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聖約翰座堂

在中環花園道四至八號的聖約翰座堂，建成以來一直為香港聖公會的主教座堂之外，同時亦見證香港歷史的戰火風浪。在日治時期（一九四四年七月），座堂曾被徵用為日本人的會所，因此曾作改建，原來的裝飾受到破壞，其中包括英國工藝師摩利斯（William Morris）所設計的彩色玻璃窗。直到戰後，座堂的委員會才把原有建築修復，並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殘留下來的木材，做成教堂正門的一部分，以及在聖米迦勒（St. Michael）小聖堂內，陳設當年在深水埗拘留營隨軍牧師與信徒聚會的金屬製屏風，還刻有奇切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Chichester）的禱文，也有紀念抗日捐軀者紀念碑和名冊，珍藏了不少具歷史價值的文物。教堂外的西北面，樹立了香港義勇軍麥斯維爾（Maxwell）的墓石及和平柱，這一切都是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難者。

另外，在教堂外牆亦有一塊紀念在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進攻廣州陣亡的英國海軍上校威廉•巴特（Captain William Thornton Bate, R.N.，一八二○——一八五七）的紀念碑。在香港墳場威廉•巴特的墓碑上，雖然沒有提及他的出生日期，不過從他死時三十七歲，可以推斷他是一八二○年出生的，其年齡及陣亡經過與紀念碑所載相同。

座堂外牆紀念巴特上校的紀念碑

巴特上校在跑馬地香港墳場的墓碑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軍從水、陸兩路進攻廣州，英艦封鎖了珠江河面，並向岸上發炮攻擊。二十九日，另有英軍從小北門入城，然後攻佔越秀山，奪取制高點，控制全城。威廉•巴特海軍上校便是在攻城時尋找合適地點安放雲梯之際被砲彈擊中而殞命的。巴特素以英勇見稱，其陣亡深為其同袍及上司惋惜，故聖約翰座堂外牆嵌了一塊紀念碑，記述了其遇難的經過。

（何偉傑）

選文思路

下文譯自一八四六年四月十八日的《華友西報》（Friend of China）。本文亦收錄在史學家白德（Solomon Bard）的《過去之聲》（Voices from the past: Hong Kong，一八四二——一九一八）一書中。白德（Solomon Bard）博士曾作按語：

當時人語

「無論文章裏的批評是否奏效，這座香港殖民地教堂在翌年三月開始興建，並且在一八四九年三月投入服務；在一八五二年被祝聖為聖約翰座堂。雖然羅馬天主教在一八四二年已能夠在教堂中崇拜，但他們的大教堂（Cathedral）直到一八八○年代也尚未建成。」

當時人語　《華友西報》論座堂

我們經常聽到一個問題：是甚麼原因延遲興建殖民地小教堂（Colonial Chapel）？……我們並非那些相信在大教堂（Cathedral）的牆內敬拜神明，會比在山邊的更加虔誠；但是在一個基督徒社羣之中，並不容許任何特別教派的成員去從事秘密活動（no religious intolerance compels the members of any particular sect to secrecy），我們當然認為任何不必要的延誤（興建一座合適的建築物）都是漠視責任的行為……

我們在香港的羅馬天主教教友已有一個像樣和合適的崇拜地點多年了。

聖約翰座堂現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