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平城天皇退位及“药子之乱”
一、让位皇太弟
大同二、三年间(807年到808年),日本各地的灾情十分严重,一时之间难免人心惶惶。自古以来,遇上天地剧变,人们都会归咎为“人主失德”。特别是大唐的文化传入日本之后,公卿大臣之间自然也生出一些议论。再加上藤原仲成、藤原药子二人横行朝野,不少人心中都愤愤不平。于是,平城天皇也躬身自省,不胜烦忧,终于在大同四年(809年)四月决定退位。
《日本后纪》记载:
大同四年(809年)夏四月丙子朔,(平城)天皇自从去春,寝膳不安,遂禅位于皇太弟(弹正尹宫)。诏曰:现神等大八州所知倭根子天皇诏旨敕御,命亲王等、王等、臣等、百官之人等、天下公民众闻食宣:朕躬劣弱,洪业不耐。本自思畏,赐暂不息。加以朕躬元来风病苦痛,身体不安。经日累月,万机不懈。今所念,避此位一日片时,欲养御体。故是以定赐皇太弟(弹正尹宫),以天下政授赐某亲王。诸众须悟此状,秉持真心,辅导此皇子,可令抚育天下百姓。
众人闻(平城)天皇御命,皇太弟(弹正尹宫)涕泣固辞,乃上表陈让曰:臣幽昧自天,教训无染,逸游率性,机务未涉。陛下奖饰,忝兹储贰,愿惟重托,因攸寄颜。顷者圣体乖和,淹如日月,医药无验,责在臣躬。今忽逊神器,传之孱蒙,事殊恒制,闻命兢惕。若登此皇阶,当彼大宝,人神之圣既缺,中外之心又沮,冀日复服药,祈天远寿,伫升平于半武,滥庶绩于一篑。无任恳迫之至,谨奉表以闻。
然而,平城天皇没有准许皇太弟(弹正尹宫)的辞让。次日,平城天皇避居东宫。于是,皇太弟(弹正尹宫)再次上表:
臣闻,天下神器,不可轻传,皇业大宝,非圣不践。抗表冒请,庶蒙优容,丹欤不孚,玄鉴悠邈,俯仰焦惶,心魂靡厝。臣学暂一物,勤缺三朝,生长深宫,素暗稼穑,常欲静忝宸位,周施圣训,颂王泽于泰平,睹至治之郁起。而陛下不察衷鄙,强授鼎祚。臣之梼昧,何堪之有也。但以君唱臣和,上下之分,纶诏忽降,敢不对扬。苟欲遂志,还罹稽命。臣冀咨询公卿,拥摄万机之务,穆卜有效,当待翌日之瘳,然后临学齿胄。守道终年,在臣至愿,实为欣幸,无任悚战之至。谨重诣阙,奉表以闻。
平城天皇由于身体有恙,没有应允,依然将皇位禅让给了皇太弟(弹正尹宫),被尊为太上天皇。
大同四年(809年)四月十三日,皇太弟(弹正尹宫)于大极殿即位(即嵯峨天皇)。藤原内麻吕继续担任右大臣。次日,平城上皇皇子高岳亲王被册立为皇太子,中纳言藤原葛野麻吕为东宫傅。之后,平城上皇移驾东宫进行疗养。东宫因此被称作东院。嵯峨天皇将隐居的僧人玄宝法师召入宫内,为平城上皇祈求病愈。
《元亨释书》记载,玄宝俗姓弓削氏,河内国人氏。早年曾在兴福寺学法,修习了唯识的教义,后来在伯耆山中隐居。桓武天皇患病时,曾被召入宫中,为桓武天皇祈福。由于法术灵验,不久之后桓武天皇就痊愈了,于是,他又回到山中。大同帝(平城天皇)曾将他召入宫中,想封他为僧官。但他没有接受,而是隐居到了备中国汤川寺。
这次,玄宝法师又奉皇命入宫,不久之后,平城上皇病愈。大同四年(809年)八月三十日,玄宝觐见嵯峨天皇、平城上皇。藤原内麻吕献上宴席,君臣尽欢。
二、“药子之乱”与藤原北家的全胜
当时,嵯峨天皇与皇太子(高岳亲王)身边,多是藤原北家的人。而平城上皇身边都是藤原式家的人在弄权,他们借用平城上皇的名义参与政务。《日本后纪》等史书中时不时还能看到平城上皇的诏书,便是佐证。
当初,平城上皇由于天灾病疫,加上自己身体抱恙,选择退位禅让,但对于国事依然没有放手,和当年的孝谦上皇一样,大事自己亲自裁决,小事交给天皇裁决。后来,平城上皇病愈,再加上藤原仲成等人在旁唆使,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
当年,平城上皇还在位的时候,藤原内麻吕等人就觉得颇受这群宵小的掣肘,却只能保持沉默。现在平城上皇已经退位,藤原内麻吕等人正想辅佐嵯峨天皇好好治理国家。而嵯峨天皇既然已经登上皇位,就应该与群臣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并亲自裁决,但他却时常受到平城上皇的制约。而这些制约,多半来自平城上皇身边的嬖臣。于是,这两派自然而然就开始对立起来。
