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Introduction
作为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英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个体。它既属于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又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面貌。从地理位置看，它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岛国，长期以来只能靠海上和空中与大陆保持联系。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建成了一条通过英吉利海峡、连接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地下隧道。长期的交通阻隔以及与外界交流的不便，造就了英国文化的鲜明特征。
英国是现代化的领路人，开创了全世界的现代化之路。“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成为近代大工业的开路先锋，从而把全世界推进到工业时代；英国最早实行政治变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树立了样板。这些事实促使我们去思考，一个在北海惊涛骇浪中颠簸漂浮的小岛国，人口不过数千万，国土、资源都很有限，如何会率先闯入现代文明的大门，成为现代世界的开路人？”(1)它的艺术又是以何种方式呈现这样一种独特的民族精神？
英国美术的发展应视为欧洲美术发展的一个特殊的个案而引起重视，尤其是它经历了近两千年独立发展之后，在20世纪突然产生了一大批震惊世界的现当代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卢西安·弗洛伊德、弗兰克·奥尔巴赫、莱昂·科索夫、达明·赫斯特、查普曼兄弟、马克·奎恩、珍妮·萨维尔、安尼施·卡普尔、道格拉斯·戈登和塞西莉·布朗等。在20世纪世界艺术发展的大浪潮中，英国没有过多地受到风起云涌的国际艺术流派的影响，强大的传统力量使英国文化对外来影响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
正如著名学者钱乘旦先生指出：“在世界各民族中，英国算得上是一个典型，它体现着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英国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以和缓、平稳、渐进的改革方式为主要特色……即英国是一个稳重的民族，它注重实际而不耽于空想，长于宽容而不爱走极端。”(2)工业化社会、民主化政治、理性化思维、英国式道路和所谓的“英国绅士风度”为英国在世界上树立了标杆的形象。对于英国而言，在传统与变革的冲突中，走相互融合的道路，成为英国文化模式的显著特征，这一模式帮助英国顺利进入现代化。
追溯现代英国发展的过程，研究英国独特民族精神的缘起，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参照的谱系，使我们深思英国艺术在“二战”后展现独特面貌的根源：培根、科索夫、奥尔巴赫、弗洛伊德等第一代伦敦画派艺术家的出现，震惊世界的YBAs（Young British Artists）群体的崛起，以及安尼施·卡普尔、塞西莉·布朗、大卫·霍克尼等优秀艺术家的诞生，这些艺术现象绝非偶然，它用事实证明了一个有别于主流西方艺术史发展模式的成功轨迹，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艺术发展之路的崛起。
“血与肉的扭结”是笔者通过对上述资料梳理后提出的研究视角，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切入方式触及战后英国艺术发展脉络的深处。也许这样的研究并不能概括战后英国艺术的整体面貌，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关注到英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面向，使其在20世纪国际当代艺术主流的发展态势中，建构起独树一帜的具有显著民族特征的当代艺术谱系。
培根所处的时代正值以安迪·沃霍尔和约瑟夫·博伊斯等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风起云涌的时期，而培根的创作却呈现了绘画整个的力度，他被称为20世纪最后的画家。在他1992年去世后的20余年中，其作品价格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研究他的著作不断问世。正如培根自己所言，一个艺术家，他作品的好与坏需要时间的检验，至少需要70~100年后才会证明这些作品的价值。培根的艺术独树一帜，不仅对英国艺术产生深远影响，成为本书研究的一条主要线索，更对其他国家的艺术产生持续作用。培根通过绘画直接诉诸“感觉的逻辑”，他的艺术精神对当代艺术家产生深远影响，许多装置、观念、行为以及影像作品的精神诉求，与培根的情感紧密相连。
