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個窮人談專利權

我不習慣給報紙寫文章。一個工人，除了幾個星期一、聖誕節和復活節以外，一天至少勞動十二至十四個小時，他會寫什麼呢？但是有人要我把我想說的，老老實實寫下來，這樣我才提起了筆，讓我盡我的力量做吧，如果寫得不對，請讀者原諒。

我出生在倫敦附近，但自從滿師以後，我幾乎一直在伯明翰的一家作坊做工（你們稱作工廠的，我們叫做作坊）。我的學徒生活是在德特福度過的，它離我出生的地方不遠；我的職業是鐵匠。我的名字是約翰，但從我十九歲起，大家便管我叫“老約翰”，因為我的頭髮稀稀拉拉，沒有幾根。眼前我五十六歲了，有意思的是，我的頭髮比起上述十九歲那年，既沒多些，也沒少些。

到下一個4月，我結婚便滿三十五年了。我是在愚人節[1]結婚的。讓大家笑我在這一天成親吧，我那天娶的可是一個好妻子，對我說來，這一天跟別的日子一樣，是個聰明的日子。

我們生過十個孩子，其中六個還活著。我的大兒子在意大利班輪“南方號”上當輪機員，輪船來往於馬賽和那不勒斯之間，中途停靠熱那亞、裡窩那和契維塔韋基亞。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人，發明過不少有用的小東西，然而什麼好處也沒撈到。我兩個兒子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的悉尼幹得不錯——直到上次來信，他們還是單身。我的一個兒子（詹姆斯）發瘋似的，去當了兵，在印度負了傷，肩胛骨上帶著一顆槍彈在醫院裡躺了六個月，這是他親自寫信告訴我的。他死了，他是最漂亮的一個。我兩個女兒，一個（瑪麗）境況還不錯，但胸腔積水。另一個（夏洛特）的男人卑鄙無恥，丟下她跑了，她只得帶著三個孩子跟我們住在一起。我最小的兒子才六歲，他對機械有些天賦。

我不是憲章派[2]，以前也從來不是。這並非說我沒有看到社會上存在許多叫我生氣的弊端，然而我認為那不是糾正它們的辦法。如果我認為那樣，我就成了憲章派。但我不認為那樣，我不是憲章派。我讀報，參加討論會，這是在伯明翰我們所說的“交誼室”裡，我認識了不少好人和憲章派工人。注意，這都不是有實力的人。

我不想吹牛，但應該說，我是生來就有些發明才能的，因為不先聲明這點，我就沒法把我要講的事講清楚。我為一種螺絲釘拿到過二十鎊，它至今還在應用。二十年來，我斷斷續續反覆試驗，想完成一項發明。去年聖誕節前夕夜裡十點鐘，我終於把它完成了。完工以後，我把老婆叫來，我們站在那兒，再也忍耐不住，眼淚直掛到了模型上。

我有一個朋友，名叫威廉·布徹，他是憲章派工人，屬於溫和派。他能說會道，口才很好，又非常活躍。我常常聽他說，我們工人在這世上每走一步都困難重重，尤其這幾年中機關林立，許多不該當官的都當了官，可是我們只能服從，掏錢支持那些不該支持的衙門。威廉·布徹說：“確實，所有的老百姓都得這麼做，但最沉重的負擔落在工人身上，因為他們本來已一無所有，非常貧困，同時也不應該在他們要消除不幸，伸張正義的時候，再給他們增加困難。”注意，我寫的都是威廉·布徹的原話。他是為了上述目的，特地講這番話的。

現在言歸正傳，談我的模型。它在聖誕節前夕夜裡十點鐘完成了，離現在已將近一年。我省吃儉用，把節省的錢都花在模型上；遇到日子不好過，或者我女兒夏洛特的孩子生了病，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的時候，我只得把它丟下，有時一丟就是幾個月。為了精益求精，我裝了又拆，拆了又裝，反覆試驗了不知多少次。它終於完工，成了上述那個美好的模型。

