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纪念新诗百年

新世纪诗歌：活力大于危机

王士强

近年来，关于新世纪诗歌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态势，它恰如狄更斯所说既处于“最好的时代”也处于“最坏的时代”：有的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处于最好的时期，是新诗最为繁荣、成就最高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当今的诗歌失去读者、自说自话、一塌糊涂，甚至已无存在的必要。这两种观点均具代表性，各有其理由与依据，但同时也都有其片面之处和盲区。在我看来，新世纪诗歌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好，但也没有另一些人说的那么差，而更多的是活力、契机与问题、危机并存的。在这之中，有理由认为，新世纪诗歌正处于一个走向自由、多元、繁荣的上升阶段之中，其基本面是向好的，其活力大于其危机。

一、勃发的活力与创造性

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诗歌的生态系统已然进行了整体性的重组、重构，虽然称不上“日日新”，但的确出现了诸多新的特质，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性。下面对其活力与创造性之具体表现约略述之。

——网络快速发展所催生的自由、开放态势。对于新世纪诗歌而言，网络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称得上一个“大事件”。网络诗歌于20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但其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并发挥重要的影响无疑是在新世纪以来的这段时期。就时间节点而言，1999年底有界限、灵石岛诗歌网上线，2000年则有数家此后影响很大的诗歌网站如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等面世，2001年有橡皮先锋文学网、诗歌报网站等出现。这一时段诗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短短几年已蔚为大观，呈星火燎原之势，到2005年左右，据评论家李霞的统计，“迄今共产生的汉语诗歌网站约有1 000多个”，数量已相当可观，网站上发表的诗歌作品更是数不胜数。网络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的出现使诗歌的写作、传播、发表、评价等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旧有的诗歌秩序形成了剧烈冲击，使得诗歌界的整体生态链条被重新审视、组合、再造。作为“现代科技”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新生事物，网络诗歌迅速“崛起”（与新时期之初“朦胧诗”的“崛起”不无类似之处），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网络便已成为新世纪诗歌的“主战场”，它有着更高的自由度，凝聚和吸引了更多智慧的头脑，体现着强劲的创造性，使得诗歌的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网络诗歌的主要形式在迄今的短短十几年中也有数度变化，其最初的形式主要是论坛，而后博客兴起，近年则是微博、微信等。随着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上网设备也从台式电脑而笔记本电脑而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总体而言是往便携、随时随地、即时交流的方向发展，网络确已成为诗歌交流最为重要的平台。与此前媒体的高准入相比，现在的确人人均可成为媒体，形成了充满活力、“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局面，自媒体时代的诗歌在这一时期是更自由、更有活力了，虽然它也连带、附生出了一些堪称严重的问题，但其首要的意义无疑是积极和正面的。

——多元化、多向度的诗歌格局。与网络所带来的自由、开放有关，新世纪诗歌初步实现或者说初步接近了“多元”。联系新时期的诗歌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很大程度上是群体性、宣告式、概念化的，更多是在时代共名、时代主题支配之下的写作，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意识形态写作”，而20世纪90年代则可以说是由“一”分化为“二”，即“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两大阵营，它表征了当代诗歌在神圣化/日常化、形而上/形而下、超验/经验、精英/世俗等方面所产生的裂隙与分歧，这在世纪之交的“盘峰诗会”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和爆发。但“盘峰论争”同时又像是一次炸裂，预示了两大板块对垒的终结和更为混乱、破碎，同时也更具活力与可能性的诗歌格局的到来。在此之后的21世纪是一个众声喧哗、去中心、多中心（因而也无中心，如学者陈思和所说的“无名”）的“多”的时代。由“一”而“二”而“多”，其发展演变与《道德经》之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应该说也是时代发展进步的一种体现。新世纪诗歌呈现出一种离心、弥散的态势，其体量增加，边界得到了拓展，内部充满了差异性与复杂性，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艺术技法等方面的探索在不同的向度上得到了展开。如此状况恰如春天返青后的麦子，在快速地分蘖、拔节、抽穗，呈现出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景象。

