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发展新道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1978年9月,我在完成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后进入大学就读时，选择了俄语和中文作为自己的专业。选择俄语是因为中学时我就已经学习这一语言，选择中文则是因为我自幼就对中国特别感兴趣。早在中学时期，我就订阅了好几年的《中国建设》(1)和《北京周报》这两份中文杂志。由于希望主修中文，我得以进入普罗旺斯大学中文系就读，这个系规模较小且开创较晚，但其雄厚的师资力量使得它在当时被认为是法国各高校中最好的中文系。该系当时由帕特里克·戴思奈(2)领导，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处随员，更曾担任时任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正式翻译。他对中文之精通得到了法国汉学界的一致认可。另一位令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康斯坦丁·明斯基，他是一位白俄罗斯人，曾在中国的中学和大学任教，1966年之前在中国生活长达35年之久。他是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竭之源，也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位讲汉语且能熟练驾驭中国成语的外国人。对于我们学习中文的学生来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导师，将对中国的热爱之情传递给我们，尽管最后他不得不离开这片热土。1978年秋季的中国正完全处于过渡时期，“四人帮”已在两年前被打倒，但国家的未来仍迷雾重重，吸引着各国分析家评头论足。我们的两位老师对学生的真挚热爱和高度重视，在如今的法国高校已经极其罕见，在他们的教导下，我们被中国牢牢吸引了，我在学习两年俄语之后，就放弃了继续攻读俄语，完全投入到中文的学习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幸运地成为了中国改革较早的关注者，我看到了中国人民在艰巨的任务面前表现出的创造力、韧性和勇气，种种对新中国的发现令我惊奇不已。中国人民面临着一个艰难浩繁的任务：那就是让一个被国内政治危机削弱的中国重新站起，而中国此前在国际社会中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持续探索，尚未完全进入正确的轨道，庞大的人口压力在数十年间阻碍着中国经济腾飞，尽管这一影响并非是永久的。四十年之后，我在历经新闻、外交、教育和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工作后，再一次有幸经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中国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有影响力的大国之一，一个更均衡、更公平的新国际秩序也在中国的积极推动参与下正逐步创立，且融入了相当多的中国元素。这一新秩序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中国新一轮发展引擎。

1924年，法国海军军官和作家克洛德·法雷尔在远东地区进行了一次长期旅行，涉足之地包括印度、中国和日本。作为皮埃尔·刘易斯和维克多·谢阁兰的朋友，他曾于1905年凭借著作《文明人》获得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作为当时欧洲旅行家中学问渊博的杰出代表，克洛德·法雷尔1924年出版的游记体现了他对中国魅力的深深热爱：

“中国人民完全不是处于下坡路，因为中国的人口在增加而非减少，中国人的劳动能力从未减弱，中国人爱学习的好奇心始终在增长，中国人依然保持着勤奋不懈的劲头。我们不能因中华民族被自身问题困扰多年的现状而影响我们的判断：在过去的15—30年中，在过去的4000—5000年中，中国已经历了最可怕的苦难和最严重的混乱。中国不会因为如今这么小的状况而分崩离析……中国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无法拥有的内在力量。作为一个有深厚文明底蕴、勤奋不息的国家，一个坚忍不拔、历经种种艰险依然屹立不倒的国家，一个如此生机勃勃的国家，这样的状态如果一直持续下去，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毋庸置疑，一切皆有可能。我坚定地期待，中国会发生最伟大、最壮观的事情。今天，从欧洲到美国，无不相当幼稚地陷入喋喋不休的言谈和讨论之中，我们彼此作对，狂妄到征讨对海洋的控制权， 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乃至其他大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想象有一天，一个人口众多、勤奋上进且充满智慧并超越其表象的民族，会突然凌驾于我们各国……事实上，如果那个国家的迸发，是为了建设一个以勤劳工作和公平正义为基础的更加和平的世界，在我看来， 我将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

今天看来，克洛德·法雷尔对中国历史的领悟以及中国人民优秀品性的欣赏仿佛预言一般。在经历中国人民共同努力并创造巨大奇迹的四十年务实改革之后，中国在前所未有的时代里实现了复兴，成就之高甚至可能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随着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中国复兴开启了第二阶段，进入新时代。新的政策详细分析了改革的积极成果，同时也指出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改革出现的偏差，并树立了再次出发以拯救改革、推动国家发展、大幅完善国家治理方式的目标。但在中国复兴的第二阶段，由于美国霸权的下滑、非国家势力多年来日益壮大并威胁到集体安全等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诸多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一些国家将恐怖主义作为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以求得更强大的力量以及引发力量不对等的战争。在亚洲恐怖主义的蔓延潜力尚难以评估，但无疑它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全风险。其他令人担忧的现象还包括民粹主义和极端政党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崛起。受通信技术演变以及大型财团掌控媒体的严重影响，代议制民主制度明显气喘吁吁呈现疲态，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公投决定“脱欧”都让人们看到国际冲突增加的潜在风险，也让人们看到，当选民们无法再理解超出他们理解能力的重要政治、经济或战略议题时，投票制度的局限性也就凸现出来了。人们手中的选票容易被媒体压力，被针对外国人、欧盟、中国贸易政策或宗教复兴现象的威胁言论所左右。法国语言学家和评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曾在一篇分析十分透彻的文章中将全球各国分成四类：欲望类——这类国家曾过于长久地想要抑制贫富差距，但如今开始承认财富的价值；怨恨类——这类国家在历史上曾被迫对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似乎主要是指欧洲和美国）卑躬屈膝；害怕类——这类国家一般被称为西方国家，他们曾在过去四个多世纪中非常强大，如今感到自己的实力和价值观受到威胁；犹豫类——这类国家分散在各个大陆上，他们可能仍处于激情之外，但可以迅速地被欲望类或害怕类国家掌控。如今，在“反恐”和 “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害怕的感觉已成为弥漫在西方国家中的主流感受，并助长了民粹主义以及自私自利之风。唐纳德·特朗普掀起的针对全球包括其盟友在内的贸易战以及近年来在欧洲甚嚣尘上的反对穆斯林的言论尤其鲜明地体现了自私自利之风的蔓延。欧洲被前所未有的难民潮压倒了，而这样的难民潮恰恰是19世纪和20世纪殖民政策以及欧洲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功的综合后果，尽管欧洲建设近来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遭遇挫折。

在激荡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发展成就，中国为世界发展做贡献的清晰意愿，中国为合作伙伴展示一条以更加正义、公平与和平的国际秩序为基础的新道路的意图，让人们期待一种各国和各民族新型关系的轮廓。习近平主席自当选以来，坚持不懈，夙兴夜寐，一方面是要领导中国人民抓住建设新中国的机遇，保持在过去的改革四十年间闪耀的奉献精神，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另一方面，他的努力也是为了让其他国家领导人明白，不仅仅是考虑利益，而且是要建设一个更加和谐、富有合作精神的国际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可能性。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各个文明的特点及需求将会得到真正的互鉴与考虑，各国和各民族将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携手努力。新时代的中国将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希望所在，因为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相互依存、合作共赢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习近平主席自首次当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来所实施的政策，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多次全会通过的方针大计的深化，也是对新的高度战略性的方针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