平城上皇在位时,废除了参议,设置了七道观察使,但嵯峨天皇即位之初便下诏:
去大同元年(806年)六月十日,始设诸道观察使,寄深庇俗,任重求瘼,故(大同)二年(807年)四月十六日,赐食封各二百户。顷年诸国损弊,百姓困乏,今支度公用,颇有缺少,宜暂返纳,兼以外任,以彼公廨,代此食封。云云。
就这样,七道观察使被嵯峨天皇从内官等中除名,虽然仅从食封的变化中无法看出七道观察使不能继续担任内官的理由。然而,次年,即大同五年(810年),平城上皇又下诏:
去大同元年(806年),为行十六条,并置观察使,各委一道。夫参议之寄,望重守大,归任责成,职非虚设,是以废置之。宜罢观察使,复参议号,封邑之制,亦仍旧数。
可见将这些官员移为外任,并非平城上皇的本意,特别是距离大同元年(806年)才两三年,而十六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如此迅速就废除这个职位,也能看出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之间的冲突。而且当时,平城上皇为了养病而“避病于数处”,虽然《日本后纪》与《日本纪略》都没有记载具体的位置,但从“五迁之后,宫于平城”这句话,也能看出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之间关系微妙。《日本纪略》记载:
大同四年(809年)十一月甲寅,十二日,遣右兵卫督从四位上藤原朝臣仲成(即藤原仲成)等,造平城宫。
大同四年(809年)十二月乙亥,四日,(平城)上皇,取水路,驾船,幸平城。于时宫殿未成,权御故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吕家。
可见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之间、藤原内麻吕等人与平城上皇近臣之间的冲突,已经非常明显。平城上皇无法忍受继续居住在平安京,于是,假托营建别宫,移驾旧都。次年,即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六日,平城上皇下诏:命坂上田村麻吕、藤原冬嗣、纪田上等为造宫使,迁都平城京。
不过,这件事公开之前,京都方面应该是佯装不知。大同五年(810年)九月朔日,嵯峨天皇下诏,将大和国田租地子稻充作平城宫杂用料(平城上皇的日常花销)。
而平城上皇钦点的造宫使坂上田村麻吕,是当时天下闻名的骁将。把坂上田村麻吕的名字和藤原冬嗣放在一起,可以说是十分奇怪的。当时,坂上田村麻吕已经年迈,所以平城上皇此举,有可能是为了招揽藤原冬嗣而故施恩典。当时,藤原北家特意将藤原冬嗣一人置于中立的立场,这可能是藤原小黑麻吕的计策(详见下文诏书)。所以平城上皇加上了藤原冬嗣的名字,可能也是出于某种深意。
平城上皇意图迁都的事情公开之后,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日本后纪》记载:
大同五年(810年)九月丁未,十日,缘迁都事,人心骚动,仍遣使,镇固伊势、近江、美浓等三国府并故关。
嵯峨天皇命正四位下巨势野足、从五位下佐伯永继为伊势使,正五位下御长广岳、从五位下小野岑守、坂上广野为近江使,正五位上大野直雄为美浓使,并将右兵卫督藤原仲成拘禁在右兵卫府,当日就颁发了以下诏书。《日本后纪》记载:
天皇诏旨敕御命,亲王诸王诸臣百官人等天下公民众闻食宣:尚侍正三位藤原朝臣药子(即藤原药子)者,挂畏柏原朝廷之御时,赐仕为春宫坊宣旨,而其为性不能所知食,赐退去。然物百方趁逐,近奉太上天皇(平城上皇),不知今太上天皇(平城上皇)让国之大慈深志,擅为权威,以非御言事为御言,任心褒贬,曾无所忌惮。如此恶事种种,因其亲侍(平城)上皇御座而私忍,然犹不饱足,言隔二所朝廷,遂大乱可起。又先帝(桓武天皇)定赐平安京为万代宫,奏劝弃此京,迁平城古京,扰乱天下,亡弊百姓。又其兄(藤原)仲成,己妹不所能而不教正,还恃其势以虚诈事,凌辱先帝(桓武天皇)之亲王、夫人(伊予亲王母亲),令其弃家乘路辛苦东西,如此罪恶不可数尽。任理勘赐有罪,所思行有依,宥罪轻赐,(藤原)药子者,解官位,自宫中赐退,(藤原)仲成者,赐退佐渡国权守(流放佐渡)。云云。