培根的作品《乔治·戴尔的头部研究》（1967），在伦敦2008年7月苏富比拍卖中，以1 380万英镑成交，使其成为继毕加索和安迪·沃霍尔之后价格攀升最快的艺术家。2013年11月13日，培根的作品《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再度爆出天价，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1.424亿美元成交，培根的绘画一度成为艺术品拍卖史上最贵的作品。他的艺术价值伴随时间的沉淀，成为艺术史中非常重要的坐标。
作为法国后结构主义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大家，吉尔·德勒兹在其一生的理论研究中唯一关乎绘画艺术的著作便是《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Francis Bacon—Logique De La Sensation）。为何在美术史众多艺术家和作品中，德勒兹只选择了培根作为其著作的研究对象，他要阐述什么？他将培根的绘画概括为“感觉的逻辑”，那么这种“感觉的逻辑”又是由何而来？
德勒兹将培根绘画中的形象描述为“无器官的身体”，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援引自著名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的“残酷戏剧”（theatre of cruelty）理论。阿尔托认为“残酷”是推到极限的一种自律，是绝对的纯净与严苛，它容不下一丝妥协与虚假。“残酷”可以总结阿尔托所描述的剧场中的各种“复象”。其中包含三个层面：本体的、现象的以及伦理的。事实上，“残酷”并不是新字眼，然而阿尔托却赋予了其更深刻的内涵，并把它高举为一种美学观和生命观。因此，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认为《剧场及其复象》是阿尔托对“现代戏剧最大胆也最深刻的宣言”，同时指出“欧洲和美洲晚近的所有严肃戏剧分为两个阶段——阿尔托之前和阿尔托之后”。阿尔托的影响从60年代开始显现，他的理论在“红色60年代”由桑塔格推介，在法国本土和英美世界产生巨大影响，促使当代哲学范式与艺术感受力呈现重要变革：梅洛-庞蒂对知觉现象学的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福柯和德勒兹对身体概念的诠释等等。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哲学中看到对阿尔托的直接讨论，以及残酷戏剧的变体。这一背景也是本书分析英国战后艺术的一条思想脉络的主线。
1944年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培根创作了他的成名作《以耶稣受难像为基础的人物三习作》，画中血肉扭结的身体和辨识不清的形象，奠定了培根后期艺术创作的整体基调。他的艺术思想深受法国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乔治·巴塔耶“色情与欲望”等思想的影响，培根用绘画的方式与同期哲学家思想相呼应，彰显出时代精神的总体特征。
梅洛-庞蒂作为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知觉现象学的创始人，他在20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了“肉身”概念的哲学意义，描绘出这种“我们称之为肉的东西，这一内在运作的团块，在任何哲学中都没有它的名称”(3)的内在存在，因为“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亦非实体，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属的共同肌理组织，其中每个身体、每个事物都仅仅作为与其他身体、其他物质的差别而出现”。(4)“肉身”成为梅洛-庞蒂晚期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未完成的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梅洛-庞蒂对“肉身”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肉身哲学以“世界的肉身，身体的肉身，存在”的关联展开，以肉的绽出来呼应意义与表达难题，阐明了身体和世界的同质性特征，同时在世界之肉的基础上，阐明自我和身体间互相交织的可逆性关系。作为与培根生活在同期的哲学家，他们对于肉身共同的关注，在绘画和哲学领域同时展开，见证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共鸣。
与培根同时代的好友还有奥尔巴赫、科索夫、弗洛伊德，他们是“伦敦画派”第一代艺术家的重要成员，虽然他们的作品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各异，但战后共同关注的主题使他们的作品有着相似的精神诉求。弗洛伊德非常欣赏培根，但他的创作方式与培根迥异，他通过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模特的身体之肉，最终触及的仍然是肉身下堕落和腐化的灵魂。奥尔巴赫和科索夫的绘画作品以人物和伦敦风景为主，他们的绘画通过几十次涂抹和覆盖形成厚厚的浮雕质感，使人物面部和身体的肉混合，凝结成块的油料具有下滑的流动性，呈现出所描绘人物萎缩的肉身。此时的人类躯体已无法再指代任何具有欢愉和幸福的状态，它所承载的只有最为真实的苦难与不幸。结合梅洛-庞蒂的肉身理论，本书所讨论的“血与肉”的绘画主题，并非仅仅局限在直观的人体血肉，通过世界之肉、语言之肉和身体之肉的不同层面，奥尔巴赫和科索夫所描绘的战后千疮百孔，咆哮而呻吟着的伦敦建筑与街道，同样可以用肉身的概念加以剖析。肉的绽出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周围事物的方法和新的视角。
