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遗失的本纪

关于司马迁的生涯，以及那场给《史记》编撰事业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李陵之祸，《史记》中几乎没有着墨。《李将军列传》附传中的李陵故事，也是一笔带过，不加丝毫个人感情。因此，有人认为这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泷川龟太郎博士的《史记会注考证》引用了清朝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观点，认为李陵的故事是由后人添加的。《李将军列传》的论赞部分也未提及李陵，似是司马迁有意回避。《史记会注考证》以伍子胥、平原君虞卿等传记为证，认为这些篇章的论赞部分都有对正文中记录事件的暗示，虽然那些文字只是抒发一下感慨之情而已。此事直到末篇《太史公自序》，才首次有了简短的叙述。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狱舍）。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在此，司马迁对自身进行了深深的反思，回顾了先人的足迹，立下完成《史记》的志向。

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狱舍），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视力），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子》中篇名）。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帝尧）以来，至于麟止（《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获白麟结束）。

这就是所谓发愤著书说。但《史记》的编撰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司马迁受刑于天汉三年（前98年），成为太史令则是在十年前的元封三年（前108年），而父亲司马谈自武帝初年（前140年）连续三十余年任职太史令。若《史记》的编撰是由这对父子完成的，那么司马迁受刑时，应该已经完成大半。受刑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撰书时间不过十年。

李陵受命远征匈奴之时，其实就可以预想他日后危险的命运。李陵率领步卒行军于漫无边际的沙漠，迂回敌方主力背后伺机偷袭，纯属生还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冒险。武帝沉浸于奇袭的一时胜利，终究得到了全军投降的噩耗。武帝盛怒，下令诛杀李陵满门。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有失情理，但臣子们没有一人为李陵说话。只有司马迁站出来回答武帝的质问，对武帝晓以情理。司马迁并不只是站在友人的私情上为李陵辩护。修撰史书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命运残酷的司马迁明白，再优秀的武将也有失败的时候，这便是命运的无常。他为李陵辩护，是非常自然的举动。而这次辩护招致的受刑，再一次令司马迁亲身体验到了命运的无情。

日后，司马迁将李陵事件前后的情况写在了《报任安书》中。这封书信收录于《汉书·司马迁传》中，《文选》卷四十一也有收录。《汉书·司马迁传》先是收录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然后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遂收录了这封书信。《汉书·司马迁传》即由这两部分内容组成。任安说的“古贤臣之义”，是推贤进士的义务，即司马迁回信中所提到的“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封回信是司马迁受刑后所作，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收到任安来信的时间并不明确。根据司马迁在回信中写的“今少卿（任安的字）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武帝）雍（进行郊祀的地点），恐卒然不可为讳（指死亡）”可以看出，司马迁回信时，任少卿已是拘囚之身。而任安的来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拘囚之事，况且以拘囚之身，断不会向司马迁提出推贤进士的建议，任安的来信应该是被囚禁之前的。因此，《汉书》中称“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也值得推敲。给刑余之人司马迁写这样的书信，应该是在司马迁作为中书令已经稳定下来的太始四年（前93年）吧。而司马迁的回信则应是当年的冬天。

一般认为，任安因巫蛊（使用蛊虫进行诅咒）之祸而遭拘囚。征和元年（前92年），有人诬陷戾太子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帝，受此事牵连，数百人遭杀身之祸。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身处宫掖。武帝怀疑他帮助太子逃亡，将他关押起来。而巫蛊之祸的关联者绝大多数被立即处决掉，所以司马迁回信中提到的任安遭关押一事，应该不是指巫蛊之祸。若任安在巫蛊之祸中遭到连坐而成为重要疑犯，入狱后想必没有机会向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递送求救私信，司马迁更不会将这封充满愤怨的私信写给任安。

《史记·卫将军传》中，对任安在大将军卫青落魄之时也不肯从其门下离去的气节大加赞许。此外，褚少孙在《田叔列传》结尾加入了一则补传。虽然错误较多，但提到巫蛊之祸期间，武帝指责“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遂“下安吏，诛死”。如果相信这段记载，巫蛊之祸期间任安便已遭诛杀。司马迁回信中提到的任安拘囚一事，也许指的是武帝所说“当死之罪甚众”中的某一件，是发生于巫蛊之祸前的某个事件。而这一事件中入狱的任安，不一定是死囚之身。

