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中国人可以说不

阿丁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威猛，但侠骨柔肠，基本上是个不会跟朋友说“不”的人。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知道一件事情答应下来，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烦恼，甚至利益损失，但“不”字还是生生卡在嘴边，然后吞回肚子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有时候不但自己为难，最后还会失去朋友——当然了，能失去的“朋友”，就失去吧，也不算什么。

另一方面，阿丁和这个时代很多让人喜欢的一样，是个能够说“不”的人。其实，除了对朋友以外，能不能、会不会、敢不敢说“不”，是检验知识分子的条件之一。

为什么要说“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定义一下知识分子。几十年前或者更早，高小毕业的人，在中国就算个知识分子啦，甚至，你会记个账，打打算盘，能说清父亲和邻居在一桩卖大葱的生意里各该分得多少利润，都会被夸成知识分子。现在不能这么算了，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能对公权力说“不”，并能说清楚——至少自己以为清楚为什么该说“不”的那部分人。医生、律师、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有知识，但如果从来跟朋友之外没说过一个“不”字，是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

为什么要说“不”？原因很简单，公权力膨胀过快，并且还在加速，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把“不”字说出来，说得响亮些，限制这种速度，尽量让公权力在规则之内运转。不是要创造和谐社会吗？最和谐的事情，莫过于公权力、私权利各安其事、各行其道、互不侵犯，如果难以让公权力完全彻底服务于私权利（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家族的私权利）的话，也该提醒他们：不，不能这样，你过界了。

所以，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阿丁笔下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从不或很少说“不”的软体动物。假如，只是假如，这些动物里的一半，脊梁能硬起来，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目了。

但他们不敢说“不”，怕什么？自汉武董仲舒以降，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对权力结构的精密划分使得说“不”在思想上就成为异端，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很多人注意的只是“中国的脊梁”，其实，这句话传达更无奈的意思是，虽然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但确实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家谱在做“正史”。这种结果，儒家思想“功”不可没。你觉得是在“为民请命”，其实，还是为了维护君权。民本思想虽然在个别思想家著述里有过一些头角，但不得重视，总归于无。只有宪政思想传播之后，真正的敢于说“不”的现代知识分子才终于出现，虽说刚刚开始，但才有希望逐渐覆盖阿丁笔下的主角们。

敢于，甚至勇于说“不”，也只是一个开头，如何说“不”，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阿丁这本书中对历史上各时代知识分子的梳理是良好的尝试。虽然说中国历史，过去只是中国史，未来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不好好梳理过去，对未来则无从把握，必然会将过去的种种不堪重新来过。看看吧，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的德行，就该知道现在以至更加宽广的未来，我们该如何避免重入窠臼——说实话，读书稿时，我不时在为祖宗脸红，希望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做得能比祖宗强点。

对朋友难以说“不”，虽然算不上美德，总能算得上厚道，但对公权力，莫说依附，即使是过于纵容，也是在对未来犯罪——

与其他自认知识分子的，共勉。

王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