——本土性、现实性、“中国性”增强。自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新诗一直有一个“世界”“西方”的背景，“与世界接轨”是其隐在而挥之不去的最为严重的焦虑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第三代诗”到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这一焦虑大致说来都是存在的，只是在不同个体那里程度有所区别而已。这种“接轨”当然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它打开了自我，重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极大改变了新诗的质地、内涵和面貌，使其重新回归艺术发展之正途。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也存在着堪称严重的问题，其所理解和借鉴的东西很难保证不是表面、皮相、一知半解的，也很难保证其移植到中国来而仍然能有生命力和有效性，在当时的语境中，西方文化数百年的发展成果被一股脑、共时性地“拿”了过来。这种“拿来主义”短时间内能够形成“头脑风暴”，对既存的现实秩序形成冲击，但它们终究不是原生、本体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消化、吸收、扬弃。在这一过程中，很容易而且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思想、观念的虚浮与混乱，拷贝西方诗歌语言与表述方式的翻译体现象，过度的炫技、语言游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显示了写作者主体性、独立性的不足。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主体性的成长，诗歌写作者能够更多地立足于“此时此地”，能够面对我们时代的生活而做出主体性更强的表达，诗歌更多的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生长出来的植物，而不再是舶来的、移植过来的盆景。新世纪以来，诗歌的本土性、“中国性”特征明显增强，诗歌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生存现场进一步敞开，它更接地气，更具及物性和有效性。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在新世纪之初曾提出诗歌“草根性”的概念，应该说是及时、准确而富有阐释力的，许多的问题可以由此生发、展开。近年来引起持续关注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等是这一时期诗歌本土性、现实性向度的一个表征，其所引起的关于诗歌写作伦理的讨论加深了人们对诗歌与现实等关系的理解。当然，这里面“中国性”因素的增强并不代表“世界性”因素的减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互相交糅的，而且“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只有真正表达好了“中国”，才可能抵达“世界”并与之对话，而不是相反。

——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再度推进。对当代诗歌而言，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推进在20世纪80年代是一次高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主调，理性、主体性、个体价值、独立性、自由与民主、公平与正义等价值理念成为一时之“热词”与关键词。即使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在当时的语境中也是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借鉴与操演，对于后发现代性国家而言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其后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主要的是“向内”用力，更为注重自身建设，强调艺术自身的规范与纯度，其于价值观念层面的关切总体而言不甚显明，现代性观念的演进事实上有一个放缓和停滞的过程。在新世纪诗歌中，现代性价值理念再度受到了重视，诗歌的现代性程度再度显著提升，写作主体具有更为显明的公民意识，许多的诗歌作品包含了对于社会的关切和对于人的关怀，有着明显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自由意识等，体现着鲜明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究其原因，这与网络平台所带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参与可能和互动方式等有关系，也与转型期中国的矛盾多发、问题重重，公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等均有关联。对仍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正面、积极、意义重大的，这一态势在未来也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和推进。

——诗歌技艺、风格层面的融汇与发散。在诗歌的技艺、审美取向、艺术风格层面，新世纪诗歌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汇聚一堂，确乎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其中有比如“新古典主义”的向传统的趋近，也有比较普遍的对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学习、借鉴；有注重导向性、侧重宏大叙事的主旋律诗歌，也有强调批判、介入现实的“新批判现实主义诗歌”“新现实主义诗歌”；有从女性、女性主义视角出发的“女子诗报群”，也有立足偏远地域、书写少数族裔的“地域诗歌写作群体”，复有张扬现代城市文化特征的“新城市”“城市诗人”写作群体；有对于精神性的强调（如“神性写作”“灵性诗歌”），也有对于肉身、身体的张扬（如“下半身诗歌”），以及倾向解构与“向下”“崇低”的写作（如“低诗歌”“垃圾运动”）；有强调抒情性、心灵性的“感动写作”，也有强调中止、分裂、沉默的“零度写作”，还有强调荒诞、无意义、后现代的“荒诞派诗歌”；有“向死而生”的“新死亡诗派”，也有直面命运深渊的“存在”，如此等等。从上述列举的这些仅是冰山一角的诗歌写作群体可以看出，新世纪诗歌的确是足够丰富、多样的，在向不同的方向展开自己。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说在新时期的初期对外来资源的学习、借鉴有不少是表面化的，难免邯郸学步、东施效颦，那么在新世纪则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从写作者自身独立的立场、判断、追求出发的，是更为成熟或者接近成熟的。从诗歌先锋性的角度来讲，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然存在，且更为内在、多元、发散，用诗人朵渔的话说便是“不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不团结”孕育了诗歌真正的活力与创造性。

