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袍加身

第一节 阴谋

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幼主继位，为赵匡胤改朝换代创造了条件。

柴荣去世之前，赵匡胤虽然已经具备了比较雄厚的实力，在上到文臣、武将，下到下层士兵中都拉拢、培植了大批力量，但这些人对周世宗都是比较敬重和忠诚的。周世宗死后，外地统兵的节度使们对孤儿寡母的朝廷开始打起自己的小算盘，朝中有实力的大臣也暗中筹划自己的计划。所有这些变化，赵匡胤看得一清二楚，他权衡之后，认为该是自己采取行动、改朝换代的时候了。

五代政变如家常便饭，赵匡胤必须用心戒备一切可能发生的变故。对政治家来说，只要是可能的隐患，就要去戒备、排除，而无需等它露出苗头，也许那时就晚了。只是有些人戒防的手段过于狠辣，也易激变。赵匡胤多用温和的手段，以奇谋巧思的心机事先戒除。当然，他也重视靠制度去防备。在发动政变之前，赵匡胤尽力扫除障碍，他挤走了张永德，接替了他的兵权，又游说符太后赶走了李重进。他考虑到朝廷内外各股蠢蠢欲动的势力，为了避免后周重新沦入内部混战的局面，赵匡胤在谋士的策划下，制定了周密的夺权计划。

谋略之一是：选好兵变的地点。

赵匡胤把夺权的地点选在陈桥驿而不是京城，是明智之举。因为当时赵匡胤虽然位高权重，但京城中忠于朝廷的文武官员和士兵仍然为数众多，如果真刀实枪地在京城实行政变，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成败还是个未知数。只有将自己统辖的军队开到别处，加以宣传和控制，然后再同京城内的部属里应外合，发动突然袭击，才可以控制整个局面。显而易见，带兵离城这个机会，是赵匡胤及幕僚精心策划后，自己争取过来的。

谋略之二是：制造利于兵变的形势。

历史虽然是由强者书写的，但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在当时，他要登位，只能用兵变的方式。要想造成一场成功的兵变，需要制造一个有利的形势，也就是“主少国疑”，趁国家处于慌乱中，浑水摸鱼，一举成功。

就在元旦节庆之时，边境的州府向朝廷急报，说北汉与辽国突然联兵入侵，来势凶猛，请求朝廷派援军来助。当时，朝中掌权的几个顾命大臣都是老朽迂腐的文臣，根本不会打仗。他们听到边关告急后，非常紧张，宰相范质、王溥手忙脚乱，根本没有派人详加了解情况，仓促间就决定派人前往支援。对统兵将领，选来选去，似乎只有赵匡胤既有勇又有谋，因为其他会打仗的高级将领都被赵匡胤排斥到外地去了。于是，赵匡胤便顺理成章地点齐大队兵马，以抗击来犯之敌为名，将大部队拉出京城。

谋略之三是：做好充分的舆论准备。

虽然皇位已经是赵匡胤的囊中之物，探手可得，但如何体面地实现和平过渡却非易事。赵匡胤在加紧准备武力的同时，大造舆论，派人到处散布“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给民众暗示改朝换代是上天的意思，希望民众能够泰然面对政权的更替。这样做，也为他夺权提供了顺理成章的依据，以天意这层神秘的面纱掩盖住篡权谋位的大逆之举。

为了顺利兵变，赵匡胤还制造了另一个舆论。当大军出发至陈桥驿时，有一个名叫苗训的军校，自称通晓天文地理，向士兵们宣称在天上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互相争斗良久，最后新太阳战胜了老太阳。种种舆论，都为政权的改朝换代制造了迷惑众人的迷信色彩。

