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四大专业银行”背后

1990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中国银行。虽然是基于“服从”国家的毕业生分配制度，误打误撞和金融行业产生了交集，但随后3年的经历，特别是其间发生的趣事，让我从此对金融行业产生了一辈子的兴趣和热爱。过程中，我也开启了自己的人生投资初体验，充分感受到了中国开放之初最早出现的金融工具的魅力和资本的力量。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金融行业中银行业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突出。当时银行业还遵循四大专业银行体制，四大银行各管一个专业，相互之间没有太多竞争：中国农业银行专门经营农村金融业务，中国银行专门经营外汇业务并管理国家外汇，中国建设银行专门经营基础设施建设等长期信用业务，中国工商银行专门经营工商信贷和个人储蓄业务。

20世纪90年代初的金融市场仍然处在市场初期阶段，金融工具简单而匮乏，更遑论理财市场。居民可选择的理财工具就是银行储蓄，最多再买个带“贴花”的（即有奖储蓄业务）。彼时，我工作的中国银行旁边就是工商银行，在我身边发生了两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或许可以将其看作市场化理财的雏形。

外汇券兑换背后的生钱之道，第一次见识市场的力量

其中一件趣事发生在中国银行，和外汇业务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实行官方汇率和外汇调节价格并存的汇率制度，官方汇率由中国银行公布外汇牌价，主要用作非贸易外汇结算。特殊时期就会有特殊产物——外汇兑换券。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是从改革初期至1994年汇率并轨期间流通的一种特殊货币。根据国家外汇局的解释，外汇兑换券的发行和管理是为了便利国外旅客，防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和套汇、套购物资。而外汇券可以在涉外饭店和商场购买用人民币买不到的稀缺商品，这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紧缺和外汇短缺的状况。

市场上很多人想拿人民币换外汇以购买紧缺用品如彩电、冰箱等，也有人想将外汇券兑换成更高价值的人民币，所以当时中国银行门口盘踞着许多“黄牛”做倒卖外汇券的生意。他们这些与政府规定不符的行为肯定是被打击的，报纸上也经常刊登相关信息，教育大家不要和“黄牛”交易。

然而非法换汇的行为似乎总是屡见不鲜，更有趣的是，“黄牛们”在做外汇生意时似乎找到了让其客户放心的手法。假设你是一个手持美元需要换人民币的客人，“黄牛”就会跟你介绍，“目前美元挂牌价是5元，我给你6元，具体怎么换？如果你需要换掉1000美元，你就到银行柜台存1000美元的活期存单，我（黄牛）存6000元外汇券的活期存单，我们同时存进去并交换存单（当时存单还没有实行实名制），然后再跑到银行柜台取出来，从而确保交易的资金是安全的……”

我当时感觉这帮“黄牛”还挺讲究策略的，充分利用银行做了信用背书，也第一次感受到市场的力量：抛开监管的话题，只要有需求出现，人们总能想到合理的方法满足。接触久了，我还发现“黄牛们”虽然在方法上取巧，但在底线上是坚守的，他们为了达成交易，想出上述取信客户的手法，把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当成了免费的“出纳”；而作为金融服务提供者的我们，对于进入银行大厅办业务的每一位客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定期活期背后的生意经，基于“规则”的利息差（套利）

另外一件趣事发生在隔壁的工商银行。那时候《储蓄管理条例》规定，如果提前支取存款，那么就只能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利息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中国银行门口的“黄牛”也经常去工商银行门口转悠。我有一次在隔壁买“贴花”，就看到了这样有意思的一幕：

某“黄牛”拉着某客户在沟通：“你是要办理存款支取吗？我帮你看看存单……还有两个月到期……如果提前支取，会损失100元（定期利率变活期利率）。不如你把存单卖给我，我折中补你70元……”

和外汇券的情况一样，那时候的存单不是实名制，谁都可以支取。所以一方立马取到钱且少亏70元，另一方多等两个月能赚取30元，双方一拍即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其实就像二级市场的交易。名震一时的“杨百万”倒卖国库券的故事，也是类似逻辑。

身边的这些小事，一方面让我对金融更感兴趣，认识到从事金融行业，特别是做市场化金融，要始终保持诚信，要争取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而要赢得更多客户，还得懂流程、靠方法。

