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童年、教育和婚姻

精彩看点

父亲在市政机构任职——兄弟姐妹——父亲的经济困难——莎士比亚的教育背景——莎士比亚的古典文学知识储备——伊丽莎白一世亲幸的凯尼尔沃思城堡——莎士比亚与圣经——辍学——莎士比亚的婚姻——休特瑞的理查德·海瑟薇——安妮·海瑟薇——安妮·海瑟薇的小屋——清除婚姻障碍的担保——女儿苏珊娜·莎士比亚出生——莎士比亚可能没有正式订婚

1564年6月，莎士比亚三个月大时，斯特拉福爆发瘟疫。疫情来势凶猛。莎士比亚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慷慨地救济了贫困的灾民。命运也同样眷顾他。1565年7月4日，他的官职升至市议员。1567年起，自治当局的卷宗中，他的姓名前面开始加上了尊贵的“先生”头衔。1568年米迦勒节，他获得自治当局授予的最高职位，当上了郡长。他在任的一年里，自治当局首次在斯特拉福招待了演员。女王剧团和伍斯特伯爵剧团均收到了约翰·莎士比亚的邀请。1571年9月5日到1572年9月30日，约翰·莎士比亚任市议员。1573年，他的妻姐艾格尼丝·阿登的丈夫亚历山大·韦布让他担任自己的遗嘱掌管人。1575年，约翰·莎士比亚在斯特拉福买了两幢房子，其中一处应该就是位于亨里街的莎士比亚出生地。1576年，约翰·莎士比亚捐了十二便士给教区执事发薪水。但从1572年的米迦勒节之后，他就不再那么积极地参与市政事务了。他不再定期出席立法会会议，并且很快有迹象表明，他的好运一天天消失了。1578年，他的同事们都捐了四便士救济穷人，并且出资为自治当局派去县里参加训练队的三名长枪兵、两名行李员和一名弓箭手提供装备，而他都未能参与同事们的捐资活动。

与此同时，约翰·莎士比亚家不断添丁，除了诗人莎士比亚，还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分别是吉尔伯特·莎士比亚（1566年10月13日受洗）、理查德·莎士比亚（1574年3月11日受洗）、埃德蒙·莎士比亚（1580年5月3日受洗）和琼·莎士比亚（1569年4月15日受洗）。女儿安·莎士比亚1571年9月28日受洗，1579年夭折，1579年4月4日下葬。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家庭开销，这位父亲从妻子的亲戚那儿借钱。1578年11月14日，夫妻俩把玛丽·阿登最值钱的财产，即温姆柯克的艾思彼斯住所，以四十英镑的价格抵押给了埃德蒙·兰伯特。此人住在巴顿荒野，是玛丽·阿登的姐姐琼·阿登的丈夫。他对约翰·莎士比亚的借款不收利息，但要收取房产的租金和利润。艾思彼斯房产从此不再归约翰·莎士比亚夫妇所有。1579年10月15日，夫妻俩把玛丽·阿登在斯尼特菲尔德的财产以四十英镑的价值转让给了罗伯特·韦伯。罗伯特·韦伯应该是亚历山大·韦伯的亲戚。

显而易见，约翰·莎士比亚因失去了妻子的财产而蒙羞恼火。他希望这种失去是暂时的，于是，1580年秋天提出偿还抵押。但他的连襟埃德蒙·兰伯特借口他还有另一笔欠款，也要一起还，否则分文不收。虽说大多数诉讼案最初都想通过协商解决，但约翰·莎士比亚与埃德蒙·兰伯特二人的协商最后以失败告终。1585年至1586年，债主约翰·布朗一直对约翰·莎士比亚纠缠不休，使他处境尴尬。而且在拿到扣押财产传票后，约翰·布朗还告诉当地法庭，说欠债人没有财产可以用来抵押。1586年9月6日，因长期缺席立法会会议，约翰·莎士比亚失去了议员职位。