在艺术评论家西尔维斯特看来，与前代英国艺术家相比，伦敦画派的艺术家展现出了更为多元化的图像控制力：鲜明的个人风格取代了单一特定的意图，他们将当代性和写实性有机结合，这一群体所构成的绘画的总体特征恰好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新绘画风格的核心思想。他们的作品既延续着英国艺术长期的现实主义和肖像画的历史，又形成新的趋向和特征，即“英国绘画新精神”。
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安德烈·马松与乔治·巴塔耶交往密切，巴塔耶的思想使马松绘画风格产生深刻转变，马松绘画中的色情与死亡，暴力与欲望的母体，成为艺术中“卑贱物”（baseness）这一概念的先行者。作为超现实主义成员的戏剧理论家安托南·阿尔托与马松、巴塔耶在文化思想中的碰撞，构建起本书梳理培根在巴黎艺术发展萌芽期的参照。马松绘画中的形象母体与巴塔耶哲学中禁忌的崇高性具有密切的关联，艺术与哲学、图像与思想、前卫与传统的互相推进，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此阶段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变迁和生态结构。
除英国艺术家对血与肉的主题有非常鲜明的创作线索外，战后其他国家也均有类似的主题创作，战后，挑战身体和心理的极限逐渐演化成行为艺术的标准模式。自50年代起，与身体相关的行为表演已经体现在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中。非常典型的便是维也纳行动派（奥托·穆尔、赫曼·尼什等）艺术家以暴虐的身体艺术和行为表演著称。他们活跃于1960年至1971年，其作品大胆前卫，血腥而残暴，充斥着动物内脏、排泄物和鲜血，充满破坏性，触碰到诸多社会禁忌，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备受非议。他们同样深受阿尔托“残酷戏剧”理论影响。
除维也纳的行动派外，抽象表现主义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的行动绘画，激浪运动的代表人物约翰·凯奇（John Cage，1912—1992）无声音乐的表演，以及偶发艺术倡导者艾伦·卡普罗（Allan Kaprow，1927—2006）的艺术实践等，以身体为媒介进行先锋实践的艺术群体和创作不断涌现。
60年代中期，相对于“火热”的行为艺术，“冰冷”的极少主义同时兴起。极少主义深受现象学影响，他们从感知研究出发认识到人的肉身不只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并非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一种体验的永恒条件，并具有感知外在世界的结构。他们用简约语言呈现出隐形的肉身，如伊娃·海瑟（Eva Hesse，1936—1970）的《挂断》（Hang Up，1966）；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Yayoi Kusama，1929— ）运用密集型圆点，隐喻柔软、弯曲、波浪形的生态物质与人的身体间的关系；1979年，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1939— ）创作了著名的女性主义的作品《晚餐》；菲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1957—1996）运用糖果装置隐喻逝去的同性恋伴侣的身体；华裔美国艺术家林樱（Maya Lin，1959— ）设计的越战老兵纪念碑等。
20世纪90年代，YBAs青年英国艺术家的崛起震惊世界，他们的艺术血腥而残酷，通过怪诞和耸人听闻的艺术样式，具有寓意和创造性的探索突破艺术的边界，使世界再次关注英国艺术。达明·赫斯特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的艺术创作深受培根影响。1990年达明·赫斯特在“冰冻”展上创作作品《千年》，将一只腐烂的牛头放置在玻璃箱内，同时内部放置苍蝇卵和捕蝇器。该作品极具感官刺激和视觉冲击力，也充分呈现出达明·赫斯特后期艺术创作的整体风格。培根曾在《千年》作品展览期间亲自前去参观，非常欣赏赫斯特的创作。
达明·赫斯特著名的作品《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装在福尔马林液体中的鲸鱼以及其他动物装入箱体的三段组合装置，在视觉上与培根的三联画相关。培根在其伴侣乔治·戴尔自杀后创作的著名黑色《三联画》，促使达明·赫斯特在2006年创作装置作品《孤独的宁静，致乔治·戴尔》向培根致敬。他的作品都与血肉的“残酷剧场”效应相吻合，正体现了培根精神在达明·赫斯特身上的延续。其他YBAs群体中的艺术家同样具有类似的精神追求，马克·奎恩用自己4.5L冷冻血液雕塑成自己头像的作品《自己》（Self），将“人物肖像”变为“器官元件”的概念。他尝试每一年抽取自己10品脱的血，把这些血液放进自己塑造的头像中，每5年能完成一件新血液肖像。目前为止已经做了5件。奎因的其他作品也均和“肉与血”有关，他的超现实油画系列作品《肉画》，干脆直接拿鲜肉的原型进行超写实绘制。
