和113.7万两。此时,运河航运曾出现日有船200余只连续通过的盛状。正是这样,清代多次对运河进行疏浚整修。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整修运河者陈元龙对运河的作用,有“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铜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的评价。
清代中期,云南东川铜矿已开采,为运输铜矿,自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始,对金沙江小江至宜宾段航道进行整治,据记载[11],开采出的铜矿,部分经长江、京杭运河水运至北京,部分由长江过湘桂运河至广州。
在清嘉庆五年(1800年),再次对运河进行整修后,《清史列传》在称赞运河航道条件改善时说,“向来铜船过陡河(运河)必行一月,今浙江铜船一百五号,三日内全行出陡”。这进一步说明,因运河航道条件改善,运输船只通过运河的时间大大缩短,湘桂运河不仅运送粮食、金银和工艺品,而且有运铜矿石船往返。
第四节 回顾与展望
自秦汉、唐宋,直至元、明、清,湘桂运河一直是岭南与中原联系的最重要的水运交通要道,对两广的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自1936年、1941年粤汉、湘桂铁路建成通车和公路的兴起,湘桂运河的南北运输功能逐渐被铁路和公路所代替,尽管现在这条跨越南岭的湘桂运河已丧失它原有的运输功能,但我们深知,先辈们为统一国家,融合各族人民,开发南北水运,在环境和技术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硬是凭着勤劳的双手和简单的施工工具,以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劈山开渠,以高度的科学智慧,开发建成了跨越长江、珠江分水岭,沟通湘江和桂江水运的湘桂运河,在这2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中,我国各族劳动人民世世代代相继互承,在不断改进的整修湘桂运河的实践中,运河工程逐渐完善,使之成为工程设计科学、安排缜密、结构灵巧、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的古代水利水运工程,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勇敢和智慧,以坚韧的毅力和创造精神,改造自然,建设湘桂运河,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水运交通,对促进南北经济发展、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祖国统一都起过重要作用。湘桂运河在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业绩,将永载中国水利水运和运河工程史册。
湘桂运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正处于水量充沛、水资源丰富、河道纵横、适宜发展航运的珠江和长江两大流域之间,现两大流域正在以流域经济为单元,以建设流域干流航运为主,同时建设支流航运主通道。深信,随着湘江和桂江水系水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水利枢纽和航运梯级的建设发展,流域经济发展和流域间物资交流的需求,现代化湘桂运河的复兴建设,必将在不久的将来,提到规划建设日程。
参考资料
[1] 史记·主义偃传
[2] 史记·南越列传
[3] [唐]鱼孟威·灵渠记
[4] 后汉书·郑宏传
[5] 太平御览·卷六五
[6] [唐]鱼孟威·桂州重修灵渠记
[7] [宋]李师中·重修灵渠记
[8] [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一
[9]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三
[10] 兴安县志
[11] 永善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