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历史这样拉开序幕
1 “善者”向东望去
上海人一直很骄傲，甚至在其他外埠的人看来上海人有些高傲。这无可非议。上海在中国本土有足够的资本骄傲与高傲，她以其短暂的百年历史，迅速成长为名扬天下的“东方巴黎”，仅此一点，便足以在全中国甚至全亚洲都有了骄傲的资本。即便在旧时代，那五光十色的外滩和“十里洋场”的喧闹繁华，也不差纽约曼哈顿什么。当然，除了拥有地铁和摩天大楼没那么早、没有那么高以外，上海的时尚风情、上海的开放程度，在二十世纪初就远远超过了香港，也接近了伦敦、旧金山等世界名城。
关键是，上海对中国而言，还是哺育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和摇篮——中国共产党是在这里诞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的骄傲更无可非议：它是中国工业的主要基地，又是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对国家的贡献可以用几分之几的比例来说话（财政收入占全国六分之一）。这就足够了。
上海就这么牛，这么傲。通常，能牛、能傲者，皆有资本也。
然而，外埠人也许根本不可能想到，骄傲的上海人，曾经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十多年里，不仅痛苦地低下了那颗高傲的头颅，甚至在相当多的时候、在相当多的“小兄弟”们面前竟然，还要低三下四。
“这是上海人的屈辱！”“啥辰光上海这么没面子过？”有位老干部跟我说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年春节期间，一位上海主要领导去无锡出席苏南“乡镇企业‘亿元村’先进表彰会”，因为上海没有一家“亿元村”，所以上海市的领导就被安排坐“冷板凳”，没有资格上台为获奖者授牌，气得这位上海市领导直骂人。
上海人一向讲面子，而且开埠之后的近一百年历史里，不仅“面子”光亮，“夹里”也是顶呱呱的。上海跌份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得从“文革”结束的那个年代说起——
1977年是什么日子？是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年头，是中国从沉重的“文革”枷锁中刚刚解脱的岁月。这一年，那些头顶许久没有见到太阳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心头默默地念着一个人的诗：
你懂得生活吗？你懂，
你要它重复吗？你正在原地徘徊。
坐下，不要总是回首往事，要向前冲！
站起来，再挺起胸，这才是生活。
生活的道路呵，难道只有
额头的汗水，身上的荆棘，仆仆的风尘，
心中的苦痛，而没有爱情和早晨？
……
挺起胸膛去迎接朝霞的蓝天，
希望之光在地平线上已经冉冉升起。
迈开坚定的步伐，认定方向，
信赖我的支持
迅猛地朝前追去。
这首诗的作者是197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西班牙著名诗人阿莱克桑德雷·梅洛写的。梅洛先生的《要怀着希望》这首诗，之所以受到当时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正从一段苦难中解脱出来，人们都在寻觅着自己的希望。
此刻的大上海人，也在寻求着自己的希望。
三年后，上海迎来两位在战争年代“搭档”的老战友出任“书记”和“市长”。那时的“一把手”——上海市委书记称“第一书记”，此人叫陈国栋；他的“老搭档”叫汪道涵，任“市委书记”、市长。（按排列，一年后在这两人中间又多了位“第二书记”，叫胡立教，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经济学家）。陈国栋、胡立教和汪道涵，三位老资格的革命家和经济学家组成的“上海班子”，被称为“文革”后上海滩的“三驾马车”。这“三驾马车”执政上海大约在1980—1985年间，可以说是“文革”重灾区的上海在改革初期最艰难的岁月。也正是因为“上海滩”的“烂泥路”和“弄堂水”不好蹚，中央才把这么一副重担交给了这三位德高望重的老政治家来挑。
三位长者中，留在今天中国人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当算汪老汪道涵了。这位新四军出身的上海市市长，出任上海市长时已经65岁，陈国栋比他大4岁，胡立教大他1岁。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汪道涵与陈国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已是“省部级”高级干部。汪是华东军政委工业部部长，陈是财政部部长，说两人是“老搭档”，就是指的那段历史，但他们两人还是新四军同一部队的老战友。中央对上海历来重视，“文革”后，首度配齐班子时就考虑了恢复上海经济地位对全国的影响力，所以又把这对“老搭档”一起放到了上海。陈国栋先于汪道涵到上海任职。
汪道涵留在人们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后来的一件事，1991年汪老出任负责对台工作的“海协会”会长，并在任期内实现了著名的“汪辜会谈”。
中国人论人通常喜欢看“面相”。汪道涵是那种年轻时帅气又文静且一看便是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派头，年长时一脸慈祥、温和、清爽之感，是那些让人特别喜欢的智者型领导。而汪老则称自己是“善者”。这个词用得准，善：智也，美也，明也。汪自己说：“从善则明。我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总是以此要求自己，并且由此不断获益。”在数所高校求过学的汪道涵，经历过了战争年代的洗礼。庆幸的是，他在那些腥风血雨的岁月里，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善者”的首长，并且一直影响与感染着汪道涵向善者靠近的步伐。这位首长就是被毛泽东呼之“谭老板”的谭震林。“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被他吸引了。他周身仿佛洋溢着一股激情，一股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满怀必胜信念的激情。”汪道涵这样赞赏和解释“善者”首长：“‘善者’的美德，像一团团炽烈的发光物，照耀着他的生前死后。”
这话，其实也是汪道涵的自我写照。
在我采访、调研浦东开发历史时，发现上海人对汪道涵当年致力浦东开发开放格外推崇，并认为他是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他在执政的那些年里，其实眼睛和心里一直向东望着……”一位“老浦东”跟我这样说。汪道涵任上海市长时，“上海”和上海市政府都在浦西，向东望，就是看浦东。
……金秋时节，我又一次踏上了浦东的土地。
东方刚露白，就出发了。几年来，我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次黄浦江的东岸。每次我经过外滩，对岸陆家嘴地区的景色在车窗前掠过时，便会引起我的联想和思索：陆家嘴地区与上海的外滩只一江之隔，它应是外滩的组成部分，然而眼下的差距是那么的显著。今天我又要去陆家嘴，而且要去外高桥、花木地区一带去看看。
汪道涵写过一篇著名的《浦东行》工作随笔，我称其为是一篇富有激情特别是对浦东开发怀有深厚情感的好散文——
汽车驶进了打浦路越江隧道。隧道显得陈旧了，多年的超负荷，使它难免有一点衰老。若年底延安东路越江隧道一通，也许它能喘一口气的。但延安东路隧道一开通，陆家嘴地区的开发将会加快，浦西浦东的人、车流量必然加大，那么眼前这条隧道也不会轻松的。看来，南码头大桥还得建设，宁国路越江工程也得准备了……
写这篇文章时，汪道涵已卸任市长4年。这个时候，他出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和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开发办公室主任一职，浦东开发似乎也成了他老人家除了对台关系的“海协会”工作外的一份最上心的事。
“百年东方梦，十年苦相思。”这话比较准确地道出了汪老当时内心所涌动的对上海城市建设的复杂情感。
1980年初，接中央命令后，汪道涵从国家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岗位，来到上海任职。不久后的一日傍晚，汪道涵独自来到外滩，伫立于依然有几分寒意的外滩水泥防洪护栏前，凝视着滚滚东流的黄浦江和身后并不那么热闹的南京路，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因为这座城市他是熟悉的，从中学到大学，有近十年青春年华他是在这“东方巴黎”度过的，也早已领教了“十里洋场”的风风雨雨。之后又经过十年战场洗礼，当他再度回到上海时，已成为新中国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一任工业部部长。那时的“英俊小生”汪道涵，风华正茂，面对刚刚从旧世界的另一个阶级手中抢回来的上海，在国家和公有经济尚没有建立时，他曾如此激情而骄傲地向人列数一串令人羡慕的数据：
“华东的私营电器工业，集中在上海一个地方，其他各省市几乎可以说完全没有。上海市的电工业器材同业公会现有三百三十五个会员厂，职工共计一万人，完全私营厂的职工约为八千人……华东公营电器厂，在上海有三个厂，在南京有四个厂，在山东有一个厂，共计八厂。公私合营的，上海山东各有一厂。十个厂共有职工三千九百三十人。全部外资（美资）经营的，上海有两家，中外合股的有一家……”
今天我们听这样的数字似乎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近七十年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立时，这样的工业或者说在当时代表最先进生活方式与技术的电器工业，曾令上海人特别骄傲。作为掌管这一领域工作的“工业部长”，38岁的年轻“汪部长”，自然比一般人更自豪。
两年后，这位“英俊小生”部长被中央一纸调令调到了北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一去便在北方待了近三十年，那期间包括了有近十年的“文革”的残酷迫害。30年后的1980年，当年的“英俊小生”再回到上海任市长时，他已是明显老态的65岁老者了。可上海人似乎更加喜欢这样的“汪市长”，大家私底下都认为“我们的市长像位教授”。
教授，教人知识的智慧者。这符合汪道涵周身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溢出的那种气质、学养、风度与为人——用汪自己的话说，便是“善者”的他。
然而，城市管理并非是教授的讲台，也非僧人静居的庙宇，尤其是大上海，仅6340平方公里面积上，却拥挤着上千万人口，人们要在这里工作、生活，还要繁衍子孙后代、养老送终等等。
38岁到65年之间相隔了整27年，汪道涵的官职只从“副省部级”升迁到了“正省部级”，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上海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变化中，好的令人振奋和鼓舞，是“想不到的”；但变化中还有另一方面是不好的，那不好的一面也是汪道涵“想不到的”，甚至比好的方面“还吃惊和要命”！
1980年国庆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3日这一天，上海市民们手中捏着当日的《解放日报》，读着读着就“炸”了起来：
“天哪！这个‘沈峻坡’是真名还是假名呀？他是想找死啊！”
“太过瘾了，多少年没有见这么好的文章！”
“上海是该有人出来说真话了嘛！”
“这回外滩又要热闹了……”
是什么文章，让上海人如此兴奋、如此紧张？我想，当时最尴尬的应该是上海市的领导们，当然包括汪道涵，他此刻是代市长、第二书记，再过两三个月人大会议一开，便是真正的市长了。市长看到这样“骂”上海市（在一些人眼里骂上海不等于是骂市领导嘛）的文章，肯定也是像倒翻了的醋瓶子，不知啥滋味。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还上了头版头条。《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
这回，报社的一帮“文人”们确实“吃了豹子胆”。
我们先来看看当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到底刊登了什么样的文章——
大标题：
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
——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
作者的名字和职务没有放在前面，而是在文章的最后，但它足够醒目：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沈峻坡
下面是报社刊登沈文的内容：
最近，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制订长远规划的问题。他说：制订长远规划是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必要前提。近几个月来，本市有些部门也在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这个总题目，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上海的发展方向，酝酿制订长期规划。我觉得，要探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海，首先必须弄清上海的现状。
据我了解，上海在经济上至少有十个全国“第一”：
一、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八分之一强，产值之大，居全国各省市第一位；
二、出口总产值占全国四分之一强，其中本市产品占60%，创汇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三、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上缴国家税利占中央财政支出三分之一，上缴之多，居全国第一位；
四、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79年为30,013元，高于全国各省市平均数1.5倍以上，居全国第一位；
五、工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润，1979年全市平均63.73元，为全国平均数的四倍，居全国第一位；
六、工业资金周转率为69.5天，周转之快，为全国大城市的第一位；
七、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1979年为1,590美元，生产水平之高，居全国第一位；
八、能源有效利用率，1979年为33%，高于全国平均28%的水平，居全国第一位；
九、商品调拨量，上海商业部门调往各地的日用工业品占全国调拨量的45%，居全国第一位；
十、输送技术力量，解放以来上海迁往内地的工厂300多家，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输送技术人员、技术工人100万人，居全国首位。
上海在全国的“十个第一”，大家听得多了，也一向听得十分顺耳与令人骄傲。可是沈峻坡的文章后面的内容，这对广大上海市民和一般干部来说，似乎都是第一次，或者说是第一次把骄傲了几十年的大上海人的“面子”“夹里”一起给撕得个精光！
沈文列举了上海在全国“倒数第一”的五大项：
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
二、建筑密度高达56%，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拥有道路仅1.57平方米，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
三、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包括棚户、简屋、阁楼在内），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其中困难户、结婚户、特困户、外地调沪无房户共69,000多户），占全市户数5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四、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五、由于三废污染严重，上海市区癌症发病率之高为全国城市之“最”。
沈文列举完“十个全国第一”“五个倒数第一”之后，还对上海形成这种“畸形状态”的几种具体表现，再度剖析道：
重生产，轻消费。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重视和抓好生产，对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三十年来，上海在工业生产方面，总是一马当先，名列前茅，而在城市建设方面，却是“老牛拖车”，一直落后，从而形成“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之所以会这样，同过去片面理解“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有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总认为只要抓生产这一头，不管消费那一头，城市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变成生产的城市，城市也就改造好了。这是歪曲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错误之一是，把消费的积极作用轻易否定了。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又影响生产。“消费创造新的生产需要。”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那种认为积累、生产是积极因素，消费、生活是消极因素，抓生产天经地义，抓消费可有可无的看法和做法，都是“左”倾思想在经济上的反映。错误之二是，把消费的概念任意扩大了。如把教育、科技这些发展新的生产力的部门，看成是“消费”；把商业服务业这些担当社会主义流通任务的第三产业，也当作是“消费”；至于明明都是属于生产范畴的城市建设，像交通设施、环境保护设施、劳动保护设施等等，因为要花钱，也被划为“消费”这一档。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放松“消费”，去建设“纯粹”的生产城市，势必造成今天的城市拥挤，住房紧张，“三废”严重，交通阻塞，等等，对人民生活欠账累累，使生产发展增加重重困难。这些都是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生产而生产”的产物。
重挖潜，轻改造。上海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充分挖掘潜力，是完全应当的。三十年来，上海工业生产增长25倍，基本上就在市区这141平方公里的“螺蛳壳里做道场”，主要依靠95%以上的老企业、老厂房、老设备挖潜力。长时期来，许多老企业一直用简单再生产的“本钱”，一再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要求。于是只好大挖潜力，硬挖潜力。事物的发展都有个限度，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走向反面。以工业生产来说，生产一再发展，就发展到马路上去了（马路仓库、马路工厂）；厂房不断扩建，就扩充到居民当中去了；设备尽量利用，不少已“超负荷运转”“带病运转”，达到了硬拼硬上的程度；场地充分挖掘，把托儿所、食堂、厕所也挖掉了。群众反映：“真是挖到骨子里了。”像这样不给补偿地一味“充分利用”，挖潜不已，结果只能使这个老基地“操劳过度”，“消耗殆尽”，一个先进的城市就可能向后进转化。
重速度，轻效果。三十年来，上海工业平均每年以11.3%的增长速度前进，超过了全国的水平。像这样一个基数比较大、新建扩建企业比较少的老基地，始终保持高速前进，是很不容易的。但单纯追求速度，容易丢掉综合平衡，结果实效并不好。上海从一个企业、一个行业来说，生产发展速度不低，效果也不差；然而从全市来看，各行各业一齐上马，全面发展，虽然产值搞上去了，速度搞上去了，但能源越来越紧张，原材料不足的困难越来越大，城市的负担越来越沉重，全面的经济效果并不好，整个的社会效果也不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三十年来发展生产的速度很快，改善人民生活的步子很慢，这种速度同效果的脱节，手段和目的的分离，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重积累，轻补偿。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一定要有全局观念，要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三十年来，上海提供的积累相当于全市固定资产净值的25倍；近几年来，几乎是一年上交一个上海。这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光荣，今后还应继续发扬这种为国家多做贡献的精神。但是，由于过去国家财政统收统支，越是生产先进、积累较多的地方，往往是国家给的投资越少，补偿也不足。三十年中，国家给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约占上缴的7.38%，数量甚少，弥补不了生产消耗。在基本建设投资中，非生产性投资仅占上缴的1.23%。城市欠债越来越多，上海一直在老化。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就国家来说，有个调整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问题；就上海来说，也有个调整上缴和补偿的比例关系，以及留有一定地方财政，解决上海地方上最紧迫需要的问题。
在“文革”刚结束不久，“左”的思想还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蒂固时，有人竟敢如此大胆地“妄议”市政大事，不是自己“找死”还会是别的结果？许多人在为沈文叫好的同时，也为《解放日报》捏了把汗。
时任《解放日报》工交财贸部主任、后为副总编的徐学明先生这样回忆道：当时《光明日报》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刚开始，这事对我们策划这篇文章有着很大的启示和推动作用。因为，多少年了，在“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束缚下，作为党报工作者很难讲真话。而真理标准大讨论所推动的思想大解放，把套在我们头上的“金箍”开始拿掉了。通过大讨论，我们有所觉醒。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启发我们思考问题。那个时候，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已经被“四人帮”糟蹋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不得不考虑。这也让我们鼓起勇气来告诉读者，现在的中国、现在的上海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办？
徐学明说，那时我在《解放日报》，还不是副总编，而是工交财贸部的主任。当时，报社的思路是：要抓一抓老百姓共同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能够让读者参与讨论，引起共鸣。就在这个时候，报社的特约通讯员沈峻坡送来了这篇稿件，让大家感到眼睛一亮。经过反复讨论，社内的同志决定不发内参，直接见报。因为我们认为，沈峻坡的文章中提到的十条成就很突出，列举存在的五个问题也很突出，它们都是上海的根本问题所在，把这些讲明白了，对上海发展有极大好处。当时我们内心也在想：北京的《光明日报》对真理标准问题都敢讨论了，我们讨论上海市发展和建设有啥问题嘛！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形成了发表的模样。“我呢，还写了编者按语，是个比较大型的编者按语。”徐学明说。
