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录》与内山完造的中国观

刘柠

在中国，内山完造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是有很高的知名度。当然，多数人知道他，是因了鲁迅：从战前到战时，上海的内山书店，是中日关系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鲁迅人生最后十年的常去的地方。因此，谈论内山完造，必谈内山书店和鲁迅，内山无疑是当世最有资格称“知鲁”者之一。

可问题是，内山与鲁迅的交往，满打满算，不到十年，未及他旅中生涯的三分之一。在结识鲁迅前，内山已有十余年在中国社会的“潜水”，其中国观已然成形；鲁迅去世后，内山复有十年的历练，中国观仍未改其宗。事实上，鲁迅构成了内山中国观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提供了某种支撑。

作为明治中期出生、大正初年即来中国闯荡的日本人，内山的中国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作为底层民众从日本偏远的山村涌到大陆，谋生图存，寻找发展机会的。

内山完造来到中国之后，他的中国观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其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可以说均是在中国受到的刺激。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着完造。二是在中国的日人的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则令他时时感到痛苦和羞耻。如“一·二八事变”时，他看到（中国）“避难者成群结队涌过，却全然不见任何混乱迹象，卡车穿过马路时，也平安无事。与日本人动辄做歇斯底里状相比，那些中国人完全不成问题，实在是平静如常”，完造的内心其实很难平静。特别是眼瞅着“周建人先生一行被带走时，也淡定自若”，而“躁动不安的是日本人”，他内心的天平明显发生了倾斜，“两相比较，自然不难看出民族的轻率与持重”。

20世纪2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的中日方店员曾组织过一个内部储蓄会，每人每月缴纳一元，并把钱存进中南银行。可后来，那家银行因公债暴跌而蒙受巨额亏损，其所发行的纸币被外国银行拒收了。于是，内山向书店的中国人主管王宝良先生建议：“中南银行比较危险，还是把储蓄会的存款取出来，转存正金银行比较保险。”可王先生却说：“没关系，先搁在那儿吧。”内山不解：“万一银行破产怎么办？”王先生答道：“人家亏损时去提款，银行便会破产。还是在人家赚钱时去取钱比较好。”内山听罢，顿感羞惭。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日本人，却能从底层中国人身上，有所发现，且发自内心地感佩于这种发现，这确实很能说明内山的品格。

内山完造也是在殖民时代却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分子之一。有道是，知易行难，但其实“知”也不易。完造在中国的年代，仅上海一地，日侨的人数便从万人增至日本战败前夕逾十万人。从日本往来中国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而这正是完造的生活经历之所以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使完造从一名卖眼药的游商，在变身为上海最著名的文人书店老板的同时，成长为一名自由派反战知识分子？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的，多是底层人成功后的跋扈，所谓“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鲁迅题赠内山完造诗），鲁迅则干脆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内山从社会的底端起步，在中国社会不懈打拼、上升的过程，则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他刚到中国不久，便带领几名中国苦力踏上了行商之旅，先后历时两年，足迹遍及华东、华中的大部分地区，自命为“日本人苦力”。异国广袤的土地、雄浑的自然和异文化的新鲜刺激，不断刷新、改写着完造在日本国内被洗脑的中国观，他开始自觉并惭愧于此前那种“无知的傲慢”：

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中国人，虽然全无常识，却端着一种日本式的自信，动辄以“文明国人”自居，将自己的生活束之高阁，想必相当滑稽。日后想起来，连自己也禁不住苦笑。

如此，完造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一边感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和倾轧，一边体验着中国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在此起彼伏的“排日”浪潮和日益绷紧、不无对撞危险的中日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孜孜矻矻地行商，同时积累着对中国的观察和对中日文化差异的思考，为日后重新出发做准备。而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与商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即使在作为商人的时候，他的感官也是开放的，也会从商业习惯和潜规中，发现不同的商业道德，从而修正此前“问题中国观”中的既成偏见。

