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行于世。世传浩惟一女，年十余岁。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如此逾年，撰成《木经》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后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于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

故参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悫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职以启谢丁，时丁方为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于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中立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掖门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只为大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于一隅。大年因诵贾谊《赋》以戏之云：“止于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直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后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赏尔一官。”岁余，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于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于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祁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奭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后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真宗时，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建隆末，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于是改元乾德。其后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穀，穀曰：“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寡闻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于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于文“日月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于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于是又改元曰皇祐，犹景祐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嘉祐。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准之贬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别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为得体。

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于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由是佯狂，奔于阳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最为贤相，尝谓：“大臣执政，不当收恩避怨。”公尝语尹师鲁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闻者叹服，以为名言。

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有大臣体，尝曰：“吾为相无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报国。”士大夫初闻此言，以谓不切于事，及其后当国者或不思事体，或收恩取誉，屡更祖宗旧制，遂至官兵冗滥，不可胜纪，而用度无节，财用匮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识虑之精。

陶尚书穀为学士，尝晚召对，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见上，将前而复却者数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终彷徨不进。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顾左右取袍带来。上已束带，穀遽趋入。

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简肃待之甚厚，直以公辅期之。其后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随，优礼特异。有问于公何以知其必贵者，公曰：“其为人端肃，其言简而理尽，凡人简重则尊严，此贵臣相也。”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时皆服公知人。

腊茶出于剑、建，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已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尤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辟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讲读于迩英阁。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讲《春秋左氏传》，每至诸侯淫乱事，则略而不说。上问其故，贾以实对。上曰：“六经载此，所以为后王鉴戒，何必讳。”

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中书以丁节度使，召学士草麻，时盛文肃为学士，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以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仁宗万机之暇，无所玩好，惟亲翰墨，而飞白尤为神妙。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而点最难工。至和中，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自谓穷尽物象。上亦颇佳之，乃特为“清淨”二字以赐之，其六点尤为奇绝，又出三百点外。

仁宗圣性恭俭。至和二年春，不豫，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见上器服简质，用素漆唾壶盂子，素瓷盏进药，御榻上衾褥皆黄，色已故暗，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黄也。然外人无知者，惟两府侍疾，因见之尔。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至和初，陈恭公罢相，而并用文、富二公彦博、弼。正衙宣麻之际，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听其论议，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复用，朝士往往相贺。黄门具奏，上大悦。余时为学士，后数日，奏事垂拱殿，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余以朝士相贺为对。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梦卜，苟不知人，当从人望，梦卜岂足凭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记，至以梦卜而求贤，孰若用搢绅之公言，从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语也。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近时舍人院草制，有送润笔物稍后时者，必遣院子诣门催索，而当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为怪也。

内中旧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大内火，遂迁于玉清昭应宫。已而玉清又大火，又迁于洞真。洞真又火，又迁于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荡无孑遗，遂迁于景灵。而宫司道官相与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辄火，景灵必不免，愿迁他所。”遂迁于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谓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简公度罢参知政事，为紫宸殿学士，即文明殿学士也。文明本有大学士，为宰相兼职，又有学士，为诸学士之首。后以“文明”者，真宗谥号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学士皆以殿名为官称，如端明、资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称曰丁紫宸。议者又谓紫宸之号非人臣之所宜称，遽更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殿名，理宜避之，盖当时不知。然则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学也。

王冀公钦若罢参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资政殿学士以宠之。时寇莱公在中书，定其班位依杂学士，在翰林学士下。冀公因诉于上曰：“臣自学士拜参知政事，今无罪而罢，班反在下，是贬也。”真宗为特加大学士，班在翰林学士上，其宠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为一轻浮子所戏，遽前贺云：“闻君有台宪之命。”仲容立马愧谢久之，徐问其何以知之。对曰：“今新制台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时三院御史乃仲简、论程、掌禹锡也。闻者传以为笑。

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拜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之以诗云：“五凤齐飞入翰林。”其后吕蒙正为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皆至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于承旨，皆为名臣。

御史台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刘子仪为中丞，始榜台中：“今后御史有所言，不须先白中丞杂端。”至今如此。

丁晋公之南迁也，行过潭州，自作《斋僧疏》云：“补仲山之衮，虽曲尽于巧心；和傅说之羹，实难调于众口。”其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

张仆射齐贤体质丰大，饮食过人，尤嗜肥猪肉，每食数斤。天寿院风药黑神丸，常人所服不过一弹丸，公常以五七两为一大剂，夹以胡饼而顿食之。淳化中，罢相知安州，安陆山郡，未尝识达官，见公饮啖不类常人，举郡惊骇。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窥视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浆浸渍，涨溢满桶，郡人嗟愕，以谓享富贵者，必有异于人也。然而晏元献公清瘦如削，其饮食甚微，每析半饼，以箸卷之，抽去其箸，内捻头一茎而食。此亦异于常人也。

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有一行者，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闵之，因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如此。