按照常规，发表头版头条，尤其是这样的文章，必须要送审的。市委机关报，送审是惯例。但这回报社党委会讨论的结果是：不送了，直接发。原因是，“送审了就可能通不过。”王维是当时报社党委书记，他的话起了关键性作用，他说：“既然大家都同意发，那就发吧。如果要负责，我是党委书记，我负责。”
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报社赶紧加印一部分，但很快又销空。等再加印时，报社不敢了，北京的一位中央领导办公室的人打来电话，说这文章是在“向中央施加压力，是错误的”。但上海市政府方面倒是没有声音，这让《解放日报》的一颗颗紧张的心多少有些放松。然而没过几天以后，风云突变。北京某领导的电话打给上海市委说：“领导看了，这篇文章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听之任之！”
看来上海顶不住了。
第二天，报社全体党委委员被通知到上海市委开会，做一件事：做检查，而且需要“深刻检查”。
关于这篇文章、这件事，一直到后来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后，他说“这是篇很好的文章，没有什么错误，也不能叫向中央施加压力”，才算是“平反”了。这是后话。
我们还是来说汪道涵。65岁出任中国第一大市市长的“善者”汪道涵。可以想象，他在念着这样的文章内容时会有怎样的表情。上海人告诉我，他断不会像北京的那位“国务院领导”那么敏感和气愤。为什么？上海朋友告诉我：因为身在上海的汪市长天天都要感受那个“书生”沈峻坡文章中所说的“五个倒数第一”，而现实生活中的上海，其实远比数据里的上海要严酷和令人感叹得多。“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汪道涵说。这也许是他一辈子最无奈的时候，可在外人看来，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应是全中国口袋里“最有钱的市长”。
哪是嘛，我光有一脸光滑的面子，“夹里”已经破烂得连叫花子都不如了呀！汪道涵有一回见了江浙两省的书记这么哭穷道。
上海的百姓在报纸上也听到了“教授市长”这么说——
“到上海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问题和市政建设的关系问题。是抓生产，把市政摆在第二位好呢，还是从市政来研究怎么支持、保证和保护生产的发展呢？”
“以前我们的纺织工业四班三运转，天天、年年忙不过来，百分百的负荷。现在开工不足，因为棉花原料供应不足，被其他地方抢走了！”
“上海人喜欢吃时令菜。一段时间菜也供应不足了，我们赶紧想法告爷爷求奶奶，与周边兄弟省协商调剂。人家帮忙，四面八方把菜运来了，但又一下出现了满街‘时令菜’。太多了，吃不掉，就送到了黄浦江里去了。这一搞，周边的兄弟省不干了，他们说卖到你上海，不仅价格低，你们还嘴刁，干吗非要给你上海啊，我们卖给广东去！这好，等下一季，全上海的菜价又猛涨。”
“苏州河的情况同志们都知道了，黄浦江每年都有几个月气味是不大好闻的。我们吃水是吃黄浦江的，黄浦江又是我们的下水道。光每天的马桶就有八十多万只……”
“火车站每天大约五万一千人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万人是跑单帮的。你能不能禁止他，不让他跑？禁止不了，禁止不了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火车站有多乱！”
“我们讲人才，爱护人才。可有些知识分子到现在还住在六平方米的面积里，书都打不开！”
上面这些话，是汪道涵在1980年10月11日城市财政研究会上讲的，是上面那篇文章发表一周后的时间，可见“善者”对沈峻坡的许多观点是有同感的。作为市长，他汪道涵自然远比一个学者对自己的城市知情得多，切肤感受也会深得多。但有些更真实的底层现状，市长大人未必比下面人更清楚。
关于当时的房子和财政问题，时任黄浦区房地局局长的胡炜（他后来成为浦东开发的功臣）先生，在我采访他时，讲了两件令人无法忘却的事：一是关于当时上海的房子问题。他说，他所在的黄浦区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方，南京路和“十里洋场”都在那里。“可就是在全上海最富的地方，老百姓的住房拥挤到你想都想象不出来的地步。那时还实行福利分房，能分到房的困难户必须是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才能排上队。而我知道，当时全市有11万户这样的住房困难户。那时市里一年也就盖得起百十万平方米的福利房，仅解决这些人均2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就得用十年！想改善全市住户困难，按当时市里的能力，估计用一百年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我们上海市还碰到了一个特别的困难：就是近二百万知青陆陆续续回沪，他们回来不仅自己要房住，而且年龄都不小啦，得结婚养囡囡了不是！这给本来就挤得不行的市区住房又添了一个更大的难题！”胡炜说：“我去过一户人家，三代七口人，住11平方米。一家人怎么睡呢？主人给我做示范：仅有的一张上下铺的床，四个人睡在上面，另外一人打地铺，再有一个睡在桌子上，最后剩下一个睡在箱子上搁的一块板上……睡在床最上面的人，起床时不能直起身子穿衣，于是在屋顶上面做个‘天窗’，起身直腰时，推开‘窗口’，头正好露在外面，开始慢慢把衣服穿上。白天想方便，要走一段弄堂到公共厕所。晚上谁要想方便只能提着马桶出门到屋外，碰到下雨啥的就惨了！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这个管房子的局长就想哭，就想拉紧肠子给百姓多盖点房子，可没有钱啊！”
胡炜先生说这话时，眼里噙着泪水道：“差不多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上海最富、上海市黄浦区最富！可大家不知道，当时我是黄浦区主管经济建设的副区长，以后是代区长，再往前推，我还当过区房地局的财政科长，最清楚区里的钱主要就是靠收那些公有房子的出租租金，知道有多少吗？那个时候，我们收公有房的房租是每平方米2分钱！外人根本想象不到的，比如像第一百货大楼，一个月才缴来4万元，而且每月都是最后一天才把钱划到局里账上。穷啊，人家百货大楼交这些钱也是咬着牙的，不像现在南京路的大厦一年上缴的税都能达上亿或十多亿！那时就是穷，我当区领导时，区长和几个副区长的办公室都在一间房子里，上下班也只能一起坐一辆旧车子……但那时我们每天24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之中。你问为啥？怕呀！怕天热了，哪个地方起火，一起火就是要命的事！那些侧身才能过的弄堂、那些蛛网似的露天电线、那些家挨家的小阁楼、小棚棚，哪经得了一场火灾嘛！台风下雨更怕，一场台风、一场雨过后，我这个房地局局长、主管这方面的区长手里，就是雪片似的‘抢修单’，几千张哪！你去救谁呀？可谁家都在等着你呐！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最风光的黄浦区干部，其实是苦死了！苦得往黄浦江跳十回都没人说你干好了工作，因为我们永远只能为有困难的百姓解决了很小的一部分困难……”
再骁勇的将军，也有被困沙滩上的无奈。这就是上海的当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的窘境。
汪道涵市长和胡炜副区长哪会知道，当时更多的外埠人到上海来受的“难”与“罪”，比起上海人来不知要多多少！
1980年前后，我正在部队，已经可以每年享受探亲假了。然而每回从湖南乘火车到上海再回常熟老家时，就有许多吃苦头的经历。现在从上海到我老家也就一个小时的高速公路车程，那个时候的上海太能折腾外埠人了，我的那点回家路程时常弄不好就会走两天！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对我而言都是真实的经历：从火车站出来，绕大半圈奔到那个“长途汽车站北站”，得走近半小时。其实也就不足千米之距，但那个时候的人多、乱相，你描绘不出来。反正，从电车到公交车、从小车到三轮车、从人拉车到肩扛手提的人流，一股脑各色各样的人、车流，全都汇聚在这里！当年我们这些探亲回家的军人，不是从南方的边境战场上大包小包地背回些便宜、新鲜的“走私品”，就是从深山老林里锯下的一块块巨大而死沉的树菜墩——我部队在湘西驻守，许多战友把原始森林里的这种树菜墩视为探亲回家的一大厚礼，有些像弄到一块“上海牌”手表那么骄傲。但是在上海北站转站的时候就活受罪了。不是背得满身大汗，就是稍不留神，不知被谁窃走了。当时上海北站的“黄牛”（那种人力搬运工）遍地。他们中有些人不怀好意，经常顺手牵羊偷抢外地人随身携带的东西，成为当时一大公害。但对我而言，遇到的更大问题并非“黄牛”，是要命的交通。有一年，我从火车站好不容易转到长途汽车站，接着便是排长队买票。九、十点去只能买下午的票。但到下午时又说前面班次的汽车坏了，当天我的那趟班次车就没有出站。那个时候当天的车票不能延至后天，只好退票。折腾一天，没能出那50来平方米臭气熏天的候车室。等七转八弯找到旅店住下时，筋疲力尽，比上越南战场打仗还耗人。第二天继续先排队买票，等下午再一次上车时，票务员说我的行李超重。重就重在那块大树菜墩上。“要不你把它扔了，要不你就等明天看看有没有空一点的车子！”服务员不算太坏，她操着上海话，说：“老重的，有啥用？丢了吧！”我怎能同意？这树菜墩是我一位战友在上越南战场前从森林里帮我砍伐的，而他去前线后再也没能回来，这么珍贵之物，我宁可丢命也得把它守护好。如此僵持了近一小时，后来是另外一位扛着大包小包的太仓老乡下去后，我才被允许登车。但运气实在太差，长途汽车刚从车站拐出，一辆人工三轮车被撞倒在车前。一阵对骂，又耽搁近一小时，等我们出上海城区时，天色已近黄昏……那一刻，我又想起了十几年前父亲带我在黄浦江翻船的骇人一幕，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夕阳下四处烟雾缭绕、满街脏乱不堪言的大上海，内心狠狠地默语了一句：又脏又丑又令人讨厌的破上海，永远不想挨近你了！
可是，有别的办法吗？没有。去部队的路只有从上海搭火车一条线；从部队回家的路，也必经上海的那个“北站”……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像我这样的苏州人、像我这样在战场上死都不怕的军人，都有些嫌弃它、害怕它，甚至有些厌恶它。
悲也，大上海！那时的汪道涵大市长或许并不知道外埠人对上海还有如此爱恨交加的事情，或许他知道的比我经历的还要多得多！所以他才夜不能眠、食不能香地有了“新上海”计划——
“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也是本市经济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我们要调整基本建设的投资方向，着手解决上海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协调生产和生活的比例关系。近期内，以住宅建设为重点，同时抓好市政、公用设施配套和环境保护。”1981年4月10日召开的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去掉“代”字的汪道涵第一次作为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样说。据说，当时他讲到此处掌声雷动，许多人民代表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文质彬彬、颇有“教授相”的汪市长后，窃窃私语道：这个人面相蛮善啊！嗯，看上去是个做事体的人。
做事情有各式各样的做法，百姓关注的是具体的事，管理者自然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来注视和把握方向性的问题。“现在，市政府正在研究编制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不久，汪道涵市长对外宣布一个重要讯息。
这个讯息太重要了！它意味着上海要改变自己面貌的机会到来，意味着与我们所有上海人都有关系呀！加之《解放日报》沈峻坡那篇文章的余波未平，在那段时间里，上海上上下下对未来上海建设的关注特别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而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为首的市委、市政府又在这方面连连出手：派四百余干部到各地“学习取经”，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学习取经”好理解，为啥还要搜索“情报”？汪道涵说：要详细讲，一大篇也不一定讲得完，何况我是小学生。简单地讲，就如医生给病人看病，第一叫看症候，第二叫出判断，第三叫下处方。就是把症候情况看清楚，然后判断症结所在，最后研究处方。我们要改变世界、改变自然，也要像医生那样，摸清症候，正确判断，认真研究处方。上海的城市病太重了，也拖得太久了，所以我们得像医生一样给它开个“处方”了，开一个好的“处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既派几百名干部到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去学习取经，还要自己做好“情报”工作的目的。
汪道涵不愧是“教授”型领导，当市长也无处不显教授风格。而正是在他和陈国栋这些卓有远见的领导者的倡导与影响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年里，上海上下展开了一轮又一轮“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也正是这样的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激发了全市干部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们的热情与激情、智慧与思考，并且渐渐形成了较集中的“向东看”——浦东开发的念头与想法。
“这应该与当时全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上海自身发展的种种压力等几方面的力量影响有关。”当年第一个跨过黄浦江赴任浦东新区开发办负责人的沙麟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这中间，知识分子们的活跃意见和市领导们的缜密思考是非常一致的。”
思想活跃的总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总是那么敏感，而对社会发展又抱有分外热情。此处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陈坤龙，时任市城市规划局工程师。
1980年早春的又一个星期天，陈坤龙的儿子兴冲冲地将两辆自行车打足气后，向父亲报告道：“阿爹，今朝还是过江到浦东踏春去吧？”
“对的，中午肯定回不来，让侬姆妈多带点吃的！”陈坤龙一边在整理手提袋，一边对儿子说。
“嗯！”
出门。摆渡过江。扛着自行车下船，再沿着烂泥路往曲径弯道的小街和田野上走……这是当年的浦东。陈坤龙已经和儿子数不清第几次到浦东来了。他是专门为写一篇文章而去“踏青”的——在他儿子的眼里，浦东是个有别于拥挤的浦西的辽阔田野，而在陈坤龙的眼里，浦东将是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是“新上海”。为这，他已经骑破了几个自行车轮胎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付出，他那篇著名的“浦东开发民间第一声”文章在1980年第10期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向浦东广阔地区发展》。文中指出：
“要从根本上改变上海城市的‘乱、挤、脏’的现状，出路在哪里？我认为：向浦东这一广阔地区发展是比较理想的，因为它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浦东位置好，与现市区隔江相望，东临东海，背靠黄浦江，地多、厂少、污染轻；它北与宝钢工业区为邻，南与金山、闵行、吴泾靠近。吴淞口有三岔港，东有白龙港，南有芦潮港。内河、远洋都很便利……”
陈坤龙因此振臂呼吁：“把浦东地区建设成为上海新城！”
《解放日报》沈峻坡的文章和陈坤龙这篇文章，都是在这年10月发表的，两篇文章，角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作用，若说前者是给了整个上海一贴“清醒剂”，那么后者则给上海发展开出了一副良方。
思想大解放的上海，此刻在关于“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全市上下可谓众说纷纭，空前活跃。据有人统计，此时之后的三五年间，发表和出版有关“向东看”的开发浦东建议与意见的有些分量的文章不下十余篇。其实已经有人在关注市政府“头头”们的态度了，最明显的是汪道涵在1982年3月30日召开的人大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市政设施建设方面”的成绩时，所提到的五项重大工程中，其中有两项与浦东有关：一是黄浦江的第二条越江隧道建设；二是浦东自来水厂建设。
公开讨论的和默默在布局的同时并举。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那些岁月里浦东开发的前奏曲，尽管它还处在“毛毛雨”水平，然而其意义依然非凡。
那些日子的上海，是个挣扎和躁动的城市，当然是带着希望的冲动和憧憬的欲望。其间，身为市长的汪道涵，是在“浦东开发”这事上牵涉精力最多的一个，因为那时他在主持《上海市总体规划》，这是要向中央报告的一个重要文件，更关键的是它将影响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未来对一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生的岁月，事业与自己的抱负能否在有限的生命内实现；未来对一个城市而言，它将决定的是，城市是持续繁荣，还是走向衰亡，最终消失……
未来或许不能选择，但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置。
未来是一个大课题。人类在对它设计和判断上有太多的失败和扭曲。
下面的这段关于“未来”的对话，是60年前的英国BBC记者访问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时录下的——
问：罗素勋爵，你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和恐惧怎么看？
答：这个问题极具挑战。未来有各种可能，阴暗的可能，希望的可能，我支持阴暗的那一面。
问：您认为人类的管理制度完美吗？
答：管理制度和科学结合，可以帮助人类快速进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这种结合只有一部分是好的，其中的大部分我认为并不理想。
问：为什么这样说呢？
答：一个人从幼儿园开始，他所想的，所希望的，所恐惧的，都由教育的权威所决定。这种教育最本质的结果就是：他被教导要把并不明智的政府，甚至脱离了民主和自由的政府，看作为最好。
问：您是如何坚持坚强，并独立思考的？
答：不，我并不认为如此。我是一个在旧世界体系中长大的人，那是一个比我正在思考着的未来世界更具偶然性的世界。那个世界有更多的空隙和例外，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里。
问：您觉得，未来科学会迷住人的心智，甚至屏蔽个人生活吗？
答：是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为了战争或某些野心家统治世界的目的，他们是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问：未来社会可能导致一场再没有任何新东西产生出来的普遍僵化吗？
答：是的，我认为有非常大的这种危险，一种一代接一代的大体相同且能够延续下去的拜占庭式的静态社会可能会出现，到最后人们都变得趋同，丧失创造力和生命力，成为一种普遍僵化。
“未来，是建立在人们现在的判断与观念的水平之上，特别是决策者的目光和预知能力。”罗素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专门加了这样一句话来强调“未来”与“今天”之间的关系，与决策者的关系。
大哲学家提到了“拜占庭”及其“拜占庭式”的静态社会。所谓“拜占庭”和“拜占庭式”社会，其实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东罗马帝国时代”。这个在欧洲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朝廷，从公元395年建立之后，一直维系到公元1453年，长达千余年。
赞赏这种长期不变的制度与社会的人认为：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欧洲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
持不同意见的则认为，就是由于“拜占庭”帝皇们过于相信这种所谓的政权“稳固”，从而导致一个强大无比的帝国消失和曾经灿烂辉煌的文化湮灭。
罗素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拜占庭式”社会的本质，即它的“未来”，完全被“一种一代接一代的大体相同”、“人们都变得趋同”、没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普遍僵化”的巨大“危险”所裹挟，最后走向不可逆转的全面灭亡的悲惨结局。
我相信汪道涵肯定知道罗素说过的这段话，因为在上面提到的那次“情报工作”会议上，他老人家在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几年前他在北京工作时，“上面领导给了我一个任务，编写两本书，叫作《国外工业现代化》和《国外农业现代化》”。而要编这两本书，以罗素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不可能不选进去。罗素上面那段对“未来”的理解，又是各国解释“现代化”很难绕开的一个重要观点。
提到“未来”、扯到罗素，都是为了大上海“未来”的决策者的汪道涵和他的同事们，他们需要在这个历史时刻做出一个极其重要的选择：是墨守成规，还是听从“上面”，还是大胆地给正在下沉的上海多一点“创造力和生命力”——上海那个时候真的一直严重下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黄浦江水面与南京路基本上是平行的。“现在我们外滩的防洪护栏已经两米高了，可仍然挡不住发大水。每次台风一来，我就直冒冷汗……”汪道涵市长多次在会上这样说。
其实，关于“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并非那么简单地选择了“浦东开发”，而且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议，这既有民间的，也有学者间的，同时还有不同决策层的领导者之间的不同看法。客观地说，每一种不同观点，都有其积极意义，都对后来形成“向东看”提供了正向和反向的借鉴。集中起来，这些意见和观点归纳成四种方案，即学界所说的：“西扩”“北上”“南下”“东进”。
西扩：向机场的虹桥方向扩展，这种方案是通常说的“摊大饼”式发展，许多城市惯用的模式，比较省心，但没有什么创新和创造。
北上：是指往北向的江湾机场、宝山钢厂一带发展，并形成与宝钢一体的格局。
南下：向邻近江浙两省的吴泾、闵行、金山方向扩展，直至杭州湾。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比较赞同这个方案，后来他的观点也影响了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一度“南下”方案给上海方面很大压力。
