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普通話在香港語言圖譜中的角色

如果說香港是一個雙語社會7，相信不會有多少人有異議。當然這個雙語社會的內涵是變動不居的。在早期的殖民地社會裏，絕大部分華人只說粵語，政府官員和商人買辦只說英語，只有極少數人同時通曉兩種語言，可以充任兩者之間的溝通橋梁。當時雖然社會上有中、英兩種語言在應用，但是兩種語言各司其職，分別由兩群單語人在不同場合中使用，發揮着不同的溝通功能。有學者把這種狀況形容為「雙言」（diglossia）現象（Cheung, 1984）或者把香港形容為一個「沒有雙語的雙言社會」（Luke & Richards, 1982），當中英語是高階語言，粵語是低階語言。

隨着香港人口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以及八九十年代英文中學的普及，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中英雙語的人數在逐漸上升；雖然以英語為慣用語言的人口始終不多，但是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卻不斷增長。同時引人注目的是，表示自己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普通話的人數也在節節上升，其增長幅度甚至比英語還快（Bolton, 2008）。此外，自從普通話成為中小學的核心課程以後，開設普通話的學校數目也逐年遞增；到了2002年，開設普通話科的中學達到95.5%，小學更達到98.7%（田小琳，2006）。這些數據似乎說明了香港越來越成為一個真正的雙語社會了。不過，數字始終只能在數量上描繪出社會語言生活的某個層面，從側面反映了香港居民積極學習普通話的努力和誠意，但無法顯示出較深層面的語言狀況，以及我們全民努力向「兩文三語」目標前進背後所隱藏的掙扎與無奈。這些掙扎，跟香港的整體語言環境以及英、粵、普之間的複雜關係是聯繫在一起的。

首先，讓我們看看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關係。粵語作為一種漢語方言，普通話作為漢語的標準語、中國的官方語言，在廣大的中國土地上，兩者的關係是清晰了然的。然而，香港的情況卻有所不同。除了因為香港說粵語的人口佔絕大多數8之外，付託於粵語之上的香港本土文化在八九十年代興盛發展，活力澎湃，又倒過來支持粵語成為香港的強勢語言。香港粵語不止是香港人的慣用語言，它還體現着香港獨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本土意識，使香港人對自己的身份和社會模式有極強的認同感。有社會學者這樣指出：「由香港認同所形成的觀念與價值取向隨處可見，並且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信心與優越感。這種自信心與優越感也造就了香港自己的文化產品……。在整個珠江三角洲，透過大眾文化與消費，以香港為首的思想潮流自成一格，生猛而有活力地創造出與其他地區風格迥異的文化風格，而承載這一文化風格的語言工具即是廣東話。」（楊榮聰，2002）粵語的這種活力和它所代表的文化風格，就曾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風靡了內地不少區域的民眾，在「普通話南下」的同時，也一度形成「粵語北上」的潮流（詹伯慧，1993）。

由於粵語的這種強勢發展，導致其他語言的學習對香港人來說都必須有較強的誘因；而對於一直比較講求實際的香港人來說，最大的誘因莫過於經濟價值。在香港，基於家國情懷、文化或政治認同而學習普通話的民眾始終佔少數，大部分學習普通話的香港人都因為掌握普通話能帶來比較好的經濟、就業機遇，最起碼也可以在旅遊和一般交流方面帶來便利；社會公眾如是想，在校的學生及其家長也如是想。因此，當回歸初年特首致力推行母語教學而引起何謂「母語」之爭的時候，一些內地學者從語言體系或民族語言政策的角度提出香港母語教學指的應該是普通話教學這樣的主張，就得不到香港主流社會的認同（黃坤堯，1994；房遠華，1997）。從語言習得的過程看來，普通話固然不是大多數香港兒童從小就習得的母語；從個人的情感與價值建立的角度看，普通話也不是一般香港學生思考、推理、表情達意、抒發胸臆所用的語言。在香港人的語域當中，普通話跟英語有其相似之處，就是大家都只局限於某些領域的應用，特別是工作場所和工商領域，因而附帶比較明顯的實用和經濟價值；而在九七前和九七後，又分別應用於一些重要的官方場合，因此又有一定政治含義，有投入時間精力加以學習的必要。

在這場語言地位和價值的變化更替過程當中，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粵語的強勢地位在九七以後不衰反盛。在殖民地時代，哪怕是在中文取得法定地位以後，英語一直是香港的高階語言，是絕大部分官方場合和正規工商活動所使用的語言，而粵語只是在日常生活、社交、家庭等非正式的場合中使用的低階語言。前面說過，有些學者預測九七回歸以後隨着中文成為第一法定語言，普通話很可能就會成為法定中文的口頭形式；但是回歸十四年以來，普通話的使用場合雖然在增加，學習人數也在提升，卻還沒有取代粵語成為法定中文口頭形式的跡象。相反，粵語更加由尋常百姓家，迅速走進了森嚴的殿堂，成為立法會、政府機關，乃至於法庭所經常使用的語言。粵語的地位在九七回歸以後，不降反升，使用場合進一步擴張，包辦了高低兩個階層，變得更加強勢。有學者就指出，粵語能在香港逐步發展成為一種全功能的語言，這在中國方言當中，是絕無僅有的（楊榮聰，2002）。

