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常州學派：今文經學興起及其影響

【關鍵詞】

常州學派；今文經學；公羊學；莊存與；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

今文經學的主要理論

清代學術界自考據學大放異彩之後，接着有公羊學的勃興，公羊學在經學中屬於今文經學，而清代的今文經學派一般又稱為常州學派。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相對，是興起於西漢時期的儒家經學流派，此派所傳的「五經」乃由戰國以來的儒者師徒相傳，而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所以稱為今文經。漢初，伏生傳授《書》，高堂生傳授《禮》，公羊壽、胡母生傳授《春秋公羊傳》。自漢武帝立五經博士，至東漢光武帝時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其傳授源流見於《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儒林傳〉。

扼要地說，古文經學派研究經學，主要側重於分析文義、研究章句，為解經而解經，與訓詁之學相近；今文經學則專事研究經書中的「微言大義」，講求通經致用，其傳授重視師法、家法，因承受了戰國以來齊、燕陰陽家和方士的「天人相應」學說，盛倡五行、災異、象數占驗、明堂陰陽諸說，特重《春秋公羊傳》，與讖緯相通，發表非常異議可怪之論，如「張三世」、「通三統」、「絀周王魯」、「受命改制」諸義，次第發明。其中最著名的是「三世說」，即《公羊傳》作者用來解釋春秋時期歷史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東漢何休（129-182年）作《春秋公羊解詁》：「於所傳聞之世，見起治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即是說，「據亂之世」是孔子「所聞之世」，「太平之世」是孔子「所見之世」。將三世說引申為歷史演進理論，由「據亂」而「升平」而「太平」，變化進步，是謂「張三世」。「通三統」則指夏商周取政之不同，曆法取政不同，是制度的部份，故制度亦應隨時因革。「絀周王魯」即周之天命盡，故《春秋》以魯紀年。「受命改制」指孔子著六經，受命以素王定制度。

換言之，《春秋》三世是《公羊傳》對於《春秋》自魯隱公至魯哀公十二代共二百四十二年間發生時間的記錄方法，根據孔子所見、所聞、傳聞三個時代的標準，把《春秋》十二代分為「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三世；社會是由「據亂世」而「升平世」而「太平世」逐漸發展的，稱為「太平世」的原因在於孔子的出現和《春秋》的編撰，「升平世」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說的「小康之世」，「太平之世」就是所說的「大同之世」。（表3）清末公羊學者將「三世異辭」的說法用於描述人類社會演進的歷程，不失為一種創見。

自董仲舒始，今文經學見重於漢武帝及昭宣數世，至王莽立古文經於學官，今文經學遂告衰落。自馬融、鄭玄以下，兼採今古文之說遍注諸經，而以古文經為主，今文經竟至淹沒。千餘年後，直至清代考據學派興起，漸由研究古文經學而推及於今文經學，鉤沉輯逸，對兩漢師法源流加以重視，遂有常州學派崛起，《春秋公羊傳》再興，其影響且及於政治方面。

常州學派的代表人物

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創者莊存與，同時也是以經學和文學著稱的常州學派的創始人。莊存與（1719-1788年），字方耕，號養恬，江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乾隆十年（1745年）殿試一甲第二（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湖南學政、詹事府少詹事、順天學政、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等職。廉潔鯁直，性清淡，長期任侍郎之職，卻從不以經學自鳴。通六經，尤精於春秋公羊學，著《春秋正辭》十三卷，根據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學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是清代第一部今文經學著作，但並不絕對排斥古文經學。他還撰有《春秋要指》，以及關於古文經傳之書如《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等，後人將其著作彙編為《味經齋遺書》總共十三種，另有《味經齋文稿》四卷（已軼）。

莊存與之侄莊述祖（1750-1816年），字葆琛，學者稱珍藝先生，江蘇武進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進士，濰縣知縣，後棄官養親。與張惠言等為學友。他以今文經學治經傳，所述均廣播精深，著有《尚書今古文考證》、《夏小正經傳考釋》、《取五經異義》、《白虎通義考》等二十餘種，後人集有《珍藝宦叢書》十二種。

