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香港鄉村學校源自中國學塾傳統，可追溯至明朝或更早，帶有深厚的血緣和地緣色彩。村校從學塾過渡至近代學校體制，再從沿襲民國的學制逐漸與香港市區教育體制融合，其發展軌跡是不同於市區學校的故事。

鄉村學校是新界教育發展的重要部份，而新界在香港史上又有其獨特的角色。在中國古籍上記載有地名的香港鄉村聚落，大部份位處今日新界地區。中國學塾的蒙學傳統植根於家庭閭里，雖然沒有系統的記錄，但這些寄寓於民居或祠堂而沒有名字的學塾，應該自有村落以來就存在了。香港島在英人佔領的時候，限於地理環境，並沒有具規模的宗族和書室，但新界教育一直沿襲中國傳統，實力較大的宗族為了培養士子應考科舉而設立書院、書室。從私塾這個源流追溯，村校可上溯至明清時期甚至更早的祠堂辦學。村校連結本村興辦書院、書室以及學塾的歷史，其承載的意義深遠，已不是簡單的學校歷史可以言喻了。

1898年英國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後，新界鄉民反抗情緒非常強烈，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採取懷柔政策，保留其文化風俗原貌，新界教育也因此保留了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宗族色彩。及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新界教育進入新階段。上世紀20、30年代，新界學塾開始仿照民國學制，採用民國政府頒佈的小學課程，分班教學，校舍開始從祠堂、民居轉到獨立校舍，新界宗族各自思考如何迎合新時代的轉變，在祠堂私塾的基礎上逐步改革。這時候的「村」，也不盡是本地或客家村，海外歸國華僑建立的新村落也陸續出現。除此以外，還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宗教團體辦學，新界教育在傳統與現代的更替之際，辦學者亦逐漸增加。

村校有兩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上世紀20、30年代是其中之一。這時候不少有獨立校舍的學校，如1919年上水松柏塱的博文學校、1921年元朗八鄉的八鄉同益學堂，在這過渡階段雖有「學校」之名，實際上仍保留傳統的私塾教育模式，只加上若干如珠算、尺牘等實用課程，而且受限於校舍的空間條件，仍採取複式教學。此時政府對村校的政策是對合乎標準的村校給予津貼，由督學監察其教學質量，每年更新津貼名單，獎勵教學表現良好的學校。政府沒有積極投入辦學，只聽任其發展，並沒有干預。私塾要過渡成為有獨立校舍的近代學校，只能由民間推動，由村民捐資籌辦，自行承擔經費。從這個角度看，村校的創辦是一段民間力量動員的歷史，是一段民間社會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在共產政權的管治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徹底改變，但新界傳統的宗族結構反而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得以保存下來，村校也就獨特地成為了傳統宗族在中國南方承傳辦學的案例；新界宗族辦學能揉合中國傳統價值與現代的教育觀念，也是香港教育史上值得探討的課題。

戰後香港人口急增，村校進入第二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政府相繼推出《十年建校計劃》及《小學擴展七年計劃》，政府經常以投入一半經費，而民間負責餘下一半的方式，鼓勵民間興學，藉此應付人數急增的適齡學童的教育需求。從50年代開始，村校便如雨後春筍般發展，是鄉村學校的黃金歲月。

在一片建校潮中，少數村校由村民全資興建；而就大部份村校而言，政府投入的建校費用從早年的三成到後來的五成不等，換言之，村民需要負責其餘的五至七成之數。當年民間建校，其實超出辦學者以至整個社區所能承擔的程度。即使新界勢力較大的宗族，亦要發動整個宗族聯合幾個祖堂的力量應付，其他實力較薄弱的鄉村，其困難更可想而知了。在幾乎每一條村都渴望擁有自己學校的年代，村校的辦學者以不同的途徑籌措經費，儘管建校工程艱鉅，亦全力以赴。只可惜當年集資辦學的故事，並不是每一所學校都有文獻記錄。然而，從口述、校刊資料所反映昔日村民為了建校而竭盡所能的片段，實在令人動容。事實上，辦學者的投入不單止於建校經費，還包括村民獻出的土地，以及建校時村民為平整土地的投工投勞。學校校址有屬於祖堂的，有屬於個人的，也有的從砍伐風水林而來的。為了建校，部份村落更動員了全村的力量，換言之，村校對於村民的意義不單是一座建築物，校舍及周遭環境都是其祖父輩胼手胝足、努力耕耘的成果。因此，跟一般市區學校不同，村校對於村民及當地社區而言別具意義。

