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

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

《中國政治思想史》，民國二十四年在上海光華大學所講，子女翼仁筆記之，而予為之訂補。以閱時甚暫，故所講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雖然，古之所貴乎朋友講習者，曰講明。學者於義有所不徹，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講貫。既習其數矣，而未能觀其會通，故教者為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者也。專門之士，窮幽鑿險，或非聖人所能為。然覆杯水於堂坳，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況於翻檢鈔錄，又不足以語於曲者邪。抑聞之，古之為政者，必立諫鼓，置謗木，豈不知忠言之逆耳，讒諂面諛之快於心，雖睿智，思慮有所弗能用；雖聰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眾以自輔，求賢以自鑒，而不蔽於其所親昵也。若乃將直言極諫，與誹謗同科。舉國計民生，唯黨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雲南起義前夕自記。

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是頗為難講的，因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實可考的，歷代都有記載。記載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實，缺落其一部分，或者中間脫去一節，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自然有人去研究，用考據手段去補足他。政治思想則不然，他是存於人的心裏的。有許多政治思想，怕始終沒有發表過；即或發表過的，亦不免於佚亡（凡高深的學說，往往與其時的社會不相宜，此等學說不容易發表，即使發表了，亦因其不受大眾的注意，或且為其所摧殘而易至於滅亡）；此等便都無可稽考。

（二）中國是一個政治發達的國家；而且幾千年來，研究學術的人特別重視政治；關於政治的議論，自然有許多，但都不是甚麼根本上的問題。為甚麼呢？因為一件事情，我們倘然看作問題而加以研究，必先對於這件事情發生了疑問，而疑問是生於比較的。我們都知道，希臘的政治思想發達得很早，在亞里士多德時，已經有很明晰的學說了。這就是由於希臘的地小而分裂，以區區之地分成許多國，各國所行的政體，既然不同而又時有變遷，留心政治問題的人，自然覺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關係，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國則不然。中國是個大陸之國，地勢是平坦而利於統一的。所以其支離破碎，不如希臘之甚。古代的原民族—即今日所謂漢族—分封之國雖多，所行的政體大概是一樣。其餘諸民族自然有兩樣的，但因其文明程度的低下，中原人不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較研究。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1]最可以代表這種思想、這種趨勢。直到後世，還是如此。沒有比較，哪裏會發生疑問？對於政治，如何會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國關於政治的史料雖多，大都係對於實際政務的意見—如法律當如何改訂、貨幣當如何釐定之類—此等學說，若一一列舉，則將不勝其煩，而其人對於政治思想依舊沒有明瞭。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非將一個思想家的學說，加以綜合，因其實際的議論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張來不可。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

凡思想總是離不開環境的，所以要講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實，而政治制度和事實的變遷，就自然可以影響到政治思想而劃分其時期。我們根據於這種眼光，把中國的政治思想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自上古至戰國。這是中國的社會組織發生一個很大變遷的時期。自政治上言之，則為由部落至封建（編者按：指實行分封制的政體），由封建至統一。

第二期，自秦至唐。秦漢是中國初由封建而入於統一的時期。封建之世不適宜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凋謝；統一之世所需要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發生；逐漸發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適宜的，不免釀成病態，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於此等問題。

第三期，自宋至清中葉。第二期中所發生的病象，到此漸覺深刻了，大家的注意自然更切，而其研究也漸深，往往能觸及根本問題。而這時期之中，民族問題也特別嚴重。實際上，民族問題在秦漢時代已經發生，當“五胡亂華”之時，已經很嚴重了，但是人們的思想往往較事實要落後些，當彼其時還不曾感覺他十分嚴重，到宋朝以後，卻不容人們不感覺了。要禦侮先要自己整飭，因此，因為對外問題的嚴重，也引起了內部改革的問題。

第四期，自清中葉至現代。這是中國和歐洲人接觸而一切思想都大起變化的時期，政治思想當然不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