“东进”浦东，并非无争议，当时联合国也有一个团队派来与上海合作开展“上海城市发展方案”研究。外国专家们经过考察后认为：往东走，是上海岸的尽头，希望不大。只有沿经济繁荣的上海至南京一线的沪宁线和另一条经济繁荣的沪杭线拓展，方为上策。需要一提的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卫星城”，故除“东进”方案外，其他“北上”“南下”方案比较受宠。在如此社会环境——当然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那个时候国力、市力和科学技术能力尚处低级阶段，简单地说来：“东进”浦江，从地下穿江而过的隧道能打多少条？用汪道涵的话说：隧道只能过车，不能人行，也不能过自行车，这就不是交通的根本。造大桥？黄浦江上造大桥早有人提出来，但最终还是一次次被否定了。为何？因为黄浦江还是条繁忙的万吨巨轮通行的河道，想造条“南京长江大桥”，万吨巨轮就无法通过。造桥水平不行，也是长期断了“东进”浦东念头的“七寸”要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
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现在的年轻人对这首诗不熟悉，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熟诵叶剑英元帅的这首《攻关》诗篇。“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徐迟《歌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我们称那是个“科学的春天”。既然任何险阻，只要“苦战”就能攻关，为何黄浦江上造桥就不行了？
上海人不服。上海的科技人员更不服。上海的决策者自然也不服……这众多不服者中当数市长汪道涵最不服此事。
怎么办？东、南、西、北……上海到底应向何方发展？据昔日在汪道涵身边工作过的市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那些日子里，他汪道涵常常独自面对《上海市区地图》，一站就是几十分钟……他在想，想一会儿又看地图，看完又想。想一会儿又不时捧起桌子上的一本书，那书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
“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卒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
这段话是《建国方略》前序中的开头几句话。汪道涵早在几十年前就能对它倒背如流，他还在交通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对孙中山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常常利用周末去当年的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在那间幽静的小阁楼上，感受伟大先师激情澎湃、俯身卧地疾书《建国方略》中的辉煌篇章——“实业计划”的情景……
“那个时候我们作为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年轻人，又是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理工科学生，对孙先生欲把上海建成世界影响的‘东方大港’宏伟蓝图，可以说顶礼膜拜！”昔日的交大学生、今日为上海市长，转眼间几十年过去，汪道涵仍然能够把当年背下来的《建国方略》中有关“东方大港”片段在嘴边脱口而出：
“上海现在虽已成为全中国最大之商港，而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
“在我计划，以获利为第一原则，故凡所规划皆当严守之。故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右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皆须特为注意者也……”
是啊，孙先生在世纪初不仅提出了要把上海建成“东方大港”，而且对浦东开发建设已经有了设想，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领袖和父辈们留给我们这一代的历史性嘱托吗？
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激动，以前汪道涵也有过，因为他父亲汪雨相是同盟会的元老、与孙中山并肩战斗的好友。学生时代的汪道涵，受父亲的影响，早已能背诵孙先生的这些宏伟构想。那个时候，尽管有激情，但多为一腔豪情的空想。而今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再品《建国方略》其意，可就大不一样了！
“东进”浦东，先人已引，不会有错！这个时候的汪道涵，其实内心已经有了比较坚定的信念，只是他身为市长，需慎言慎行，成熟决策。
1983年8月，炎热的上海，难得有一缕清风掠过。那天，汪道涵格外高兴，因为白天他在向来沪检查工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汇报城市建设时提到了开发浦东的想法和当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撰文《建国方略》中关于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时，胡耀邦激情慷慨道：上海要充分发挥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经济、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而且，这次见面时，胡耀邦还交给了汪道涵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根据全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准备建立几个区域经济区，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重要一极，拟成立上海经济区开发办公室，汪做这一机构的主任，牵头实施。
中央的这个决策太英明和及时了！上海发展到今天，就是受到腹地和空间的影响，若能建立这样的经济区，上海及整个长三角都会产生不可小视的影响。汪道涵兴奋不已地在总书记面前表示。
8月18日，“上海经济区规划会议”召开，汪道涵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说道：“我国建立经济区，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这不仅是加快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目标所必需的改革，而且也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一项重要的探索。”
汪道涵进而指出：“从上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现有基础出发，着眼于今后的经济振兴，迫切要求我们积极探索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要着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加强对内经济技术联合，改造老企业和老城市，开发经济、科技和建设的新领域，努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一位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老同志回忆道：我们在讨论中，问到市领导对“浦东开发”的意见时，汪道涵满脸堆笑道：我是赞成派，你们有好的意见和建议，尽管提出来！“他的这个态度对我们这些‘东进派’是极大鼓舞！”
1984年的8、9月，“上海问题”到了非常热的地步。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听取了上海的汇报，之后又派出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宋平和经济学家马洪带领的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研，宋平、马洪带领的调研组人员非常认真细致地对上海市19个委、办、局进行了调研，并形成6个专题。
上海市政府也不含糊，汪道涵就在同一时间邀请了一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包括本市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在衡山饭店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
“这是高规格的一次‘神仙会’！说高规格，像宋平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市里的头头脑脑就更多了，汪市长全程参加。说‘神仙会’，是开会不讲究级别、不讲究排场，随便坐，想发言可以打断别人的讲话，甚至可以在领导讲话时插嘴。非常民主，特别活跃！”好几位当年参加会议的人对我这么说。
被上海学界称为“衡山会议”的这次研讨会，对上海未来发展格局在思想和理论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年底，由市长汪道涵签发的《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呈报国务院。在此报告中有一段话：“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今后新建工业企业都要放在新区，并将老市区的一部分老企业逐步易地到新区去进行技术改造。”同时对开发浦东新区具有特别意义的跨江工程中的隧道和桥梁建设提出了相应的意见。
次年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上海市的这一报告，实际上是同意了上海市对未来发展和浦东开发的思路。
就在国务院的批转文件下达后不久，一日，陈国栋找到汪道涵，万千感慨道：“老搭档，岁月不饶人啊，你我在位的时间也就几个月了，这浦东那边的事，看来我怕是过不去了，你比我年少几岁，有希望。不过也得抓紧啊！我们的隧道已经过江了，你说大桥到底能不能架得起来呀？我们有这个能力和能耐吗？”
汪道涵听到陈国栋的这话，颇为感动地移步过去，握住老战友的手，端详着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友那张苍老的脸庞，深情道：“老哥书记啊，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把过江的大桥架起来，到时请你，还有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他们，一起过江去看看，看看浦东那片热土……”
“好，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到时我们退休了，但还得留在市里当‘政府顾问’，这是小平同志定的！”“我看真正能留下当顾问的也就是你了！”陈国栋迈着蹒跚步履走后，汪道涵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了自己年龄：68岁。也想到了邓小平一次次来上海对他和陈国栋、胡立教说过的话、交待过的事……
什么事？交班。
你们年岁都偏大了！必须培养一批年轻人上来接班。
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为了接班人问题就来过上海。当时的上海市委有19个常委，邓小平就对时任上海“一把手”的彭冲说：“人太多、年龄也太老了！能不能7个常委？”彭冲有些为难地说：“7个太少了。”邓小平就说：“那就9个吧！”随后邓小平对上海市的领导认真地说了一番严肃而又语重心长的话：要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
邓小平的这些话不仅对上海而且对整个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1982年，上海市委和组织部门，遵照邓小平的指示，迅速在全市范围内选拔青年干部，其中被挑选到市局级接班人的有18人，吴邦国、黄菊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推荐到市委接班人的名单之中的。后来在1983年市委班子调整时，7名年轻同志成为了新的常委，吴邦国、黄菊就是在这一届成为上海市领导层的新面庞。黄菊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感慨道：“当时邦国同志比陈国栋书记年轻31岁，国栋书记比我大28岁，可以说他们算是我们的父辈了。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培养我们。”
邓小平对上海大胆提拔年轻干部的这一做法大加肯定，同时对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说，你们在两三年后要交班，这几乎是命令式的。三位老同志都是战场上过来的人，服从“统帅”的命令从不打折扣，他们当场表态，听从小平的指示，届时将愉快退岗，坚决支持年轻同志接班。
交班以后，可以当上海的顾问，工作是做不完的。邓小平对爱将们说。
陈国栋在一旁朝汪道涵挤挤眼，意思是：“你老弟身体尚好，‘顾问’一事就由你代劳啦！”
汪道涵知道“老搭档”的眼神里是啥意思，默默含笑。
这是1983年春节期间的事。
1984年，汪道涵除了日常工作外，围绕“上海未来规划”和“上海经济区”几件事，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这几件事的核心中都有“浦东”二字。
此刻在汪道涵心目中最让他惦记的事，其实已经并非要不要“开发浦东”的问题，而是如何跨过江去，这件具体而实际的事了！如何跨江？超高大桥谁来造？上海和国家有没有那么多钱来完成这样的使命？如果有，当然是最好。但身为市长的汪道涵比谁都清楚，其实上海是没有这样的钱来造大桥的，眼下国家的国库里比上海更穷，否则国家就不用每年到上海“抽”走那么多货币了。这个事百姓不知道，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们也不知道，但市长汪道涵知道。
“那时，一谈到钱的事，我们发现，一向笑眯眯的汪市长的脸就板了起来！”市政府有人对我这样说。
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但革命者和领导者不能因缺钱少钱而近视，“开发浦东”攸关上海前途与未来，该长远着想的事必须照样去想，去谋划，去费心思……
这是1985年的夏季。在这个特殊的夏季，年近古稀的汪道涵做了一次少有的远行——目的地：美国。
他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访美利坚的。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出访团频频到美国和欧洲先进国家，而且一去就是几周、几个月。邓小平给这些出访团的任务是：学习、取经，把真经取回来；还有，交朋友，多交些好朋友。
根据安排，汪道涵的主要任务在旧金山。“这里华人多，所以可以多交些朋友。”代表团在选择各自的“学习取经”地时，汪道涵毫不犹豫地点了“旧金山”。
旧金山凯寿律师事务所是当地著名的一家涉外律师事务所，总部在纽约。这是汪道涵要去“拜见”的机构之一。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进这家美国著名律师事务所大门后，就遇见了一位张口便叫他“汪市长”的中国留学生，该学生自我介绍他叫“周汉民”。
“你是上海哪所学校来的？”那时中国对外交流的留学生并不多，他乡见自己的人，汪道涵异常高兴，问年轻学者。
年轻人回答道：“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我是裘邵恒教授的研究生。”
“噢，裘先生，熟悉熟悉，非常了不起的教授。”汪道涵一听更兴奋了。“他是我们国家为数不多的懂国际法的权威，裘先生现在又是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成员，平时很忙的，你当他的研究生不容易，好好跟着裘先生学习吧，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我们上海开放后，许多事情都离不开国际法律方面的知识。”
“我明白！市长。再说，我是裘教授带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我的学生证是001号，这份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记在心头。现在遵照裘导师的安排在美国实习，将来回国报效上海和自己的国家！”周汉民频频点头向汪道涵保证。
“好，现在我们算是朋友了，以后有什么事，尽可找我。”汪道涵握着小伙子的手，满脸慈祥地说。
周汉民喜出望外，令他更意外的是，这一天他还从“汪市长”那里获得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浦东要开发了；二是老人家正在促成上海办世博会。“我一定多向您汇报和请教！”那一刻，周汉民觉得自己好像生命中又多了一位像裘先生一样可爱可亲可学的“教授先生”。这让他内心激动不已。他可是市长啊！可他就那么平易近人，那么亲切嘛！后来周汉民把见到汪道涵的印象跟家人与朋友一说，大家都为他高兴。自然，最高兴的是，他不曾想到从此他与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成了忘年之交。之后的十几年中，周汉民作为一名普通的年轻学者，受到汪道涵的恩典和教诲可谓“改变了人生”（周汉民的话）。若干年后，周汉民出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副局长、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成为浦东开发过程中的一员重要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定者和实践者，如今是国内著名的法学名家。这是后话。顺便加一句：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现在在上海也设立了专门机构。
又有一位重要的“老朋友”要会晤。
这一天汪道涵起得格外早些。显然，即将到访的“老朋友”一定是位重量级的。随行的助手们猜到几分。不过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汪老他竟然拿出一份东西，抑扬顿挫地朗读起一篇诗章——
生存还是毁灭，就这问题。到底哪样算高贵。人在心中，容受那亲人命运的箭伤枪挑。还是拔起刀，向那无边大海般的磨难搏斗去！一了百了！
……
诶，也许难处就在这儿。因为，摆脱了这人生的骚乱和纠缠，在那死的睡中，又会闯来什么梦？这，不能不令人犹豫。正就是这考虑，才使这苦难如此长拖下去！因为，谁还肯忍受这世界的鞭笞，嘲弄！压迫者的横暴，傲慢者的欺侮。真情被鄙视，国法被挠阻。官僚们的以势凌人，劳苦功高反而遭到小丑们的咒诅。如果仅以一刺刀，就把这孽债永消除！谁还肯，肩挑重担，苦熬一辈子喘气流汗。
“豁边了！老市长今天咋兴致这么高啊，竟然背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来了！”正当几个助手们窃窃私语“老市长”的反常行态时，忽见会客室外一位穿着整齐、打着领带的华侨像风一样健步进入，并且听得汪道涵的阵阵朗读声后，不仅戛然止步，而且竟然接过话茬，跟着背诵起来——
……如果不是心害怕，害怕那死后茫茫莫辨的彼岸，行客渡过去从不见转回头。因而心乱意否，宁可忍受当前的灾祸，不敢向未知之数奔投。这样，深思竟把我们全变成了懦夫。果断力的本然灵光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迷雾。声势浩大的事业为了这踌躇一顾背离的原有的航道，失去了行动的光辉……
这时的汪道涵已经转身过来，已经看到了向他徐徐而来的“老朋友”。于是他张开双臂，继续朗诵着：
轻点儿成吗？
“老朋友”同样地伸出双臂，甚至有些手舞足蹈：美丽的奥菲莉娅，啊，仙女，祈祷的时候，为我所有的罪恶，忏悔……
“哈哈……”汪道涵与“老朋友”的此次会晤，就是在如此戏剧性的朗诵中完成的。
“请坐，林先生！”
“汪先生请坐！”
“林先生比我长三岁，当为兄，理应先请坐——”
“哈哈哈，都说汪市长有学者风度、教授博识，果不其然！”
“林先生过奖了！”汪道涵扶着请“老朋友”坐下后，亲自倒茶端请。
“不敢不敢。汪先生乃中国第一大市长，同炎我怎敢如此受宠呢！”称自己为“同炎”者，姓林，名同炎，是世界著名桥梁专家。
汪道涵要见的这位桥梁专家林同炎，读者只需在手机上搜索一下这个名字，就会查出此人一长串的卓越成就：
1974年，国际联合预应力协会颁发给他该学会最高荣誉——“福森厄特奖章”和“福纳西内奖”。
美国科学院和工程院联合房屋研究委员会曾颁发给他“四分之一世纪贡献成就奖”。
1986年3月12日，他荣获美国总统里根亲自颁发的美国科技界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美国政府并赞誉林同炎“是工程师、教师和作家”——注意：称他是“作家”。
1987年，林同炎得到美国咨询工程师学会的最高奖状——“功绩奖”（他为获得此奖唯一的华裔人士），表彰他在建筑工程方面的突出成就，称他是“工程界的先驱者”，说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同时是教育家、研究者，其工程设计的创意和优雅造型，使全人类均共受其利”。该奖自1952年起，规定每年只发给一人，获奖者包括美国的两位总统胡佛及艾森豪威尔。林同炎是该奖颁发34年以来的第一位华人得奖者。他为炎黄子孙在国际科技领域争得了崇高荣誉。
1994年，他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校教育改进委员会颁发的“杰出校友奖”。此奖每年从三十多万名校友中仅遴选出一名。
此外，还获得国际预应力协会的“Freyssinet Medal”、欧洲以外唯一的法国建设协会的“Albert Caquot Medal”、全美顾问工程师最高奖、美国首届OPAL奖（美国工程及工程师奖）等等。
林同炎还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时也是获选美国工程研究院院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设立的首届四个杰出奖项中，他又是“设计类”奖的第一名得主。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为了表彰他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特殊功绩，特将该学会的“预应力奖”改为“林同炎奖”。此奖为最早以中国人命名的科学奖。
加州大学特别授予他“终身荣誉教授”和最高奖——“伯克利奖”，并设立了“林同炎纪念馆”。
美国建筑工程界最权威的杂志《工程新闻记录》曾选出125位在过去125年对建筑工程最有贡献的人物，林同炎和建筑大师贝聿铭、桥梁专家邓文中、“污染防治先生”林作砥四位华裔同时入选。林同炎还曾获得美国、中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四个名誉博士学位，并先后被西南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清华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林同炎的设计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大胆和创意，他深信：将现实条件和力学的美融合在一起，加之对结构前卫的认识使他能够做出前所未有的设计。正是基于对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这种近乎完美理解，林同炎改变了建造领域的历史——使得高耸、优美的大跨结构能够从容面对荷载、地震、飓风的光顾”。“林同炎一直试图通过他在技术和结构工程领域的努力将人类社会带往一片更加宽广的领域，他的激情正在激发着全世界工程师的创造性。”——这是世人对他的评价。
林同炎，一位无与伦比的桥梁建筑大家！仅在美国，由他亲自设计和根据他的理论建造的桥达千座！
世界奇观。世界奇人。