谋略之四是：排除有可能的障碍。

赵匡胤虽是武人出身，但他心思缜密，尤其行大事前，准备充分，不放过任何可能导致失败的细节，把一切隐患消灭在先。

在行动前，他曾有一次不寻常的人事调动，即以抵御辽兵为借口，让禁军的另一位重要将领——殿前副点检慕容延钊率前军先行出发，又过了一天，赵匡胤才率大军出发。虽然从后来看，慕容延钊对赵匡胤一直忠心耿耿，但在事前，赵匡胤对他并不放心，因为慕容延钊也是一位手握大权的禁军将领，如果他对赵匡胤的称帝之事心有不满的话，则极有可能在兵变过程中，以禁军副总指挥的身份号召士兵抵制赵匡胤的称帝之举。若真是如此，赵匡胤的兵变恐怕就会有很多麻烦了。为了不让这位危险人物破坏全部计划，他就运用禁军总指挥的权力，让这位副总指挥离开京城，与大部分的禁军士兵脱离接触。

虽然谋划相当周密，但是出城之前，赵匡胤还是遇到了麻烦，差点性命不保。幸运的是，这次危险由于对手的愚昧而化险为夷，逃过了一劫。当时京城禁军中，最有实力对抗赵匡胤的，是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韩通在周太祖、周世宗两朝，“振迹戎伍，委质前朝，彰灼茂功，践更勇爵”，性情刚烈直爽，对后周忠心耿耿。在李重进被排斥到扬州后，他便以副职的身份成了侍卫亲军司的最高统帅，掌管人数众多的侍卫亲军司，实力非同一般。但韩通只是一介武夫，有勇无谋，被赵匡胤的表面忠诚所迷惑，认为赵匡胤也是一个忠于朝廷的耿直之士，以至于对不利于赵匡胤的流言飞语也置若罔闻。赵匡胤出发前一天到韩通家里辞行时，韩通的儿子就向父亲建议，趁机除掉赵匡胤，但没有被韩通采用。赵匡胤也因此得以实施计划，最终发动兵变，登上皇位。

第二节 陈桥兵变

显德二年（公元960年）春，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后，历史上有名的“陈桥兵变”就自然发生了。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赵匡胤此时已经是羽翼丰满，而朝堂之上的孤儿寡母，一个年幼无知，一个胸无主见。那些顾命大臣们有的被逐出朝堂，有的懦弱无能，根本没有能力与赵匡胤相抗衡。这种形势表明，赵匡胤夺取最高权力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在完全掌控了禁军的兵权之后，赵匡胤便着手进行下一个计划，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而这个计划的实施，就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公元960年春，“陈桥兵变”发生。赵匡胤在赵普、赵光义等将士的拥立下黄袍加身，率军回师京城。朝中百官迫于形势，只好敦请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和平而顺利地完成了新旧政权的交换，赵匡胤从此荣登大宝，成为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

赵匡胤之创宋代周，与历代开国皇帝相比，可以说是最温和的。自古以来，朝代更替大多是以武力和血腥来完成的。有的是外族入侵，武力征服，如元、清两代；有的是百姓揭竿而起，推翻前朝的统治，另立国号，如汉、明两代；有的是朝廷内部的政变，地方势力崛起，取代先皇，如隋、唐两代等。但无论何种形式，都是靠众多士兵和百姓的尸骨作为代价的，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更是负面的影响，百姓也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

史载，陈桥兵变之时，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为制止部下滥杀劫掠，他约法三章：一是不得惊扰和伤害周太后、少帝及其家人；二是对文武百官，不得随意侵犯凌辱；三是部队进入京城后，不得劫掠民众，抢夺府库财物。正是因为这约法三章，对兵变的乱军才有所约束，完成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赵匡胤的皇帝宝座也安稳了许多。

从史书记载来看，陈桥兵变是由赵普和赵光义及手下的士兵们策动的，好像跟赵匡胤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连黄袍也是将士们硬要赵匡胤穿上的。这有点像后来辛亥革命中，黎元洪被起义的士兵所迫，被逼无奈才当上都督一样。其实不然，试想，赵普只是赵匡胤手下的一个掌书记官，其地位并不高，根本没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赵光义是赵匡胤之弟，也只是以计谋见长，在那些只认军功不重文的武将眼中，威望也并不高。所以，一手策划政变的人只能是赵匡胤本人。因为只有他，才有能力和威望震慑住手下的兵将，才有如此心计将整个政变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他也是此事的最大受益人。