关于司马迁写回信的时间，书信中提到自己延迟回信一事，说“仆又薄从上雍”。这可以看作一条线索。雍地举行郊祀数年才有一次。有文献记录，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冬季十二月和征和三年（前90年）春季正月举行过郊祀。那么，司马迁的回信应是写于太始年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前年。司马迁受刑后四年，《史记》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所以这封回信与《太史公自序》的风格非常相似。《史记》中没有明显表现出的愤怨之情，在这封回信中显露无疑。

任安其人颇有几分侠气。他憎恶世间阿谀奉承之风，即便卫青威势尽失也不肯离去。这次遭遇拘囚，想必也是因为多管闲事。武帝这位阴晴不定的专制者，很有可能早就对他动了杀意。司马迁同样也是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手下的牺牲品。面对任安，他更愿意吐露心声。

司马迁的回信中，首先针对任安提出的致力推贤进士的要求，表示自己绝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但身为刑余之人，想要做到这点实属困难。他详尽地说明，正是为了推贤进士，自己才身受酷刑。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趣舍（进退）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正是惋惜他身上的“国士之风”。特别是李陵率五千步卒勇猛奋战，直至矢尽道穷，陷于敌地。适逢武帝召问，司马迁禀告了自己的信念，不想却惹怒武帝，受了“最下腐刑极矣”的屈辱。司马迁向任安求证道：“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他期望少卿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况且西伯、李斯、淮阴（韩信），皆忍辱负重，不自行引决；同样，他自己也要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只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上文前半部分与《自序》中的文字基本一致，两者的创作时间应该很接近。为完成《史记》，司马迁忍受了最下等刑罚带来的屈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狂惑之余，“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知己）通邑大都”。这是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然而《史记》完成不久，便丢失了十篇。其中可称为同时代历史的景帝武帝二本纪，特别是司马迁正面针锋相对过的《武帝本纪》的遗失，大大淡化了司马迁倾注毕生执念完成《史记》的创作意图。那么，这十篇文章究竟是如何遗失的？

《史记》被视为正史之首。与奉诏修撰的《汉书》不同，《史记》是史臣自发编撰的史书。《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则是司马迁的女儿将《史记》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杨恽。但《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属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自注“十篇有录无书”，可见到了班固的年代《史记》已然遗失十篇。这十篇包括景、武二本纪，礼、乐、兵三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以及日者、龟策、傅蕲蒯成三列传。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前32—前7年在位）年间，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由此可以推测，《史记》十篇的遗失应发生于司马迁死后不久。《自序》里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前140年，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显然《孝武本纪》原本是存在的。

前汉末的《西京杂记》中，有一篇被认为是刘歆所写的佚文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土牢）。有怨言，下狱死。”（《史记集解》裴骃注引后汉卫宏《汉书仪注》）然而说武帝动怒因景帝本纪而非自己的本纪，以及司马迁因此死在狱中这两点，都与事实不符。

《三国志·魏书》的《王肃传》中也有相关记录。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内心怨恨），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询问《史记》是否是一部愤怨之书。王肃答道：“司马迁记事，不虚美（虚誉），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景帝）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武帝），而不在于史迁也。”这也许是来自《西京杂记》上的传闻，但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景、武二帝的本纪很早就失传了。

关于武帝怒削景帝本纪的说法，仍存有疑点。说到汉室故事最为肆无忌惮的记述，实在无过于《吕后本纪》。汉朝世系，王统始于高祖，而其子惠帝，而惠帝之子少帝恭、少帝弘，而惠帝之弟文帝，此后景、武帝相承。而本纪则仅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完全违背了一统大义。《吕后本纪》中记载的事件极其残虐无道，甚至带上了凄惨色彩。吕后处死众多高祖时代的功臣，太子也遭受厄运。高祖的爱妾戚夫人则斩去手脚，挖掉双目，用瘖药（致哑的药物）毒哑，将这样的一个肉块抛入茅厕，称为人彘（人形的猪），其惨酷程度古来未见。吕后的儿子惠帝深陷绝望，终日淫乐，抑郁而亡。惠帝的皇后没有儿子，便谎称怀了吕氏之子的女人生的是惠帝之子，为防止败露再杀掉生母。少帝恭长大后对自己身世感到怀疑，便遭幽杀。就这样吕氏一族逐渐封建，夺取汉室的势头渐显。惠帝的弟弟赵王刘友亦被幽禁，最终饿死。此时发生了日食，吕后大言不惭地对左右说道：“此为我也。”不久，吕后因鬼魂作祟而亡，吕氏亦遭灭族。将吕后的传记放在高祖之后，从“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伯夷列传》）的立场来看，应该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武帝为何没有删除这篇？此外，《自序》正文中明说“大臣洞疑，遂及宗祸”，而《吕后本纪》的论赞部分却说：