在聖誕節那天，威廉·布徹與我為這個模型作了一次長談。威廉相當聰明，但有時不免偏激。威廉說：“約翰，你打算把它怎麼辦？”我說：“申請專利。”威廉說：“怎麼申請專利，約翰？”我說：“領取專利證。”於是威廉聲稱，專利法是殘忍的騙局。他說：“約翰，要是你在取得專利權以前，就把你的發明公開，任何人都可能竊取你辛勤勞動的成果。你的處境是進退兩難，約翰。如果你想事先找個人合作，讓他來負擔申請專利權的大量費用，你非吃大虧不可；如果你想少吃一些虧，你勢必找許多人商量，東奔西跑，把你的發明弄得盡人皆知，結果它給人暗中偷走你也不知道。”我說：“威廉·布徹，你胡謅什麼呀？你有時有些偏激。”威廉說：“不，約翰，我告訴你的是實話。”接著，他又把這番話發揮了一通。我對他說，我要自己為我的發明申請專利。

我的大舅子喬治·伯裡，住在西布拉米奇（不幸他的老婆喝酒成癮，把什麼都典賣光了，在伯明翰監獄蹲過十七次，最後才算脫離苦海，歸天去了），他死後留給他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妻子一筆遺產，一共一百二十八鎊十先令英格蘭銀行債券。我和老婆還從沒動用過這筆錢。注意，我們也會年老，喪失工作能力。現在我們同意，要為發明申請專利。我們說，不妨用它幾個——我是指上述那筆錢——為我的發明申請專利。威廉·布徹給我寫了封信給倫敦的托馬斯·喬依。喬依是木工，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愛玩擲鐵圈遊戲。他住在倫敦切爾西區，教堂附近。我向作坊告了假，講好回來再去上班。我是一個熟練的工人。我不是戒酒主義者，但從不喝酒。過了聖誕節，我便搭廉價列車前往倫敦，在托馬斯·喬依家租了一間屋子，講明租一星期。他結婚了，有個兒子在當水手。

托馬斯·喬依對我說（根據他手頭的一本書），為發明申請專利，第一步應該做的，是寫一份向維多利亞女王提出的申請書。威廉·布徹也這麼說過，已為我擬就了一份。注意，威廉是一個筆頭很快的人。另外還要附一份給大法官庭長官的呈文。這我們也同樣寫好了。費了不少周折，我總算在聖堂石門附近大法官庭巷的南安普敦大廈[3]找到了一位長官，遞上了呈子，我付了十八便士。他們叫我把呈文和申請書送交白廳的內務部；等我找到那個衙門以後，我把它們留在那兒，等待內務大臣批示，為此我付了兩鎊兩先令六便士。六天後，他批了，並通知我把它送往總檢察長公署，留在那兒等待審批。我照辦了，又付了四鎊四先令。注意，在這整個過程中，非但沒有一個人為那些錢謝過我一聲，而且對我很不客氣。

這時，我在托馬斯·喬依家租的房間，已續租一周，現在五天又過去了。總檢察長公署辦了他們所說的例行公事（正如威廉·布徹在我動身前說的一樣，我的發明權是不容否定的），我又帶著這公事回到內務部。他們把它正式抄了一份，那就是所謂許可書。為這許可書，我付了七鎊十三先令六便士。它得呈送女王簽署。女王簽署後，又把它送回內務部。內務部又簽了字。等我去時，一位先生把它扔給了我，說道：“現在把它送往林肯法學協會內的專利局。”那時我已在托馬斯·喬依家住到第三周了，由於那些費用，我過得非常節省。我覺得自己有些泄氣了。

在林肯法學協會內的專利局，他們起草了關於我的發明的“女王敕令”和“敕令摘要”。我為此付了五鎊十先令六便士。他們“把敕令正式抄了兩份，一份送交印章局，一份送往御璽局”。我為此付了一鎊七先令六便士。三鎊印花稅不包括在內。該局文書又恭錄了一份供女王簽字用的女王敕令。我付了他一鎊一先令。外加印花稅又是一鎊十先令。然後我再把女王敕令送往總檢察署簽了個字。我領回時，又付了五鎊。我拿著它，又跑進內務部。內務大臣又把它呈送女王陛下。女王又簽了字。我為此又付了七鎊十三先令六便士。我在托馬斯·喬依家已住了一個多月。我精疲力竭，耐心快完了，錢袋也快空了。