“陈桥兵变”由赵普及赵光义等人操作，这正是赵匡胤的高明之处。赵匡胤假他人之手不动声色地当上皇帝，可以借此来消除众人对他篡权的指责。其实，这里面的情形实非如此，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为在事前，京城中就有这样的传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此时的点检恰恰是赵匡胤本人。这个传言，是赵匡胤及幕僚策划的，是为了自己登基而制造的社会舆论，因为此时朝廷中的孤儿寡母对他的势力已经无可奈何。后来，事情的发展是，赵匡胤丝毫不参与将士们的讨论，好像与他毫不相干一样，大吃大喝一通，便称酒醉躲在帐中呼呼大睡，直到被兵变的部队从睡梦中惊醒，把黄袍穿在身上。此时的赵匡胤，无论是从脸上，还是从神智上看，一点也没有酒醉的痕迹，推辞了几遍之后，便以无奈状接受了大家的劝进，并当场公布了约法三章。

大军回到京城后，赵匡胤更是表现出一副被将士逼迫，无奈之下才接受帝位的姿态，而安抚朝中百官，逼迫不臣之人服从的工作却由手下的心腹来完成。王彦升便是表现最为出色的一个。正是他，杀掉了不愿屈服的马步军副指挥使韩通，又用刀剑威逼众文臣接受赵匡胤为帝，赵匡胤却作为红脸的扮演者，接受了小皇帝的禅位书。

登上皇帝宝座之后，赵匡胤深知，由于身份和地位的改变，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顶峰。当前面临的紧要问题，是如何充分运用权力，稳定国内政局和统一全国。

在前一个问题上，赵匡胤采取了安抚与镇压两种方法。对广大百姓和大部分后周旧臣，只要他们真心拥护新政权，便采取和平手段进行安抚。后周旧臣仍保留原来的职位和俸禄，仍然享受以前的待遇。对百姓们采取减免政策，鼓励他们发展生产，并再三申令军队不要滋扰百姓，不得抢劫百姓的财产。但对于那些对新政权怀有仇恨的人，赵匡胤采取强硬措施，用武力把他们平定或消灭。李重进和李筠就是因为不满新政权而起兵反叛，被赵匡胤以各个击破的手段逐个消灭。

在稳定了国内政局之后，为了获得更大的统治权，赵匡胤又把注意力转到统一全国上来。他认为，要想使国家强大、百姓富足，就需要营造一个安定团结的内外部环境，结束五代以来割据纷争的局面，将中原地区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为了这个理想，赵匡胤充分发挥自己及幕僚们的聪明才智，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时间表，并任用合适的人选，逐步统一了全国，将自己的统治权力扩大到整个中原地区。

接下来，赵匡胤对如何治理好国家而进行了权力的再度调整和分配。为确保政局稳定，江山永固，赵匡胤决定将财权、兵权及人事权全部收归中央，由自己总体控制。然后，选用合适的人选担任各级官员，让他们为自己办事。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从将军到君主地位的关键性转变，由于他的周密计划和精于谋划，避免了大规模朝代更替的混乱和杀伐，实现了和平夺权。

第三节 改朝换代

宋太祖即位伊始，面临的局面非常复杂：一方面要安定民心，安抚后周宗室和百官，一方面还要完成其统一的夙愿。更长远的打算是开创一个国强民富的盛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巩固的基业。

在政权尚未平稳的形势下，宋太祖决定了“以仁立国”的方针，他以仁义之心对待后周旧臣和地方节度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宋太祖在带兵的过程中就勤于读书，从书中懂得了治国治民的基本道理。他从书中接受了儒家思想中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融合到自己的治国中，实行仁政。

