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安倍经济学”是否“曲终人散”

1.“安倍经济学”的特点及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经济呈现长期衰退趋势（参见图1-1）。随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滑，泡沫经济时代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的GDP占比不断攀升，目前已跃居发达国家首位。与此同时，日本的少子化、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费支出扩大了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缺口，进一步推高了财政的国债依存度。在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以后，日本经济正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需要在短期内尽快刺激实体经济实现复苏，以使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局面；二是需要在长期内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解决社会保障透支财政问题，消除主权债务风险。而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两者难以兼顾。

图1-1 日本经济增长率趋势图（1956—2019年）

注：年度基础。多个年度平均是指各年度数值的单纯平均。1980年度以前根据《日本平成12年版国民经济计算年报》（1963SNA基础）,1981—1994年度根据年报（2009年度确报，1993SNA）。之后根据2008SNA。2020年4—6月期1次速报值（2020年8月17日公开）。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SNA网站。

2012年12月安倍组阁以后，日本开始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具体政策内容主要包括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机动灵活的财政政策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增长战略三个组成部分。为夺人眼球，安倍将其核心内容形容以“三支箭”来进行概括。从其具体构成来看，包括了以超级量化宽松政策为特征的大胆的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大规模公共投资，以结构改革和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战略。从其主要措施来看，将通胀目标设置为2%，使日本摆脱长期通货紧缩的状态；实施超级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促使日元贬值，增强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加日本对外出口；推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即所谓的国土强韧化政策；以TPP为核心实施增长战略，实现日本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015年9月24日，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表示继续以政权运营将以经济为最优先目标，并推出第二阶段的“安倍经济学”。提出以“一亿人口总活跃社会”为目标的“新三支箭”计划，即孕育希望的强大经济、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及安心的社会保障。安倍表示，计划到2020年将日本的实际GDP扩大到600万亿日元，人口出生率达到1.8，实现零看护离职。但是，与“旧三支箭”相比，“新三支箭”并未明确具体内容，如他提出GDP达到600万亿日元的目标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等具体内容均没有明确。虽然重视构筑梦想的育儿支援和安心的社会保障的新政策获得了积极评价，但这“新三支箭”具体要如何推进，财源如何确保等，都没有明确的举措。而且，此前“旧三支箭”的经济效果也尚未真正体现。此举受到了日本社会一定的质疑。

从安倍执政七年的结果来看，一方面其执政期间日本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仍为0.1%，并没有超出潜在增长率以上，当初约定的通胀目标和工资率上调也并未实现。但是另一方面，日本股市的反弹（参见图1-2）、日企税后保留利润的增加还是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企业有效求人倍率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失业率也下降到了较低水平（参见图1-3）。尽管如此，值得注意因少子化和老龄化造成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现象，也是造成失业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1-2 日经平均股价趋势图（1970—2020年）

图1-3 日本完全失业率和有效求人倍率趋势图（1948—2019年）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日本厚生劳动省《职业安定业务统计》。

2．疫情蔓延使日本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周期

根据2020年8月17日日本内阁府发布的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GDP）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萎缩7.8%，按年率计算为萎缩27.8%，跌幅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创下的17.8%，日本经济出现1955年以来最严重的萎缩。这是自2019年第四季度开始日本经济连续出现的第三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其中，2019年第四季度和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主要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国内消费增税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下滑，第二季度经济下滑则主要是新冠疫情所致。

首先，新冠疫情使个人消费减少。2020年第二季度，恰逢日本疫情开始进入为期5周的“软性抗疫”。首先是4月初东京、北海道等疫情严重的七地率先进入“紧急状态”，其后是自4月17日起日本全境进入“紧急状态”。这也是日本战后首次因公共卫生事件进入的紧急状态。在为期5周的紧急状态期间，民众减少出行，多数企业响应政府号召采取远程办公等形式。受此影响，今年4—6月，日本个人消费环比下滑8.2%，使日本当季GDP下降了4.5个百分点。其次，受企业停工停产影响，资本支出也下滑1.5%。再次，外需疲软使日本货物出口下滑17.8%，并导致GDP下降3.1个百分点。根据日本财务省8月11日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日本经常项目顺差减少至7.31万亿日元，同比下降31.4%。这也是自2015年以来日本经常项目顺差首次在上半年降至10万亿日元以下。在之后的6月，经常项目顺差同比继续下降86.6%至1 675亿日元，同比降幅较5月进一步扩大。可以说，外需疲软使日本经常项目顺差不断缩水，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