“能见到林先生是我此次美国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呀！今日得以见到先生，实在开心、开心啊！”汪道涵再次起身弯腰握住来访者之手，深情道来。
“岂敢岂敢！”林同炎赶紧站起，连声回应，“汪市长威望如泰山，同炎早有结识之愿。今日能在旧金山见您，真的是三生有幸！然，令同炎我想不到的是，汪市长竟然对我家兄的翻译作品如此熟悉和厚爱啊！”
汪道涵笑了，一边请林同炎坐下，一边告诉对方：“先生有所不知，我也是你哥、林同济先生的崇拜者，他可是我们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国宝级人物，他翻译的莎翁的《哈姆雷特》，不仅是全中国读者都喜欢的经典作品，也是我的最爱之一！”
“是吗？”林同炎一听，更是激动不已。
“是的。”汪道涵连连点头，说，“可惜我的嗓子破，如果先生能听到我们上海的大演员孙道临先生的朗诵，那才叫过瘾呵！”
“好——下回我到上海，一定要见见那个孙道临先生。”林同炎欣喜若狂。
言归正传。
汪道涵说：“这次我来这儿，一则是来拜访先生，二则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先生再到上海访问，帮助我们看看如何在黄浦江上造大桥……”
未等汪道涵的话落停，林同炎便激动地站了起来，“汪市长啊！您可知道我早有心思，想在黄浦江上建一座大桥了呀！知道吗，五年前您刚到上海那会儿，我就绘过《黄浦江大桥计划》送到你们政府那里去了……”
“听说了听说了！我还看过你的图纸。”汪道涵连连点头说，“今天我就是想告诉先生：浦东开发这事我们就要定了，我们就等着先生把一部分精力，把富有炽见的目光移向东方——那儿是你的祖国，也是未来全世界的希望所在……”
“谢谢汪市长！太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喜讯……”林同炎又一次站起，这回是他主动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汪道涵的手说，“我同炎一辈子为美国和全世界各国设计的大桥数不清，但心中一直有个愿望，就要为我哥哥安魂的上海建一座你们想的黄浦江大桥……”
“我向先生保证：你的这一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真的？”林同炎眼泪都出来了。他握着汪道涵的手，迫不及待地问：“那您说我什么时候能够动手设计？”
汪道涵用手轻轻地拍拍对方的手背，请他坐下。然而换了一副较为平静的语气说：“关于开发浦东，现在国内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我们上海自己也遇到了困难，你是知道的，主要是我们现在口袋里没有钱哟……”
“这不是个问题！您看这样……”林同炎立即反驳道，并扳着手指给汪道涵出主意，“只要先在浦东开辟一块土地造桥修路，这桥和路一修好，周边的地价就会上涨。这土地一上涨，就出租或卖出去，如此滚动，开发出租，国家和政府不花一分钱，便可收回一个现代化的浦东，那时整个上海规模也就可以成倍地扩大！”
汪道涵感慨万千道：“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林同炎又被感染了，他激动地说：“如果需要，我林某愿意做浦东开发的开路先锋！愿意帮助祖国搞建设，造福上海人民！”
“上海人民和祖国将不会忘记先生的深情厚谊！”汪道涵动情地再次双手紧握林同炎的手，征求道，“道涵想问先生一件事不知可否？”
林同炎不解地说：“尽管道来！”
这时，汪道涵以他特有的“笑眯眯”姿势，将身子轻轻地靠近林同炎，然后在其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
“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嘛！”林同炎心领神会道，“您不说我也正好想做这事呢！”
“这太好了！太好了！”汪道涵更是满心欢喜。
“唉，汪市长，您不就是市长嘛？把信写好了寄您就行了吗？”林同炎突然道。
汪道涵摆摆手，微笑地说：“我现在是‘上海市原市长’了，新市长是江泽民……”
“噢——”林同炎若有所思。
一年后的1986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收到来自美国旧金山的一封“万言书”，而写信的主人正是林同炎。这封题为《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的长信，给新一代上海市领导和整个上海学界，都带来了巨大冲击，林同炎的名字也同之后的“浦东开发史”联在了一起……
“向东！继续向东——”又是一个早春的上海浦东。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在泥泞的田野土公路上停停走走。
这是老市长汪道涵的又一次“浦东行”。他这样记录道——
下午，汽车飞快地奔向外高桥。接近江边时，车轮在泥地上飞转，扬起一片风尘。伫立江堤，极目远望长江的入海口，心胸豁然开朗。这是一片等待开发的区域。据说，经科学论证，这儿适宜造深水港，有百余艘万吨轮的泊位。在这里建港，不仅会减轻黄浦江岸线的吞吐运载负荷，更能提高运输的经济效益。
“这儿开发的潜力是很大的。”
“是啊，一位华侨想来这儿投资码头，散装化肥和争取外汇平衡。希望市领导部门和港务部门能够考虑。”小孟说。
朱镕基后来这样评价汪道涵，说他是浦东开发最活跃的积极分子，而上海人民称他们的老市长是浦东开发的先驱者。老市长这篇《浦东行》提到的“小孟”，叫孟建柱，时任上海川沙县委书记，后来“小孟”便成了我们熟悉的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
2005年12月24日，汪道涵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但他的“向东看”姿态与立场，一直激励和引领着后来者继续往东看——因为东边的浦东风景独好，好得让人心旌激荡……
2 那个夏天，江泽民来了
“忽忽光阴二十年，几多甘苦创新天，浦江两岸生巨变，今日同心更向前。”
这是江泽民的一首诗，写于2009年，是他在上海出席春节团拜会时所作。当时现场气氛十分温馨，主席台上，江泽民回忆自己在上海学习、生活、工作时，感慨又感叹，幽默风趣，妙语连连，引得阵阵欢笑。当时坐在他左边的是市委书记俞正声，右边是市长韩正。
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赋的这首诗中有两个概念词：一是“二十年”“创新天”，二是“浦江两岸生巨变”。如果粗略算一下，浦东开发从汪道涵等有识之士最初提出，到2009年浦东陆家嘴金融区基本形成，与外滩遥相呼应的高楼林立、气势恢宏的现代建筑群傲立于黄浦江东岸，正好是二十个年头。作为上海市的老领导和十年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十三亿人民的共和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首诗既是对上海建设的赞美与感叹，其实也是对浦东开发阶段性可喜成就做了一番充分肯定和诗意描绘。
忽忽悠悠二十载，浦江两岸生巨变，创下人间新天地，这对江泽民来说，此番感慨也许比任何人更深刻和更别有滋味。
对上海这座城市，江泽民太熟悉，也有太多的生活与工作感受了。可以说，没有哪座城市能够让他产生超过对上海的感情。作为烈士江上青的后代，江泽民从小就有革命志向。抗战结束后，原来在南京念书的江泽民便转学到了上海交通大学机电专业。兴趣广泛的江泽民在学生时代就显出了他不同一般之处，同学们常称他为“江博士”。1946年入党的江泽民，在上海解放前有过几年的地下工作经历，多次参加学生运动，表现出不凡的组织能力。参加工作后，他一直在工厂从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工作。上海益民厂和“光明牌”冰激凌、棒冰，对上海人甚至包括我这样一代人来说，都是“童年的记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八十年代前的几十年里，“光明”几乎清爽了我们华东地区几代人每年炎热的夏季，而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光明”与后来成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有什么关系。
许多人的命运与某种巧合总是联在一起。江泽民在上海刚回到人民手中的时候，他就在企业管理方面显示出超人的才华，偏偏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的汪道涵又是烈士江上青的战友。“老江”和“小江”在不同时候成为了汪道涵不同环境下的“战友”，而后来汪道涵赴京出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江泽民又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并且屡有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与捷克专家一起成功完成的2.5千瓦以下的电轮发电机项目，深得副部长汪道涵和部长黄敬的赞赏，黄敬高兴地特意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宴请了江泽民和捷克专家。
1954年，江泽民第一次离开上海，调长春第一汽车厂工作。后又受命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回国不久，江泽民出任长春一汽动力分厂厂长。
1962年，江泽民回到上海。四年后，他再度离开上海，这一回一别上海就是19年。当这位诗书琴言皆通的“阿拉也是上海人”的管理型领导干部，再度踏到上海滩时，他便成了这个中国第一大市的市长，与他一起被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是芮杏文。
1985年这个夏天，江泽民来到上海。
七月，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接替自己恩师和老领导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一职。这个交接，对汪道涵来说，没有比此再令他满意的了，而对江泽民来说，自然也是不言而喻。当时，汪道涵和陈国栋等老领导被新上任的江市长聘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这是另外的话题，但这个根据邓小平意见聘下的政府顾问，对之后的浦东开发与建设所起的作用堪称功德无量——从1985年卸任市长到2005年去世之间的20年里，如前所言，汪道涵有两大特殊贡献，一是影响海内外、推动台海两岸关系的“海协会”贡献，二是他对推进浦东开发所倾注的不遗余力之贡献。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后几任领导在浦东开发问题上的投入与远见，都与“汪顾问”的极大付出和热情投入有关。
任上海市长之前，江泽民是国家电子工业部部长。从部长到市长，级别上没有任何变化，但角色绝非相同。而且根据当时的国家形势看，59岁的江泽民站在台上接受上海人民代表们掌声的时候，他显得非常自然和平静，除了一副甘心誓为人民孺子牛的憨厚的微笑外，丝毫没有“未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何风范和预兆。这大概与他熟悉和了解这个城市有关，或许早就听了老市长、老领导私下交流和介绍的许多“上海城市病”有关。
这个夏季他来了。上海的夏季不是什么好的季节，不是台风就是雨，风过雨停后便是闷热，热得小弄堂里冒火、大街上滚火、人的心里头窝火。仿佛每时每刻都要燃烧一般……
老天似乎也在酝酿一场给新来的江市长“下马威”。
1985年夏，推荐“江市长”的市人大会刚结束，8月1日，一场强台风在上海以西约100公里的地区掠过，受其影响，上海市区普降暴雨，而且是特大暴雨。“那雨像天掉了底，暴雨如注一样从头顶上往下落……”市民们至今仍有人能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8月正值上海地区盛夏酷暑，白天地面温度常常超过40度。大楼林立的市区在降雨的时候，立即造成黄浦江、苏州河瞬间潮位高涨，这当口，台风、暴雨、潮汛三股势力聚汇，整个上海城区都处在危险之中。暴雨当日的上午，新任市长江泽民一到班上，便把防汛指挥部的同志叫到办公室，询问结果：市区平均降雨量达100毫米，局部达到180多毫米，数百条马路积水，其中杨浦区最严重，17条街道中16条街道积水成洪，上万户居民家进水，其中控江路、延吉路之间的双阳路周围一片汪洋，平均积水达膝盖以上。
“走，去双阳路现场看看。”江泽民越听眉头越紧锁，挥挥手，立即站起身。
在双阳路积水现场，穿着雨靴、披着雨衣的江泽民无法再在街道上前行，因为宛如汪洋一般的积水挡住了他和防汛指挥部干部们的去路。退至居民区时，江泽民的目光落在一户贴着双“喜”字居民家，他走到这户百姓家，当看到里面所有崭新的家具全部泡在水中时，江泽民的嘴里连连发出“啧啧”声。
“我代表市政府来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们对不起大家啊！”江泽民握住一对新人的手，不停地摇头感叹，眉宇间无限惆怅。这一幕，年轻干部都看在眼里，听了市长的话、看了市长的表情，他们也都在思考着自己的未来工作方向……
8月的第六号强台风及带来的强暴雨所留下的灾情与思考尚未结束，第十一号更强的台风再次袭击上海，近台风中心的最大风力达12级，上海市区雨量最大地区在两小时内降雨120～160毫米，部分地方达250毫米。这在上海历史上实属罕见，连江泽民事后都苦笑道：是我的名字里“水”太多，江有水，泽有水，把水都带来了！
任市长的第一个夏天，上海之“水”给江泽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些水看起来似乎与浦东开发无多大关系，其实它也像另一种逆动力，推进着领导们和全市百姓“向东看”的意志与决心。
后来被外国媒体称为“中国水市长”的江泽民，真的与“水”结下了缘。1986年的夏天——7月11日，上海经历了一场历史记载上从未有过的龙卷风……
据当时的目击者叙述：当日下午2时许，市郊的南汇、川沙（正是现在的浦东新区）一带，天气骤变，霎时间天昏地黑，雷电交加，暴雨如注地从天而降。一股40余米宽的龙卷风，以远超于12级台风的强劲力量，横扫所经之处，其惨状至今令人不寒而栗。“几百斤重的水泥板，像一片薄纸似的被掀到几百米之外！一根纤细的麦管，竟然借着风力能穿过玻璃窗……被折断的高压线冒出一团团火光，吓死人了！”百姓这样描述。更有甚者：南汇有个建筑预制厂的一辆20吨的卡车被龙卷风掀起后坠落在附近的河中，把一艘40吨的水泥船砸得粉碎。
这场超强龙卷风，造成579人伤亡，摧毁房屋不计其数。次日，江泽民到达现场，目睹灾情留下的惨状，双手叉腰，神情凝重，久久不语。
同志们，灾难无情人有情，我们经历了这场灾难，可大团结救灾的行动，再次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好传统；另一方面也再次提醒我们，建设好自己家园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江泽民在“7·11”抗灾总结会上如此说。
水害并非是阻碍上海城市发展的全部。俗话说，水火不容，但在落后和停滞不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水火却似乎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轮流地考验和鞭打着上海这座新兴而又有些严重停滞不前的东方第一大市。
1986年“7·11”那场龙卷风留下的废墟尚未来得及清理干净，9月18日凌晨，市区中心的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大楼电气线路短路造成火灾，瞬间，整个大楼烧得精光……望着被烧得像骷髅一样的水泥架，江泽民再次感叹：真是“水深火热”啊！
上海这个城市怎么啦？上海的明天到底会是什么样啊？我们的生活难道就这样下去了？上海人在痛苦的吟叹中思考症结、寻找方向。
10月，六名市人大代表联名写信给市长江泽民，要求约见，希望就市政府工作和市长本人的工作进行交流。这六名人大代表中，有大学老师，有科研专家，也有来自市民中的百姓代表，知识分子居多。信里这么说，作为人大代表，他们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人代会时能听到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外，平时极少有机会与市长见面与交流意见，所以联名写信请求约见。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似乎都并不多见，有些给领导施加压力的味道。写信的人大代表其实心里也是很矛盾的，多次酝酿后才付诸行动。不想，江泽民很快让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六位人大代表，约请他们到市政府来座谈交流。
座谈交流，没有客套，直截了当，直来直去。人大代表的提问是：市长就任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上海市政建设的步子为啥比较慢？上海发展的前景如何？等等。江泽民一一如实做了回答。人大代表对江市长的回答表示满意。几日后，解放日报头版和二版刊登了《六位市人大代表写信约见江泽民市长》的新闻报导，称“江市长同六位代表无拘无束地谈了到任后工作情况、市政建设的情况和前景以及市长的苦恼，并听取了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这件事很能说明江泽民的工作作风和胸襟。这件事——当然还有更多其他活生生的事——让“那个夏天来的”市长江泽民在管理这座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过程中，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到底出路何在？就追寻“出路何在”的同时，他不得不忙碌地在近千万市民的“菜篮子”问题、臭得不能再拖的苏州河污染问题，以及让外埠人厌死、烦透的新客站扩建等等事情上费心费力，而这样的事每一件都不能拖，拖一天就会在市民中多积一份怨气，事实上这样的事每干一件同样也会引起另一群人的愤怒甚至抗议，比如说拆迁动迁居民……矛盾聚结的岁月、民生民情民声交集的时代，被江泽民都赶上了。
一市之长，百姓的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但上海，根本的问题是要找出发展的方向。上海的发展，令我越来越感到必须往东看、前途在浦东那边……这是“顾问”和恩师汪道涵的又一次真诚而亲切的“耳语”提醒。
江泽民意味深长地频频点头。
这一天，江泽民刚从北站新客站拆迁现场回到办公室，已过下班时间。这项由他亲自出任工程领导小组组长的“三大面子”工程之一的拆迁任务巨大而艰难，需动员264家工厂单位、7300户居民，牵涉3万余人，拆除建筑达24万平方米。这在上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也包括了曾令我烦不胜烦的老火车站，改造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江泽民一到任上海，就心头牵挂着这件大事，他比喻这是上海“海、陆、空”的“三张面孔”，另两项是虹桥机场的扩建、十六铺上海国际客运码头的建设。“这三个地方是上海的面孔，连这三个地方都没弄好，上海真的啥面子也没了！”而上面的每一项工程，都会让市长耗尽心思。
“市长，这是刚收到不久的一封信，美国的一位华侨写给您的。”草草的一顿晚饭后，秘书送来一堆文件，其中有一封厚厚的信件放在江泽民面前。
“谁写的？这么厚哪！”江泽民一边拆一边掂量信，自言自语道。
“林同炎——”刚看开头，原本颇有些疲劳感的江泽民顿时眼睛一亮，顿时板直身子，认真看起远方来的长信。
前文已经对林同炎做过介绍，而江泽民以前也从“顾问”汪道涵那里听过这位复旦名师林同济弟弟的许多传奇：比如他的名字原来叫“林同棪”，14岁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中国最高工程学府——交通大学唐山学院土木工程系。这位少年才子深得校长茅以升和教授孙宝琦的欣赏，视其为得意门生。茅以升先生建议他把名字中的“棪”字改为“炎”，“好读又明意，又代表了自己是中华炎黄子孙”。
“1979年，国家刚刚开放时，他就借探望哥哥之名来到上海，那次站在黄浦江的外滩时，他是说自己很激动，很感慨，当时就有了想重起建黄浦大桥的念头。因为在几十年前的1946年，茅以升等有志之士曾经提出过建议要建黄浦江大桥，而且也进行了许多论证，林是其中之一。以往的夙愿一直未实现，这对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世界级桥梁专家来说，林先生一直有此愿望，帮助我们在黄浦江上建一座大桥……”汪道涵曾经在江泽民面前这样介绍过林同炎，而且还讲到另一个故事：那次到上海的林同炎，跟哥哥谈起自己的想法时，得到了哥哥林同济教授的赞同，并告诉他，国内已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实行了改革开放，我们上海肯定也要空前发展。这让林同炎激动不已，他回到美国，一下飞机就直奔自己的公司，当下把部下召集起来开会，第一句话就说：“祖国来了任务！”这任务就是后来他亲自设计和绘制的《黄浦江大桥计划》。
“一位伟大的设计师，一定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和未来学家。”林同炎就是这样的桥梁设计大师。他的激情常常是他对这个世界未来的准确预知。
现在，江泽民读着他的信，也深深地被其感动和吸引——
上海为全国工商业人才发源地，也是铁路、公路、河道、港口交汇之枢纽，实乃工商文化交流中心。奈以地区有限，无法发挥其功能与潜在力，实为可惜。好在黄浦江对岸浦东有大好土地一片，尚待开发。只因一江之隔，比邻竟成天涯。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和上海市中心连成一片，来建成现代化的大上海……
是啊，建成大上海，此乃正是我千千万万“阿拉上海人”的梦想啊！江泽民读到这里，顿时心潮起伏，又忍不住感慨这一年有余的“市长生涯”的苦与累，事事桩桩皆因“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现实困顿所致。
上海不是没有空间，而是需要我们放开眼光看——浦东具有辽阔的地域，足以建成一座现代化的上海。远在海外的林同炎似乎看到了自己同胞眼下的窘境，从世界城市经济学的角度，娓娓道来：
看看香港、新加坡，地方这么小，为什么会发展繁荣起来？主要是他们把它当作远东的发展中心，这中心的生产力，大部分是靠银行家、轻工业、管理、技术、商业金融和进口出口荟萃而成的。因为有了这个中心，世界各处都向这里投资。因为交通、居住等等也都很方便，宾至如归，所以大家都会安顿下来，经营他们的事业，协助了这个地方的繁荣……
大师言之极是，所举例子也是可点可圈啊！江泽民读着林同炎的这封冒着热气的赤子之情的“万言书”，颇为感叹。
还是在不久前，江泽民记得特别说不清的一件反映在《上海情况简报》上的事：某日，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访问上海，晚上10点多抵达上海大厦——那时上海大厦是唯一接待外宾的最高级的宾馆了。令外宾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们的团长夫妇安排在一个套间外，其余团员被俩人一间安排在同一间房间。“这怎么行呢？”澳大利亚客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接待人员则反而有些奇怪地问他们：“这有啥奇怪的？很正常嘛！而且，给你们安排的都是标准间，那里面都是两张床铺。既然是标准的两张床铺，两个人住不对吗？”澳大利亚人愤怒了，叽叽哇哇一阵子，坚持不住。最后是陪同代表团前来的澳驻中国大使馆员出面找到上海市政府一位负责人交涉，上海的这位官员赶紧跟上海大厦方面协商，请他们动员中国的客人腾房。可当时已经深夜12点多了，宾馆方面为难：不能把客人从被窝里拖起来吧！无奈，市政府官员不得不向澳大利亚政府代表团说明情况并连连道歉，而澳国的政府代表团恰恰就是来考察上海城市基础设施情况的，他们一下飞机就遇到了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东方式尴尬”。那个时候，澳大利亚政府对中方还比较友好，或者是真心想跟上海方面做生意的长远角度考虑，不仅理解了这件尴尬事，竟然在第二天与上海市政府方面对话时，当场答应了无偿支援上海170万澳元，支持其中包括改善交通、住房和治理苏州河的研究课题项目。
没有脸面！太没有脸面了！这等事何止一件。每每此时，市长江泽民总会如此摇头、感叹。而这，也大大坚定与加速了他对浦东开发的支持与行动。