我們一旦明白香港粵語和普通話這種獨特的相互關係，就不難理解為何普通話教學在香港雖然有明確的政策支持，還加上課程和公開考試的配合，卻一直有點舉步維艱、步履緩慢。六七年香港暴動以後，港府有意識壓抑國語教學誠然是對香港普通話教學帶來了一些阻力，然而本土意識抬頭、粵語地位膨脹才是影響普通話推廣的重要原因。在過去的三十多年，粵語無處不在，通行無阻，因此在六七十年代，學習和教授國語的人很少，國語沒有太多立足之地，更不要說發展空間了（許耀賜，2007）。結果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香港民間開始出現學習普通話興趣的時候，香港卻嚴重缺乏普通話師資，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在香港政府推出「中港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和「自由行」政策以前，香港社會也普遍缺乏普通話的應用場合。不論是教師培訓，還是在校學生的普通話學習，都只能局限在課室的環境中進行，教學成效不彰是必然結果。

此外，我們不可忘記，在這場語言角力賽中，參與競爭的不止是粵語和普通話，還有英語。不需要國際顧問團的專家意見9，其實很多校長、教師、家長，以至學生本人都知道母語教學對大部分學生來說，比較能真正促進各學科的學習，幫助學生得到較為全面的發展。但是八十年代開始，絕大部分中學為了提升自身的地位，不管學校條件如何，紛紛轉成所謂「英文中學」，以至不少學生由於英語水平低下，連帶所有科目的學習都無法應付（Fu, 1987）。儘管如此，不少學校還是希望打起「英文中學」的旗幟，以便吸納較優秀的學生；另一方面，九七年以後實施母語教學，公開考試英語科成績下降，社會各界又馬上憂心忡忡（譚天媚，2005）。使問題更加複雜的是，在母語教學政策下，可以保留使用英語教學的一百多所中學10身價倍增，而其他以母語教學的學校則被標籤為次等學校，又使得學校在明知母語教學多有好處的情況下，還要想方設法擠進英語教學的門檻；有些學生因為被派到了中文中學而沮喪落淚，而家長則到處申訴。母語教學的標籤作用為不少學校、學生和家長帶來了無形的心理壓力，甚至掩蓋了它所帶來的實際教學上的好處11。教學語言問題一直是困擾香港教育界的難題，過去二、三十年來學校和家長在教學語言的選擇上徘徊猶豫，左右為難。2009年教育局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容許學校因應教師和學生能力、學校資源等等因素而適當調整不同級別或不同科目的教學語言。這個政策本來有助於消除學校的標籤效應，並為學校提供靈活選用教學語言、落實雙語教學的空間，是值得支持的政策；但是不少學校因為在引進這個政策的時候投放了不少資源，因而影響了普通話在中學的推廣。本來一些學校在普通話成為核心課程以後，開始探討普通話作為中文科教學語言的可行性，但考慮到學生需要面對多門科目的教學語言轉變，都紛紛把普教中的議題擱置一旁。

專門就一般語文教育事宜及語文基金的運用負責向政府提出建議的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下稱「語常會」）於2008/09學年開始推出「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通過語文基金撥款兩億元，分四個學年接受學校申請。每所學校參與計劃的期限為三個學年，每學年加入的學校數量以四十所為上限。計劃內容包括資助內地交流人員和本地支援人員駐校提供協助、籌辦教師專業研修班、舉辦本地與內地的觀摩交流活動，以及提供代課教師津貼。初期調查顯示計劃達到一定成效，參加了計劃的學校可以利用資助在學校創造更多有利普通話學習的語境，使學生語言態度和習慣有所改變；學生能逐漸使用普通話朗讀、回答提問、討論、演戲等，能全面投入課堂活動。但是調查報告也同時指出：不論普教中時間長短，師資不足是推行普教中的最大困難，師資及語境不足使部分接受普教中的學生普通話得不到提升之餘，中文科的聽、讀、寫能力都受到影響，「言文合一」的優勢得不到發揮。此外，參與計劃的學校以小學為主，中學的數量一直處於低位，而且不斷下降。與此相呼應的，就是小學普通話能力進步較明顯，而中學生的學習情況差異卻比較大。2002年負責就課程發展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的課程發展議會在中國語文科課程文件中指出「普教中」涉及相當複雜的因素，不宜定出具體計劃和實施時間表；2003年語常會發表《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贊成把「普教中」列為長遠目標，但同樣提出不宜訂立確定時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