托馬斯·喬依把進行的情形通知了威廉·布徹。威廉·布徹又在伯明翰的三個交誼室中談起了它，從那兒又傳到了其他交誼室，後來我聽說，英國北方的每一家作坊都知道了這事。注意，威廉·布徹在交誼室的講話中說，這是憲章派擴大陣容的專利道路。

但我的事還沒辦完。女王敕令還得送往河濱大道薩默塞特大廈的印章局——印花稅局也在那裡。印章局文書在敕令上“蓋了大印，以便呈送掌璽大臣”。我付了他四鎊七先令。御璽局文書在敕令上“蓋了御璽，以便呈送大法官閣下”。我付了他四鎊兩先令。蓋了御璽的敕令又送到了專利局文書手中，他根據它填寫了專利證。我付了他五鎊十七先令八便士；同時，我又為專利證一次付了印花稅三十鎊。然後我得為“專利品木箱”付九先令六便士。注意，這木箱如果讓托馬斯·喬依做，他只要十八便士，還可以賺錢。接著，我得付給“大法官辦公廳掌印官、副掌印官手續費”兩鎊兩先令。我還得付給“卷宗處處長手續費”七鎊十三先令，付給“卷宗處副處長手續費”十先令。接著，我得再付給大法官庭手續費一鎊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後，我得付給“卷宗封存員和火漆員手續費”十先令六便士。我住在托馬斯·喬依家已超過六周，我的發明取得的不容否定的專利權，花了我九十六鎊七先令八便士，還僅僅限於英國本土。如果我要在整個聯合王國境內取得專利權，恐怕非三百鎊不可。

好吧，我年輕時只受過極有限的教育。你會說，這對我太糟了。我也這麼說。威廉·布徹比我年輕二十年。他知道的比我多一百年。如果威廉·布徹要為一項發明申請專利，在這形形色色的官員之間來回奔波的時候，他會比我精明一些，不過我想他的耐心也許比不上我。注意，每逢提到那些看門的、收發的和辦公的老爺，威廉·布徹往往便會火冒三丈。

我並不想說，在我為我的發明申請專利的時候，我對這種生活感到多麼討厭。但我得指出：一個人好心好意想作些發明創造，結果卻落到這步田地，仿佛他犯了什麼過錯，這合理嗎？他每走一步都困難重重，怎麼會不產生這樣的感覺呢？這是每一個想取得專利權的發明者必然有的感覺。再瞧瞧那筆費用。如果我確實有些能耐（謝天謝地，我的發明現在已得到承認，發揮了作用），在我動手工作以前，先得付出那些代價，這對我，對國家，都多麼殘忍！你們自己算一算吧，那一共是九十六鎊七先令八便士。不多也不少。

威廉·布徹抱怨機關林立，我還有什麼好反對的呢？瞧，內務部，總檢察長公署，專利局，文書科，大法官庭，御璽局，還有大大小小的官員，什麼文牘，抄寫，掌印官，卷宗處長，副卷宗處長，卷宗封存員，火漆員。在英國，一個人哪怕要為一根橡皮筋，或者一隻鐵環申請專利權，恐怕也非得在所有這些關口付錢不可。有的還得付幾次。我經歷了三十五道手續，從女王陛下開始，到火漆員為止。注意，我真不知道這火漆員是個啥玩意兒，這是一個人，還是一件東西？[4]

我要講的話都講了。我已寫下了一切。但願已寫得很清楚。主要不是指我的文章（在這方面我沒有什麼好夸耀的），是指它的內容。現在我得用托馬斯·喬依的話作結束。我們分手時，他對我說：“約翰，如果這個國家的法律真像它理所應當的那樣，那麼你只要到倫敦來，把你的發明作個準確說明，畫出圖樣，大致付那麼半個克朗，馬上就可以領到專利證了。”

我的意見與托馬斯·喬依的一樣。再說一句。我同意威廉·布徹的話，他說：“什麼卷宗處，火漆員，這些傢伙應該統統滾蛋，在英國當官的已經太多，老百姓早已受不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