1986年7月4日，正值又一个火热的夏天，江泽民签下一份在浦东开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文件编号为：沪府[1986]64号。文名：《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黄浦江大桥工程项目建议书的请示》。这样的政府文件签发，意味着浦东开发进入实质性的行动，也可以视为浦东开发的前奏序曲的正式响起——它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那座从浦西通往美如彩画的浦东的南浦大桥。
也许是主人们的刻意安排，在我第一次到浦东采访时，就住在南浦大桥浦东这一侧桥头下来的第一个酒店——由由喜来登酒店。推开所住的23层房间窗户，南浦大桥的全景尽收眼底：这座于1991年12月1日正式通车的大桥，是第一条由我国人民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双索面、叠合梁斜拉桥，其形精致而富有美感，宛如一条昂道盘旋的巨龙，横卧在涛声依旧的黄浦江上，它是上海人“一步跨过黄浦江”的百年梦想的象征，也是浦东开发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事件之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南浦大桥”四个字熠熠生辉，也让这座大桥有了更多的时代感与崇高感。
“当时没有任何造大桥的经验和资料，可以说是‘设计没有完整的标准，施工没有完整的规范，加工制造缺乏工艺’，技术、材料、设备、管理等等各种压力确实很大很大。”朱志豪，全国劳动模范，高级工程师，参与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徐浦大桥等一系列浦东开发工程建设的“上海当代杰出贡献人物”。他是南浦大桥建设指挥部总指挥，他说在市政府批准建议书后不久，市长江泽民多次主持相关会议，研究讨论实施方案，市里还专门成立了建桥领导小组，由副市长倪天增挂帅。由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和造桥能力的限制，加之黄浦江在市区主段流泾中有弯曲，又要考虑到航行和汛期诸多因素，而建造大桥的根本目的，又是为了解决浦东、浦西交通畅通，必须与人流最为集中的外滩一带联结，因此选址也遇到过曲折。最后，是倪天增带着朱志豪等人沿黄浦江两岸跑了好几回，总算在浦西董家码头南、浦东南码头东的黄浦江中间点的地方选定了桥址，因为这里也是从外滩方向往南走的黄浦江最窄的江面段，航道距离350米。在专家们取得一致意见基础上，囊中羞涩的江泽民和市委、市政府领导们便拍板定下这桥址方案。考虑到防洪和航行因素，最终定下的主桥跨度就是现在的423米。“大桥在保证5万吨巨轮通过，又必须考虑涨潮时的水面高度，桥的净高度至少要达到46米，加上2米安全度，南浦大桥的实际水平净高度是48米。桥面全长8629米，其中主桥长846米，浦西引桥长3814米，以复曲线成螺旋形，上下两环岔衔接中山南路和陆家浜路；浦东引桥长3969米，以两个复曲线长圆形与浦东南路和杨高路相衔接。横空而起的南浦大桥在当时创下了许多全国纪录，其中最重的一根钢梁达83吨，最长的一根钢索227米。大桥使用的高强度螺栓14万套，每根栓直径达30毫米，国内从未有哪个厂生产过，只能从日本进口。上海先锋螺栓厂知道后，坚决要求试试看，结果试成功了！反倒是日本的产品没有通过检验标准。”时任大桥工程总指挥的朱志豪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一大串施工中的技术突破。
况且当时建南浦大桥何止这些技术问题。那时上海人想造一条通往浦东的大桥、圆“阿拉”的一个百年梦想，所遇到的难题可谓重重叠叠。
首先是资金。整个预算8.25亿元，前期费用由市政府承担，工程费用国家同意通过国外贷款解决。这在当时是破例。
“到国外贷款，首先要进行技术审查，通过审查后才能进行商业谈判。有的银行贷款利率不高，但他们会要求总承包——包采购、包设计等。这样一算设计费就不得了，比我们自己预算的设计费用高出一大截，五六千万元！最后我们选择向亚洲开发银行贷款，他们相对利率低些，可人家的条件是关注你建桥的时间，这又把我们难住了……”朱志豪说。
你们到底要用多少年建成大桥嘛？人家问。
三年。
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跟你们类似的但比你们有实力、有技术的加拿大安纳西斯桥前后用了七八年时间！你们的技术和实力可不能跟人家比啊！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这么说。
我们看过那桥，在技术上我们认为它也是有不少问题的，至于造桥时间，我们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工作潜力大。朱志豪回答。
这是技术和科学，不是耕地。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技术和科学，所以我们更加认真和倾力。
那安纳西斯桥跨度与你们接近，但打桩的深度是80米，而你们为什么只打52米？能行吗？
我们上海的大环境和气候与安纳西斯所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菲沙河气候环境不一样，除了净荷载与风雨等气候环境，我们的大桥打基桩深度52米完全符合大桥承载力需要……
NO，NO！对你们的结论我们表示怀疑。
谈判陷入僵局。那个时候的中国，只要一出国门，尤其是到发达国家，似乎总是矮人一截。
“正巧参加那次谈判的外方人员中有一位就是安纳西斯大桥的技术负责人，我把一些技术数据和发现他们安纳西斯大桥的技术问题的照片一起给他看了，这位专家十分吃惊，当晚就做了计算和复核，结果因为他的结论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所以第二天谈判就成功了！”朱志豪说。
艰难谈判换来的贷款金额本来就有限，而且有时限、有利率，有种种条件限制，如何用好这有限的国际资金贷款，这对上海来说，都是新课题。
在繁华的城市，建一条如此宽阔的斜拉桥，其两端的引桥和附桥需要庞大的涉地区域。开始粗略一算，光拆迁面积和经费就接近七八个亿！这怎么行，桥还没造，钱却花光了，还干事嘛！
最后，设计单位不得不又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现在南浦大桥浦西端的盘旋型引桥的设计就这样出来了，这是一个最省钱的引桥设计，因为它占地面积最少。如今南浦大桥虽然巍然屹立在浦江两岸，但一到下雨和结冰的天气时，大桥西端的盘旋引桥路段，成为开车出行者的一段十分可怕的“魔咒道”。据说朱镕基任上海市长时多次说过这段引桥的问题，但在那个“囊中羞涩”的年代，上海已经穷尽了自己所能，把“一步跨过浦江”的梦想总算是圆了。
很难想象大上海当时的窘境。“桥头一边是浦西的闹市区，能腾出一块地作桥头堡已经是阿弥陀佛了。可是浦东那边也不省事呀！”朱志豪说：“当时江西边涉及三个区，分别是南市区、杨浦区、黄浦区，而桥址所在的南码头又是浦东浦西交叉地，这个地方需要搬迁的有6000多户是棚户区居民，还有200多家企业。而造这样一座大桥，除了地面搬迁外，配套的五大管线（上水、下水、煤气、动力电缆、通信电缆）所涉及的搬迁距离长达50多公里。浦东那边又有大片是农田，农民征地安置也是头痛的事……让我们这些具体负责施工的人没想到的是，两岸涉地居民和农民们，竟然那么痛快，甚至基本不讲条件地配合了整个搬迁与拆迁工作！”
“比如有个制面厂，动员他们动迁时，动迁费跟不上，没了。这个厂长跟我说：‘老朱啊，只要你把大桥造好，其他的我们啥都不讲了，就三个字：立即搬！’沿线的单位和百姓支持建桥的热情真的让我们非常感动，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两岸人民对浦东开发的真实心愿。”朱志豪感叹道。
极其有限的资金，要造世界一流的大桥，这本身就是矛盾和艰难的事。省了又省的搬迁费最后用去3.98亿元，却几乎占了近一半的全部工程费。剩下的造大桥“硬骨头”如何啃？朱志豪如此说：“南浦大桥在技术和施工方面，我们没有丝毫的马虎和偷工减料，反倒是每一个环节、每一项科研攻关项目，都是各部门、各单位同心协力、群策群力，用最认真、最刻苦、最高的水平来完成的。所以要我说，南浦大桥，是我们上海人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用心血和智慧建成的，它与钱关系不大！”
一座用心血、心气和智慧建成的大桥，恐怕在世界建桥史上前所未有。上海人在困难的窘迫的年代建起的南浦大桥，就是这样一座桥，一座黄浦大江之上恩泽于两岸人民的大桥——江泽民的名字和心血如此巧合地蕴含在此桥之中，或许是个“天意”。看一个领导者的能力和魄力、意志与信心，通常是要看他在面对困难和重重压力下的杰出才能与把控力。邓小平在国家危难时刻，选定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看中的正是这一点。
关于南浦大桥，我想稍稍补充一点的是：这座当时“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大桥，在资金和技术都十分紧缺的条件下，上海工程技术人员和上万名现场工人硬是依靠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不仅高质量地第一次在黄浦江上圆了“百年跨江”梦想，而且突破了16项重大科研项目、整整提前45天完工。其中间有多少故事、多少战歌？此处讲讲总指挥朱志豪一个人的故事：有谁会相信，承担如此艰巨的建桥工程的总指挥，他当时竟是个绝症患者。
如此伟大的一项工程，它将决定整个上海发展命运的一座大桥，怎么可以搁在一个身患绝症的“总指挥”身上呢？
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巧合和严酷。“头年12月15日第一根桩打下去，大桥算正式开工了。可第二年的4月份，我就被医院查出胃上有个东西，医生不让我走，非要动手术。手术一动，发现胃癌已经扩散。家人和单位上上下下都慌成一团，我自己反倒稀里糊涂，因为开始谁也不敢告诉我是扩散的胃癌。直到做化疗时才无意间发现那挂的药瓶上有‘治疗癌’的文字，这下我心想坏大事了：大桥怎么办？我身体还能扛多久？干脆，两头顾一头吧：大桥要紧！”朱志豪甩开医生的手，回到家，对老伴说：从现在起，你每天给我煮中药。这一煮就是两年。这两年，正是南浦大桥施工最紧张的时间；这两年，总指挥朱志豪除了必须到医院化疗外，他每天带着装有老伴煮的中药的保温瓶上工地。“好些日子就是常常觉得腿特别沉、身子骨特别软，但精神还好，是被现场的工作催逼得不能不好呀！”朱志豪的命真大，后来去医院复查，医生反反复复看检查结果，最后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来了，你身体蛮好！
“是南浦大桥给了我新的生命！”大桥通车那天，朱志豪笑得又是眼泪又是鼻涕的，半天跪在江边的地上没起来。
“朱总、朱总，快快，你看谁来了！”突然，有人过来叫他。朱志豪起身抬头一看：是邓小平同志来到了桥上！
朱总，你过来向首长介绍。市领导示意朱志豪。
于是朱志豪赶紧走近邓小平，说：您现在站在桥上，离水面有60米……
邓小平说：这座桥是不是世界第一？
朱志豪说：这座不是。但我们马上要建的另一条通往浦东的大桥会是世界第一。
邓小平笑了，眼光转向前面的浦东……
当时这个历史镜头里江泽民并不在场。然而我们知道，南浦大桥下汹涌的波澜泛起的历史浪花，早已映照着这位从1985夏天到上海出任市长、后又任市委书记，于1989年夏天离开上海的江泽民前后四年间，所经历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大浪淘沙的画卷。上海人告诉我，江泽民在上海的这四年，正是上海在上个世纪末所遇到的风雨飘摇的几年。
那时候，上海的每一天，似乎都会听到黄浦江那呼啸而平静的涛声……
人们清晰地记得：在江泽民刚签发完建造黄浦江大桥的文件次年——1987年，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由于食不洁毛蚶造成31万市民患上甲型肝炎，当时的上海大有“疫城”之危。另一件事是这年12月10日清晨，发生在陆家嘴渡口的踩踏致死数十人的惨案。这两件事让当时的上海人凉透了心，也让江泽民处在民怨载道的漩涡中央……前一件事是对城市的环境卫生和市民生活习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性课题，而渡口踩踏悲剧的发生，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的上海市民如一场噩梦醒来，明白了一件不可再犹豫的事，那便是——
通向浦东的大路，必须尽早开通！
大上海再也不能如此停滞不前了！
之后的日子，那些主张“向东看”的上海人欣喜地发现，市委、市政府有关浦东开发的声音和行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高调与频出。
于是我们又看到一群又一群老中青学者拎着书包、挟着文件，兴冲冲地赶到陕西北路186号的“九三学社”礼堂参加《浦东新区建设方略》课题评审会。“浦东新区的开发要领先老市区，以新市区开发带动老市区的建设。开发浦东要有指导思想，要有全国观念，要有创业精神，这样浦东开发才有意义。”老市长汪道涵的激情声音又在黄浦江上回荡……
于是我们又看到中山东一路12号市政府大楼底层的那排原来无人光顾的铁皮房，开始热闹起来，而且进进出出的竟然都是上海各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甚至还有林同炎那样的世界级大专家。“地方不大，但我们干的事却很大；虽然有点像‘地下’，但未来一定会给我们‘平反’！”有人这样浪漫地调侃。江泽民亲自批准组建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的专家们，用智慧和热情，将这排昔日清闲冷落的铁皮房，炙烤得烈焰炽人……
于是我们又看到从市政府大院出来的一群生龙活虎的“少壮派”们拎着皮包、穿着洋装，满面春风地飞向香港，领队的访港学习考察团团长明明是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夏克强，但他此时的身份“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理事”。更有意思的是，该团的“顾问”、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曾庆红，则以“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会顾问”的身份也在访问团中。如此11位上海市高级官员和高级专家组成的访港学习考察团，各自皆以“会长”“理事”等身份出现在香港各界，其中奥妙何在？有人后来问夏克强，他公开了这个“秘密”：当时我们带着如何建设港口、开拓实业和土地批租这三个任务去学习与考察的，前面两项任务没有问题，但土地批租十分敏感，因为我们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一直是国有的。虽然八十年代全国都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但对土地的资本化动作当时中央没有任何说法，而市里派我们到香港学习考察，就是为给上海城市建设和浦东开发过程中的土地批租方面积累些知识与经验，这在当时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如果以我们政府官员身份去做这类事，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干扰。后来发现，我们到香港后，谁也没有问我们为什么要隐瞒真实身份。
学习考察团成员、后任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区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的王安德告诉我：在香港的两周学习考察，为日后启动上海老市区建设和开发浦东所带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
后来我才知道，王安德所说的“历史性意义”，原来是指从香港学到的“土地批租”经验，后来几乎成为成就浦东开发的一个关键性“魔法”，因为当时的上海，可以说“穷得叮当响”，而无论是老城区改造，还是开发浦东，没有钱，一切等于空谈。土地批租，则使得“穷得叮当响”的上海从此财源滚滚……
走出去，到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学习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王安德还告诉我，在那次出访之后，他和上海一批官员与专家，同许多香港同胞建立了亲密关系，其中有后来出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
“我经常这样说，人的生命总有到尽头的那天，到了那个时候，要回想自己的一生，你对社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两件事：一件事是香港回归，另一件事就是内地的土地使用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这是2014年已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接受采访时跟王安德说的话。包括上海人在内的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梁振英曾经无私帮助过上海和内地诸多城市建设中的土地使用和住房制度方面的工作。那个时候，梁振英等来回飞往内地全都是自己掏钱，甚至连在内地住的宾馆酒店花费都是自己掏口袋。“他在帮助我们编制国际招标书时，不仅手把手教，甚至最后连英文版本全是他亲自动手、连夜加班赶出来的，并且从头到尾全是义务劳动，帮忙帮到底的。真是一片拳拳赤子心啊！”王安德难忘他与梁振英等一批香港同胞结下的真挚友情。
“我们上海最早搞土地批租这条路，其实也是逼出来的。”后任浦东新区第一任区长的胡炜说，在他任黄浦区副区长的1986、1987年时，在延安路过江隧道边搞过一次旧房改造。“那个时候还没有推行土地批租，用的是老办法，政府拿出全部家底，先把金陵街道那半平方公里的一块地上的百姓旧房与简易房子拆了，然后造了两幢24层的居民楼，每套按60～80平方米建的，建好后总共660套。哪知我们区里费尽心血，建了这两栋楼，结果分房的时候发现有一道算术题无论如何也算不下去了：新建的660套房子，却要分给原来拆迁的880户居民……后来我们把这一情况汇报到市里，市领导跟着我们唉声叹气，说：按这么个办法，上海的旧房改造，没有一百年完不成。想想看，一百年都不能解决百姓的住房困难……”胡炜因此感慨万千道：从某种意义讲，土地批租，让绝望之中的上海，看到了一条活路和希望。
土地批租，用简单的一句话解释，就是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进行有偿转让，使原本“死”的地，能够充分地活起来，从而让钱滚滚而来。然而，让土地从“死”到实现“活”的过程，对开放之前和刚刚开放的中国来说，就是一场艰难的破冰之旅。尽管今天看来，城市土地批租之风的盛行也给社会发展带来另一种“病”——有点像我们因为过度“肥胖”而患上了富贵的“糖尿病”一样。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应当肯定：土地批租，给了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城市化进程巨大而不可代替的助力，这一点毋须怀疑。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城市土地批租，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决定和决策这件事的，正是江泽民在上海执政的时候。
在虹桥大商业区，有个楼宇叫“太阳广场”，如今看上去，它与毗邻那些高入云端、光芒四射的新楼群、新社区相比，显得低矮又很老旧。然而，上海人都知道，这“太阳广场”曾为他们今天所拥有的如此美丽而舒适的上海新家园以及拔地而起的浦东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你，太阳广场，如一轮冉冉升起的霞光，让停滞而开始古朽的上海，披上了金，涂上了银，让我们开始过上蜜的日子和诗的生活……
曾经有人这样赞美如今看来平平常常的这一楼宇，是因为它曾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的第一块“批租土地”。1988年8月8日，当“成交”的鼓锤敲响的那一刻，也意味着上海真正吹响了老城区改造和浦东开发的第一声号角，它的意义早已被载入上海改革开放史。
当年被称作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号”的这一地块，是上海第一个经过国际招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地块，面积1.29公顷，用地性质为旅馆、公寓和办公楼，50年使用期，最后是由日本华侨孙忠利先生以2805万美元拍得。这样一块并不起眼、地段位置也极为一般的土地，竟拍出如此高价，在当时近乎神话，见过大钱的上海人也被惊得有些目瞪口呆：原来“死”的土地，竟然这么值钱啊！连江泽民听到这个结果后，也忍不住找来负责此次土地拍卖工作的副市长问其为何卖得这么贵？
听听买主“孙疯子”是怎么说的：我是在日本的华侨，是一个不动产开发商，在日本、香港地区、新加坡、美国都有投资。我爸爸是裁缝，他1923年从宁波到上海后又到了日本。那时候我们自己的祖国非常困难，我是1934年出生的，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孩子，你长大后一定要到祖国做一件事情。这一晃就是几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祖国做件事。所以在上海批租土地的消息出来后，我就想：哎呀，这不正好是我可以为祖国做事的机会吗？就这么定了，而且竞价时，我有意多出了些钱。后来有人说我是不是脑子坏了，有的还说我是“疯子”，但拍那块地的时候，我就相信，上海一定会大发展，我们的祖国也一定会更大发展。
孙忠利先生在这块土地上建起的“太阳广场”，确实在后来发了大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最赚”的，是比其他人都早看准了上海与祖国发展起来了，“快得连我都不敢相信！”孙先生后来在上海老城区、浦东新区发了更多的财。
然而，在这场“土地批租”的历史性“竞价”中，真正发大财、赚大钱的是上海人，是浦东人，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
时至1988年的夏天，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亲自批准和出席了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会议有来自世界各国的重量级人物140余人。那一次会上，“开发浦东”已经不再是上海人自弹自唱的“地方戏”，而是走向国际舞台的时代交响曲了！
开发浦东，将使上海更快地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和东方金融中心。这件事我们一定要办好！江泽民亢奋而激动的豪言，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
1985年夏天，带着建设和振兴大上海使命的江泽民，从北京来到了黄浦江畔，弹指一挥四年矣！1989年那个意想不到，又令人难忘的多事之夏，江泽民又从上海再度“北上”，开启了他个人和中国的一个新时代。
黄浦江两岸，因此而涌起了更加变幻莫测、激动人心和波澜壮阔的洪流……
3 朱镕基：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
中共执政的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从京城出发，上午抵达到任的目的地，下午一个人独自赶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地坐着“翻”财政账，且越翻脸色越铁青……
生气是肯定的，因为即将接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市长的“手头”的财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为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亿元……