莊存與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年），字申受，號申甫，江蘇武進人。嘉慶十九年（1814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在官十二年，未曾遷升。自幼得外祖父莊存與之傳，後來向從舅莊述祖問學，莊述祖且有「劉甥可師」之語，劉逢祿又曾與同邑張惠言共研《周易》和《三禮》之學。專治今文經學，以董仲舒、何休的學說反對許慎、鄭玄的古文經學，主張治經重在研究「微言大義」。著《春秋公羊傳何氏釋例》，發揮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主張「張三世」、「通三統」等觀點；又著《左氏春秋考證》，斥《左傳》為劉歆作偽，對其後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頗有啟發。劉逢祿是晚清今文經學復興初期的經學大師，亦是常州學派的奠基人，魏源、龔自珍都跟從他研習今文經學，並引公羊義論政，闡發社會改革的政治觀點，對其後的變法思想影響頗大，此派因而逐漸為世所重。

今文經學另一著名學者宋翔鳳（1779-1860年），字虞廷，又字于庭，江蘇長洲（今吳縣）人，是莊述祖的外甥。承其舅之傳，莊述祖有「宋甥可友」之語。著有《論語說義》，推孔子為「素王」，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然喜附會，雜採讖緯神秘之辭。晚年著《過庭錄》，考證古代史料，推尊程朱，謂「朱子之學自繼往開來，非他儒所能及」。兼工詩詞，另著有《大學古義說》、《尚書略說》、《周易考異》、《說文聲類》、《樸學齋文錄》等多種。

著名今文經學家群像

莊存與是今文經學派的開山大師，其家族中亦出現了一批學者繼承其學術，在清代諸儒之中，莊氏家學的評價甚高。這個經學世家對於常州學風的承傳，作出了很大貢獻。較著名的除了前述莊述祖之外，還有莊綬甲。莊綬甲（1774-1828年），字卿珊，是莊存與之孫、莊述祖之侄，他與李兆洛、陸繼輅等為學友，李兆洛編次其古文近百篇而為《拾遺補藝齋遺書》，序而刻之。莊綬甲克承家學，嘗取祖庭遺著次第校刻，斐然有撰述之志，著有《尚書考異》、《釋書名》和《周官禮鄭氏注箋》等。

此外，莊氏家族中的今文學者還有莊軫、莊逵吉、莊曾儀等。莊軫，字叔枚，與董士錫同師法張惠言，為文奔放恣肆。莊逵吉，字伯鴻，善考據、訓詁之學，與祝百十、莊曾儀、丁履恒、陸耀遹等為諍友，與陸繼輅為莫逆之交；他曉音律，擅詞曲，所撰《秣陵秋》，由陸繼輅助成之。莊曾儀，字傳永，與陸繼輅、丁履恒、董士錫等友善。

張越《中國清代思想史》指出：「常州學派的學者多由血緣和師生關係組合而成，他們對於清代今文經學的復興，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上述諸人士外，尚有可留意者二人，第一個是孔廣森，第二個是戴望。

孔廣森（1752-1786年），字眾仲，山東曲阜人。乾隆進士，官翰林院檢討，為莊存與同時期人，曾受業於戴震、姚鼐。通經史、小學，長於《三禮》及《公羊春秋》。著《春秋公羊通義》，不專主公羊家言，兼採《左傳》、《榖梁傳》，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傳》者多著錄之；另著有《大戴禮記補注》、《禮學卮言》、《經學卮言》及《少廣正負術》等。

戴望（1837-1873年），字子高，浙江德清人。少孤貧嗜學，曾充江寧書局分校。初好為辭章，後通聲音、訓詁之學；又從宋翔鳳受《公羊春秋》，通公羊之學，遂專意治經。著《論語注》，以公羊家法推闡劉逢祿《論語述何》及宋翔鳳《論語發微》中之「微言」，謂「欲求素王之業、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另著有《管子校正》、《謫麐堂遺集》。

提到晚清的今文經學，不能不談龔自珍。龔自珍（1792-1841年），又名鞏祚，號定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於官宦世家，早通小學，以小學治經，其少年時代作品如〈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諸文已能自樹一幟，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在〈明良論評〉中說：「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耄矣，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見《定盦文拾遺》）龔自珍二十八歲時追隨劉逢祿治公羊學，撰〈五經大義終始答問〉、〈春秋決事比答問〉等文多本其師之說。近人編《龔自珍全集》，所收較為完備。

龔自珍嘗與林則徐、魏源等結詩社。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陽人，亦從劉逢祿治公羊之學，世人遂以「龔魏」並稱。他主張「經世致用」，希望假借今文經學來解決實際的政治社會問題。一生著述甚多，包括經學、清朝掌故之學、邊疆與域外史地以及詩文等，《聖武記》及《海國圖志》二書，最能代表其學術。《海國圖志》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影響及於海外日本等國家。