另一方面，根据当时的金融监管规则，因为国家规定不允许私下买卖外汇，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也引发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即要关注整体而不是每一个局部。关注整体也成为我日后做风险管理工作特别注意的部分。我深刻意识到，不能只在意某一个投资动作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还必须观察整个流程，筛查所有可能的风险。

人生投资初体验：第一桶金和第一个大跟头

第一个投资机会是单位组织购买股票。当时，我太太的单位投资了一个项目需要发行股票，内部员工可以申购。这在当时属于新事物，公司上下都不知道买了之后到底会怎样，很多人看不懂也不愿意筹钱，大多数人对股票的认知还停留在“股票可是能让人跳黄浦江的”的概念上。而我因为在银行工作，对金融已有一定理解，所以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去尝试的事情。不过我们刚参加工作不久，手头积蓄不多，为了买股票，还向各方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最终拿到了6000股。这只股票在1992年年初上市时，股价从1元变成了30元，涨到了30倍，我们的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至此，学习和投身股票投资就成了我业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随后第二个机会很快来了。1992年年初，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即股票发行将采用凭股票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股的方法，凡需认购市场发行的股票的投资者先要购买认购证，一次购买长期摇号抽签；股票认购证每张收费30元，不论中签与否概不退回。这是完全以自由抽签方式来决定后期可以买到什么股票，起初我评估如果购买10张认购证，中签的概率还是挺大的。不过在当时，300元相当于我3个月的工资，所以我找到同学一起凑钱购买。有趣的是在发行快结束时，我们获得消息称，认购证出现了摆在上海公园地摊上没人要的情况，大家有些犹豫。所以我后来就写了封信并附上身份证和30元寄给上海的姐姐，请她帮我代买一张。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姐夫在第一次代买时忘记带我的身份证，只能用他自己的身份证代买，所以后来在我的建议下又跑了一趟，买了一张与我的身份证对应的认购证。其实这也是我在银行工作时学到的，投资这类事情是不可以挂别人名字的。虽然一波三折，但是在当年2月1日截止日之前，我终于买到了一张认购证，并在同年6月中了一只叫豫园商城的股票，赚了1万多元；我姐夫的认购证后来也中签了，回报不错。第二次投资的成功，让我更加相信这条赚钱之路的价值。

关注力就是生产力，第三、第四、第五个投资机会很快出现了。比如，1993年年初深科技（2006年改名为长城开发）内部发行股票，当时内部员工愿意以0.1～0.2元的加价转让，我得知后入手了数万股，上市后卖出赚取数倍，最高达到25倍的回报。这些回报率都很不错，即在短短时间里就获得了几倍到几十倍的回报，我开始觉得投资项目如果没有类似回报率都不值得看，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并在购买原始股的路上一路狂奔，直到踩上一个大坑：青岛啤酒。

1993年8月，青岛啤酒发行股票，首次采用在全国范围内无限量发行认购证的办法。我专程请假去山东青岛购买，相信这样的好企业一定能给我带来丰厚的回报。和往常一样，在集中了各种能用的资金后，我全仓买入并等待几个月后的上市交易。但在青岛啤酒上市的当天，端坐于证券公司的我，却发现青岛啤酒的股价只比发行价格高了20%左右，我心想这也太少了，再等等吧。结果这一等却再也没有等到高出发行价的那一天，直到多年后我以比起初购买价格亏损50%的价位退出为止。

直到10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问题出在哪里。那时的我在投资时，完全缺乏风险防范意识，也缺乏对标的的深度分析和研究，更没有及时止损的决断力，无论之前有过数字多漂亮的投资回报，只要一次失误、一次误判或一次不走运，都有可能让此前所有的努力成果不复存在。这次失败也为我在财富管理的道路上指明了方向：永远以风险管理为前提，永远要注重风险的防范和分散。

回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财富管理概念还未形成，人们进入金融市场购买金融产品，并不是基于财富管理的目标，而是想怎么样去赚钱套利。当时即使像我这样购买股票的人，也都是买了就卖以赚取差价。所以这种行为叫“炒股票”而不是财富管理。

在这个阶段，客户敢冒风险敢拼敢搏，缺乏对风险的敬畏，金融服务体系及其服务机构刚刚建设，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也刚刚出现。股票和储蓄是该阶段最主要的理财工具，而这些工具、产品相对来说简单粗糙，质量也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