“今年看样子还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到任的这个人问。
“……差不多150亿元左右。”
新到任的这个人的脸色一下凝重起来，坐在凳上好几分钟没起来。这一天的日历是：1988年2月6日。
我们知道这个人是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但给上海留下的形迹异常深刻，尤其是在浦东许多地方，今天的人们议论起某一条道、某一栋楼、某一个项目时，人们都会提起他。这便是朱镕基。
我看到2001年7月23日《华声报》有篇报道中写到朱镕基在修建一条叫“浦东南路”时的“个性”风格——
1988年初，位于浦东的浦东南路已经开修一年，但“破膛开肚”了一半的马路一直没有封起来，公交车只好走另一半。这种状况竟维持了一年无人过问。老百姓称“晴天是洋灰路，雨天是水泥路”。朱镕基当时刚到上海，不知细情。一日到浦东视察，始知这条路的糟糕状况，回去马上通知办公厅上午10点开会。
朱镕基上任不久，很多人尚不了解他，好几个局长按以前的惯例姗姗来迟。
10点过后，进来一个局长，刚要坐下，朱镕基立刻说：“你过来，不要坐。到台上来给我们大家说说为什么迟到。”局长解释刚才才忙完一个会议赶过来的。朱镕基便说：“你忙，有我忙吗？你一个人迟到两分钟，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有多少分钟？”后来者一见形势不妙都不敢迈步进去。
这件事后来演绎成这样一个小段子：市长办公室秘书通知一位上海市政府领导10点半开会，该领导悠悠地说：“那我10点一刻走吧。”稍顷，又追问了一句：“今天是谁主持会议？”答曰：“朱镕基。”对方立刻改口：“那我10点就走！”
过去，许多会议通常在“汇报工作”上花很多工夫，会开完了行动起来却未必迅速。而在这次关于“浦东南路”的会上，朱镕基上来就问电力局局长：“你们什么时候能把电线杆子埋下去？”（因为只有把电线杆子埋下去，才能修路）电力局长回答：“关键问题是做电线杆子的木头还在江西，电线杆上的瓷瓶只有景德镇有。景德镇现在对我们进行控制，买不到。”
朱镕基当下和负责生产的黄菊商量，随即拍板决定用10辆桑塔纳去换木头和瓷瓶。而桑塔纳在当时还是紧俏商品。接着朱镕基又问：“如果我把木头、瓷瓶给你解决了，你什么时候能埋下去？”电力局长拍拍胸脯：“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我要具体时间，你不要给我开空头支票。”
“年底。”
“不行，提前一个月。”稍后，继续，“局长同志，我看你还是拿点魄力出来吧，干脆向国庆献礼。”
电力局长同意了，于是朱镕基拍板：“一言为定，我到时来验收，干好了给你庆功！”
任务一个个落实下去了，最后到了市政局，朱镕基对他们火气特别大：“你们市政局就会挖马路，把浦东像开拉链一样开膛破肚，你们把我的浦东拉开了，听说你们还想挖我的淮海路。”他不容分说要在国庆节通车，市政局表示“试通车”。
“什么试通车？我不要这种虚的东西，我要实实在在的。你们这里的活没有干完，又去挖别处的。你们这里拿庆功奖，那里拿开工奖。如果你能在国庆前通车，工资晋升两级。如果你感到干不了，现在就可以引咎辞职。”
一个会议让各局长们不再敢掉以轻心，纷纷派出各部门的精兵强将，挑灯夜战。朱镕基从北京开完会回上海，出了虹桥机场，就直奔浦东南路。
浦东南路终于在1989年9月27日完工。
在浦东，像“浦东南路”这样的大道和比这样的大道还要宽得多的路有多少条？
浦东人告诉我：至少有几十条吧。
一条路让市长、后来市长书记一肩挑的朱镕基费这么大的劲，那浦东的楼有多少座？不算那些十层以下的小楼——至少有上千栋吧！浦东人又告诉我。
除了大路和大楼，浦东还有一百多万人、几千个引进的项目和几百家“世界500强”企业，市长（后任书记）朱镕基得花多少口舌？他的脸不板着、不时常铁青、不怒发冲冠才怪！当然，不少时候他也笑容满面。
表情多的人，感情丰富，豁达露相。有表情的领导者通常不拐弯抹角，魄力与魅力并存。
朱镕基属于这种充满表情和个性的人，他的这种表情和个性成就了他的人生辉煌，也同时照亮了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光芒。全国人民是在他当总理后了解他的，而上海人则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就刮目相看、知之又知之了。
上海人都知道，中央对朱镕基的任命是1987年底，他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次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明白人都知道：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而朱镕基刚到上海时并没有“代”。恰巧这个当口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随上海团赴京开会。就在这次人大会议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记者问朱镕基：“听说你将出任上海市副市长，这消息可靠吗？”朱镕基毫不迟疑地道：“我需要纠正你的是，国务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当市长，而不是副市长。”此话一出，引来中外媒体一阵热议，因为中国官员还没有一位能像朱镕基率直、自信地表达内心的真实。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二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还不如我主动‘交待’为好”。
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开始“交待”：
1928年10月在长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1948年参加地下工作，后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先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计划处工作，后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国家计委工作，任领导秘书。1957年“反右”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对他说，你是领导秘书，你不跟组织提点意见还有谁能提意见？“我就在局里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并且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文革”中下放到农场5年，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
如此磨难，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和为党、为国家干事的信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父亲，我更没有见过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虑，只要是认为有利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第一，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受礼风。“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开会发包也不是个小事，我在北京开会发了个包，回到市里开人大会又发一个包，市政协开会还发个包，实际上这包都没什么用处，浪费，“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个区的区长们，都应当成为你那个地方的“市长”，也要担当起责任来。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里？
“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那天的“就职竞选”演说，征服了上海人，他的个人风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后讲到“上海的希望”时，以有力而高昂的声调讲到“上海未来的希望”在浦东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了热泪……
这是一场少有的精彩演讲，它更如一场激动人心、催人奋进的战鼓。
在上海人的话语里，“镕基”与“雄鸡”是谐音，于是“镕基”来了，让沉沦在低谷之中的上海人民，振奋地欢呼“雄鸡一唱天下白”！自然，也有人在嘀咕：雄鸡下不了蛋。不管怎样，上海市民们对新市长的风采和风格异常喜欢，仿佛在沉闷的季节里，吹来一阵清爽怡人的凉风。
有位中学生在电视上听了朱镕基的“就职演说”后写信给“市长大人”，说：“你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你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直率的朱镕基看了这位中学生的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他到上海几个月来少有的一次笑，因为上海的现实着实让第九任上海市长的他无法笑得出来。
中央派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黄浦江边连续发生了几件令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摆渡踩踏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说破旧的上海市区内百姓的生活仍然拥挤、潦倒、脏乱，毫无生机，甚至穷困。说“穷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气，其实当时的上海人就很穷困，比起周边的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温州、绍兴等“小兄弟”，上海人的日子简直就是可怜。
这是事实。比如我的故乡苏州地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到八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队办企业，遍地开花，“万元户”“亿元村”，比比皆是。后来是“电话村”“电视村”“别墅村”……像华西村的吴仁宝、“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农民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早已把上海人甩开了几条街”。昆山人告诉我，上海人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那时候还比较便宜。昆山人就对上海的工厂师傅讲：你每星期天到我厂来干一天活，我保证每月发你一份像样的工资外，另加20只大闸蟹。到乡下做“星期天工程师”的上海师傅们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一个月出去干四天，外加拎回20只大闸蟹，等于在上海自己的厂里三倍工资。那个时候的上海，这样的师傅算是富人了。
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机的是，在并不长的时间之后，一向紧俏的“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还有“光明牌”冰棍甚至“大白兔”奶糖等等，都渐渐成了滞销品……这是怎么啦？这个时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紧张起来。
更要命的事还是后面：原本“洋气”的上海服装，让四面八方的时尚女人和俊小子们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现在，“南京路”也不再热闹，“夜上海”的灯火下人头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广州的“洋装”，还有常熟、常州的批发市场来的那些便宜又不难看的各式各样的衣衫、“喇叭裤”和义乌来的日用品……
上海？上海的东西老朽又难看，价格又死贵，不买！
不买上海货，上海货没人要——这是开埠以来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尴尬。
朱镕基就是在这个时候出任上海市长的。不久，在上海市民中流传着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上海，你还背得起中国吗？》相信市长朱镕基肯定看过，或者看过后的他一定比普通市民感慨更多，因为该文说出了他想说又不能说的话，而另一方面此文又让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如坐针毡——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把全国的土地分成1万块，它只占了其中的6块，然而它的工业产值却占了全国的1/13，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1/10。奔驰在全国城乡的自行车每5辆就有1辆是这里生产的，每5只国产手表有1只产自这里。
区区弹丸之地，竟创造和积聚着如此巨大的财富。这地方就是上海。
从广州到上海，其意义当然不仅是地理上跨了8个纬度，空间上位移了1200多公里，更重要的，是从珠江水系来到了长江水系。当我们还沾着南国泥花的鞋踏上上海的土地时，两大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观念上巨大的不同，使我们惊讶、感叹、沉思。
文章的开头，就把当时上海人最不愿意同广东比较的给抖落了出来，这好比在伤口上撒盐，犀利的文字如一把利刃，将一向光艳照人的“阿拉上海人”的面子，剥得体无完肤：
10年前，上海以其规模大、种类全的工业独占鳌头，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无可争辩的火车头。那时的上海产品无疑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30岁以上的人讲起来个个都能如数家珍：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蜂花牌香皂，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香烟，英雄牌钢笔……那时提着印有“上海”二字的旅行袋，就跟今天提着印有“香港”字样的旅行袋一样时髦。上海牌小轿车，如今人们已经看不上眼，可10多年前，只有厅局级干部才能使用它，无疑也是权力的象征。
曾经一句“阿拉上海人”多么响亮，如今上海人却走到哪儿人们爱理不理。这份酸溜溜的“没面子”，让上海人怎能受得了！
“阿拉”在默默地流泪。“阿拉”在痛苦地唉叹：我的大上海已成一座蹩脚的城市——
近几年，广州人喜欢“行夜街”。夜晚9时，各处餐厅酒楼灯光夜市才进入高峰期，满街霓虹闪烁，满街人头涌涌，一直喧闹到夜间11点。然而，晚上8点，我们走在上海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南京路，商店纷纷拉闸关门熄灯，只留下惨淡的路灯照着几个匆匆回家的行人。当然，偶尔还有几家酒店和娱乐场所亮着灯光，但被称作不夜城的“夜上海”不见了。由于过分强调“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上海第三产业萎缩了，1972年跌到了谷底，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3%，而第二产业比例却上升为70%多。改革开放后经过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比例才趋于协调，1987年的三大比例是：第一产业占4.3%，第二产业占66.9%，第三产业占28.8%。然而，这只是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1%，比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高，这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州1989年第三产业的比例已达到46.5%，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45%的比例。第三产业的萎缩，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海的住房紧张、水电不足、商业网点少、交通运输不畅、文教卫生事业跟不上等弊病。
我们经过苏州河，个个掩鼻而过。上海同行沉痛地说：这味道我们天天闻，苏州河已无臭水期和非臭水期之分。昔日清澈的黄浦江如今每年要臭160天。居民饮用水质下降到5级（一般饮用水为2级），大肠杆菌超过正常指标10倍。这个数字叫人毛骨悚然，令人联想起1988年席卷上海的甲肝大狂飙。
广州人曾对香港“银行多过米铺”的现象大惑不解，然而不到10年，这种现象也在广州出现。徜徉在广州街头，你不必特意寻找，几乎百米就有一个银行，中央银行、地方银行、大银行、小银行、总行、分行……活跃的金融市场和方兴未艾的证券交易，为广东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资金。
然而，上海的银行呢？“万国建筑博览会”上那一幢幢恢宏的大厦如今都换了招牌，外国银行被赶出了上海，全国金融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加上国家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大大减少了，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血液循环，纵有庞大的固定资产，也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蓬莱路一字儿排开的“石库门”，是上海人普遍居住的一种房子，也称“过街楼”——昔日小康们一家一幢的小楼，解放后政府给户主几十两黄金赎买了，分配给十几户人家。砖木结构，咿咿呀呀的木头地板诉说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楼道陡窄，暗无天日，一个急拐弯跟着一个急拐弯。一个拐弯就是一户人家。行走要侧着身子，但依然磕磕碰碰。热烘烘的煤饼炉——盖也盖不严实的马桶，一户一个煤饼炉，一户一个马桶，一股股刺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诉说着主人们的窘迫。据统计，整个大上海还有100万只马桶，100万只煤饼炉，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全在这咫尺天地。呵，陈旧的大上海！窘迫的大上海！想直冲晒台透透空气，可是失望了，封顶了。3平方米的晒台已改做住房，结结实实地充塞着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说是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怪得很，坐在这3平方米的空间你没有想到要赶紧逃开，那一尘不染的绸缎窗帘悠悠地飘着，挂在墙上的吉它、壁画，摆在床头的书刊、咖啡、咖啡伴侣、高脚玻璃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情调。叫人想起一句话：“螺蛳壳里做道场。”
人生之悲、之哀、之消极，莫过于自嘲、自讽、自沉。然而，“阿拉”毕竟是“阿拉”，上海就是上海。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巨浪已经逼近，即将将自己淹没时，他们又迅速地顿悟与奋起，从地上爬起，擦干泪痕，重新扬帆，再度破浪前进——
站在黄浦江边，我们凝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条大河东流出海：长江、黄河、珠江。每一条大河都是卧龙，一旦腾空而起将带动一大片地区的腾飞。现在珠江口的广东已经动了，长江口的上海和黄河口的山东正在跃跃欲试。作为第一大江的龙头——上海，责任非同小可，能不能重振雄风，恢复远东第一城的世界地位，再次充当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成败在此一举！
呵——
黄河在期望着；
珠江在期望着；
黑龙江、辽河也在期望着。
拜托了，大上海！
尚不知这篇檄文出自何人之手？但我相信一定是位对上海充满深情的人，他的每一个拷问，是对上海、对这座不该衰老的“东方巴黎”的疼爱，读后怎能不让浦江呜咽？怎能不让“阿拉上海人”难眠？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市长朱镕基终于发出了悲情的怒吼。他的这一声吼，震醒了所有上海人，也震醒了这座疲沓、辛劳而又有几分自满与迷糊的城市。
“开发浦东地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这显然是一个空前的机会，这是世界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的机会，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块宝地，就在上海中心城市旁边，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英明的领导，大众的努力，结果一定会成功的！”这是1988年“五一”节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上林同炎先生的讲话。此次由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专题国际会议，阵容强大，意义深远。作为刚当选的市长，朱镕基坐在市委书记江泽民身边，特别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个专家有关浦东开发的“高见”——他称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设都是引领浦东开发的宝贵财富。
“我对浦东开发非常乐观。”这一次会上，作为上海市聘请的开发浦东的专家咨询组外方专家组组长的林同炎，发表了充满激情和论证充足的长篇论谈。他的每一句话，几乎全都灌进了朱镕基的耳里：“我们要在二十年之内，把一个与上海中心相等的面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财政科技枢纽，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新加坡、香港以及从前上海建成的时间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必须利用现代化人力、物力、财力，避免封建和官僚的老习惯。我们也知道，国内整个落后的环境是个大阻碍，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机会，因为起点越低，进展就越快，我们可以从很低的地方做起，前途非常光明，浦东没有开发，所以开发起来容易。还有一点，中国的决心非常重要，看这形势，政府与民众都下了决心。下了决心之后，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中国的成就！”
林同炎先生说到这里，他的那双充满期待的目光与新市长朱镕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
朱镕基会心地一笑，然后带头给了林同炎先生热烈掌声。
现在，是老市长汪道涵发言了——朱镕基与他中间隔着江泽民，与会人发现在汪老发言时，朱镕基的眼睛一直盯在胸前的桌面，似乎那里有汪老的一份大写的浦东开发“发言稿”。其实大家知道，这是新市长在格外认真地听“前前”任市长的讲话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
“现在我退下来了，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研究上海的发展了，这种发展不能是小打小闹，而必须是大思路、大手笔、大抓手！”