同时,朝廷还派遣使者前往柏原陵,禀报先帝(桓武天皇):
天皇御命坐,挂畏柏原大朝廷申赐,内侍尚侍正三位藤原朝臣药子(即藤原药子)者,初太上天皇(平城上皇)坐东宫之时,赐侍为东宫宣旨,而其为性不能所知食,退赐去赐,然物百方趁逐,近奉太上天皇(平城上皇),以非御言事为御言,任意褒贬,曾无所忌惮,又定赐万代宫平安京,奏劝弃之停之,迁平城古京,扰乱天下,百姓亡弊。又其兄(藤原)仲成,恃己妹势,以虚诈事,凌辱亲王、夫人(伊予亲王母亲),令其弃家乘路,辛苦东西。如此罪恶不可数尽。因兹(藤原)药子者,解官位,自宫中赐退。(藤原)仲成者,赐退佐渡国权守。又《续日本纪》所载,崇道天皇与赠太政大臣藤原朝臣(藤原种继)不好之事,皆悉破却赐。云云。
当天,藤原雄友恢复官位。
这份诏书对于平城上皇一方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平安京朝廷之前对平城上皇的诏书一直唯唯诺诺,突然作出如此重大的决断,平城上皇一方自不必说,平安京内,除藤原内麻吕一派之外,必然也是惊叹不已。由此也能看出藤原内麻吕的政治才能——他一直放任藤原仲成的专横跋扈,暗中等待时机,直到平城上皇一方迁都平城京的意图公开,终于时机成熟,于是,他抓住这难逢之机,一举将对手剿灭。这份精练果敢,堪称后世表率。
自此,藤原本支的倾轧,即政权的争夺,终于以藤原北家的胜利而告终,藤原北家后来成为摄关之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也在此时得以奠定。
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十一日,嵯峨天皇将正四位下藤原真夏、从四位下文室绵麻吕等从平城京召回,并将文室绵麻吕拘禁在左卫士府。当时,大外记上毛野颖人从平城京急返平安京禀报:平城上皇于今晨经川口道前往东国,诸司宿衙都随驾一同前往。藤原药子也与平城上皇乘坐同一车辇。
文室绵麻吕
平城上皇移驾平城,遇上突发状况,又率领卫士前往东国,应该是在模仿天武天皇的旧事。
嵯峨天皇闻讯,便命大纳言坂上田村麻吕,率领轻锐兵将,前往美浓国,拦截平城上皇。当时,坂上田村麻吕奏请,文室绵麻吕精通武艺,身经百战,希望能一同前往。嵯峨天皇应允,并将文室绵麻吕封为正四位上参议,派他与坂上田村麻吕一同前往。文室绵麻吕欣喜地接受了任务。此外,嵯峨天皇还派兵驻守宇治、山崎、与渡(淀)等渡口。当晚,左近卫将监纪清成、右近卫将曹住吉丰继等将藤原仲成射杀在囚禁之处。《日本后纪》等记载:
(藤原)仲成者,参议正三位(藤原)宇合之曾孙,赠太政大臣(藤原)种继之长子也。性狼抗使酒,或昭穆无次。忤于心,不惮掣蹶。及乎女弟(藤原)药子专朝,假威益骄,王公宿德,多见凌辱。民部大辅笠朝臣江人之女,适(藤原)仲成也,其姨颇有色,(藤原)仲成见而悦之。嫌其不和,欲以力强,女脱奔佐味亲王(桓武天皇第六皇子四品弹正尹),(藤原)仲成入(佐味亲)王及母夫人(多治比真宗)家认之,粗言逆行,甚失人道。及遭害,佥以为自取之。
对于因谋反失败或行事不义而获罪的人,史官将他们平时的恶行记录下来,所谓“加以笔伐”,也算是史书常用的套路。但用“昭穆无次”一词评价藤原仲成,则是明确指出他同室操戈,迫害同族。
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十二日,平城上皇走到大和国添上郡越田村时,听说前面被官兵拦住了去路,仓皇之间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当初中纳言藤原葛野麻吕、左马头藤原真雄等曾劝谏过平城上皇不能迁都,但平城上皇没有听取。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平城上皇才知道已经无路可走,于是,落发出家了。藤原药子无处可去,只能自杀身亡。《日本后纪》等记载:
