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大音希聲蟬鳴賦

丁帆

謝剛之所以將此書謙辭名為《蟬笈中》，想必就是將自己的論點比作書箱裏發出的蟬鳴那樣聒噪，卻並不引起別人的注意。顯然，此書既不是《詩.小雅.小弁》中所云的“菀彼柳斯，鳴蜩”美景中的蟬鳴；也不是韓愈《題張十八所居》詩中“蛙歡橋未掃，蟬門長扃”，蟬在關閉的門戶裏空寂悲鳴；更不是陸游在《思故廬》中“柴門入幽夢，落日亂蟬”的那種惆悵。我卻以為這是謝剛從事出版事業和外宣工作多年來的破空之聲，是鐘鼓樂之的大音希聲。

謝剛出版第一本學術專著《洴澼江上》時，央我作序，我曾稱其是“遊走於廟堂和江湖之間的學人”。他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接受科班編輯訓練，因參與各種百科全書的編撰而與諸多專家學者交往，蒙受澤惠，成長很快，二十七八歲就做了知識出版社社長。跟隨我攻讀博士時，他也就三十歲出頭，已經是最高法院一個副廳級的“官”了，我以為他志在仕途，不意他2004年竟離開法院去創辦新星出版社了。那年冬天，我在北京開會，他來看我，出於關心，我問出版社在哪裏辦公，他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從背後的包裏拿出一個牛皮紙袋，說新星出版社所有的家當都在這裏了，辦公室正在租，很快就會有了。送他出門時，我才發現他是騎自行車過來的，過去，他是一直有專車接送的。不過我並不擔心，一個人，能放得下，就必然能拿得起。

果不其然，新星出版社很快就脫穎而出，出版了很多頗有份量和見地的學術圖書，引起學界關注。他還擔任“午夜文庫”的主編，他是偵探小說愛好者，這套書應該給出版社帶來了很好的經濟效益。新星出版社剛創辦時，只有他一個人，也只有不到二百萬元的注冊資金，現在，據說已經有數億元的資產了。我以為他會在新星一直做下去，畢竟，編書是他擅長的，也是他的興趣。

2011年底，他到南京來看我，說被上級派駐香港工作了。我很愕然，也很為他可惜，新星蒸蒸日上、勢頭正盛，雖然他還兼着新星社長，但畢竟工作重心在香港了。不料在香港，他又展現了性格中社會活動能力較強的一面，不多久就與港澳台學術界和文化界的諸多學者交上了朋友。他在香港創辦《今日中國》雜誌，竟然把饒宗頤、金耀基、李焯芬、黃玉山、張信剛、陳新滋、陳弘毅、程介明、鄭培凱等大學校長和著名學者全搬出來為其站台，可見能量不小、人緣不錯。身兼數職，往來於京港之間，已屬忙碌，他竟然還承攬科研課題，幾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二十多萬字的論著，頗讓我感慨。

說老實話，起先謝剛跟隨我讀博士時，我並沒有特別看好他在學業上的進步。到了做論文的階段，他堅持要做“現當代文學與出版關係”論域的選題，抱着試試看的心理，我才同意。在世紀之交，人們對媒體與文學的關係認識不足，學界雖有人涉及此題，但是做純文學的人尚少有涉獵。當他拿出一個章節給我閱讀時，我覺察到了他眼光的敏銳和犀利。其論斷新穎大膽，論據充分，論證清晰，受到了大家的好評。博士畢業論文順利通過，應該是他人生學業的一個休止符，但是，他並沒有停止自己的學術思考，而是繼續抽出時間來梳理自己的學術思路。這便是我高看他的理由，因為學術於他而言，已經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了，但是他始終將此作為人生精神的一種追求，且筆耕不輟，不忘初心。

對於“文學多元結構的生成和‘走出去’路徑的探討”，就是要釐清文學與現代出版的關係，以及與世界的溝通關係，從而回答“當代出版對文學發展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如何以出版為切口，有效地解釋各種文學現象？在文學對外傳播中，出版起到了何種作用？”等問題，不是把文學作品看作固定的、孤立的精神產品，而是一種現象，它有一個具體的生成過程，由作者、出版社、讀者共謀完成。所以，謝剛主張“以出版為核心對這一現象予以還原，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強調在文本形成後的分析解讀，把它當作一個先在的東西。出版在文本生成過程中運用了哪些修辭？出版在生成文本的過程中是否在生產一種新的文學趣味？在主流觀念、大眾文化和文學主體的重圍下，出版是如何樹立自己的文學觀念的？作家和出版者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實現文化的復興、文學的繁榮？在‘走出去’環節，着重探討中國文學國際化的過程裏，作家、出版者和譯者是否是完全割裂的？出版對作品的選擇是否影響或者‘擺佈’了文學的創作脈絡？”

無疑，中國文學從古代進入現代的重要標誌就是現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換言之，現代出版業是催生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它從器物層面走進了人的精神層面，正是這許許多多錯綜複雜的關係，構建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繁盛，個體作家、社團、流派創作的興起，幾乎無一不與出版媒介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反之，文學界和文化界的許多事件與糾葛，也無不與其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謝剛的立論根據是可靠而堅實的：“出版使文學被生產、被消費、被接受，進而產生社會影響。作為文學生成機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出版不能僅僅被看成是一個消極的程序，相反它有很大的自主性，並以各種獨特的方式，來影響甚至左右文學的生成和發展走向。從靜態的理論上看是這樣的，而文學的動態發展也為本書提供了史的依據。過去，我們僅注意到出版對大眾文學的引導作用，相對地忽略了它在精英文學史上的影響力。20世紀初以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得益於出版的全力促成，正是出版直接導生了小說這一新的文類，引進了西方的新的參照系，改變了舊有的文學結構，並積極介入文學的社會實踐，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經典化等權力話語的背後，出版在揮舞着它若隱若現的權杖。”是的，從舊有的觀念而言，作家作品才是佔主導地位的，但是，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出版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了，時代賦予出版人和出版機制更大的施展空間，所以我認為他在20世紀90年代所提出來的“共謀”理論是站得住腳的。

“一方面，出版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架設了溝通、融入的橋樑，因為有了以專司對外介紹推廣中國文學為工作範疇的出版機構，給了作家向世界展示創作才能的平台，作家也因此觸動了走向國際的憧憬和‘擁抱世界’的激情，這對文學的生成和發展包括對作家創作方向的調整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甚至說，由於對外文學翻譯對文學流派和作品內容、題材具有一定的選擇性，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走向。另一方面，由於受制於翻譯語言不夠‘本土化’的影響，內容選擇上不可避免受到時代的束縛、導向的局限，加上在海外發行渠道的單一，使得‘以國家為資助人’的對外文學出版未能盡如人意，留下了一些遺憾。從出版的視角來探究當代文學多元結構的形成，有助於了解分析文學和出版之間的辯證生成關係，文學引導出版的繁盛，出版促進文學的繁榮；反之，文學也存在制約出版的因素，出版也有戕害文學的機能。無論對內還是對外，無論是母語表達還是多語種傳播，這種辯證生成關係無法脫離。”毫無疑問，文學要走向世界，沒有這樣的前提保障和憂患意識，就只能是一種表面文章。

我之所以將題目定為“大音希聲蟬鳴賦”，是考慮到謝剛提出這個論斷的時間節點是在20世紀90年代，那時能夠在這個領域裏徜徉歌賦者甚少，那時為蟬鳴之聲，如今乃成黃鐘大呂。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