——新诗人与优秀作品大量涌现。如果仅仅从数量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毫无疑问是繁荣的，诗歌的“产量”较之此前有井喷式的增长，而且每年均保持在相当可观的高位；就作者的数量来说，不但此前的老作者仍然在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与探索，而且源源不断地有新生力量加入其中。从代际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来一些“50后”“40后”以及年龄更大的诗人仍时有佳作问世，“60后”群体年富力强，创造力旺盛，堪称中流砥柱，“70后”诗人群体则在新世纪之初进入诗歌现场，成长迅速，其中的优异者已显出大气、厚重的气象，整体的阵容愈益庞大而整齐，“80后”“90后”诗人也早已跑步进场，起点高、有才华、有个性，每每带给人阅读的惊喜，其未来无疑也是值得期待的。年轻人并未离诗而去，这应该是最令人欣喜的，因为他们代表了诗歌的希望与未来。从新世纪至今的十数年的时间内，许多的诗人成长为优秀、成熟、重要的诗人，其数量较之新诗历史更早的任何一个时期应该都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即使是与人才辈出、诗人扮演了文化英雄角色而一呼百应的20世纪80年代相比也是如此，只是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诗人的经典化过程非常快，其经典化程度已很高，而当今时代的诗人其经典化则需要更为多重因素的合力以及常态时间的渐次检阅，一切尚不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近年来出现的年轻诗人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诗人思想要更成熟，起点更高，其作品的完成度也是更高的。这些诗人普遍经历了较好的教育，整体的文化水平更高，又遭逢了一个更为开放、多元、宽容的社会，他们普遍更具个性，更具现代观念，这些新诗人、年轻诗人的未来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从作品的角度来看，新世纪诗歌也收获了诸多沉甸甸的果实，达到“基准线”的作品无疑是更多的，其中重要的、卓越的作品也数量可观。可以肯定地说，新世纪诗歌的整体创作水准比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有显著提高的，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和诗作在未来的诗歌史、文学史上刻下印痕，并成为众人瞩目的经典诗人、经典作品均是可以期待的。

二、存在的问题与危机

新世纪诗歌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与陷阱，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将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下面同样约略述之。需要说明的一点，这里所谈论的问题并非全称判断，并非“天下乌鸦一般黑”，它们主要存在于某些诗人、部分诗歌，只是因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故专门列出加以讨论。

——过度自恋、自我炒作、缺乏自律。在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心目中，“诗人”是一个封闭性、特异的群体，他们大都特立独行，不与常人为伍，不受世俗规则约束。这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误读，另一方面却似乎也是诗人们所乐见、所追求的，也就是说，“诗人”的这种公众形象正是某些诗人自身所建构、营造的。现实中的许多诗人不见得能写出多少有说服力的作品，但却举止乖张、轻佻、放浪，口出狂言，污言秽语，不尊重他人，不讲社会公德，奇装异服、奇形怪状……认为这样才具有“诗人范”，才是诗人所为。究其本质这不过是把恶俗当个性，把无聊当有趣，暴露的是内心的浅薄与庸俗。实际上，正如诗人西川所说，“太像诗人的诗人不是好诗人”，诗人最重要的应该是写出好的诗歌作品，是诗意地去生活，而不是上述皮相的特征。在当今这个喧哗的“注意力经济”的时代，一些诗人也同样耐不住寂寞了，挖空心思进行自我炒作，以“诗人”身份作为幌子沽名钓誉，他们每每突破底线，以不是诗的“诗”、奇谈怪论、耸人听闻的诗歌事件、对于诗的嘲讽与亵渎招徕公众的目光，从而造成真正的、有定力的诗人默默无闻，一些差诗人、假诗人却暴得大名的怪现象，如洛夫诗句所说“水在后退/泡沫在前进”。不过也应该看到，这种自我炒作短期内虽然的确可能获得一定的关注和声名，但其“名利双收”的企图却注定不会成功，因为其所获得的“名”更多的是污名、骂名，其所获得的“利”也只是当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从长远来看这种影响是负面的，其损失恐怕更大。如上的种种做派与炒作败坏了当代诗人与诗歌的形象，加深了公众对于诗歌的隔阂，在这里面诗人自身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是内心不自重、不自律、不自信的表现。诗人首先应该尊重自己、敬畏诗歌，不以诗歌作为手段、工具，而应将其作为严肃、至高的追求，这样的诗人群体才是值得尊重的，才可能获得社会公众的尊重与认可。

