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貧窮及綜援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名譽副教授 馮可立博士
在過去的十多二十年間，全世界都面對一個嚴峻的問題──貧窮。世界各地思索着用什麼方法去解決或紓緩它對社會及受害者的影響。聯合國訂下了千禧年計劃，要求各國訂立指標及執行計劃，推動扶貧措施，而不少學者都忙着做調查研究，希望協助制訂貧窮線以及執行的機制，以紓民困。
一般來說，理解貧窮的定義及建立政策機制有四種方法。其一是用「入不敷支」（income poverty）的計算方法來訂立政策，認為收入不足以達到最基本生活開支就是貧窮，例如窮人很多時在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維持生活，三餐縮為兩餐，或是捱餓來買參考書給孩子們。所以，扶貧政策就是去制訂一條貧窮線，政府提供財政援助來滿足貧困人士的基本生活需要。這是最基本的做法。
但是，有些人不滿這種單調的現金津貼措施，認為應該提供實物援助才能在根本上解決「匱乏」（want）的問題。其理甚為簡單，只要看一看香港目前領取綜援人士的租金津貼能否紓緩貧窮家庭的生活開支，便明白現金津貼政策的不足之處。經濟循環、通貨膨脹、「發窮人財」的商界策略等等，使我們知道現金津貼的最終得益者不一定是貧窮人士，反而了解到實物供應的重要性，例如房屋、教育、醫療、長者宿舍等社會服務的提供，從上述方面提供援助更見成效。但在這些方面，香港特區政府在過去的十多年卻出現倒退的現象，例如將房屋政策交給市場，使樓價及房租在供應不足的情況之下狂升，蠶食着政府提供的援助及津貼。
不過，又有一些學者反對以解決物質匱乏為扶貧的主要目標，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提亞•森（Amartya Sen）認為這並非以人為本的政策，應該着重發展個人的能力（capability）才是正本清源的做法。要是貧窮人士大多抱着宿命及放棄的態度，以為自己永遠都是處於難以翻身的狀態，缺乏自尊自重的意志，物質的恩惠只能解決燃眉之急的生計問題，但並沒有脫貧的動力，所以歸根到底是如何協助窮人「增權」（empowerment），培養個人及集體意志及動力，才能達成脫貧的目標。當然，增權也有兩個層面：個人與集體，前者是培養個人的各種能力及技術，使窮人回復自信，而後者是增強社群的團結力，一方面互助互勉，另一方面倡導社會政策的改善。
但是，在現金津貼、物質援助、增權這三者之上，又有一些人從更宏大的角度來看貧窮，指出社會制度本身也有不少問題，例如曾任聯合國消減貧窮的「千禧年計劃」高級顧問，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Sachs）認為，政府要做的工作遠超以上的三項措施，更應包括一個均衡發展（balanced development）的概念，包括提供合理的社會保障、關鍵的基礎建設、健全的商業環境、科學與科技知識以及對自然環境的適當管理，以減低自然災害造成的入息損失等等。我們不單要提升個人的尊嚴及意志，還要有全盤社會改革的抱負，才能在根本上真正做到扶貧脫貧的目標。
不過，以上四種解釋貧窮及建議的方法，都只是一些關心這課題的專業人士所提出。他們可能是抱着良善的態度，希望能夠改善貧窮人士的狀況，雖然他們學有所長，但他們始終是旁觀的「第三者」，因教育背景的差異而抱着不同思維角度及方法，以及個人獨特的經驗，往往有一些盲點，看不到貧窮的多層面問題。所以，世界銀行曾經做過一系列的研究，在二十三個國家中做社區探訪，在放下既定的思想框架下，以小組分享形式直接了解貧窮問題的多樣性、複雜性及社區限制，總共訪問了二萬多人。這個計劃叫做「貧窮者之聲」（Voices of the Poor），調查者在訪談中發現了貧窮不僅是以上所牽涉到的原因，而且更擴闊到官僚架構的漠視及不足、社區衛生情況所引致的居民健康問題、居民語言表達能力所帶來的孤立無援、社交網絡及生產物資的缺乏、市民政策影響力極低等等問題，不同國家及社區所面對的貧窮成因也有所分別，切勿簡單地用一刀切的政策，便以為一蹴而就援助貧窮。最重要的是，社區內的居民不但能夠發聲，而且這些聲音可以讓政策制訂及執行者聽到，亦可以共同討論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問題。
明愛同工在這本書中，正正就是用「貧窮者之聲」的方法，表達當事人的心聲，告訴人們貧窮其實牽涉到的層面是多方面的。每人都不是一個如經濟學者所虛擬假設的「理性人」，只是衡量利害關係而採取「目的／手段」的理性行為，而是有社會身份（包括新移民、家庭主婦、病患者、殘疾人士、長者等），面對不同的社會情況（通貨膨脹、房租、當事人或照顧者所承擔的生活壓力、社會排斥等），因而希望得到多方面的援助。在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到足夠的現金援助的基本要求，而且亦了解到適切福利服務的需要、增權的重要性，以及整體均衡發展方向的必要性。
在已發展的經濟體系當中，貧窮已經脫離了純粹饑饉的概念，而以社會公正作為衡量的標準。但如何為貧窮者訂立社會公正的標準，是一件相當富爭議性但又必須要進行的討論。希望福利界的同工在這方面多作功夫，一方面堅持社會福利的基本原則，另一方面又要放下既定的框架，聆聽「貧窮者之聲」所帶來的啟迪。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社會發展的道路，始終都是通過這種方法而走出來的。
馮可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名譽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