朱镕基的心被汪道涵的话深深地刺痛和激荡，心头不由一阵感慨：历任上海市长，个个都是呕心沥血和有雄心壮志之人哪！
“综观世界，思前顾后，只有开发浦东最有条件。世界上，现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游资在找出路，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浦东的地理位置东临太平洋，背靠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机遇来为上海人民做些实事……”汪道涵说到这里，话语停顿了一下，目光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但在场的人几乎都明白清楚，他老人家这话是讲给身边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听的。
江泽民鼓起了掌。朱镕基跟着为汪道涵鼓掌，全体与会者都为汪道涵发自肺腑之语而感动、而鼓掌。
此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是朱镕基第一次直面聆听来自中外各界对浦东问题的集中“高论”，用他自己的话说，“三生有幸”“如雷贯耳”。
此次会议后，“开发浦东”四个字，像铁一般地烙在朱镕基的脑海中。而如何开发浦东，又似乎成了他经常在脑海中盘算与思索的事。
听一些上海同志介绍，朱镕基初到上海时，就一直思考“开发浦东”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何定位“浦东开发”，即开发浦东“应该放些什么东西”。作为市长、作为初来乍到的上海市市长、作为正处在重重困难包围之中的朱镕基，最需要解决两件当务之急：一是尽快抑制上海经济下降现状，解放旧城区的工业企业，于是他主张“开发浦东”中要有工业产业安排。其实这一点，谁都能理解：身为市长的他，每年向中央上缴的“108亿元”财政款是必须要确保的，否则如何向北京交待？二是“开发浦东”绝不是一句空话，是需要钱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小钱。钱从何来？他朱镕基市长当时的口袋不仅是空的，还欠了市民1200多万的账，欠账可以列出比外滩还要长的单子来。就因为这，到任三个月里，他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了！
“在这种情形下，大上海的市长确实不好当。谈理想、谈未来、谈远景，好谈呀！可对市长来说，每天开门的件件事，哪件都耽误不得呀！耽误了百姓就会骂娘，肯定骂得非常难听，而且肯定首先是骂新任市长朱镕基！”一位上海市政府的老同志跟我这样讲。
正如朱镕基自己所言，他是坦荡荡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最关键的是，那些触目惊心的阻碍上海发展的现实，更让身为市长的他有了比他人更深刻、更直接的认识：上海要发展，浦东是希望！
这是朱镕基后来常挂在嘴上的话，表明了他内心强烈而真诚的愿望。市长心有此愿，推力也就比谁都强。
一日，朱镕基遇见“老上海”经叔平，两人谈起了浦东的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曾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工商界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是上海卷烟厂的老板，“中华烟”就是在他手上起来的，是同共产党心贴心的一位爱国工商领袖。
开发浦东，除了我们自己外，得借“外脑”……
外脑？
对啊，借全世界最聪明、最能做这样的事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一起动脑筋。
嗯，明白，明白。您往深里一点、具体一点。
比如以你市长的名义搞个世界企业家国际咨询会，每年根据我们上海遇到的重点问题，请专家们来帮助“开开脑”。
经老，您这个意见太好了！我马上办。
朱镕基听了经叔平的建议，立即在市长办公会上与几位副市长们讨论后把这件事确定了下来。
“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由朱镕基首创的这一机制，在上海改革开放史上应当书写一笔，因为这个“借脑”机制，给日后的上海发展特别是浦东发展，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镕基之后的上海市长一直延续着“朱市长”的传统，把这个国际咨询会坚持了下来，并且还有创新与突破，比如黄菊当市长后，曾经将会议搬到纽约去过，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开的“上海市长”的国际咨询会。黄菊市长在那次会上向世界开宗明义道：“实现上海的长远目标，需要上海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互补和交流。开放的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迎接与世界各地进一步增进合作。”那次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的事情开到纽约的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都出席了会议，影响不俗。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就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比价、银行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偏高、社会稳定、交通拥堵、在沪外国人子女教育及成立外商商会组织等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措施一一进行介绍，为之后上海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展开铺平了道路。会议还收获了一个重要成果：上海港和纽约—新泽西港因此次会议，正式结为姐妹港。
当时朱镕基定下规矩：咨询会议一般于每年10月最后一个或11月第一个星期日召开，会期并不长，多数只有一天。但内容却要求精准：会前市政府提出一两个上海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提前交给了各位参会专家。会议的规模与规格，一般人数在500人左右（中方40%，外方60%），上海市长、副市长必须参加，并发表主旨演讲。当时朱镕基还特别邀请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受益于经叔平启发、指点之后的次年10月9日这一天，首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正式在西郊宾馆召开，被邀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参加并发表演讲。朱镕基则在那次会议上透露，开发开放浦东的计划已得到中国领导人批准，期待国际专家高论，他作好“百分之百的洗耳恭听”准备。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国际“大亨”们真诚向朱镕基和上海市建议：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有人干脆向朱镕基提出：应当就上海和浦东开发的金融业问题开一次国际研讨会。
又是好主意！朱镕基这回真笑了。
很快，他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市政府抓紧筹备。一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这回上海真要从烂泥地里爬起来啦！”
“是啊，上海人历来就会做生意，他们的脑筋一盘算起来，那可比犹太人还厉害！”
“听说二战时上海收容了几万犹太人哪！难怪上海人的脑子这么精明！”
“不一定吧，他们的朱镕基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也没到哈佛学习过，不照样也是大大的经济学家嘛！”
金融国际会开得热热闹闹，外国朋友们一边乘着渡轮在黄浦江上看外滩夜景，一边热烈地议论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明天。
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我们建设上海和浦东的动力。明天的上海、未来的浦东，就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并辐射到整个亚洲及世界。朱镕基在贺辞中这样说。
“明天”的概念就是明天！此时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朱镕基在市常委会上开诚布公地下了道新指令：上海要研究成立证券交易所，争取“明天”——就是明年这个时候给我把证券交易所的锣敲响！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12月2日。而且在此会上，朱镕基点将：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龚浩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三人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俗称“三人小组”。
“那个时候是啥时候呀？是‘姓资’还是‘姓社’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时候提出上海搞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和李祥瑞心里直打鼓。朱镕基市长就对我和李祥瑞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站在一线’。刘鸿儒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改革。为了提高效率，不再‘淘糨糊’，朱镕基还给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实行个人对个人汇报制。就是说，他要直接抓、把责任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龚浩成，这位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上证所”成立前后的操盘手之一这样回忆道。
“没有朱镕基当年视死如归的改革勇气和闯劲，怎么会有今天浦东、浦西如此美轮美奂啊！怎么会有一年近30万亿的金融交易额呢？”站在今天的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的上证大厦楼顶，眺望浦东、浦西两岸的繁荣景象，龚浩成怎不感慨万千！
从某种意义上讲，浦东的今天、上海的今天，都与当年朱镕基下定决心搞“上证交易所”有关，若是没有他力排众议实施汪道涵、江泽民等前几任上海市领导确定的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与努力，浦东和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美丽与活力。“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轮子，轮子转动了，上海和浦东开发才得以走上了快速道。”龚浩成说。
“领导也是人，对任何新鲜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旦思想和认识转过弯，决策的力度和方向就肯定大不一样了！”在闹市区第一个搞“土地批租”的胡炜，也有深刻体会，他给我讲了一件事：
虹桥“太阳广场”土地批租不久，他所在的黄浦区也在闹市区搞了一个土地批租项目，且搞得也挺成功。但有人看不惯，觉得这样搞是“资本主义”，“与当年租界无异”。“帽子大得吓人，告状告到中央。后来是派了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到上海来调查处理。这位中央首长曾经是‘文革’前的上海市委老领导。他一到上海，拿着‘告状信’，把几个市里领导狠狠训了一通，说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人民政权重新交出去啊？话说得很重，当时市里的领导不知如何收场，便给我打电话，让我这个具体搞项目的小区长去向那位中央首长汇报。我一听压力也很大呀！但心里是坦荡的，因为我们做的事是百姓拥护又欢迎的事，是非常成功的事。但毕竟人家是中央领导，是来调查处理我们的。为了向首长汇报好，我就连夜请市电视台帮我准备好了以前到住房困难百姓家拍的电视新闻片调出来。见了首长后，我就先请他看电视片，这个效果非常好啊，看完后，这位首长感叹道：想不到上海百姓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困难啊！这么个困难一直没有解决，其中也有我的一份责任嘛！后来他紧接着认真地问我：你敢保证在分新房过程中，你们干部没有私底下搞名堂？没有优先和多分自己一套房？我向首长汇报道：首长，这一点您绝对放心，如果要是整个过程中有我们一个干部从中捞好处的，我就敢用党性担保责任！这位首长听了，连连说‘好’‘好’。据说他回头见了市里领导就说：你们怎么不早点跟我把情况说清楚嘛！”
“像开发浦东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汪道涵这样的‘向东派’，其实在认识上，也是有渐进过程的。领导们的英明之处在于，当他们一旦接纳和接受正确意见后，就会迅速形成自己的智慧与决断，从而使决策更科学、更高远，因而推进历史进程的力量也会比任何人强大。”胡炜说。
在开发浦东问题上，朱镕基等领导也是如此。
“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数年后朱镕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时在全世界面前一字一句发出的铿锵豪言。那是他在上海所展示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之锋芒、之锐气、之个性，这一刻获得最淋漓尽致的完美展现。
这是后话。
上海人民记忆中对朱镕基这位“铁腕市长”“板面孔书记”，如今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所发表的一次题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的讲话情形——
“……开发浦东具有最好、最优越的条件。它所花费的，主要在基础设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费用比东进、西进也好，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来旧市区的商业。”“从长远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全世界，要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当然也要开发浦东。”
上海人清楚，上海人明白，多少年来，关于上海向何处走、开发浦东行不行的争议，在朱镕基的这个“斩钉截铁”的讲话之后，彻底地被画上了句号，盖上了铁帽。那些有“理论眼”的人，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之后的“开发浦东”四个字上，多了一个“开放浦东”的概念。“开发”并“开放”，意义可就大多了呵！
上海人能不为这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振臂欢呼吗？是的，不久，中共中央“100号”文件正式批复了朱镕基主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求》报告。中央批复中有一句话气吞山河，如万丈霞光照亮了那片仍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处女地的浦东大地：
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
“100”，这是个吉利和圆满的数字。朱镕基和上海人民获知中央的“100号”文件精神那一刻，他们面对国旗和国徽，齐声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
上海，已经不再沉沦！
上海，已是中国的希望！
上海已重振雄风——这个雄风是从浦东的崛起而开始的。
朱镕基跨过黄浦江、踏上浦东那片土地时，他脚下那段最辉煌的路才刚刚开始……
4 一锤定音：邓小平手中的“王牌”
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是上海的事吗？是。
开发浦东、开放浦东，仅仅是上海的事吗？不是。肯定不是。它应当是全中国的事。是中国的一件大事。
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的事，如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算起，至少也有一百多年。其间，有多少有识之士为之倾注热情与精力，也有多少努力和心血付诸东流……所以这一切，也说明了“浦东开发”并非一日之功。它连着大上海的命运，同样也连着中华民族之命运。
我们单单从上海的维度去观察和考证它的过程，也会发现“浦东开发”确实太不易了！
当改革开放之风吹遍神州大地，深圳特区迅速崛起并产生较大影响之时，大上海在陈国栋、汪道涵，再到江泽民，一直到后来接任的朱镕基，前后数任领导，从“民间”提出，到政府认可，再到地方政府决策，最后到中央批准，其“论证”和“决策”的过程，时间跨度十余年。这十余年，所有关于“浦东”的事，其实仍在浦西的黄浦江畔盘旋回荡，上海人的双脚其实依然没有真正伸及浦东大地。相反，这十余年间，上海市的领导却换了好几茬。值得注意的是，从芮杏文、江泽民、朱镕基，再到吴邦国、黄菊，五位市委书记连续“北上”，调任中央工作。这中间，江泽民调任中央最为“亮眼”，也最为瞩目。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当时的他，虽然“北上”出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国家主席，后又兼任中央军委主席。但那个时候，大环境对于浦东开发十分不利，甚至可以说，大有“灭顶之灾”的危险。这是因为，浦东开发和开放，面对和依靠的主要是对外关系、引进国际资本，偏偏在上海人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刚刚艰难地“摆平”，正万众一心“向东看”时，一股世界性的反共产主义、给社会主义掘墓的潮流，如势不可挡的海啸，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左右前后夹击，先是从东欧诸国，以拆掉“柏林墙”为开端，再到“老大哥”苏联的彻底解体……那时的中国，已非一个上海、更非一个浦东要不要开放和发展的问题，而是社会主义的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政权体系还要不要的紧急关头。从北京街头游行队伍中回到上海的一些人，听说有人还在忙着给北京方面准备“开发浦东”的文件报告时，甚至这样嘲笑道：上海人侬真“戆”了伐？说不准，侬的报告写好了，最后都不知道送北京哪个地方呢！
绝非笑话。在1988年底、1989年春夏的中国，形势严峻就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而上海，早于这个时间就已经有了很猖獗的“学潮”泛滥，加之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又有人煽风点火，上海滩再一次陷入动荡和迷茫也在情理之中。
“还搞啥浦东不浦东？说不定明早醒来市政府的牌牌都飘到黄浦江里了！”有人甚至这么叫嚣。
“说一点不担心，也是不客观的。但确实上到江泽民、朱镕基、汪道涵他们这些领导，下到我们这些张罗和操作具体事的人，基本上没有动摇过推动浦东开发这事。”时任“浦东开发研究小组”六个专业之一的规划设计负责人李佳能回忆说：“学生和百姓上街游行、闹事，我们这批人却从来没有因此断过浦东开发研究工作，上面有市委江泽民书记、市政府朱镕基市长的庇护，又有老市长汪道涵带领，一切照常工作，照常出去学习考察，到南方，到日本、美国、加拿大。记得在泰国机场，当时我们看了内心冲击极大，人家机场竟然那么漂亮，而且明明白白叫‘国际机场’！我们呢，虹桥机场又小又破，还是大上海的机场哩！落后人家不知多少！在一个泰国商人那儿吃饭，看到一只桌子竟然能坐36人，我们看着都傻了：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大的饭桌啊！人家老板说：气派呀！做生意嘛，讲究这个！”
“出去每走一个地方，不是被人家的现代化所惊着了，就是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刺激。”李佳能说：“在美国，我们遇见了一位在我们虹桥做生意的老板，他的部下有个台湾人，那台湾人的孩子说的是‘国语’，长的是中国炎黄子孙的脸，跟我们坐在一辆车上，可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时我们感到无比沮丧。啥原因？就是国家落后了呗！落后了不仅挨打，而且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真是这种强烈的影响，促使了我们这批人一定想法把上海的事、把浦东开发的事做好，让国家强大起来！所以任何时候、任何影响，都没有办法动摇我们搞浦东开发的信心和意志。”李佳能告诉我，在最艰难的1989年春夏时间里，上海滩上的交通也出现了连续性的全面瘫痪。“开始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车里到社科院去上班，半途上被游行队伍堵住了，有人猛击我们的车窗，责问我们为啥不跟着一起上街游行？后来我们就只能改走路上班。当时我和其他专家的家都住得很远，但没有见哪个人因为交通瘫痪而影响了研究浦东开发的相关工作。要说压力肯定是有的，但绝对无法跟江泽民、朱镕基他们领导相比，他们才真不容易呢！一方面要处理错综复杂的学潮等，另一方面还时时关注和不放松抓开发浦东的各种事。记得就在学潮进入越来越严重的5月份，有一天朱镕基将我们几十个人召到公交五场的一个车间开会，讲他刚从天津向李瑞环学习的事，说李瑞环同志在天津搞环路建设和给市民的楼房、城区的道路‘穿衣戴帽’，很受百姓欢迎。朱镕基直着嗓子说：我们上海要发展，眼下就要把通往浦东的两座大桥抓紧建起来，这样老百姓能看到希望，有了希望，上海才有救嘛！”
也因此，李佳能他们的“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的工作没停止；已经开始打桩的“南浦大桥”也在继续打桩；第二条通往浦东的“杨浦大桥”的选址和设计也在继续进行……但不得不承认，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的1989年下半年和1990年的浦东开发建设，像一艘行驶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之处的船只，不知如何进退？
“虽然我们仍然信心不减、干劲依旧，但现实工作中确实也常令我们十分尴尬和窘迫。”一位当时负责外商投资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件事：那已经是宣布浦东开发一年多了，引进外资的情况仍然很不理想。开发办就想在春节期间开个“外商投资联谊会”，目的是“热络热络感情”。当时我们翻遍了已在浦东开业投产的外资企业，包括合资、独资和港资企业的名录，最后选了较有名的十几家，向他们发出了邀请。但多数外企老板百般推脱，有的干脆不置可否。开会那天只来了6家外企的经理，其中一家日本老板还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开发办的领导觉得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没有达到“热络”目的，反而显得冷清。