光緒年間（1875-1908年），康有為提出孔子「託古改制」之說，倡言變法，其徒梁啟超亦受此派和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影響。廖平、皮錫瑞等以今文經學授徒，又與古文經學家章太炎、劉師培等論戰。民國初年，北京大學仍由今文經學家崔適授《春秋公羊學》。總之，清世公羊之學，導源於常州，而遍及全國，從學術、思想以至政治、文化，均可見其影響。（表4）

龔自珍與常州名士

道光七年（1827年），龔自珍寫了一首〈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丁履恒（1770-1832年），字若士，一字道久，晚號東心，江蘇武進人。嘉慶拔貢，1827年始授山東肥城知縣，為官出都，龔自珍因而作此詩為他送行。丁履恒在詩文方面都有名聲，尤好言經世之學。著有《春秋公羊例》、《左氏通義》、《毛詩名物考》、《說文諧聲類篇》、《思賢閣集》、《寫韻齋集》及《文集》。龔自珍是常州著名學者段玉裁的外孫，自少在外祖父家中認識了不少常州籍學者，其後亦喜與常州文士交遊。論者指出：「這首詩概括地敘述了常州學者治學及詩文的共同特點，對我們瞭解清中葉常州籍學者，以及龔自珍本人的學術淵源、思想傾向、生平交往，都有一定的幫助。」（郭延禮選注《龔自珍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全詩分為三段，第一段如下：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

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

我生乾隆五十七［1792年］，晚矣不及瞻前修。

外公門下賓客盛，始見臧［在東］、顧［子述］來裒裒。

奇才我識惲伯子［敬］，絕學我識孫季逑，

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

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遊。

龔自珍恨自己生得晚，未能及時往上看到常州籍的前輩賢者和名士，卻有幸在外公家裡見過兩位學者：臧庸和顧明。臧庸（1767-1811年），初名鏞堂，字在東，一字拜經，是清中葉著名經學家臧琳的玄孫；其人對經學甚有研究，常從錢大昕、段玉裁討論學術，著有《拜經日記》、《拜經堂文集》。顧明，後改名文炳，字子述，又字子明，號尚志，道光元年（1821年）舉人；師從盧文昭，通訓詁學，於經亦有研究，撰有關於《戰國策》和《竹書紀年》的著作，又曾與臧庸合編《戴東原集》。

龔自珍接着推崇三位他認識的名家：惲敬、孫星衍和趙懷玉。「奇才」惲敬與張惠言同為陽湖文派的創始人，專以振興文學為業，著有《大雲山房文稿》，龔氏曾為其文集寫跋，題為〈識某大令集尾〉。〔按：惲敬曾做過富陽、江山兩縣的知縣，故云「大令」。〕孫星衍，號季逑，學識淵博，在經學、金石、文字訓詁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詣，又精校勘、工篆隸，為文高古，著作甚豐，龔氏因而譽為「絕學」。趙懷玉，號味辛，好學深思，博覽群書，於典章制度甚熟，故以「掌故趙」稱之。他工詩古文，著有《亦有生齋詩文集》。惲、孫、趙三人均比龔自珍年長數十歲，在當時都有聲譽，猶能屈己以下人。〈常州高材篇〉的第二段描述常州籍學者的治學特點和詩文風格，內容扼要而全面：

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

《易》家人人本虞氏，毖緯戶戶知何休；

聲音文字各窔奧，大抵鐘鼎工冥搜；

學徒不屑談賈［逵］、孔［安國］，文體不甚宗韓［愈］、歐［陽修］；

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遒；

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

常州籍學者劉逢祿、張惠言治《易》，均本虞氏學說。虞氏即虞翻（164-233年），是三國時代吳國會稽餘杭（今浙江餘杭）人，家傳西漢今文孟氏《易》，苦學精研，著《易注》九卷。毖緯即讖緯之學，與今文經學相通，所以龔自珍用來借指今文經學，意謂治今文經學的人都知道東漢的何休。何休著《春秋公羊解詁》，是今文經學派流傳下來的唯一著作。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雜採讖緯之書用以解經。當地學者為文深奧古雜，大都善於從鐘鼎文字中搜集古文字加以考證闡發。他們不屑談古文經學派的賈逵和孔安國，亦不甚尊崇唐宋著名散文家韓愈和歐陽修。「小樂府」主要是指詞，常州詞派在清中葉文壇上是很馳名的，既有理論，也有創作。「爾雅」尤言雅正，「遒」為剛健之意。常州人還研究數學，馬負圖、湯恰名、董祐誠等都是著名的數學家，他們與西歐人士就數學難題進行討論，就像攻打敵人一樣。〈常州高材篇〉第三段寫龔自珍同輩的常州籍學者，詩云：