——圈子林立、党同伐异、内耗严重。诗歌界另外一个现象是“圈子化”明显，绝大多数的诗人都有其特定的圈子，圈子之多、之复杂，相互之间隔离、对立的程度之深，在所有文体的写作中大概都无出其右。圈子化本身并无问题，出于地域、受众、写作取向等方面的原因，诗歌同好之间聚到一起，切磋交流、互相取暖，这是正常且值得赞赏并有积极意义的，但物极则必反，而今诗歌界的圈子化已发展到了党同伐异、挑边站队，彼此视为敌人，老死不相往来甚至人身攻击、拳脚相加的程度，这是存在问题的，不利于正常、健康的诗歌（批评）生态的构建，也影响、败坏了诗人的公共形象，加深了诗歌与公众之间的疏离与隔绝。由于诗歌界的圈子多数并不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其核心人物往往也是为数极少的一两个人，诸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是，现实之中某些核心人物在其圈子中逐渐成为宗教意义的“教主”或者江湖意义的“老大”，目空一切，睥睨天下，“老子天下第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形成一种自傲与自卑、张扬与虚弱交织混杂的心态。同时，这种等级化、单极化的人际关系与结构很容易产生矛盾并导致分崩离析，有人会退出并另起炉灶、另立山头，但其后果往往不过是“彼可取而代之”，他自己成了他此前所反对的人物，如此循环往复。这种心态与机制同样是远离现代文明体系的，无论是对诗人还是对诗歌发展来说都是有害的。在当今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诗歌本已非常边缘，诗歌界内部的圈子林立、互相隔绝、矛盾重重无疑也是这种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而不是如通常所认为的是其结果。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不同的诗歌写作取向非常正常，这也是一直以来诗歌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诗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合作、互补的，应该“一致对外”而不是各自为战，更不应该互相攻击、互相消耗。这里面诗歌观念、风格、追求之间的论争当然可以有，而且不无裨益，但不应该意气用事、人身攻击，应该对“诗”而不是对“人”。借用经济学的表述，诗人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写出好诗，提升自己的境界，经营好自己的写作，并共同把中国诗歌的“蛋糕”做大，提高其整体水平和影响力，而不是盯着眼前，计较于所谓诗坛“利益”的分配。

——门槛降低、低水平重复、辨识度不高。网络释放了诗歌的生产力，但同时也极大降低了诗歌的门槛，甚至已无限趋近于“零门槛”。门槛的降低有其好处，但同时也使得鱼龙混杂、良莠不分，导致了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等现象的出现。门槛降低带来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诗歌标准的缺失与混乱，关于诗歌的“共识”已然失去，诗之为诗的一些基本要素也遭到解构、质疑，旧的秩序打乱了，但却并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这实际上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反思、自我提高的机会，使得许多人故步自封、原地踏步。客观地说，当今诗歌中的相当部分是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许多的诗人并没有进入严格意义上的诗歌门槛，即使进入诗歌门槛的许多诗人也还是在较低的层次上重复、模仿着别人或者是自我重复，缺乏真正的突破与提升，没有个人的创造性。从事诗歌写作的人虽然为数甚巨，但整体水平不高，真正形成了个体的清晰面目，有个人化的风格追求的，为数并不太多。更多的诗人是在从事模仿性、跟风式的写作，辨识度不高，千人一面，人云亦云，这样的写作是没有难度的，也是缺乏创造性和价值意义的。

