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技术性贸易壁垒因其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提法上的巧妙性、形式上的合法性、手段上的隐蔽性以及不可模仿性而被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所青睐，它正日益成为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和高级形式。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对自身安全与环境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将不断产生和更新，因此，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将日益成为各国产生贸易摩擦的焦点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主体。

1.1.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

统计数据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技术性贸易壁垒在全球盛行的主要非关税壁垒中的占比约为10%～30%。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之后，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非关税壁垒中的占比大幅度提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从目前情况来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和主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1.1　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通报数量逐年增加，且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最主要的贸易壁垒

根据WTO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简称《TBT协议》）和《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Agree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简称《SPS协议》），本书中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通报量既包括TBT的通报量，也包括SPS的通报量。

自WTO成立以来，各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持续攀升。从1995年至2019年，WTO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总量累计达45 499件，其中，TBT通报量累计达26 891件，SPS通报量累计达18 608件，TBT通报总量远远超过了SPS通报总量。在此期间，除个别年份外，WTO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呈逐年增长态势，而且两者的增长幅度基本持平，其中，SPS通报量年均增长约7.6%，TBT通报量年均增长约7.3%。1995年WTO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总量为555件，其中，TBT通报量为364件，SPS通报量为191件；1996年其通报总量增加到690件，增长了大约24%，其中，TBT通报量增长到460件，增长了约26%，SPS通报量增长到230件，增长了约20%。2018年WTO成员的TBT和SPS通报总量达到历史最高值，为3 401件，与2017年相比增长了大约18%，其中，TBT通报量为2 085件，较前一年增长了约16%，SPS通报量为1 316件，较前一年增长了约20%。但是，2019年WTO成员的TBT和SPS通报量均大幅度下降，其中，TBT通报量下降到1 125件，较上一年减少了50.5%，SPS通报量下降到560件，减少了57.4%。表1-1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WTO成员的TBT和SPS通报量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自WTO成立以来其成员的TBT和SPS通报总量的变化趋势，图1-1利用折线图将其描绘出来。

根据表1-1和图1-1所示，从总的趋势来看，无论是WTO成员发布的TBT通报量还是SPS通报量，以及两者的通报总量都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

另外，WTO成员所实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在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领域最主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

根据WTO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2019年，全球发起反倾销措施（Anti-Dumping Measures，简写为ADP）调查共计8 507起、反补贴措施（Countervailing Measures，简写为CV）调查787起、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s，简写为SG）调查553起，特别保障措施（Specific Safeguard Measures，简写为SSG）调查2 330起，数量限制措施（Quantity Restriction Measures，简写为QR）调查10 975起，而技术性贸易措施（Technical Measures to Trade，包括TBT和SPS）累计达45 499件，其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非关税壁垒措施的总和。

不仅如此，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在当代国际贸易领域盛行的主要非关税壁垒措施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而且这一比例呈逐年上升态势。1995年技术性贸易措施在主要非关税壁垒措施中的占比为40%，2006年这一占比提高到63%，2010年提高到72%，2018年这一占比竟高达87%，几乎全球所有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调查都是围绕技术性贸易措施展开的。2019年这一比例虽有所下降，但也高达78%。表1-2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全球实施的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保障措施、特别保障措施、数量限制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数量对比情况以及技术性贸易措施在国际贸易领域主要盛行的贸易措施中所占的比例。

1.1.1.2　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急剧增加，逐渐成为TBT和SPS的主要实施者

自WTO成立以来，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变化情况呈现出如下特点：

（1）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TBT和SPS通报量都呈现增长趋势，但发达成员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缓，而发展中成员的增长趋势则比较明显。

1995年发达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为363件，而发展中成员只有192件；此后，发达成员每年发布的通报量基本维持在500件至800件之间进行震荡，但发展中成员每年发布的通报量却急剧攀升。2002年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首次超过发达成员，此后所有年份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均超过了发达成员；2006年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年度通报量首次超过1 000件，达到1 030件，2014年又再度刷新历史纪录，年度通报量超过2 000件，达到2 036件，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值2 718件。

