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商业: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开启大规模群体协作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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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商业的基本内涵

什么是分布式商业

微众银行给出过这样一个定义:分布式商业是一种由多个具有对等地位的商业利益共同体所建立的新型生产关系,是通过预设的透明规则进行组织管理、职能分工、价值交换、共同提供商品与服务并分享收益的新型经济活动行为。

这个定义的得出,与区块链技术有很强的关联。区块链技术通过分布式记账的机制,提高了陌生协作主体之间的信任度,故而此定义重点强调了“对等”“透明”的本质。然而,我认为“对等”与“透明”其实是一种手段,而非其本质所在,其本质应该指向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该定义,我们对这个定义进行了适当优化。

1.分布式商业是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机制

分布式商业,是指在信息共享、信任共享和预设的透明规则的基础上,价值网络中的分布式协作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打破组织边界,进行有序分工、柔性协同、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经济活动,进而衍生出的一种新型资源配置机制。

数字经济如何改善资源配置机制呢?具体总结如下。

(1)生产要素的分布式存在

数据不仅成了生产要素,还具有“乘数效应”,可以更为精细化地度量资本、劳动力等其他生产要素,促进生产要素以颗粒化、API化的方式进行流动。

(2)生产要素的高效率定价

定价机制是生产要素流通的关键,要素市场化改革也是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数字资产所催生的分布式金融形态,可以更为精确、高效率地为生产要素定价,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

(3)生产要素的智能化匹配

数字经济所带来的供需双边各类主体的全面在线化,将为各类生产要素打上全方位标签,进而在整个市场范围内进行精准匹配,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4)决策机制的分布式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配置生产要素的关键角色,数字经济解构了传统的企业组织,催生了大量的分布式生产力单元,使得市场机制变得无处不在,权力也随之变得更加分布式。在协同办公软件与区块数字账户的加持下,一批超级个体将秉承企业家精神,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参与经济活动。

(5)分配机制的分布式

数字经济时代,在人力资本化的基础上,数据也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人力、数据这样的生产要素的拥有者天然是广大的劳动者,这会催生新的价值分配机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得以分享企业的长期价值,产业组织越来越接近于“共有制”的分配制度。

生产要素的分布式存在,生产要素的高效率定价,生产要素的智能化匹配、决策机制的分布式以及分配机制的分布式等特征,催生了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分布式商业。

分布式商业,既是“企业市场化”,也是“市场企业化”,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新型的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市场法则的核心是分散化决策,市场经济天然是一种“分布式决策机制”。市场经济假设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选择与判断的人,通过分散化的决策来调动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因为,每一个市场主体的资源禀赋、约束条件、所处的时点等都是不一样的,而分散化的决策就是能够让每一个市场主体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从而让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然而,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经常出现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不高效的状况。由于海量信息在市场中难以传播,我们不得不采用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将所有信息压缩成一个单一的评价指标,那就是“价格”,并通过货币来传达这一信息。基于价格机制的市场机制虽然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在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可行的替代方案之前,传统的市场机制就成了一种“妥协”的选择,也是一种相对务实的选择。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化,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打破信息不对称,革命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基于海量数据市场和供需精准匹配的价格机制,进而催生一种更为“智能”的市场经济。请注意,数字技术不是带来计划经济,而是带来一种“更为智能的市场经济”,其本质仍然是一种“分布式决策”逻辑。我们称之为“分布式商业”。

分布式商业,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机制,兼具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的双重特征,是更全面的市场机制与更智能的计划机制的有机结合。更全面的市场机制,是指分布式商业激活了更为广泛的生产力单元,有望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状态下的市场经济,达到一种自由度更高的经济形态。更智能的计划机制,是指借助经济活动的数字化所沉淀出的数据和算法,将生产经验、逻辑和规则总结提炼后“固化”在代码上,使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智能决策、自动执行的经济模式。

这种“更为智能的市场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倡导的方向非常一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通过一定的调控机制规避无序的竞争和资源浪费,让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整体最优。