惠帝垂拱（无为而治），高后女主称制（代天子执政），政不出房户（老子语，指深在后宫而治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农耕），衣食滋殖。

对其无为垂拱之治大加赞赏。这一论赞与篇中的记述全然不一致，显得虚情假意。

现存《史记》中有所谓武帝怒删的《孝景本纪》，据传那是原篇流失之后褚少孙凭借《汉书》补足的。不过，此《孝景本纪》包含了《汉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有关日期的记录也比《汉书》更加完备，断非由此补入。显然，《汉书·景帝纪》与其他本纪一样，都是以汉室的记录为基础，加入部分官方资料所作。可以说，《史记·孝景本纪》反倒是被沿用因袭的那一方。

虽然现存的《孝武本纪》被看作是褚少孙或后人所作，不过从内容来看，总体是照搬了《封禅书》的后半部分，只不过在开头加了约六十字关于武帝的母后及即位前的记事。此外，文章中在“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一句之后，还详细记述了这位天子如何成为道术方士的傀儡，犯下愚行，劳民伤财且毫无收益。这也是《史记》中最令人感到烦重的一篇文章。文末以近乎嘲讽的语气总结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该篇的论赞部分也是直接引用了《封禅书》的原文。

现存《孝武本纪》显然属于《封禅书》的一部分。然而从《自序》的文字描述可以推测，《孝武本纪》应是向世人充分展现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君临天下的王者风范的内容。若真如此，就没有理由激怒武帝。对此，我产生了与《吕后本纪》同样的疑问。也就是说，与《吕后本纪》本文与论赞部分的矛盾类似，《自序》中“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以及歌颂盛世的赞语，和《孝武本纪》的内容明显冲突。

《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司徒王允以修史毁谤为由，想杀死蔡邕。他引用《史记》为例，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乃“无益圣德”，最终致使蔡邕死在狱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将《史记》视作谤书，但当时《孝武本纪》其实早已失传。那么，究竟《孝武本纪》原本记载了怎样的内容？这就如同废墟中残存的古代雕刻残像一般，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史记》的魅力并不在于为我们勾勒出统一世界的形象，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在司马迁与命运对决这一现实舞台的缺失上。《封禅书》中对武帝不断嘲弄的司马迁，如何站在公开的政治立场上对武帝进行报复呢？或许他采用了隐微的表现手法。这一点，我们从《史记》对李陵故事的处理方式中可见一斑。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简单附录了李陵的传记。前文已经说过，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后人补充的。此外，《匈奴列传》中也记录了部分关于李陵的情况。

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文末记载了李陵向匈奴投降后的状况。可以看出，此时司马迁充分掌握了李陵投降的来龙去脉。接着，传记中还记录了两年后［天汉三年（前98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因巫蛊之祸李家灭族。两件事都发生于司马迁受刑之后，也是《史记》中已知年份的最后记录。

《匈奴列传》的论赞部分对当时的对外征略进行了批判，认为谈论匈奴问题的人，只不过是倚仗着中国的强势，侥幸于一时成功之辈。天子务必要有识人之明。文末以“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的咏叹收尾。此处隐含了司马迁的愤慨之情，暗讽武帝绝非以雄才大略君临外夷的英明君主。汉魏人主张《史记》乃“诽谤之书”，才是更接近于《史记》本质的理解方式。列传中加入“倜傥非常之人”的传记，则是针对此类当权专制者们提出的一个反命题。在此意义上，位于列传之首的那篇满怀抑郁之情的《伯夷列传》，正是司马迁所要传达的精神所在。“天道是邪非邪”乃是《史记》的主题，乃是他对士人命运问题提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