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一个五年任期的新方针和新成就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备受国内外的强烈期待。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可谓是众望所归，令所有观察家迫不及待的是，中国将要出台的新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政策方针。国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广泛意识到，中国年复一年地在国际秩序中占据更加核心的地位，中国领导人的决策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世界大事的进程，对于其他大国的战略决策已成为无法忽视的因素。2017年10月的十九大和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清晰确认，中国胸怀规划清晰且雄心勃勃的目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成为强国的道路上再进一步，这既要求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发展事业奉献热情和秉持牺牲精神，也无疑会产生新的国际格局。
1.新目标和新决议
2017年和2018年的两个根本性会议为实现既定目标树立了新的方向，明确了新的目标。两个中心目标，即“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被确认，并被列入党和国家的正式战略中：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21年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创建100年的执政党。2049年，中国将证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摆脱那些脱离中国实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极端意识形态的干扰而开拓的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为了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似乎需要凝聚各级领导人的力量以落实这些政策，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共机构和国家主席职位的改革保证主要政策方向的延续，另一方面要将一些已经开始实施的政策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彻底避免已经获得广泛共识的政策方向被修正的风险。
在这些决定中，第一个引起海外特别关注的决定，是宪法中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随着中国迎来或许是最为困难和最为关键的国内外局势，这一旨在保证十八大以来实施的政策的延续性的决定显然是合理的，尤其是反腐运动，在我看来，反腐是所有改革中至关重要的支柱，也是中国改革如期取得成功的核心条件。西方媒体对这一修宪决定的批评蜂拥而至，这一决定被形容为“独裁的加剧”“专制主义”“绝对权力的传统”等等，很显然，这一见解实属偏见。(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取消了1982年宪法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自然，这产生了终身担任国家主席的可能性，但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会见外国政要和中国官员时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反驳，他表示这些指责实际上是误读了此次修宪，其实修宪是将国家主席的任期和党的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协调一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也受到西方媒体的诋毁和嘲笑，在他们眼中，几乎全票通过的结果正说明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党的决议的“传声筒”。但这就和西方媒体最常见的对中国的批评如出一辙，这些媒体从不把中国的政治情况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日本或印度相对比——日本和印度现行的民主模式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式的亚洲议会制民主模式。
中国是一个绵延数千年的非常古老的文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历史的角度看却是年轻的。中国领导人数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民众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共和国处于十字路口间。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崛起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也让很多国际社会的成员由于意识形态、经济或战略等原因感到不快。如果说中国的崛起整体上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欢迎，那么，那些直至最近仍然主导国际秩序、制订国际规则的工业化国家对这一态势的抵触却越来越强烈。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一种近乎无名的冷战的环境，遏制中国的政策、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企图、反对中国崛起的结盟运动，甚至对于扰乱中国政治和安全稳定的暗地的支持都充斥其中。从其他政治体制的运行层面观察，就会发现某些批评中国最为猛烈的国家至今或者曾经长期主导的政治运行情况和中国相比起来并非截然不同。在美国，限制总统任职不得超过两任的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自1951年起才开始生效，在此之前，富兰克林·罗斯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曾连续担任四届美国总统，他最后一次当选是在1944年。在法国，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总统任期起初是七年，所以弗朗索瓦·密特朗曾任职14年，直至2008年法国总统的任期才缩短至5年；此外，法国只限制总统不得连任两届，但并不限制在隔一任后继续参选总统。在德国，德国总统则仅是一个荣誉性职务，掌握大部分权力的德国总理可以无限期当选，所以，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目前已开始自己的第四个任期。事实上，这些政治体制正是相关国家长期不稳定、国家领导人无法采取长期性改革举措的原因。以美国为例，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后，逐步废除前任奥巴马的大多数政策，这使得美国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无法信任的大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最近二十年间签署的最重要的国际协议之一——的决定，削弱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可信度，并再次导致中东地区陷入一触即发的危机状态。西方对于这一经过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修宪的批评似乎表明，在西方眼里，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可能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西方人也从未考虑过习近平主席在给中国政治带来新的具有战略性的动力后，可以在人民代表的自由意志所决定的基础上继续改革的可能性。在法国，共和国前进党2017年将埃玛纽埃尔·马克龙推上总统的位置后，该党的议员们如果对总统的决策表示否定之意就会被威胁开除出党，由于法国前进党在国民议会占多数，这样总统的决策只要在该党通过，随后便会在议会通过，但却没有任何人声称法国总统是“专制主义”或“独裁主义”。总统的支持者们声称总统的决定之所以被议会通过，是由于总统对于法国的未来高瞻远瞩，应该得到支持。然而，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吗？此外，法国的议员同样没有任期限制，一些法国的议员至今已进入第六个甚至第七个任期，这意味着一些法国议员的任职时间已经超过40年。