从通报总量来看，在1995年至2019年期间，发展中成员TBT和SPS的累计通报量为30 360件，占全球通报总量的67%；发达成员的累计通报量为15 139件，占全球通报总量的33%。很明显，发展中成员的累计通报总量远远超过了发达成员。表1-3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WTO成员中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对比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1995年至2019年WTO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的变化趋势，图1-2利用折线图将其描绘出来。

（2）从全球占比来看，发达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却呈现上升趋势。

1995年发达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为65%，而发展中成员的占比只有35%；2002年发展中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达到55%，首次超过了发达成员；2017年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首次超过80%，而发达成员的占比只有19%。图1-3描述了1995年至2019年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情况。

（3）从发展阶段来看，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的通报量及其在全球的占比变化情况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根据表1-3和图1-3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02年，发达成员TBT和SPS的通报量及其在全球中的占比高于发展中成员，在此期间，大部分年份发达成员的占比均超过了60%；但是，2002年之后，发展中成员的通报量就超过了发达成员，在全球的占比也发生了逆转，在大部分年份中，发展中成员的占比均超过了60%，有的年份甚至超过了80%，发展中成员逐渐成为全球TBT和SPS的主要实施者。

1.1.1.3　全球TBT和SPS的主要实施者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并且以发达成员为主

自WTO成立以来，全球TBT和SPS的主要实施者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和地区，根据累计通报量从高到低，排名前十位的成员依次为：美国、中国、巴西、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沙特阿拉伯、智利和以色列。从1995年至2019年，美国发布的TBT和SPS的累计通报量为4 771件，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仅美国一国的通报量在全球通报总量中的占比就达到了10.5%。中国是发展中成员中TBT和SPS累计通报量最多的国家，其累计通报量为2 604件，在全球通报总量中的占比为5.7%，虽然中国初始发布TBT和SPS通报的时间比较晚，直到2002年，中国才第一次发布TBT和SPS通报，但通报数量比较多，当年中国的通报量就达到了167件，居全球首位；巴西是发展中成员中发布TBT和SPS通报最早的国家，其通报量在全球通报量中的占比位居第3位。在排名前十位的WTO成员中，沙特阿拉伯初始发布TBT和SPS通报的时间最晚，直到2008年，沙特阿拉伯才首次发布TBT和SPS通报，但增长速度非常快，其累计通报量达到1 510件，位居全球第8位，仅次于日本的1 513件。表1-4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全球TBT和SPS累计通报量排名前十位成员的通报情况。

从表1-4中可以看出，排名前十位成员的TBT和SPS累计通报量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全球的占比也非常高。从1995年至2019年的大多数年份，排名前十位成员发布的TBT和SPS累计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都超过了40%以上，有的年份甚至超过了50%，其中，2012年的占比达到历史最高值，高达54%。图1-4描述了1995年至2019年排名前十位成员TBT和SPS通报量在全球的占比情况。

在累计通报量排名前十位的成员中，有6个发达成员和4个发展中成员。其中，6个发达成员分别是美国、欧盟、加拿大、韩国、日本和以色列，从1995年至2019年，这6个发达成员的TBT和SPS累计通报量为12 967件，在前十位成员通报总量中的占比达62.5%；4个发展中成员分别是中国、巴西、沙特阿拉伯和智利，这4个发展中成员的累计通报量为7 767件，在前十位成员通报总量中占比为37.5%。

从通报数量来看，无论是TBT还是SPS，前十位成员中发达成员的通报量都多于发展中成员。但发展中成员通报量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成员，尤其是2002年和2008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先后成为TBT和SPS的初始发起国之后，发展中成员的通报量急剧增长。1995年，4个发展中成员的通报量只有1件，2002年就猛增到249件，2008年又增长到431件，2015年更是增长到746件，甚至超过了当年6个发达成员的通报量。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发展中成员在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在标准采用方面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其二，发展中成员日益重视通过技术性贸易措施来对其国内市场和国内产业进行保护。因此，随着发展中成员经济的快速增长，其TBT和SPS通报量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增长。表1-5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全球TBT和SPS累计通报量排名前十位成员中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通报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1995年至2019年前十位成员中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的变化趋势，图1-5利用柱状图将其描绘出来。