YBAs群体中的珍妮·萨维尔常以自己的身体为模特。她从女性的视觉和感受入手，画中的女性体格巨大，极具挑衅性，她让男性观看女性时所产生的色情意识荡然无存。她同时绘制了许多雌雄同体的人、被宰割的猪肉、三联画的人物组合，这些素材和表现都呈现出培根对其深刻的影响。查普曼兄弟的作品同样呈现血与肉的艺术主题，他们常对恐怖和卑贱的道德边缘进行挑战和探索。1993年，他们通过展览“战争的灾难”进入公众视线。1996年，“查普曼世界”展采用极端的方式扭曲儿童模型，并将作品命名为《悲惨的人体》，引起业界极大争议。血腥、残酷的战争和生活场景混合，成为他们创作的一贯风格。YBAs群体中还有很多艺术家都关注血与肉的主题，他们的作品在90年代异军突起，与英国政治、经济的状况和历史上下文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本书接下来的研究中会详细梳理。
当代具有极大国际声誉的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195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70年代初来到伦敦，开始学习艺术、工作和生活。由于这样的经历，他的作品被视为印度和西方精神的结合。正如本书开篇所言，强大的传统力量使英国文化对外来影响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相比卡普尔，“伦敦画派”成员中，奥尔巴赫和弗洛伊德原来是柏林人，科索夫是移民的儿子，培根算是爱尔兰人。这些原本并非英国国籍的艺术家聚集在伦敦，共同构建和延续英国的文化精神。
本书在拟定题目着手写作之初，笔者仅是通过对培根的深入理解和对英国当代艺术的整体感受拟定了“血与肉的扭结”这样的主题，并没有预料到在研究卡普尔的资料时会获得如此大的意外惊喜。2016年12月17日，卡普尔在罗马现代艺术美术馆（MARCO）举办大型个展，展览主题命名为“重新诠释肉与血”，其中24件以“重新诠释肉与血”为主题的作品首次展出。10年之后重返意大利举办大型个展，卡普尔选择用这样的主题别有深意。首先，证明“血与肉”的主题事实上一直是卡普尔非常关注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在他最早的创作中，对于性别和身体的隐晦表达，已经预示着未来几十年艺术创作的走向。而本次个展，卡普尔用“重新诠释”，说明经过多年的创作和思考，他对“血与肉”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卡普尔的深入分析，进一步为本书的研究确立了合理的依据。
除YBAs和卡普尔等英国艺术家的艺术关涉“血与肉”的主题并与培根有相应关联外，年轻一代的英国艺术家群体中同样清晰地延续着脉络传承的密切关系。塞西莉·布朗是国际当红的英国女画家，她是著名理论家大卫·西尔维斯特的女儿，西尔维斯特是战后英国艺术评论家，也是培根访谈录的作者。受其父亲的影响，布朗的画面将各种人体形象扭结和抽象化处理，与作品的背景相融合，在具象与抽象间传达出某种欲望、暴力以及性隐喻等特征。安东尼·米考莱夫，1975年出生于英国，被称为目前英国最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之一，他被称为“继续传递奥尔巴赫的火炬”的艺术家。米考莱夫的作品深受培根、奥尔巴赫和科索夫等人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欢看逐渐变成暴力与色情的迪斯尼影片”，作为70后艺术家，已经与“伦敦画派”关注和感兴趣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从米考莱夫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关注的血与肉的主题上，仍能清晰地看到与前代艺术家创作的深刻关联。奈杰尔·库克，1973年生于英国，他是英国最受关注的艺术家之一，被评论界称为“后多伊格”一代，英国新绘画的领军人物。库克从自身生活体验和曾到访过的风景中获得启示，逐步构建起他标志性的“心理地貌”，并展现出对艺术史经典及文学作品的回应。其最新作品与塞西莉·布朗的绘画有很多相似之处，使我们能清晰感受到英国艺术家之间的互相影响和传承关系。
战后英国艺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持续影响，其他国家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同样深受其文化精神的影响。如罗马尼亚艺术家艾德里安·格尼，作品中的人物面部像得了象皮病一样，容貌常被诋毁，其深受培根绘画的影响，作品语言又呈现新的拓展。德国青年艺术家马尔特·布伦斯，作品多以新媒体形式呈现，肢解身体局部进行自由组合，呈现新的视觉冲击力，内容以雕塑装置为主，营造的氛围类似科幻电影中可怕的地牢，无生命般恐怖的头部和躯干同时吸引和击退观众，作品的场域空间设置，成为对“残酷剧场”新的诠释方式。意大利艺术家比克罗夫特以大型概念表演而闻名。2007年她的作品《VB61》在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参加表演的模特躺在一张巨大画布上静止不动，任由红色涂料泼洒在身体的任何部位。模特们仿佛倒毙在血泊中，这个景象类似屠场，血腥与死亡的气息弥漫，表演过程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心灵震撼，这一作品与维也纳行动派尼特西的行为艺术有某些内在相似性。