大部份村校環境優美，充滿自然氣息。村校一般是小校，全校約六班，在全盛時期可擴展至二十多班。傳統的村校多是金字塔頂單層建築；而在校舍以外，遼闊的校園多種有影樹、台灣相思、樟樹及各種果樹如茘枝、芒果及大樹菠蘿等等。校園四周，大樹環抱，綠蔭遍地，有的甚至有草地、沙地足球場。不同的花卉隨着季節盛放，從課室望出去，可見一片藍天和斑駁的樹影。記得學生曾說：「這裡的天空很大。」「我們上下課不用排隊。」歷任校長、老師及工友悉心佈置的校園與花草，使每所村校都有別具特色的校園，各不相同，這些獨特的自然環境可以說是難以取代的，可惜這樣的鄉村學校今天已幾乎絕跡了。

在收生極其緊張的歲月裡，教育局於2003年下達了通告文件，指出學校如未能在統一派位中招收23名學生，翌年便不獲准開辦小學一年級。政策的假設是不被家長選擇為第一志願的，都是欠缺教學成效而不受歡迎的學校。事實是否如此？由於香港的出生率下降，小學多收取跨境學童及剛取得批核到香港唸書的學童，但當年不少服務這些學童的村校不一定位於邊境，學生不一定能在統一派位結果公佈時入學。其實，從下學期開始至暑假以前，村校一直在收生，換言之，以收生人數論，不少村校的小一學生人數是合符要求的，關鍵是以甚麼時候計算。以自行招生及統一派位結果的23人為限，實際上忽視了村校主要照顧內地學生的實況。當年到了限期，部份村校有21或22人報讀，跟政策要求只差一至二人，這些村校都深信在期限過後，一定收到足夠學生，甚至可以超過23人，但因政府嚴厲執行政策，最終亦無力挽回。

村校的存在，拓展了教育的另類空間。事實上，在政府不准招收小學一年級生的情況下，少數村校仍有能力繼續接收從別校轉過來的「插班生」1，這是很有趣的現象。村校若欠缺教育質素，為甚麼仍然能夠吸引家長替子女報讀這些三年後便結束的鄉村學校？村校獨特的校園、樹木花草與偌大的空間，都讓學生有足夠地方抒發精力，平伏情緒；小班教學靈活彈性，有利照顧學習差異，學生容易結識跨年級同學，師生之間關係密切，村校的學習環境和親和的人際關係，均有助學生建立自尊感，而自尊感的提升又會推動學習，這都是吸引家長報讀的原因。若家長發現當初選擇的學校不適合子女而需要轉校的時候，村校往往成為家長在主流學校以外的選擇。這些轉校的選擇是不能從中央派位反映出來的，村校猶如一扇「氣窗」，填補主流學校的不足，可惜這樣的「氣窗」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學校的更迭變遷是必然的，無數學校隨着年代的流轉而無聲消失了。2003年，教育統籌局通知54所學校於2003至2004學年不能開辦小一，其中不少是鄉村學校。短短幾年間數十所學校結束，在香港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年的政策，政府稱之為「統整」，民間稱之為「殺校」，意指政策迫令仍有生命力的學校停辦。不少村校深信到了9月開課時學生人數便會達到甚至超越23人這個要求。不少校友、學生幾代人都在同一所學校讀書，對於他們而言，學校仍有生命力卻被迫突然結束，「被殺」的感覺非常強烈。

村校因缺乏特別室而被詬病，今天仍運作的村校大都受惠於學校改善工程計劃而得以保存。換言之，在較長遠的教育規劃下，村校獨特的校園環境與現代化的教育設施是可以並存的。2011年以後，隨着北區「單非」及「雙非」學童大增，升讀幼稚園及小學的人數急增，北區嚴重缺乏學位，這與政府厲行小學「統整」政策相距不足五年。

鄉村學校至今已餘下不足20所。村校隨着時代的變遷而各自有其發展軌跡，有的從小學至中學「一條龍」辦學；有的整座校舍重建，金字塔頂的單層建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多層建築或千禧校舍，其外觀已與一般市區學校並無分別了；有的仍然保留小校規模，而學校收生也從本村或附近的村民子弟，轉變為以跨境及非華語學童為主，希望能繼續發展為有特色的學校。

本書結構大致分成兩部份：第一部份，會先概述香港鄉村教育的出現和源起，包括香港鄉村的形成，以及由清朝至戰後時期香港整體鄉村教育的發展；第二部份，則集中闡述新界村校的發展情況，具體探討新界村校的演變、特色等。在資料來源方面，本書主要整理了2006至2008年間仍然存在並參與「香港鄉村學校研究計劃」的54所新界村校的資料（見附錄一），該研究計劃為當年的村校書寫校史，收集文物，具有重要價值2。

註釋

1　羅慧燕：〈家長的另類選擇：從「插班生」再論香港鄉村學校存在的意義〉，載《教育曙光》52期，頁109—116。

2　羅慧燕、黃炳文、余惠冰、李展華、謝慶生：《香港鄉村學校研究計劃報告》（香港歷史博物館藏，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