1.1.1.4　发达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侧重点由主要以TBT为主转变为以SPS为主

在WTO成员中，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发展中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以TBT为主，从1995年至2019年，发展中成员的TBT累计通报量达19 015件，远远超过了其SPS累计通报量11 345件。但是，发达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侧重点发生了转移，由主要以TBT为主转变为以SPS为主。在2000年之前，发达成员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主要以TBT为主，从1995年至2000年，发达成员的TBT通报量一直高于SPS通报量，在此期间，发达成员TBT累计通报量为2 295件，而SPS的累计通报量只有1 056件。但是，2001年之后，这一趋势便发生了变化，发达成员SPS的通报量超过了TBT的通报量，此后，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其余年份，发达成员的SPS通报量都明显高于TBT通报量。从2001年至2019年，发达成员的SPS累计通报量达到了6 207件，而TBT的累计通报量只有5 581件。表1-6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的对比情况。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1995年至2019年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TBT和SPS通报量的变化趋势，图1-6利用折线图将其描绘出来。

1.1.1.5　WTO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主要集中在农食产品、化学产品和机电产品

根据WTO统计数据，WTO成员发布的TBT和SPS通报情况涵盖了HS编码的所有21类产品，包括S01活动物及其产品，S02植物产品，S03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S04食物制品、饮料、酒、醋、烟草，S05矿产品，S06化学品及相关产品，S07树脂、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S08皮革及其制品、旅行用品，S09木及木制品、软木及其制品、编结材料制品，S10纸、纸板及其制品，S11纺织品及其制品，S12鞋靴、头饰、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S13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S14珠宝、贵金属及其制品、硬币，S15贱金属及其制品，S16机电设备，S17车辆、航空器、船舶，S18音像设备、钟表及其零件，S19武器、弹药及其零件，S20杂项制品，S21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其中，S01活动物及其产品，S02植物产品，S03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S04食物制品、饮料、酒、醋、烟草，这四类产品在本书中被统称为农食产品。

在1995年至2014年间，WTO成员针对21类产品发布的TBT和SPS累计通报量为28 393件。累计通报量位居前五位的产品分别是：活动物及其产品，累计通报量为5 061件，占21类产品累计通报总量的17.8%，位居首位；植物产品，累计通报量为4 690件，占比为16.5%，位居第二；食物制品、饮料、酒、醋、烟草，累计通报量为4 304件，占比为15.2%，位居第三；机电产品，累计通报量3 235件，占比为11.4%，位居第四；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累计通报量为2 557件，占比为9.0%，位居第五。其中，农食产品的累计通报量几乎占21类产品累计通报总量的一半；而前五类产品的累计通报量的占比几乎达70%。因此，农食产品、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机电设备是WTO成员通报比例最大的三大类产品。表1-7列出了1995年至2014年WTO成员针对21类产品发布的TBT和SPS通报总量。

在TBT和SPS累计通报量位居前五位的产品中，农食产品的SPS累计通报量为9 492件，TBT累计通报量为4 565件；而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和机电设备的TBT累计通报量分别为1 749件和3 066件，SPS累计通报量分别为808件和169件。由此可见，农食产品的SPS通报量远远高于其TBT通报量；相反，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和机电设备的TBT通报量却大大超过了其SPS通报量。表1-8列出了1995年至2014年累计通报量位居前五位的产品TBT和SPS通报情况。

1.1.2　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主要特征

最近几年，我国的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地遭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1.2.1　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的最主要贸易壁垒之一

自WTO成立以来，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遭受的主要贸易措施包括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数量限制措施等。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是继反倾销措施之后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影响最严重的贸易措施。根据WTO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95年至2019年，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措施调查共计2 193起，技术性贸易措施调查354起，反补贴措施调查280起，数量限制措施调查39起。其中，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发起的反倾销措施调查数量最多，位居第一，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数量次之，位居第二。表1-9列出了1995年至2019年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各种贸易措施。