值得高兴的是，约翰·莎士比亚不惜代价地让四个儿子接受教育。孩子们在斯特拉福文法学校享受免费上学的权利。这所学校在中世纪爱德华六世时期原有的基础之上进行了重建。大儿子威廉·莎士比亚可能于1571年入学，当时的校长是沃尔特·罗奇，1577年由托马斯·亨特接任。威廉·莎士比亚或许对托马斯·亨特校长略有了解，在那里，他主要接受了拉丁语言文学方面的教育。那个时期的男孩们在斯特拉福的那种学校，由教员引领着，从学习拉丁语的词法起步，接着学习《基础句型》和《威廉·李利语法》之类的对话书籍，再后来精读塞涅卡、特伦斯、维吉尔、普劳图斯、奥维德、贺拉斯等作家的作品。与维吉尔的诗相比，初学者们往往更喜欢文艺复兴时期当红诗人巴蒂斯塔·曼图亚的田园诗。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文法学校偶尔也会给水平不错的学生讲授希腊语基础知识。但莎士比亚戏剧中发现的与希腊戏剧表达上的巧合似乎只是出于偶然，而并非在文法学校或别处学习希腊戏剧使然。

理查德·法默博士在他的论文《论莎士比亚的学问》（1767）中指出，莎士比亚只懂自己的语言，他所显示的古典著作、希腊文学和法兰西文学方面的知识要归功于英文翻译。然而，莎士比亚从中获取戏剧情节的好几本法语和意大利语书籍——如贝勒弗雷的《历史悲剧》、乔万尼·菲奥伦蒂诺先生的《蠢货》及钦提奥的《寓言百篇》——都没有英文翻译，他无法阅读。鉴于更多常规性的原因，莎士比亚无知论遭到了许多理由充分的反驳。像莎士比亚那样绝顶聪明的男孩，学生时代就接触了拉丁文古典著作，将来几乎不可能不去接触法兰西文学和意大利文学。

事实上，莎士比亚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宣告了他具备拉丁语和法语知识、熟悉学校课程中接触过的许多拉丁诗人。《亨利五世》中很多场景的对话都用了法语，即使语言不甚顺畅，语法也是准确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有些角色是学校老师，如《空爱一场》里的荷罗孚尼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休·伊凡爵士。他们所说的拉丁语都直接挪用自《威廉·李利语法》《基础句型》和《曼图亚作品精选》。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莎士比亚早期的整个文学创作都很明显地受到了奥维德的影响，尤其是《变形记》的影响，这从莎士比亚最后的戏剧《暴风雨》第5幕第1场第33行起可见一斑。牛津大学图书馆有一本阿尔定版的奥维德《变形记》（1502），标题处就有“W.S.”字样的签名。专家称——当然不是很肯定——这个签名是莎士比亚的真迹。莎士比亚应该很熟悉奥维德的拉丁语文本。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内容与奥维德《变形记》极其接近，但使用较多的往往是非常流行的阿瑟·戈尔丁英文译本中的词汇。1565年到1597年，阿瑟·戈尔丁的译文发行了七次。莎士比亚《错误的喜剧》情节来自普劳图斯，但也可能只是因为普劳图斯的戏剧有英文译本。莎士比亚并不是什么古典文学学者，自然可以随意地参考译本。因为莎士比亚自身严谨精确的学问及涵养不足，也难怪博学的朋友本·琼生说他“拉丁文懂得很少，希腊语懂得更少”了。但约翰·奥布里认为莎士比亚“拉丁文相当好”。我们无需去反对。估计莎士比亚的法语知识和拉丁文知识不相上下。他的意大利语应该也不错，唯此他才能分辨出漂流到国外的意大利诗歌或小说。

上学的那些日子里，莎士比亚能读到的英文书并不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英文版《圣经》，有可能是1560年首次以全译本发行的著名的日内瓦《圣经》，也有可能是1568年主教的修订版。1611年，钦定版《圣经》问世。莎士比亚戏剧中参照《圣经》人物和事件的地方虽然不够明显，但仍取材于《圣经》各部分，是《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中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情节，也是任何聪明孩子平日在学堂或周日在教堂定能掌握的内容。莎士比亚更多的是引用或改编圣经里的词语，而不是引用《圣经》中的故事片段。但许多词语已像格言一样广为流传，而那些默默无闻的词语则是莎士比亚从霍林谢德《编年史》和一些世俗作品中取材时借用过来的。通常情况下，莎士比亚对《圣经》词汇和《圣经》故事的使用并无两样，体现出来的仍是存于他脑中的儿时记忆，吸收程度依旧停留于早期的理解水平。这说明莎士比亚成年后并未认真、持续地学习《圣经》。