培根以及战后英国艺术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艺术家的创作。曾梵志围绕日常生活中的“肉”创作出最早的“协和医院”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后期整个创作历程的基调。从“协和医院”一路走来，到“肉”系列，再到“面具”之后的“肖像”甚至是“抽象风景”，“血与肉”的呈现主题成为曾梵志揭示社会现实和表达自我的脉络主线。他的作品深受英国艺术家的影响，早期作品中能够明显看到培根的影子。除曾梵志外，受培根影响的艺术家还有尹朝阳、周春芽和刘炜等。而刘小东等一大批写实艺术家均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英国艺术对中国的影响还涉及20世纪90年代末的行为艺术实践，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99年初，吴美纯、邱志杰在北京策划《后感性：异形与妄想》，首次出现用尸体为材料的作品，这些艺术现象均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国YBAs艺术的影响。
血与肉的主题，事实上与20世纪初以来的各阶段的哲学思潮有着紧密的关联，“身体”作为战后非常重要的核心议题，是本书得以展开和讨论的时代背景。身体作为多重意义的符号，隐藏在社会、政治和历史等各个领域。20世纪以来，众多哲学家聚焦“身体”概念：快感、欲望、力比多和无意识等形成“身体”之下的各种分支主题。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乔治·巴塔耶、雅克·德里达、让·鲍德里亚、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巴赫金、吉尔·德勒兹以及特里·伊格尔顿等，他们的理论思想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梳理“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二元论的身体与灵魂的观念和蔑视身体的传统思想逐渐式微，身体成为无法忽视的物质实体浮现在理论视域。这些思想共同影响和建构着当代艺术的创作。
战后以来，身体艺术占据了当代艺术中极其重要的位置，当代艺术创作、理论和批评聚焦身体问题，身体在表演艺术、行为艺术、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的表达中与其他艺术形式相互交错，同时与性别、阶级和种族等问题交汇在一起，呈现人类对“肉身”更深入的思考。作为战后艺术家，培根和弗洛伊德以及本书提到的众多英国艺术家，他们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通过对身体与“肉”的诠释，深刻触及后现代艺术的重要议题。
自70年代以来，艺术对阶级、性别和种族等问题的探讨常被界定为是后现代时期的开端，受德里达、福柯和巴特等人发起的解构主义思想启示，艺术家们逐渐认识到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结构对社会文化中某些潜在内容和意义的压制和掩盖，他们开始反对本质主义的顽固僵化，质疑传统真理、宣言与价值的标准，揭示所有社会、政治与文化体制中的特权和偏见。这些行动更进一步强化了艺术家的个体意识，同时也增进了艺术对于人性的剖析。
70年代末，继阿尔托、巴塔耶和梅洛-庞蒂后，德里达关于“在场”与“形而上学”理论成为阐释身体艺术的关键。无疑，安托南·阿尔托的思想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里达沿着阿尔托的理论轨迹探索声音、身体、言语、写作甚至整个“文明”自身的崩溃中衍生出解构主义理论。他将阿尔托“残酷剧场”中的“尖叫”重新还原给身体，质疑言语和艺术最初的根源与它们具体化的体现。受德里达思想的影响，作为以身体为核心的行为艺术实践很容易被界定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使身体的“在场”超越一切符号、象征和寓意的渴望，直接介入事物的本质。(5)
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中，德勒兹与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提出用身体对抗体制的方式。他们通过反对和推翻弗洛伊德建立在父权社会体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从阿尔托“残酷剧场”的理论基础上推衍出精神分裂的分析理论，指明用根茎状的繁殖与再生模式替代弗洛伊德树状模式的社会形态，由此得以推翻任何形式的集权统治，构建更加自由的生存状态。
从80年代末开始，西方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转向反美学的身体艺术，变态的、残缺的、破碎的、丑陋不堪的和不完美的身体充溢于当代艺术中，艺术作品致力于表现人性的本能、身体与生命的脆弱。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通过对人类思想历史进行考察，以身体为中心建立新的“谱系学”研究方法，用“被规训的身体”确立其理论的视野。与福柯的理论同步，当代艺术家们用身体反抗性别、种族和国家等社会准则对人性的束缚，利用“身体”呈现隐秘的权力机制，揭示各种社会制度建构的本质，他们发觉曾经被界定可以逃脱理性主义历史发展逻辑的“身体”，实则长期被不同的政体所规训。
1981年，德勒兹选择弗兰西斯·培根血与肉的绘画作品，阐释了反抗一切体制束缚的身体理论，他进一步提出阿尔托式的“无器官的身体”概念。可见，自90年代后当代艺术理论与实践再次转向“身体”并非偶然，这一转向预示着作为“肉身”的真实感受终于打破了后现代主义阶段屏蔽现实的仿真图像，使人们可以再次触摸到一个真实、可感的人性化世界。(6)