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取；

勿數耈耋數平輩，蔓及洪［孟慈］、管［孝逸］、莊［卿山］、張［翰風］、周［伯恬］；

其餘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祐誠］先即邱；

所恨不識李斧子［申耆］，南望夜夜穿雙眸；

曾因陸子［祈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綢繆？

識丁君乃二十載，上下角逐忘春秋。

丁君行矣龔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誰能留？

珠聯璧合有時有，一散人海如鳧鷗。

噫！才人學人一散人海如鳧鷗，明日獨訪城中劉［逢祿］。

洪飴孫（1773-1816年），字孟慈，又字祐甫，是洪亮吉子，嘉慶舉人，官湖北東湖知縣，著有《青埵山人詩》、《補續漢藝文志》、《補三國職官表》、《史目表》、《毗陵經籍志》等。管繩萊（1783-1839年），字孝逸，曾官知縣，長於詩文古辭，著有《萬綠草堂詩文集》、《鳳蓀樓詞》。莊綬甲字卿珊，此處作卿山，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曾應聘在杭州龔自珍家設館授徒。張琦，字翰風，工詩古文，尤精史地。周儀暐（1777-1846年），字伯恬，嘉慶舉人，曾官鳳翔知縣，工詩文，著有《芙椒山館詩集》、《芙椒山館駢文》等。龔自珍與周儀暐互有唱和。

董祐誠（1791-1823年），初名曾臣，字方立，數學家。五歲曉九九數，後致力於律曆、數理、史地、名物之學，精力和智慧均倍於常人，故龔自珍目為「奇人」，卒年僅三十三歲。「即邱」是去世的意思。董祐誠著作甚富，主要有《割圓連比例術圖解》、《橢圓求圓術》、《斜弧三邊求角補術》、《水經注圖說殘稿》、《董方立文集》、《蘭石詞》等。李兆洛，字申耆，與龔自珍相識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此前雖未曾相見，但彼此傾慕，其《養一齋集》〈與鄧守之書〉云：「默深［魏源］初夏見過，得暢談，又得讀《定文集》，兩君皆絕世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龔自珍未見過陸繼輅，二人只因通信相識，「雙綢繆」是用李陵〈與蘇武詩〉「與子結綢繆」典，意思是像一對摯友般纏綿情深。陸繼輅，字祁孫，一字祁生，與丁履恒同為陽湖文派的主要成員。

龔自珍與丁履恒在交往中時相切磋琢磨、辯論問難，忘記了年齡的差距，當時丁氏五十八歲，龔氏年僅三十六。當時劉逢祿居於北京，故云「城中劉」。龔自珍在京從劉逢祿學習《公羊春秋》，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六云：「昨日相逢劉禮部，高言大句快無加。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蟲魚學指瑣屑考訂的考據學，意謂自己今後要與「漢學」決裂。「東京」即今洛陽，曾是東漢都城，此處借指東漢，當時有一個叫嚴幹的人，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龔詩此處以「賣餅家」指公羊學，強調甘心當公羊學派的意願，但他只是用公羊學議論時政，並沒有以自己的主要精力去闡發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

常州學派興起的意義和影響

莊存與、劉逢祿尊奉《春秋》，獨崇《公羊》，是因為他們認定《春秋》是「經世」之書，可以「舉往明來」。《春秋》的大義在《公羊》之中，要懂得《春秋》就要究明《公羊》。他們於是根據《公羊傳》中的「通三統」、「張三世」和「大一統」等理論加以發揮，認為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統」，制度各有因革損益，不是一成不變的。進而主張要根據《春秋》的「微言」，按照實際情況改革制度，才有希望由「亂世」到「升平」，由「升平」到「太平」，實現大一統。

乾嘉時期的思想界，在漢學、宋學的束縛下，很少有人正視和研究現實問題，常州學派強調「經世」，主張「因革」，意義是很重大的。不過常州學派在當時仍處於議論政事的階段，並沒有充分發揮其作用，要到鴉片戰爭以後，西力東漸，中國社會出現急劇而巨大的變化，今文經學的理論才顯露其耀眼鋒芒。其影響且及於史學方面，「表現為由考訂校勘轉而趨於研求本朝的掌故，講求邊疆地理，特別是西北史地以謀籌邊，研究外國史地以謀對外，當代史、世界史和西北史地研究蔚然成風」。（賈建飛著《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因其反對煩瑣訓詁和主張以微言大義議政，而使研究的範圍擴大，引起近代史學界「疑古」、「辨偽」之風，造成此後學術界的革新。