1575年7月，莎士比亚还在上学，伊丽莎白一世的宠臣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有一座位于沃里克郡的凯尼尔沃思城堡。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第2幕第2场第148行至第168行透过奥布朗的视角，提及了凯尼尔沃思庭院举行了精彩的露天表演和化装舞会招待伊丽莎白一世。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的住所离斯特拉福只有十五英里，莎士比亚有可能同父亲一起目睹了一些庆典活动。但1576年发行了两份详细描述庆典的小册子，莎士比亚才得以从中了解整个事件的经过。上学期间，莎士比亚想去斯特拉福以外的地方玩耍还是没那么容易的。父亲的经济状况日益艰难，最终，莎士比亚年纪尚小就辍学了。1577年左右，莎士比亚十三岁时，父亲让他当帮手，以期能时来运转。约翰·奥布里写道，“此前，有邻人告诉我，莎士比亚很小的时候就帮父亲打理生意”，约翰·奥布里说的生意是指开肉铺。可能是因为这段时期运气很糟糕，约翰·莎士比亚不得不当起了全职屠夫。以前运气好的时候，他只是偶尔干干这行。儿子可能是正式跟着父亲当学徒。从前曾有斯特拉福人叫莎士比亚“屠夫的徒弟”。约翰·奥布里接着写道：“宰牛时，莎士比亚非常高调，会做个演讲。那时候，镇子里另一位屠夫也有个儿子，智力毫不逊于莎士比亚，是莎士比亚很熟悉的同代伙伴，可惜英年早逝了。”然而，这部分内容难以令人信服。

1582年年底，未满十九岁的莎士比亚结婚了，原本指望能稍微减轻父亲的焦虑。根据墓碑上的介绍，莎士比亚比妻子小十岁。尼古拉·罗尔称，“莎士比亚的岳父姓海瑟薇，据说是斯特拉福附近一位富有的自耕农”。

1581年9月1日，斯特拉福镇休特瑞村“农夫”理查德·海瑟薇立了遗嘱，并于1582年7月9日公布。这份遗嘱如今保存在萨默塞特宫。理查德·海瑟薇的房子和“两个半威尔格”土地一直由家族享有不动产权，因而他去世时家产富裕。根据遗嘱，妻子琼是主要继承人，应该在长子巴塞洛缪·海瑟薇的帮助下经营农场，所得收益也将分给巴塞洛缪·海瑟薇一份。另外三儿三女六个孩子都继承了一定数目的现金。大女儿艾格尼丝·海瑟薇和二女儿凯瑟琳·海瑟薇各自分到六英镑十三先令四便士，但要“在结婚日兑现”，这是当时遗嘱中的流行用语。

16世纪时，安妮和艾格尼丝是同一教名的不同写法。毫无疑问，理查德·海瑟薇去世几个月后，他遗嘱中的女儿“安妮·海瑟薇”就成了莎士比亚的妻子。

如今我们把休特瑞的房子称作“安妮·海瑟薇的小屋”。小屋与斯特拉福之间有田间小道相通，应该曾是理查德·海瑟薇的农舍，尽管后来几经改造和翻新，但仍然保持着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茅草屋顶农舍的许多特色。虽说1746年以后海瑟薇家族没了男丁，但1838年以前，屋子一直归这个家族所有。1892年，这座屋子由出生地信托基金会以公众的名义收购。

现存记录中没有发现莎士比亚婚礼庆典的相关记载。尽管休特瑞属于斯特拉福教区，新郎新娘也都是教区居民，斯特拉福教区却没有任何登记信息。19世纪，当地有传闻指出，莎士比亚的婚礼仪式搬到了附近的村子或是卢丁顿礼拜堂教区举行，但教堂和教区都没有相关记录。不过，有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保存了下来，直接证明了莎士比亚的冒险婚姻。根据伍斯特主教教区登记簿的记录，1582年11月28日，“斯特拉福农民”富尔克·桑德尔和约翰·理查森在主教常设法庭用四十英镑担保，要求主教免除所有不利因素，以免当时正在筹划中的威廉·莎士比亚和安妮·海瑟薇的婚姻在现场受到法律上的阻碍——“因为婚约”或血亲的缘故——而破坏婚姻的有效性。如果没了阻碍，安妮·海瑟薇获得了“朋友们”的同意后，婚礼进行时，只要“向二人询问一次结婚预告”便可以了。