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而言，埋头田间耕作或营利市井的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可以任意驱使。但有远见的人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能够认识到人民潜在的巨大能量。对此，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尧、舜之得天下，因得其民；桀、纣之失天下，因失其民。”孟子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战国时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君主如舟，百姓如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与民的关系，也就是舟与水的关系。舟因水而行走于江河湖海，也可能因为水而倾覆沉没。另外，舟若失去了水的承载，就会变成一堆废木头。皇帝也如此，如果失去了百姓的拥护，也只能是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一个，根本发挥不出君主的权势和作用。

三国时期的杜恕曾经说过：帝王之道，没有什么比安定民众、稳定百姓更崇高的。安民的方法在于使百姓的财富丰厚，而丰富财富的办法在于从事农业，节俭开支。

在社会重心不断下移的历史进程中，民本思想的兴起和传播，可以说是古代专制社会中“民主精神”一次亢奋的大跳跃。在理论上，先后有孔子、孟子、荀子、朱熹、顾炎武等人不断丰富和强化这种民本思想；在实践中，则有平民皇帝刘邦及其子孙汉文帝、汉景帝以及后来的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等，不断充实这种民本思想。

宋太祖的爱民政策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恤民如子

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恤民关系到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和长治久安之大计，因此，他对恤民一事一直是常抓不懈。

早在建隆初年，宋太祖就下诏说：经过多年战乱以后，各地原来所设的“义仓”早已废弃，当遇到灾荒而导致农业歉收时，百姓们就会因为没有储备而流离失所，政府一时间也拿不出足够多的粮食去赈济灾民。因此，从长远考虑，各州必须在所辖的各县重新设立“义仓”。从今年开始，农民向国家交纳两税，即交夏税秋粮时，每石粮食另外多交纳一斗贮藏在“义仓”中，由政府统一派人管理，预备在战乱或歉收时用以赈济饥民。

过了几年，由于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统一，再加上农业连年丰收。宋太祖又下诏说：“国家原先修建了很多义仓，用来救济和抚恤百姓。经过朝廷的重新调查，发现由于义仓过多，储备已经够多的了，造成百姓们重复交纳粮食，反而成了扰民之举。从现在开始，免除农民向朝廷输纳义仓粮食的负担。”

乾德年间，宋太祖又下诏说：“古代懂得治理国家的贤明君主，在遇到天灾人祸之际，总要考虑减轻百姓的负担，减免租税。他们认为，如果庄稼颗粒无收，就会迫使百姓流离失所。但是从今年春天到夏天，雨天过多，许多地方发生涝灾。朕对百姓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错过了播种的季节，应当给予优抚体恤，免除他们的税负负担，使老百姓从灾难中解脱出来。”

宋太祖经常对臣下们说的一句颇感自豪的话就是：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朕临朝听政以来，值得称道之事就是，以忧天下为虑，以抚万民为务，以恤百姓为急。

宋太祖对百姓的恩典还表现在减免租税上。五代以来，各地的财政大权均由地方节度使自行控制，他们控制赋税的征收和管理，任意决定上交中央财政的数量，并用大斗进小斗出等方法，任意苛敛百姓钱谷以中饱私囊。为整顿这种混乱局面，宋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监督地方赋税的收支。起初，宋太祖派出京城的常参官，在收赋纳税之时到各地府县，主管百姓交纳租税，既确保赋税收入真正流入国库，又减轻百姓“困民重敛”之负累。有一次，宋太祖在诏书中说：“百姓生存的途径在于勤劳耕作，他们认为宝贵的东西是谷物。这是先皇帝在世时曾经明示教导的。朕认为我们国家的局势已基本稳定，逐渐趋于强盛，社会安宁。老百姓的愿望是想过上富裕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永不忘记把农桑之业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因为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衣食之源。现在春光明媚，正是播种的大好时节。考虑到乡村闾里之内，或许有许多游手好闲的懒惰之人，如果他们在春耕季节不勤于劳作，那么到年末，他们的吃穿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你们担任州府县官吏治理地方，职责在于转达国家的法律条令，布告百姓，一个地方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责任非常重大，所在地方百姓的生活也依赖于此。你们应该进行劝勉诱导，让大家都致力于耕作，使所有的土地都不要荒芜。用好上天赐给我们的土地，使人民存有余粮。想尽各种办法，努力劳作，把我们的粮仓堆得满满的。”