——浮躁、孱弱、被同化与被征用。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至上、“娱乐至死”的语境中，社会文化的浮躁、表浅、快餐化、娱乐化无可避免，诗歌本应作为一种反制性的力量，作为一种纠偏和反向运动而存在。但在现实中，诗歌却在相当程度上也沾染了“时代病”，很多时候它不但没有作为异质性的力量而做出文化上的警醒、映照、改变，反而是被同化，成了现实秩序、消费逻辑的一部分。这便涉及诗歌写作者的精神根柢与思想能力的问题。许多的写作者在精神、思想上是漂泊、无根、孱弱的，没有强大的内心和强大的自己，没有真正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只能向占据支配地位的文化因素“献媚”“投诚”，只能是被外界所同化而很难对之做出改变，这符合“现实”的法则但却背离了诗歌本身的职责与本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诗歌被征用的危险。而今的诗歌活动非常之多，各种诗会、诗歌奖、诗歌节等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不少诗歌奖项的奖金、投入也令人咋舌。对诗歌的关注当然是好事，但不少活动却也令人生疑，“醉翁之意不在酒”，以“诗歌”冠名的如许活动却可能只是利用、征用、消费诗歌，只是一场“秀”，其背后的动因是个别人的“名”与“利”之企图。它们或者是某些有钱人附庸风雅，冀望改变和提升自己的“文化形象”；或者是某些政府部门摆一摆重视文化的姿态，增加一些政绩；或者是某些人为了制造媒体效应而一时的心血来潮，许多人居高临下地摆布、戏弄诗歌，内心并无对诗歌的尊重与敬意，如此等等。权力与资本对于诗歌的介入是值得警惕的，其背后勾连着复杂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可能对真正的诗歌和诗歌精神造成伤害。如何保持诗歌的独立性，如何避免被声色犬马、庞然大物所诱惑、所征用，如何在这个时代发出自己理性、清醒、正直、真切的声音，对于每一位诗人来说可能都是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三、“前途”与“道路”，谨慎的乐观

如果对新世纪诗歌做一个总体性的观察，应该说其活力与创造性是大于其危机与问题的，否则许多的现象便难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比如说，如果认为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处于衰退、没落之中，便无法解释其总量的几何倍数增长、新诗人的不断加入以及显而易见的在思想观念、艺术风格方面的更为多元与丰富的特点。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如果说中国的古典诗歌经数千年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已经穷尽了可能性，其生命力与活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确显老迈的话，那么仅仅面世百年的新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和生命周期。如果说看起来中国新诗蹒跚学步、咿呀学语、建立自我意识的阶段已经过去的话，而今它最多也只是处于一个快速变化、成长中的少年、青年阶段，离真正的成熟、衰老、终结都还遥遥。也许当今的诗歌的确并不“成熟”、问题很多、层次不高，但是，它是走在探索、前进的道路上的，是有活力、生机勃勃、充满可能的，这应该成为关于我们时代诗歌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当前诗歌已经比较小众，与社会公众有了相当程度的疏离与隔阂的情况下，关于新世纪诗歌的前景，固然不应盲目乐观，但也不必过分悲观，诗歌历来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璀璨、最精粹的部分，而今也并不例外，应该说新世纪诗歌仍然葆有着强悍的生命力与创造性，凝聚着我们时代的诗意、光荣与梦想，它是对得起自己所生存的时代，同时也值得人们更多期待的。总体而言，对于诗歌未来的发展还是应该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当然，是谨慎的乐观，我们也可以借用一个句式来说：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曲折的；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作者王士强，山东籍，“70后”，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博士后。曾获“中国当代诗歌奖”批评奖、“澄迈·诗探索奖”理论批评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