笔者在进行此项研究前，收集弗兰西斯·培根的资料已经持续十几年的时间，对国内外培根研究的现状和进展均有深入了解。2014年弗兰西斯·培根艺术基金会成立，作为世界上唯一一所研究弗兰西斯·培根作品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培根，研究其生活历程以及创作方式。目前国内外研究培根的领域主要是培根的绘画在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培根早期艺术受毕加索、苏丁以及超现实主义团体等艺术家的影响；培根与乔治·戴尔及其他亲密朋友的私生活故事；培根对影像资料的利用方式和照片与作品的比较等方面展开的研究。已经翻译成中文的研究著作有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大卫·西尔维斯特撰写的《培根访谈录》（2016）、弗兰克·莫贝尔撰写的《生命的微笑：弗朗西斯·培根访谈录》（2017）、约翰·拉塞尔撰写的《弗兰西斯·培根》（2014）、克里斯托夫·多米诺撰写的《培根：绘画奇才》（2003）等。比较有代表性的外文原著有马丁·哈里森（Martin Harrison）编著的《弗朗西斯·培根：分类编排5卷》（Francis Bacon: Catalogue Raisonne: 5 volumes，2016）、丽娜·艾莉亚（Rina Arya）撰写的《在没有神的世界里的培根绘画》（Francis Bacon Painting in a Godless World，2012）、安东尼·邦德（Anthony Bond）编著的《弗朗西斯·培根：50年》（Francis Bacon: Five decades，2015），由芭芭拉·道森（Barbara Dawson）和马丁·哈里森策划，在都柏林城市画廊The Hugh Lane的展览作品集《弗兰西斯·培根：残酷的美丽》（Francis Bacon：A Terrible Beauty，2009）、在里恩（巴塞尔）Hatje Beyeler Museum AG.举办的展览画册《培根&贾科梅蒂》（Bacon & Giacometti，2018）、鲁迪·恰皮尼（Rudy Chiappini）的著作《培根》（Bacon，2008）、路易吉·菲卡奇（Luigi Ficacci）的著作《培根》（Bacon，2015）等。尤其是在1981年吉尔·德勒兹撰写的《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面世并译介到中国后，很多研究开始关注到哲学思想对培根的影响，并追溯到德勒兹所指出的“无器官的身体”的概念源自著名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的理论，但并没有更多研究者对此领域展开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书的创新之处正是将对于弗兰西斯·培根的研究落实在整个20世纪大的思想史的背景中，通过对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梅洛-庞蒂以及戏剧家安托南·阿尔托的理论与培根绘画的内容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呈现在同一时期哲学家和艺术家在思想上的共鸣。同时将20世纪前半叶的理论与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以及梅洛-庞蒂的最新研究思想相结合，梳理培根以及英国战后艺术发展的脉络体系与同期思想家的理论相互推进的密切关联。通过梳理受培根影响的一系列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和精神依托，从逆向性的视角确立培根在美术史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以培根为线索将战后英国艺术呈现的趋势和特征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形成研究英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新的方法和路径。最后，通过对培根以及战后英国艺术家与哲学思想的同步分析，展现20世纪“肉身转向”的背景中艺术家与哲学家共同彰显的时代精神的总体面貌。
(1)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
(2) 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
(3) MERLEAU-PONTY M.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M]. trans. Alphonso Lingis.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8: 147.
(4) 莫罗·卡波内．图像的肉身：在绘画与电影之间［M］．曲晓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5．
(5) 邵亦杨．身体策略与社会政治：西方当代身体艺术谱系［J］．美术研究，2012（1）：99．
(6) 邵亦杨．身体策略与社会政治：西方当代身体艺术谱系［J］．美术研究，2012（1）：1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