利民如亲

深受儒学传统熏陶的宋太祖，不仅主张利民如亲，而且在行军打仗的过程中也打出利民的口号，在治理国家时提倡保护百姓的利益，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的位置。

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为营造一个师出有名的气氛，宋太祖就多次提出宋军是一支“伐罪吊民”之师，是为了帮助那些国家清除危害百姓的害虫，让老百姓过上安康的日子。同时，宋太祖在征伐过程中，严令将士“禁扰庶民”，意即保护百姓的财产。在治理国家时，他又多次在诏令中强调“不许与民争利”“不可厚敛于民”“利民在于为民开财源”“为国择吏养民”“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等，目的就是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以便让他们更好地生产生活，为国家创造财富。

惠民如友

自古以来，安民之道，爱民之情，恤民之事，利民之行，惠民之施，保民之为，是许多真正的贤君明主梦寐以求的。孔子在回答弟子子路的问话时曾说过：“能够做到五个方面的内容就可以算是在天下为仁了。恭、宽、信、敏、惠。恭敬则不侮，宽恕则得众，忠信则受人信任，机敏则会建立功业，恩惠足以使人。”

有关宋太祖惠民之事，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可以为证：

宋初的一年初夏，宋太祖为了处理江南军务，视察民情，带着随从来到万安。这天早上，还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但将近中午，天气骤变，电闪雷鸣，顷刻间天空被乌云覆盖，一场大雨即将到来。身处途中的太祖一行，为寻找避雨之所四处张望，终于发现远处隐约有一处民房，于是策马向房子奔去。

再快的马匹也赶不上天气的变化，宋太祖一行将接近这些民房时，大雨已经瓢泼而下。太祖等人连忙避到一座瓦房门前，不料这户人家大门紧闭，连敲门声也被大雨声所淹没。随从们一见，便想用斧子劈开大门，硬闯进去，让宋太祖到屋内避雨。宋太祖认为这是扰民之举，与自己制定的政策不符，便喝止随从，让众人随他一起在屋檐下暂避。

大雨下个不停，徽州一带民居的屋檐十分窄小，加上风大雨急，根本遮不住这狂风骤雨。不一会儿，宋太祖一行人便全部成了“落汤鸡”。

好不容易雨过天晴，宋太祖等人正准备离去，恰巧房主要外出。房主看到门外的这场阵势，猜出其中一身黄衣的便是当今圣上，他看到众人皆已浑身湿透，吓得双膝发软，顿时跪在水中连称“死罪”。

宋太祖并未怪他，很宽厚地扶他起来，并问他：“徽州的屋檐为什么造得如此狭窄？”

户主答道：“这是祖上沿袭下来的，历来都是如此。若修得宽大，那要费很多工料和花费。”

宋太祖听后，叹了口气说道：“虽说祖上的旧制不可随意更改，但你们可以在屋檐下面再修一个宽大一点儿的屋檐，以利过往行人躲风避雨。至于花钱的事，我现在送你10两银子。其他人家仿做的，可由官府拨给财物。”说完便让随从把10两银子如数送给户主。

户主千恩万谢后立即照办，在房屋的门窗上方，另外加装了一道宽大的屋檐。其他人家，虽未收到官府拨给的钱物，但得到了减免赋税充当修缮费用的回报，他们很快地仿效第一家，在各自家中的住房上修建了一层宽大的屋檐。