16世纪常设法庭的登记簿中也记录了其他类似意图的担保，只是细节不同。担保时需要向主教的委员们支付一笔费用，便可以加快婚姻进程。牧师则无须担心，不会因可能违反教规而承担后果。但担保并不常见。像安妮·海瑟薇和年轻的莎士比亚那样地位相对卑微的人，很少举行烦琐的婚礼仪式，总是会有更简单、更便宜、更随意的结婚方式，只需要“询问三次结婚预告”便可。另外，莎士比亚结婚前的担保措辞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与其他已知担保书都不一样。其他担保书中无一例外地都会提到，婚姻未经新郎新娘双方父母或监护人同意将不得举行。严格的常规程序中，对于“年幼”新郎的婚事而言，征得父母同意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但牧师有时会对事实视而不见，宁愿冒险主持庄严的“年幼”婚姻仪式，也不去询问父母的意见。为莎士比亚和安妮·海瑟薇主持婚礼的牧师应该就是这样随意操办的。虽说新娘到了法定年龄，但莎士比亚自己还差几乎三岁。他的担保书中仅规定了要征询新娘“朋友们”的同意，并没有提到新郎的父母。不同之处不止这一点。其他类似的婚前担保契约中，新郎本人或新郎父亲的名字会作为两位担保人中的第一担保人出现。按常规，莎士比亚的父亲应该是这桩婚事中代表“年幼”儿子的主要方。但莎士比亚的担保书中，仅有的担保人是休特瑞农民富尔克·桑德尔和约翰·理查森，他们是新娘的老乡。富尔克·桑德尔是新娘父亲遗嘱的“监督人”，在担保书里成了“我信任的朋友和邻居”。

在莎士比亚的婚前担保协议中，休特瑞农民的重要地位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代表女方家庭的富尔克·桑德尔和约翰·理查森无疑是想确保婚姻顺利进行的主动方。因为莎士比亚与农夫朋友的女儿行为过于亲密，生米已煮成熟饭。通过担保，莎士比亚就不大可能逃避责任，从而保证了女方的名声。婚礼可能未经新郎父母的同意——可能没有告诉他们。担保契约签好后不久，婚礼就举行了。不出六个月，1583年5月，莎士比亚的女儿出世，1583年5月26日在斯特拉福教区教堂以“苏珊娜”的名字接受洗礼。

莎士比亚的辩护者们已尽力表明，当时，公众婚约或正式“订婚”通常是婚礼的前奏，同样具备婚姻要求的所有条件。但莎士比亚详细描述过婚礼前的订婚仪式及庄严的口头约定，无法从中找到支撑上述观点的有力证据。另外，种种迹象表明，莎士比亚和新娘很有可能没有经过订婚这个步骤。订婚仪式上，双方父母必定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担保书的措辞似乎就是在预告：在这场匆忙上演的婚姻戏剧中，新郎的父母只是普通的群众演员而已。

有些关于莎士比亚婚事的著述指出，有位“威廉·莎士比亚”——很难确定是否与诗人莎士比亚为同一人。伍斯特主教登记簿有条记录称，担保书签订的第一天，即1582年11月27日，威廉·莎士比亚获得结婚许可证，批准他和坦普尔格拉夫顿的安妮·惠特利的婚姻。首先，认为莎士比亚妻子的婚前姓氏为惠特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其次，认为主教的办事员在登记颁发结婚许可证这条记录时，犯了个大错，把“休特瑞的安妮·海瑟薇”写成了“坦普尔格拉夫顿的安妮·惠特利”，这种说法也是很冒险的。将安妮·惠特利的丈夫认定为诗人莎士比亚是毫无根据的。这位丈夫应该另有其人，毕竟伍斯特主教教区有那么多的“威廉·莎士比亚”。如果诗人莎士比亚1582年11月27日就获得了结婚证，休特瑞的农民第二天就不可能去提出“排除障碍”的担保。按要求，这应该是颁发结婚证之前的程序。而领了结婚证之后再担保就是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