(藤原)药子,赠太政大臣(藤原)种继之女,中纳言藤原朝臣绳主(即藤原绳主)之妻也,有三男二女。长女,太上天皇(平城上皇)为太子时,以选入宫。其后(藤原)药子以东宫宣旨,出入卧内,(平城)天皇私焉。皇统弥照天皇(桓武天皇),虑淫之伤义,即令驱逐。(平城)天皇之嗣位,征为尚侍,巧求爱媚,恩宠隆渥。所言之事,无不听容,百司众务,吐纳自由,威福之盛,熏灼四方。属仓促之际,与天皇(平城上皇)同辇,知众恶之归己,遂仰药而死。
从文中“所言之事,无不听容”一句,可以看出藤原药子有多么受宠。不过,“百司众务,吐纳自由”这句话所指的范围不太明确,不知道是仅指小事还是兼指国家大事。如果真如文字表面意思,那也就是说,平城天皇在位期间的众多政务改革,藤原药子都有参与的话,那她也算见识超群了。不管怎样,东窗事发时,能够断然赴死,就凭这一点,也能看出她不同寻常了。
就这样,藤原氏本支的倾轧,逐渐波及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最终以巨大冲突的爆发而结束。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十三日,嵯峨天皇下诏:
天皇诏旨,敕大命于众闻食宣:令太上天皇(平城上皇)行幸伊势诸人等,依法赐罪。依有所念,各赐免宥。又中纳言藤原朝臣葛野麻吕(即藤原葛野麻吕),与恶行之首藤原药子姻媾之中,有重罪。然多入鹿等申,虽言不纳,谏争恳至,勘赐无罪。又藤原真雄,弃身忘命以争谏,异于众人,赐誉,赐冠位上升。云云。
这次事变,只罚罪首,不罪及他人,因为这原本就源于藤原氏一族的内部纷争,无从追究,所以点到为止。只有越前介阿倍清继和权少掾百济爱筌等,因支持平城上皇东迁,不仅举兵呼应,还拘捕了新任越前介登美藤津并强行取代,从而受罚。嵯峨天皇派民部少辅纪南麻吕等审讯他二人,后判处二人流放。因为这两个人确实犯下了罪行。
当天,即大同五年(810年)九月十三日,嵯峨天皇废皇太子高岳亲王,立皇弟中务卿大伴亲王为皇太弟,并任命中纳言藤原园人为东宫傅。
大同五年(810年)十二月,嵯峨天皇派参议巨势野足前往八幡宫、樫日宫进献奉币。《日本后纪》等记载为“赛静乱之祷也”。可见当时确实把“药子之乱”当成了国家之“乱”。
同年,皇女有智子内亲王被选为斋院派往贺茂神社,祈求嵯峨天皇与平城上皇的和睦,从中也能看出嵯峨天皇的孝悌之心——这便是贺茂斋院的起源。
有智子内亲王
此后,平城上皇也渐渐反省。弘仁十三年(822年),平城上皇在空海门下接受了密教灌顶,专心事佛,天长元年(824年)七月五日驾崩,享年五十一岁,葬于杨梅山陵,谥号平城天皇,即奈良天皇的意思。
此外,关于高岳亲王的事迹,《元亨释书》记载:
释真如,大同帝(平城天皇)第三子也。大同四年(809年),皇太弟(即嵯峨天皇)受禅即祚,(中略)立高岳皇子为皇太子,即(真)如也。尚侍藤(原)药子及兄(藤原)仲成,劝(平城)上皇为变,事发觉,(平城)上皇剃发,(藤原)药子、(藤原)仲成伏诛。乃废太子(高岳亲王)。
太子(高岳亲王)原有出尘之志,为沙门,居东大寺,性聪敏,志气宕迈,学涉内外,习三论于道诠,禀密教于空海,既而得阿阇梨位,勤于教授。常云:密乘奥义,此方未尽,当入大唐质所疑,彼地若此土,远逾葱岭焉。
贞观三年(861年)上表奏事,(贞观)四年(862年)泛海入唐,遍询名德,不充(真)如意,遂杖锡西迈,翩翩孤影,流离绝域。
元庆五年(881年),在唐留学沙门中瓘,寄书来曰:(真)如皇子过流沙,传闻到罗越国,逆旅迁化。赞曰:丈夫贵志气,不言功业也。有志气者,功业自备。(中略)
海师(空海大师)居东场(东寺),仁公(圆仁,慈觉大师)坐北坛(比叡山),当此时,密学之盛,西唐不如矣。(真)如公眇视东北,直跨沧波,睥睨支那,横截流沙,其志锋不可触也。犹湛卢豪曹,虽奘净(唐僧玄奘、义净)而不多让矣。自推古至今七百岁,学者之事西游也,以千百数,而跂印度者,只(真)如一人而已。吾以为求法之魁者是也。
高岳亲王(真如)为了探寻密乘的奥义,远赴印度,虽然薨去,令人惋惜,但这份英豪之气,颇有父帝的风范。
不过,《元亨释书》记载,当时空海在东寺,圆仁在比叡山,可谓“密学之盛,西唐不如”,但高岳亲王(真如)仍然不满足,于贞观四年(862年)以五十岁高龄远赴大唐、印度,终致不归。大概冥冥之中,还是有些不得已的事情,让他只能假托求法,远避他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