至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徽州民居重檐结构的特色并没有随着宋朝的灭亡而消逝，这种建筑风格一直保留到现在，成为宋代建筑物的真实写照，也成为众多游人和建筑学界观览的重要景观。

在宋太祖的政治生涯中，他不仅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且有系统的安民治国主张。保民如己，护民如命，把安民之道视为保护自身生命的一部分。宋太祖曾说：“朕自登基治国以来，尽心尽力抚恤百姓，保护黎民，虽然没能够达到无为之治的太平盛世，恢复到上古三皇五帝所教导的水平，但又怎敢容忍各种说不上名堂的赋税强加到百姓身上呢？从现在开始，忠州等地，伪蜀国的苛捐杂税全部废除。”

对待那些残疾无靠之人，宋太祖也是充满慈爱之心。一天，宋太祖与赵普谈到这个话题时，太祖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虐，朕断不容之。”赵普等人因此赞道：“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宋太祖以仁立国首先体现在留下了周世宗的孩子。

孔子曰：“为政在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宋太祖的皇位是从后周抢来的，这决不是光彩的事，史书中也极力为他遮掩。但后周那些皇族后妃和一班旧臣却是活证据，难免心怀怨望，如何处理他们呢？宋太祖采取了宽宏的手段，以安抚为主，不行杀戮。

据《随手杂录》记载：太祖初入宫中，见宫嫔抱着一个小男孩，问是何人，宫女回答说是周世宗的儿子。当时范质（后周宰相）与赵普、潘美等人跟在身边，太祖环顾问赵普等人：该怎么处置这个小孩。赵普等人说：“杀了他。”潘美与另一将领在后面却不做声。太祖问他的意见，潘美说：“我与陛下都曾在周世宗为帝时面北称臣，侍奉世宗。规劝您杀了这个小孩，即辜负了世宗；劝陛下不杀他，则陛下一定会怀疑我。”宋太祖说：“送给你做侄子吧，世宗的儿子不能做你的儿子。”于是，这个孩子就成为潘美的侄子，名字叫做潘惟吉，后来官至刺史。不杀将来可能为父报仇、争夺皇位的周世宗之子，充分体现了宋太祖的仁厚之心与宽广胸怀。

不仅如此，宋太祖黄袍加身时的约法三章中规定：不得惊扰和伤害周太后、少帝及家人。此后宋太祖所立誓碑中说：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之罪，只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准连坐支属；子孙须谨遵此誓，有违犯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以仁立国还体现在不伤害城中百姓。

太祖率陈桥之兵返回京城时，因约法三章，故城中百姓没有受到兵变之苦。原来，百姓闻知兵变后，如惊弓之鸟，唯恐乱军杀烧抢掠。但见到入城的军队秋毫无犯，才把悬在嗓子眼的心放回肚中，对太祖的好感徒增不少。只有少数市井无赖，以为这次兵变与以往的兵变无异，便想浑水摸鱼，趁乱劫掠，但事与愿违，被巡逻士兵捉住，成为刀下鬼。京城的秩序很快稳定下来，安定民心的计划初步得以实现。

宋太祖以仁立国还体现在不伤害后周旧臣。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陈桥兵变之后，后周的旧臣们纷纷自危，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而宋太祖不伤旧臣的做法不但让他们免去了性命之忧，而且还让他们感受到了仁厚的君王气度。

对后周的旧臣，宋太祖采用笼络的手法，稳定朝中百官，使他们甘心为赵宋王朝效力。宋太祖知道他们对自己的不满和对前朝皇恩的怀念，但他对这种心情没有硬性压制，或用杀戮政策恐吓，而是用温和的宽容政策，让他们逐渐接纳新朝。他对后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不但没有杀害，反而继续让他们担任很高的官职，以示优礼。这样，减少了改朝换代所带来的震荡。