7月，日本政府在预期疫情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制订了重振国内旅游和刺激消费的“Go to Travel计划”，准备通过该计划全面刺激日本个人消费的恢复。由于对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准备不足，随着东京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急剧上升，各地政府转而呼吁民众不要跨地区出行。由于出现意想不到的疫情反弹局面，整个刺激计划最后不了了之。受此打击，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企业开始出现“倒闭潮”。根据日本信用调查公司“东京商工调查”8月发布的企业破产统计数据显示，7月负债1 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破产数已达789家，并连续2个月刷新历史纪录。该机构警告称，日本政府推出的紧急经济对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部分企业破产的时间，但是日本经济在第三季度若不能出现复苏迹象，届时将会出现更大程度的“倒闭潮”。

3.“安倍经济学”的“财政货币化”趋势愈发鲜明

此次日本的经济衰退始于新冠疫情蔓延之前，其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减速和国内消费增税。因此，即使今年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也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个人消费会有很大反弹空间，疫情只不过是延长了消费增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进入2020年，日本开始同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消费增税和疫情三个负面因素，这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目前，日本政府因疫情支出援助资金占到GDP的40%，其中包括保留工作的补贴、贷款担保和现金补助，以防止企业破产和官方的失业率激增。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讲，其专项支出也从去年年底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扩大到2020年的紧急应对计划。从2020年4—5月应对计划的失业规模来看，已经达到234万亿日元，其中涉及财政补充预算的规模也达57万亿日元，而2020年整个国家预算支出规模也不过63万亿日元。可以说，2020年整个年度预算支出增加了近一倍。在税收减少的背景下，为了救济生活陷入贫困的家庭和营收急剧下降的企业，整个日本国家财政资金缺口变得越来越大。基于这一事实，货币政策的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疫情蔓延之前日本央行就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宽松政策把市场利率水平保持在较低水平。从2020年3月起，作为疫情应对举措，日本央行采取特别公开市场操作举措，取消了国债购入上限等管制，进一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但是，货币和财政的此类组合具有“财政货币化”的特征，受到了诸多质疑。

根据《日本财政法》第五条规定，中央银行不得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填补财政透支的资金，但是第五条同时也允许日本央行可以将长期国债到期偿以短期折扣国债的形式兑现。从日本以往的做法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央行就经常采用这一手法来提供流动性。一般来说，在规模可控的情况下通过适当增购国债向市场提供资金，既可以实现货币调控的政策目的，又可以合理管控央行资产管理的风险。但是，如果取消国债收购限额，则意味着日本可以随着财政透支的不断增加而不断增发国债，而央行又由于没有增购国债的上限则可以不断扩大增购规模。从这一操作特点看，比较符合“财政货币化”的特征，如果这一制度长期持续下去，财政自律性必将受到极大损害。

2020年8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宣布辞去日本首相职务，引发日本政坛“地震”。安倍在新冠疫情“第二波”到来和日本经济第三季度继续呈下行预期的局面下提出辞职，给今后日本经济的走势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后安倍时代日本新一代领导人如何继承“安倍路线”的遗产？“安倍经济学”到底是“曲终人散”还是“枯木逢春”？其动向仍需继续关注。

参考文献

原田泰·齊藤誠編、『徹底分析アべノミクス』、中央経済社。

小林敬一郎·森川正行、『コロナ危機の経済学』、日本経済新聞社。

福田慎一、『検証アべノミクス「新三本の矢」：成長戦略による構造改革への期待と課題』、東京大学出版会。

服部茂幸、『アべノミクスの終焉』、岩波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