2.分布式商业,既是“协同基础上的分工”,又是“分工基础上的协同”

分布式的含义,与“分工”更为接近。分布(分工)与协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布代表的是机动、灵活、个性与创新,而协同代表的是效率、赋能与规模。只有分布没有协同或者只有协同没有分布都不能达到最佳效果,如同一个交响乐团,若没有具有天赋和个性的各种乐器的演奏家,乐团的水平一定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仅仅只有优秀的演奏家,而没有优秀的指挥家,也一定奏不出美妙动听、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这其中指挥家所起的作用就是协同。

分布式商业,既是在协同基础上的分工,又是在分工基础上的协同。就像“核裂变”与“核聚变”,都可以产生爆发式的能量。

这种“分布式”,是建立在协同基础上的,并不是分散的、互相割裂的产业分工。各参与方彼此之间的协同远大于竞争。以建材产业集群为例,在国内的诸多建材产业集群中,每家商户几乎各种类型的建材都经营,彼此的协同效应不强;而在欧美的建材市场中,每家商户都是专业化经营,各自专业化分工,从而形成了整体的协同效应。真正的“分布式”,一定是建立在充分发挥协同效应的基础上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组织整体既要追求协同效应,又要充分保障各分布式主体的灵活性与创造力。海尔倡导的“张力法则”,是指公司作为保障各个利益攸关方的平台,既要保持吸引资源的向心力,又要有让各方主体保持独立灵活的离心力。“合”的目的不是为了“管控”,而是为了“协同”;“分”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散”,而是为了“活力”。未来的企业,须能够让大量个体既保持独立又可以随时协同。

数字经济思想家乔治·吉尔德在《知识与权力》一书中提出:市场经济,不只是一套激励系统,更是一套信息系统。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更应该从信息论的视角来审视市场经济。某些自由主义者,对“自发秩序”的笃信甚至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思考的泛滥。哈耶克发展了“自发秩序”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未经任何指导的自发性,就像生物系统那样是自然形成的。这种观点,吸引了无数的拥趸,但是在经济活动实际运行中,“自发秩序”并没有“自发”实现,都需要依赖某种权力或制度来保障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甚至是挽救陷入危机的经济形势。

信息论是以克劳德·香农和阿兰·图灵的数学思想为基础,研究信息、信息熵、通信系统、数据传输、密码学、数据压缩等问题的应用数学学科。信息论认为人类的创造活动与通信一样,都是信息在噪声干扰下通过信道进行传输的一种现象。按照信息论的观点,通信既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也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信源把信息(如音乐)通过信道(如音乐播放器)传输到接收终端,在这个过程中,信息传输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信道的相对稳定性,即在跨时空传输信号的过程中,信道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要实现经济的高效运行,就需要建立一个低熵的、稳定的经济环境。这个环境包括实现法治、维护秩序、保护产权、确保监管的可靠性、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等。如果要让创造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呈现出令人惊异的特征,那么作为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载体,政治秩序模式必须呈现出持久的规律性,即熵值长期维持在低位,政治环境的变化必须是可预测的。维护低熵载体(如政治秩序)的任务不能一味地留给虚无缥缈的“自发秩序”。

传统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局限在于,未能充分重视企业家的创造力在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关键力量是企业家。经济增长与进步、就业与福利、市场与需求都源自于企业家的创造力。如果没有低熵的创新环境,创新是难以大规模、高质量发生的。信息论告诉我们,秩序不是自发的,信息不是完美的,竞争不是公平的,财产权和人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它们只有在文化、宗教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得到维护。

分布式商业系统,既要发挥“分布式生产力单元”的积极性,实现决策的分布式,赋予每个个体选择的自由;又要通过“整体协同”,创造低熵的信道以及鼓励分布式生产力单元进行价值创造的制度、文化环境体系。绝对的放手给“自发秩序”,难以实现价值的高效率创造;绝对的权力集中,也难以保障每个个体的积极性与满意度。“分布”与“协同”需要有机结合,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结合,才是分布式商业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