当时城中有实力的后周旧臣，只有副都指挥使韩通。韩通当时掌握京城侍卫司，手中有数万精兵。当他听到兵变的消息后，立即回府，准备召集部众平叛，没想到碰上了宋太祖的亲信王彦升。王彦升劝阻韩通无效后，只好将他杀死，消除了一场不必要的战斗。从这一点来看，王彦升无疑立了大功，为宋太祖称帝扫清了障碍，应该受到重赏。但宋太祖为了大局，深思熟虑之后却给王彦升定了个枉杀之罪，并下令将王彦升斩首示众，以正军纪。虽然经众将苦谏，王彦升免去一死，却最终没有得到重用。而对反对他的韩通，太祖却追封他为中书令，并以礼厚葬。对王彦升而言，有功却受罚，似乎不公，但有约法三章在前，王彦升对此也无可厚非。对韩通而言，身死而得厚葬，其门人、部下虽对太祖微有怨言，但也不得不佩服太祖的仁义之心和驭众之术。

对反对自己的旧臣，宋太祖也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周世宗原先的幕府中有一文人王著，尤喜饮酒。宋立国之后，被太祖录为翰林学士，仍然嗜酒如命，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且不顾场合大声喧闹。一次，太祖在宫中招群臣宴饮，王著又在酒醉后喧闹。太祖因他曾与自己同朝为官，又是读书人，故对他十分客气，命令左右将其搀扶回去。但王著死活不肯回去，反而走近屏风，掩袖放声大哭。左右只好采取强制手段，将其拖回家中。第二天，有大臣上奏揭发王著说：“王著逼宫门大恸，思念周世宗。”这句话，如果换了另外一个皇帝，王著早就没命了。但宋太祖听后，却宽容地说：“王著乃一酒徒。同在世宗幕府时，我很了解他的情况。况且一介书生哭周世宗，也没有什么不对的。”

宋太祖以仁立国也体现在慰问地方节度使。

对京师以外的各地节度使，太祖分派使节前往慰问，希望他们顺应潮流，恭顺地接受新王朝的统治，并许以他们各种功名利禄。除了拥有重兵且忠于后周的李筠、李重进外，各地节度使大多表示顺服，接受太祖的领导。对二李，太祖也是仁字当头，先礼后兵，并采取分化瓦解之策，各个击破，在短时间内迅速平定了叛乱，避免了战火的蔓延。

登基以后，宋太祖充满自信地面对臣民，他经常外出考察民情，并不害怕敌人的暗杀与谋害。

伟人大多有一种自信的精神，这是强者的风范，信心的表现。在他们看来，自己就是天下至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这种自信也就是所谓王者之气，矫揉造作者是装不像的。

宋太祖刚登帝位后，经常微服出访。一次，赵普劝他要小心，因为天下还不太平。宋太祖说：“帝王之兴，必有天助。想当初，周世宗见到将领中的方面大耳者都格杀勿论，而我终日侍候在他的身边，反而没有遭遇不测。如果命中注定应该当天子，别人也夺不去。”从此，太祖微服出行的次数更加频繁了。遇到劝谏者，他就对其说：“有天命的人，可以代替我做天子，我不禁止他。”言辞之中流露出得意和自信之情。

还有一次，也是宋太祖当皇帝不久，第一次乘坐皇帝车出宫，经过大溪桥时，一支箭飞来射在仪仗的黄盖伞上，禁军侍卫吓得发愣。太祖却敞开胸襟，笑着说：“让你射，让你射。”回到皇宫后，左右亲随力请搜捕射箭的人，太祖不准。后来也没发生什么事。宋太祖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自己深信，也让臣下相信他当皇帝是天之助，不是谁用阴谋暗算就能夺去的。如果他整日躲在宫中，杯弓蛇影，胡乱猜疑，自己都没有安全感，谁还敢把前途寄托在他的政权上。

初登皇位，宋太祖以“仁”为先，他不杀世宗之子，安抚臣民，面对臣民时表现出绝对的自信。宋太祖的以仁治国的策略得到了臣民的认同，他顺利地确立了皇权的地位，实现了由后周到大宋的权力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