当时的严峻形势毋须掩饰。从1989年到199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制裁”，其中不允许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禁令一直未解除。一方面，他们在等待时机，另一方面他们在看中国的“热闹”，或者还有几分摸不透。此时的浦东开发现场，虽然干活的还是不少，已开工的工地打桩机仍然“哐咚”“哐咚”地响着，但绝对像是有气无力的样儿。现场几乎很少看到穿着西装的高鼻子“老外”。这时候，有人说话了：“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按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声音掷地有声，既在神州大地回荡，也让地球另一角那些企图等待中国共产党政权垮台的人听后感到心颤。
这是邓小平的声音。他继续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要体现改革开放，比过去更开放。”
“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时间推至1990年春节。上海西郊宾馆。节前的半个多月，工作人员们私下里又在悄悄议论：北京的首长又要来这儿过春节了！兴奋之余是紧张而忙碌的准备。因为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节，是北京和国家极不平静后的第一个春节，首长的安全自然是宾馆格外重视的一件事。
但这一年的春节，上海人民趁着“首长”的光临，期待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即希望中央把浦东开发提到议事日程。
这年之前，1988、1989年，邓小平连续两年在上海过春节。1990年是第三次，然而与前两个春节相比，老人家这一年在上海过春节，对上海人来说，大家都希望他好好休息一阵子，何况在这前两个月，邓小平在北京是正式宣布了退休的。
然而机会难得，该请求汇报的事不能不做嘛！机会失去不会再来呀！朱镕基等市委、市政府领导们商量认为。但选择何时适合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和请示呢？
机会来了：国家主席杨尚昆晚于邓小平两天来到上海视察。朱镕基自然要先向杨尚昆主席汇报上海面上的情况。但这并没有涉及浦东开发这件要紧的大事。
“黄菊同志，通知常委和几位老领导，今晚吃完饭开个碰头会。”朱镕基对黄菊说。
“好的。”
黄菊让办公厅工作人员迅速通知有关领导。晚上的会议就一件事：商议如何向邓小平、杨尚昆汇报浦东开发的事。最后大家一致推荐市委老书记陈国栋先给杨昆尚汇报，争取得到杨主席的支持，再进而得到邓小平的支持。
“方略”是这样定的。陈国栋书记资格老，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跟杨、邓首长们比较熟悉，由他去请示汇报最合适。
“没说的。为了浦东和上海的事，我跟两位老领导去磨……”老将陈国栋表示。
陈国栋来到宾馆，看到门口“西郊宾馆”四个大字，便想起了自己1980年刚到上海时做的一件事：即把原来这个叫“414”的市委招待所改成对外开放的宾馆经过。这事就是邓小平的主张。
1979年夏天，邓小平从安徽黄山下来，到了上海，就住在当时的市委招待所“414”一号楼。“414”作为对外的代号，是专门负责接待中央领导和重要客人的市委招待所。这年夏，邓小平在此住了10天。每天早上，早起的邓小平爱在花园里散步。那清晨的气息，鸟儿“喳喳”地啼鸣，盛开的鲜花香喷喷的，邓小平十分喜欢。但他一边欣赏风景，一边在思考着什么。一日，他把招待所的管理处长找来，问：这么大的一个院子，一千多亩吧？就我们几个老头子在这儿住住，太浪费了？
您的意思是——？
“我看应该对外开放，让外国人来住，收取外汇，支援四化建设……”邓小平说。
这在当时可是大事啊！专门给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住的“招待所”要让外国人住，且目的是为了赚“外汇”。管理处处长赶紧向上海市政府领导汇报。还未等上海市的领导反应过来，邓小平见了上海几个领导来“414”汇报工作时便说：“我这次来‘414’住了十来天，天天都在谈生意经。这么大的花园别墅，给外国人住，可以收入外汇嘛！”转头，他又叮嘱道：“我给你们半年时间准备。半年以后，‘414’对外开放！”
邓小平是说到做到的人，他是要检查落实结果的。半年后，也就是陈国栋到上海出任市委第一书记，自然他对“414”改成现在的“西郊宾馆”前因后果十分了解。作为继任者，落实邓小平的要求，是他的一份责任。
想到此处，陈国栋的心里不由感叹一声：小平同志一向特别关心改革开放，像一个宾馆这样的事他都放在心上，何况上海、浦东开发这样的大事。于是，身为退休五载的“老兵”，陈国栋信心满满地走进杨尚昆主席住的楼里……
结果比预想的还要好。杨尚昆听完陈国栋关于浦东开发的所有思考与准备及推进情况后，说：这件事非常好。回头我去对小平同志说。
很快，杨尚昆到了邓小平那儿。两位对浦东开发意见完全一致，而且邓小平态度非常鲜明：“‘开发浦东’还应加上‘开放’两字。”
关于1990年邓小平对“浦东开发”的意见，作为亲历者的汪道涵有这样一段回忆：
那几年，大概从1984年开始，每次小平同志到上海来，我们都得到一个机会，向他老人家来反映“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上海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上海市政府的我和韩哲一，我们就经常在研究“上海向何处”？我们从1983年、1984年就开始提出来要开发浦东，我们是从整个上海的浦东来考虑的。结果到了1990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上海，我们把这个意见反映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这是个好事，他说这个事情早该如此了。他当时有一句话，他说：“可惜，迟了五年了。”
关于邓小平说浦东开发开放“迟了五年”有许多解释的“读本”：一则说邓小平自己“检讨”，检讨他当时在给南边的小渔村深圳那里“画一个圈”的时候，应该也给上海东边的浦东“画个大圈”，在上海也搞个“特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可能会比原来要好得多。这话似乎有道理。但上海人认为，上海跟深圳不一样，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重头戏”“桥头堡”，六分之一的财政在这里，“特区试验”不能简单地把如此体量的中国第一大城市放在风口浪尖上“试验”。所以说小平同志的“迟了五年”虽然有一种悔意在其中，但更多的是对“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与调整。正是这份清醒的认识和调整，让他更坚定了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中国的真正出路决心。如果改革力度大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快了，人民生活提高了，西方世界想撼动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政权就更难了。这是多数人理解邓小平为什么说“迟了五年”的第二个“版本”。
迟了并不要紧，上海的基础好，你们的人才多。长江三角洲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要发挥这些优势，带动区域经济，从而带动和辐射到全国的大发展。邓小平对上海始终抱有极大的希望。
春节的日子一晃而过。2月13日，邓小平要回京了。朱镕基、黄菊、王力平等市里的领导前来送行。据市委副书记王力平回忆：在汽车上，邓小平和卓琳坐在第一排，毛毛和朱镕基坐在第二排。途中，邓小平转过身来，很严肃地跟朱镕基说：“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我赞成。”
朱镕基大喜，向邓小平拱手致谢。
送上火车后，临别时，邓小平握住朱镕基的手，又一次重复道：“你们开发浦东，我赞成！”
关于在火车上，邓小平与朱镕基的对话，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一书中朱镕基自己有详实的记载：
我送小平同志走时，在车上他的几句话对我们鼓舞很大。他说：“我一直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有什么可怕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另一句话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马上，下面一句话又说：“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他还说：“肯定比广东要快。”
小平同志又说：“你们要多向江泽民同志吹风。”我和小平同志讲：泽民同志是从上海去北京的呀！我们不便和他多讲。
据说，邓小平当时答应：那就我来讲嘛！
据熟悉邓小平的人和他家人介绍，邓小平从来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分量就很重。对“浦东开发”这事，短短几天里，他连续说了几次“我赞成”，可见他的内心是多么看重、看准这事。
朱镕基和上海人把邓小平对“开发浦东”的意志和决心牢牢地记在心上。
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为了浦东的事，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反复强调“浦东开发”这事。1990年2月17日，也就是邓小平回到北京的三天后，那天在人民大会堂，他和中央领导一起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接见之前的福建厅里，江泽民、李鹏同志恭候邓小平的到来。当时的情形，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有回忆：
小平同志进了福建厅以后，没有说别的话，就说上海啊，浦东要抓紧开发。在第一批考虑开发沿海城市，他说没有把上海放进去，这是我的一大失误。为什么呢？说当时考虑沿海城市主要有香港这个背景。考虑到沿海城市有这个背景，觉得沿海发展可以带动珠江三角洲。他说上海，是一个有工业基础的城市，有科技基础，科学技术，有科技人员，上海工人阶级是牵头羊。上海开发搞好了，不但带动长江三角洲，还可以带动内地。说这个要赶快抓紧时间开发浦东。而且风趣地说，江泽民同志也在，这个话呀，江泽民同志不好讲，我替他讲了。江泽民同志就笑了，并且说：“我们一定抓紧办、抓紧开发。”
上下沟通已毕，上海市于2月26日正式向中央提交《关于开发浦东的请求》。这看起来已是万事大吉了，但邓小平仍然生怕拖延和耽搁，3月3日这一天，邀来总书记江泽民、总理李鹏到他家，就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而谈话中用了很长篇幅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问题。
对这次谈话，李鹏回忆道：
“他说上海有它独特的优势，工业中心，技术上有优势，特别讲人才的优势，我们把它加以很好的开发的话，这将是促进中国发展的一条捷径。我特别记得他讲的，这是一条捷径，发展中国经济的一条捷径。他还谦虚地说，当年我们搞深圳、珠海四个经济特区，现在看来很后悔，没有当时把上海放进去，晚了十年，这个责任在我。他很谦虚的。我们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后来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一个要抓好这件事情，另外也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是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提出成立特区，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么我们商定，浦东不叫特区，而叫浦东新区。我认为3月3号，1990年3月3号是浦东开发的关键的一次谈话。”
李鹏的回忆，准确无误地记述了邓小平对浦东开发所作的决策性建议。那个时候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尚处在对我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谈话中，特别强调了如何化解对我不利的形势，他说：“比如抓上海，就算是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后来又把聚焦点集中到了“浦东开发开放”这张具体的“王牌”上。
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家远见，以扭转乾坤之势，一锤定音，将“浦东开发开放”的王牌抛出，顿时令世界为之一震，从而让中国迅速摆脱了国内外的困境，重新走上了大发展的轨道。
美国《洛杉矶时报》有报道说：
一个不愿透露身份的西方国家驻沪外交人员表示，他相信浦东的重要性在于，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央政府打算在本国具有工业中心地位的城市引进大规模的境外投资专区。
该外交人员接着又说，他并不认同近来那些关于浦东开发只是一套为向世界展示改革者形象的空话的言论。他说：“我认为这不是编造了用来安抚外国人或者让外国人相信中国对于继续对外开放是认真的。”（见1990年9月11日《洛杉矶时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和行动立即“提速”——
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受江泽民、李鹏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经贸部、商业部、中国银行等负责人来到上海，进行专题调研与论证。
其实在姚依林带团来上海的前两天——3月26日，另一位常委乔石也在上海。朱镕基在向乔石汇报时，谈到“浦东开发”这事上，讲了邓小平这年春节期间如何说的话。乔石回到北京后的3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跟江泽民、李鹏见面谈了几句浦东开发问题后，李鹏就让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何椿林给朱镕基打了电话。何椿林问朱镕基，你有没有个东西？朱镕基一时语塞，问：啥东西？何椿林笑了，说：请求报告呀！你要中央批准浦东开发，得有个这样的东西吧？朱镕基马上反应过来，连忙说：我们的报告讨论两三个月了，但总是不太满意。朱镕基说，你如果要催的话，今天晚上我就加班给你送去。
“当天晚上就改好了，第二天就送去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里有这事的记载。朱镕基见乔石的那天，他以十分恳切的心情，跟乔石说：“我们现在希望增强中央决心的力量，批准我们这个报告。我们保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全局做贡献，让上海真正在全国一盘棋中做出他应有的贡献。我们有这个决心。”朱镕基语气异常凝重地说：“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但我们这一班人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方兴未艾，精力都很充沛。我相信在老同志的帮助下，还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的。”其对开发浦东的恳切之情和其个人为国担当之心，昭然可见。
送走乔石，又迎姚依林等几十人的“论证”大员们，朱镕基、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及相关部门可谓“全体行动”。姚依林一行的调研和论证也是极其认真严肃，方方面面、左右前后、历史未来、国内国外等等因素，皆在考察调研之中。而上海方面的汇报，光朱镕基亲自出面的就有三次，每一次都是在中央面前“考试”。最后的结果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如邓小平所言，完全可以，完全应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为何称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呢？看看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戏登场，你就明白了“总设计师”的真实含意。
在邓小平上海西郊宾馆一锤定音之后，北京方面的动作以雷霆之势在加速推进，而上海则希望在适当的时机向外正式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一事。什么时候？上海市政府一排表：4月14日至18日，李鹏总理要到上海视察。朱镕基等当机立断，请示中央：能否在这个时间点上请李鹏总理在上海时宣布此事？
北京方面同意。
这就有了下面的快节奏：3月28日至4月8日，姚依林一行的论证调研团进驻上海；
9日，姚依林一行风尘仆仆回京后，迅速向李鹏总理汇报。
1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讨论姚依林带回的专题报告，并对开发开放浦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一一研究。
12日，江泽民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上同意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
14日，李鹏开始上海考察之行。在18日最后一天参加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李鹏特别强调，这是我们为深入改革、扩大开放做的一个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
“王牌”甩出，世界震动。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倒退。”
“被困沙滩的东方巨龙将重新腾起……”
“共产党政权没有受损，依然牢牢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一时间，上海和浦东成为一个世界话题。
然而，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方热土的繁荣，绝非一句口号、一个举措便能成就的。浦东开发开放经历的风雨同样复杂多变，甚至几度惊涛骇浪……
上海人只知道李佳能是“老规划”，却很少有人知道李佳能是红军后代。21岁同济大学毕业后到了大庆油田，在石油战线一干就是十几年，可谓南征北战。1975年偶尔的机会回到上海，后调入城市规划局。一路走来，从小设计员到大设计师。“浦东开发也成了我一生规划中的重头戏。”李佳能说，“最值得回忆的就是有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同志报告第一个浦东规划模型图。”
那是1991年春节的事。李佳能说：“其实1990年4月份宣布‘浦东开发开放’之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对我们仍然非常不利。在国内，姓‘资’姓‘社’争议依然很激烈。所以对浦东开发开放影响非常直接。能不能扭转局面，这对我们上海和浦东来说，需要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与肯定。”
也就是这个时候，邓小平连续第四个春节在上海过。
“我们是大年三十就接到通知，要求我们迅速把开发浦东的规划模型做好，以便在春节期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李佳能说。
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从北京抵达上海，再次住进西郊宾馆。
“当时我们接受市委交待的任务，杨昌基主任马上做了分工：黄奇帆同志负责政策与材料方面的准备；我负责规模、图纸说明等。那时模型都是我们自己用泡沫塑料做的，就是放在浦东大道141号开发办的那个平时供投资商等客人看的。但还需要整个浦东开发规划图纸，那必须是放大的大照片。”李佳能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可1991年那个时候，上海除了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外，竟然没有一个其他地方可以放大照片的。”
“我们只好请王开照相馆帮忙。但这事还得由黄浦区领导出面才行，因为王开照相馆是国营单位，属于黄浦区管。”李佳能说，“大年三十了，我和杨昌基跑到黄浦区领导家，可人家正在单位慰问老干部，一直等了两个小时，最后等不及了，就电话。人家一听非常支持。第二天，我就抱着照片到了王开照相馆……”
“不正好是大年初一吗？”我一算，说。
“是。”李佳能说，“照相馆非常配合。初一、初二加班帮助把我们要的照片放大好了。而我那几天，正是‘上蹿下跳’。因为一面要不断跟市委秘书长王力平联系，听从上面的各种检查与安排，一边还要指挥几个人把模型等从浦东那边搬到新锦江饭店。”
“小平同志不是住在西郊宾馆吗？”
“但上面告诉我们汇报是定在新锦江饭店的。”李佳能说，“我们做准备工作的人先把模型等放在饭店的一个地方。初三晚上，市里正式通知，说初四上午要向小平同志汇报。”
“初四一大早，我就到了新锦江。”李佳能对这一天的记忆特别清晰，“那一天天气太晴朗了！”不善于艺术修饰的上海滩大规划设计师用特别的口气说道。
晴朗的上海早春，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上海滩再一次掀起的拂面春风……
此日的新锦江饭店格外美丽与喜气。邓小平一行到后，在朱镕基等陪同下，乘电梯从底楼直上顶层观景台，再乘电梯下到41层的旋转餐厅。该餐厅顶高9米，直径40米，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旋转餐厅，有424个餐位，在此聚宴品茶，可欣赏到浑然一体的云天星斗和申城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看着小平同志健步从上面的梯子上走下，神采奕奕。后面是杨尚昆及小平同志的家人和随员。”李佳能说，“小平面对着旋转餐厅的玻璃窗而坐，他面前是一只大圆桌，上前放着我们准备的浦东模型和两幅大照片，就是我到王开照相馆放大的一张上海地图，一张浦东地图。向小平同志介绍的是坐在旁边的朱镕基和倪天增同志……”
与我谈了近三个小时的李佳能，突然情绪高涨地一改上海“普通话”，竟然学着小平的四川腔说道：“就是那天，我听小平同志这么说，‘浦东开发晚了，我有责任，我要检讨。如果早一点就好了……’”
想不到一向文质彬彬，年已77岁的李佳能先生竟然学得挺像，令我捧腹。“小平的讲话印象太深了、太受鼓舞了！”他解释。
在这一天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内，邓小平边听汇报、边眺望浦江两岸，依然像当年指挥千军万马、搏杀于解放全中国的战场上，他再一次倾情地说道：“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到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那句像宇宙光芒永恒地闪耀在浦东大地上的“金句”——“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也是在此日讲的。
这就是邓小平。一位人民领袖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胸怀“浦东开发开放”的意志与抱负、理想与战略、期待与希冀。
他的目光再一次投向浦东时，那不动声色的目光里，似乎一下多了几份悠远的情感……是想起了70年前的1920年9月11日那天乘坐法国鸯特莱蓬号邮轮离开上海码头时看见的那个外滩对岸的陌生地方？也许。也许他又一次听到那首为寻找真理而出征的战歌——
呵，前面出现灯塔光，
照着她前行
原来在这黑茫茫孽海里
那些有险的地方
始有光明……
浦东开发开放征程，在伟大舵手的指引下，乘风破浪地开启，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