人物傳論

盧建榮等著《劉獻廷·李塨·惠棟·莊存與·戴震·阮元》（更新版）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282頁）

本書是「中國歷代思想家」叢書的一種，1978年初版。當中有陸寶千著〈莊存與〉一篇長文，闡述莊存與（方耕）的生平和思想，指出他「復活、繼承，並發展了漢代的公羊之學。……方耕生前深自韜晦其學，傳之者僅門人孔廣森、邵晉涵及子孫數人。但其學說對後世的影響極大。一是學術的，一是政治的。學術上的影響是儒家經典的公羊化。……政治上的影響是恢復了知識分子的論政之風」。最後強調：「方耕的著作，文字都很古奧，頗多晦澀難解之處。但是他學無師承，異軍特起，成為今文學派開山之祖。他的思想，深造自得者為多，值得後人再加以闡揚的。」

湯志鈞著《莊存與年譜》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年。（175頁）

莊存與通六經，尤精於春秋公羊學，著《春秋正辭》，根據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學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是清代第一部今文經學著作，然而並不絕對排斥古文經學。他還撰有《毛詩說》、《周官記》、《周官說》等關於古文經傳之書，後人把其著作彙編為《味經齋遺書》。本書書首有〈序〉和〈凡例〉，正文分為四卷：卷一〈年譜〉，記述譜主的履歷生平；卷二〈味經〉，源自譜主遺著《味經齋遺書》，專錄其學術思想和著述；卷三〈流風〉，論述其弟子後輩，包括莊述祖、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乃至康有為對其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卷四〈碑傳〉，收錄《清史列傳》、《武進縣志》及其他人為譜主和其學生後輩所撰寫的傳記、碑銘。書末有〈引用、參考要目〉。

張廣慶著《武進劉逢祿年譜》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7年。（264頁）

清代經學家劉逢祿是常州學派的奠基者，本書是他的年譜。書首有〈凡例〉、〈劉申受先生世系表〉和〈莊存與世系簡表〉，正文分為三卷：卷一為〈譜前〉敘譜主家世；卷二為〈本譜〉記譜主生平事蹟；卷三為〈譜後〉述身後諸事。附〈劉禮部集目次〉。書末有〈引用書目〉。書中敘述譜主行事和著作，內容力求簡明扼要，其後並有印證，如有疑義則加案語。

吳龍川著《劉逢祿〈公羊〉學研究》

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170頁）

本書是林慶彰主編「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的一種，共有七章：一、〈緒論〉；二、〈劉逢祿的今文學與《公羊》學——從運用三科九旨為判準談起〉；三、〈劉逢祿的《春秋》制〉；四、〈董、劉異同：董仲舒、劉逢祿的改制說比較〉；五、〈何、劉異同：劉逢祿《解詁箋》的思想特色〉；六、〈劉逢祿《公羊》學重型傾向研究〉；七、〈結論〉。書末有〈主要參考書目〉。

著者指出劉逢祿《公羊》學的基礎是三科九旨，從其運用三科九旨為判準的過程中可以清楚看到劉氏《公羊》學的基本觀點。劉氏認為《春秋》制即是封建制，亦即漢代今文家所講的禮制；異內外的說法不是他自覺的發明，只是他太過於推崇封建制以致出現與「張三世」不一致的情況。正如〈結論〉所說：「我們從《公羊》學內部義理，審視劉氏與董、何差異之處，發現劉氏與眾不同的地方，並適當的給予評價。……劉氏倡導《公羊》學，提出三科九旨在清代所產生的實際影響，卻不因其理論有缺陷而減弱。學者稱劉氏為清代《公羊》學的奠基者，仍是符合歷史事實。」

延伸閱讀

陸寶千著《清代思想史》，台北：廣文書局，1978年初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新版。

陳其泰著《清代公羊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

吳雁南主編《清代經學史通論》，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丁亞傑著《晚清經學史論集》，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

黃開國著《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

丁亞傑、蔡長林、林慶彰編《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9年。

江素卿著《論常州學派之學術特質與其經世思想》，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

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此書有中譯本：［美］艾爾曼著，趙剛譯《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參考論著

丁潔〈清代經學與常州學派研究專著舉要〉，《當代史學》第10卷第3期（2010年9月），頁7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