1.1.2.2　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比例相当高

2006年，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首次发布了《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在报告中，国家质检总局采用双层复合不等比例抽样法，抽取了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 996家样本企业，对其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此后，国家质检总局又连续13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出口企业调查活动，而且受调查的样本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根据调查结果，自2005年以来，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程度相当严重。2005年和2012年，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出口企业遭受了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其余年份，中国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出口企业受到了影响，其中，2015年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最为严重，有40%的企业受到了影响。图1-7描述了2005年至2018年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企业在受调查样本企业中的占比。

1.1.2.3　发达成员是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发起者

1999年，欧盟首次针对中国出口的机电产品实施了技术性贸易措施。此后，欧盟几乎每年都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发布TBT和SPS通报，从而使欧盟不仅成为对中国出口产品最早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经济体，而且也使其成为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TBT和SPS通报量最多的经济体。从1999年至2014年，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欧盟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共计92起，占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通报总量的31.4%，其中，SPS通报量为40起，TBT通报量为52起。

美国是另一个对中国出口产品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经济体，其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共计71起，占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通报总量的24.2%，位居第二，其中，SPS通报量为33起，TBT通报量为38起。

在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TBT和SPS通报总量中，日本的通报量位居第三。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日本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为22起，占中国出口企业遭受的通报总量的7.5%，其中，SPS通报量16起，TBT通报量6起。

欧盟、美国和日本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占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通报总量的比例合计达63.1%，除此之外，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也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了TBT和SPS通报。所有发达成员的通报量占中国出口产品遭受的通报总量的比例高达72.4%。由此可见，发达成员是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TBT和SPS的主要通报者。另外，秘鲁是发展中成员中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TBT和SPS通报量最多的国家，其通报量多达21起，与日本相当，占发展中成员总通报量的25.9%；菲律宾、巴西和印度等发展中成员的通报量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图1-8和图1-9分别描述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的TBT和SPS通报量以及发达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企业发起TBT和SPS的国别分布情况。

1.1.2.4　中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限制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主要集中在农食产品、化学品及其相关产品、机电设备、玩具和家具及杂项制品等四大类产品方面，这些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因此，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从1995年至2014年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的TBT和SPS通报量共计293起，其中，针对农食产品发布的通报量达到158起，占通报总量的53.9%；针对机电产品发布的通报量共计46起，占通报总量的15.7%；针对化学品及相关产品发布的通报量为30起，占通报总量的10.2%；针对玩具、家具及杂项制品发布的通报量为29起，占通报总量的9.9%；这四类产品的通报量之和占通报总量的89.7%。图1-10描述了1995年至2014年WTO成员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发布TBT和SPS通报的产品种类及其数量。

1.1.2.5　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地区分布非常广泛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对样本企业的调查结果，从2005年至2018年，中国不同地区的出口企业均遭受了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但是，受影响的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年际之间，也存在于省际之间。

就年际差异而言，按照各省市均值，2015年，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程度最高，受到影响的企业占比高达36.8%，而2012年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只有22.6%。

就省际差异而言，按照各年均值，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程度最高的前五位省份分别是：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陕西省、湖南省。其中，河南省的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程度最为严重，有53.3%的出口企业受到了影响；安徽省的出口企业遭受的影响程度位居第二位，受影响的企业占比为48.8%；江西省位居第三，受影响的企业占比为40.7%；陕西省位居第四，受影响的企业占比为39.8%；湖南省位居第五，受影响的企业占比38.8%。西藏的出口企业遭受的影响程度最小，受影响的企业占比只有11.5%。表1-10列出了2005年至2018年中国不同地区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企业在受调查的样本企业中的占比。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中国不同地区的出口企业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的占比情况，图1-11利用各年均值将其描绘出来。

综上所述，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成为继反倾销措施之后影响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的最主要非关税措施；中国的农食产品、机电产品、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是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影响最严重的三类产品，而这些产品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成员是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对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发起者，同时，还是中国出口产品的最主要出口市场。因此，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