枢密曹侍中利用，澶渊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议定盟好，由是进用。当庄献明肃太后时，以勋旧自处，权倾中外，虽太后亦严惮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内降恩泽，皆执不行。然以其所执既多，故有三执而又降出者，则不得已而行之。久之为小人所测，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请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请者徐启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奶婆或其亲信，为言之，许矣。”于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执不能已，俛行之。于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齿，遂及曹芮之祸。乃知大臣功高而权盛，祸患之来，非智虑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枢府，务革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罗崇勋时为供奉官，监后苑作岁满叙劳，过求恩赏，内中唐突不已。庄献太后怒之，帘前谕曹，使召而戒励。曹归院坐厅事，召崇勋立庭中，去其巾带，困辱久之，乃取状以闻。崇勋不胜其耻。其后曹芮事作，镇州急奏，言芮反状，仁宗、太后大惊，崇勋适在侧，因自请行。既受命，喜见颜色，昼夜疾驰，锻成其狱。芮既被诛，曹初贬随州，再贬房州。行至襄阳渡北津，监送内臣杨怀敏指江水谓曹曰：“侍中，好一江水。”盖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谕。至襄阳驿，遂逼其自缢。

宋郑公庠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时名动天下，号为“二宋”。其为知制诰，仁宗骤加奖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进者谮之，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获已，乃改为庠，字公序。公后更践二府二十余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寿而终。而谮者竟不见用以卒，可以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尝曰：“自吾为将，杀人多矣，然未尝以私喜怒辄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坏，子弟请加修葺，公曰：“时方大冬，墙壁瓦石之间，百虫所蛰，不可伤其生。”其仁心爱物盖如此。既平江南回，诣阁门入见，榜子称“奉敕江南勾当公事回”。其谦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每御崇政赐进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并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赐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试文辞有理趣者。徐奭《铸鼎象物赋》云：“足惟下正，讵闻公之欹倾；铉乃上居，实取王臣之威重。”遂以为第一。蔡齐《置器赋》云：“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遂以为第一人。

钱思公生长富贵，而性俭约，闺门用度，为法甚谨。子弟辈非时不能辄取一钱。公有一珊瑚笔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公即怅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居一二日，子弟佯为求得以献，公欣然以十千赐之。他日，有欲钱者又窃去。一岁中率五、七如此，公终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每与同僚叹公之纯德也。

国朝雅乐，即用王朴所制周乐。太祖时，和岘以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乐者犹以为高，云今黄钟乃古夹钟也。景祐中，李照作新乐，又下其声。太常歌工以其太浊，歌不成声，当铸钟时，乃私赂铸匠，使减其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审音作乐之难也。照每谓人曰：“声高则急促，下则舒缓，吾乐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当丰大。”王侍读洙身尤短小，常戏之曰：“君乐之成，能使我长乎？”闻者以为笑，而乐成竟不用。

邓州花蜡烛名著天下，虽京师不能造，相传云是寇莱公烛法。公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为人清俭，在官未尝燃官烛，油灯一炷，荧然欲灭，与客相对清谈而已。二公皆为名臣，而奢俭不同如此。然祁公寿考终吉，莱公晚有南迁之祸，遂殁不返，虽其不幸，亦可以为戒也。

故事：学士在内中，院吏朱衣双引。太祖朝李昉为学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时学士入札子不著姓，但云“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并为学士，遂著姓以别之，其后遂皆著姓。

晏元献公以文章名誉，少年居富贵，性豪俊，所至延宾客，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罢枢密副使，为南京留守，时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张亢最为上客。亢体肥大，琪目为牛；琪瘦骨立，亢目为猴。二人以此自相讥诮。琪尝嘲亢曰：“张亢触墙成八字。”亢应声曰：“王琪望月叫三声。”一坐为之大笑。

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迈九皇。”门人郑戬遽请于公曰：“未审何时得卖生菜？”于是公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于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殁于阵。后公为舍人，丁母忧起复，奉使契丹，公辞不行，其表云：“父殁王事，身丁母忧。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礼当枕块，忍闻夷乐之声。”当时以为四六偶对，最为精绝。

孙何、孙僅俱以能文驰名一时。僅为陕西转运使，作《骊山诗》二篇，其后篇有云：“秦帝墓成陈胜起，明皇宫就禄山来。”时方建玉清昭应宫，有恶僅者欲中伤之，因录其诗以进。真宗读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骊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弃不读，而陈胜、禄山之语卒得不闻，人以为幸也。

杨大年每欲作文，则与门人宾客饮博、投壶、弈棋，语笑喧哗，而不妨构思。以小方纸细书，挥翰如飞，文不加点。每盈一幅，则命门人传录，门人疲于应命，顷刻之际成数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杨大年为学士时，草《答契丹书》云“邻壤交欢”。进草既入，真宗自注其侧云：“朽壤、鼠壤、粪壤。”大年遽改为“邻境”。明旦，引唐故事，学士作文书有所改，为不称职，当罢，因亟求解职。真宗语宰相曰：“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太常所用王朴乐，编钟皆不圆而侧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为非及。照作新乐，将铸编钟，给铜铸泻务，得古编钟一枚，工人不敢销毁，遂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曰：“粤朕皇祖宝龢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叩其声，与王朴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不圆侧垂，正与朴钟同，然后知朴博古好学，不为无据也。其后胡瑗改铸编钟，遂圆其形而下垂，叩之揜郁而不扬，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著作佐郎刘羲叟窃谓人曰：“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必有眩惑之疾。”未几，仁宗得疾，人以羲叟之言验矣。其乐亦寻废。

自太宗崇奖儒学，骤擢高科至辅弼者多矣。盖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二十三榜，由吕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两府，惟天圣五年一榜而已。是岁王文安公尧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韩仆射琦、西厅参政赵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与二公同府，每见语此，以为科场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后至今治平三年，三十余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人登两府者，亦可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