决定改革全局以及实现预期发展目标的重中之重是反腐运动。出于反腐考虑，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是合理的，因为这一举措避免了反腐节奏一旦放缓，陈规陋习卷土重来的可能。尽管反腐并非始于习近平主席的首个任期，但反腐的深化和反腐目标的扩大无疑是过去五年间中央政策的成果。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必要性，他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提出在反腐方面要“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为达到这一目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并加强了国家反贪机构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围绕这一思想，决定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将反腐的范围从党内扩大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如同1978年以来秉持务实主义而实施的大多数改革一样，国家监察委在2018年3月根据宪法修正案正式设立前，首先在山西、浙江和北京市三地进行试点。这一新的委员会的工作对象包括所有国家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这一机构连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了监察力度，不仅权力扩大了，而且以更加清晰的方式定义了自己权力的范畴，这响应了习近平主席为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要求监督机构在反腐方面不留漏洞的意愿。此前使用的“两规”体系被“留置”体系取代。国家监察委具有留置被调查者、冻结其财产以及开展问询的所有权力，且不仅可以针对腐败分子行使职责，也可以针对行贿者行使职能。习近平主席已清晰表示，这一新的机构有助于改善法治状况。这一机构唯一值得商榷之处在于不允许被调查者寻找律师代理，这产生了监察机构滥用职权的风险，所以，上级机关应非常警惕，防止出现滥用职权的情况，给国家监察委乃至整个反腐运动抹黑。
2.新方法和新阶段
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这两件重要的事情同时确立了清晰的目标和新的方法。两个核心目标，即“两个一百年”是：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近年来，这两个目标多次在“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框架下被提及。中国自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在清朝和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统治期间的半殖民地历史之后，国家的发展变化始终贯穿着复兴之义，中国努力从本国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逐步重新达到鸦片战争之前的国际地位。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四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贫困人口的减少同样令人瞩目，中国人民继续努力下去确实会实现这些目标的。但是，这一“民族的复兴”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因为中国的地理、人口以及经济越来越多地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上述两个目标的确定意味着中国迈向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发展新阶段。
成功实现这一雄心壮志需要新的工作方法以及对于落实中央方针政策的监督管理。如我刚刚所说，这一政策的关键支柱在于反腐。为了毫不懈怠地开展反腐，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党的领导是核心条件，并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保证统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腐败现象被大规模铲除后，中央政策就能成功落实，1978年以来由于腐败而产生的偏差也就能最终得到矫正。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提到了其他重要议题，比如环境污染问题。从空气污染到水污染再到土地污染，中国自然环境的恶化被认为是威胁到经济发展基础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写入宪法修正案。最近五年，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证明了中国致力于结束这一令人担忧状况的决心，该状况已经越来越不可逆。为此，“生态文明”第一次连同其他首要问题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写进宪法。另外，在经历四十年飞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开始强调在重视质量型创新的基础上努力建设高附加值经济的必要性，不再希望经济发展继续走数量型经济的老路。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并指出经济继续以两位数增长是无用的。习近平主席也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结构效率增长以及发展引擎更加坚固，现阶段经济建设应优先注重质量。
涉及国际社会的方面，也发布了一些旨在维持中国国际化的新方法的重要消息。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针对近年来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的担忧日益加剧的情况，习近平主席宣布“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自然，这一承诺应伴随着对于商事法庭判决的监督管理以及提高中国公共企业和私人企业在和外方合作时承担法律责任的意识。围绕这一方向，还需要鼓励甚至强制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经营活动中或者在国内和外资企业合作时，更加注重遵守法律（遵守合同规定，尊重知识产权保护等）。只有以此为基础，外国投资者和外资企业的信任感才会逐渐树立起来，这种信任感会鼓励他们在中国继续投资。这也是习近平主席在报告中所说的“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的一个题中之义。如今，国家之间普遍互相依赖，扩大对外开放已是必然之举，除此之外，中国的对外政策将进一步注重以合作和分享为基础。习近平主席承诺，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总的来说，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真正创新在于深化2012年以来的改革方向,同时也在新的党章和宪法修正案中得以体现。这一“新的时代”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发展和崛起的新阶段，中国将沿着这一道路继续发展，直至2049年成长为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1978年改革开放和2012年以来采取的矫正举措的成果。十八大开启、十九大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确认的新阶段至关重要，因为它使得中国得以改正错误，重新修订逐渐有所偏差的政策导向，并赋予了党员们为国奉献和牺牲的精神，最初的革命者秉持的正是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