如他在《花甲录》中记述的一个故事。1914年，完造去长沙行商，顺道访问城里的英华大药房。五六年前，完造奉职的参天堂上海代理店——上海日信大药房曾委托这家店寄售大学眼药。他想了解一下后续情况并回收货款，可他并不知道该店已经易主。

尽管店已易主，银行已倒闭，货款却一文不少，完璧归赵——湘商重然诺的诚信，令关西商人出身的完造内心受到很大震动，而且他相信，“此等事体并不限于湖南人”。可以说，正是作为行商的四处游历和与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打下了内山中国观的底子。

可完造骨子里其实并不是典型的商人。生于乱世，又置身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一个纯商人的角色，会使他有种安身立命的惶恐感，这既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就出身与学历而言，完造的成分接近于当时侨居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相当于“土著派”。但通过后来的书店经营者背景，完造得以接近上海——这个战前独特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中间层，从而实现了人生转型。以1917年（大正六年）为界，完造从一名行商，转身为书店经营者。从此，内山之名开始与某种志业合体，那就是内山书店。

其实，内山书店的前身，是内山夫人内山美喜（原名井上美喜）的副业，首任店长应该也是内山夫人。彼时，完造四处行商，夫妇聚少离多。为排遣夫人的寂寞，便在当时位于魏盛里的自家公寓二楼的亭子间开设了一爿小书店。因夫妇二人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书店开业之初，只经营《圣经》和圣经研究杂志等著作。

完造接手后，夫妇二人胼手胝足，苦心经营，书店几经搬迁，越做越大，最后本店于1929年在公共租界内的黄金地段北四川路（施高塔路）落定，并在英租界开了一家分店，成为战前到战时，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书店。1926年，文豪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曾在随笔中记录了内山书店的繁盛和与店主的交游。

内山书店已然超出了纯书店的范畴，颇有种今天书咖啡（Book Café）的味道，在那时就相当文艺范儿了。事实上，内山书店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人文书店之一，而且兼营出版。店中附设的茶座，即文艺漫谈会，由中日两国的作家文人“轮流坐庄”。老板内山也顺理成章地转身为“漫谈作家”，生前出版了不下二十种随笔集。书店提供的左翼进步书籍，是中国知识界了解世界的窗口，不折不扣的文化重镇。据不完全统计，仅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外国文艺书籍中，原版书源自内山书店者，逾三百三十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谲云诡，战云密布，扼守上海公共租界战略要津的内山书店，自然吸引了中日两国各界的目光，其影响力远远溢出了文化圈。店内高朋满座，用完造自己的话说，“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者中的李大钊、陈独秀，都是书店的顾客”。而最著名的书客，当属鲁迅：鲁迅不仅常来，甚至他连家中的房租和水电费，都由内山书店代缴。在鲁迅所结识的日本友人中，经内山引荐介绍者，多达一百六十人以上。鲁迅去世前一天，最后一通便笺是致内山的。鲁迅生前唯一为人作序的书，是内山完造的处女作《活中国的姿态》。“一·二八事变”中，鲁迅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内山书店避难；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是赫然名列治丧委员会的两位外籍人士之一（另一位是史沫特莱）。“八·一三”事变时，内山出面搭救被捕的许广平；郭沫若、陶行知、夏丏尊等进步文化人，都曾得到过内山的营救……毫不夸张地说，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不啻为严峻时代中日关系最坚实的桥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完造把书店资产均分给中日两国三十余位店员，同年10月23日，上海内山书店作为“敌产”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限期离境，且禁止携带任何行李，只穿了一件对襟毛线衣，便上了回国的轮船，大量手记、书信等珍贵文物悉数佚失。

战后，因片纸未能带回国，完造只好以日本出版的历史年表为线索，完全凭记忆，撰写了从出生到自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即《花甲录》。1960年9月，《花甲录》由岩波书店出版。2011年3月，由平凡社再版，并编入权威的东洋文库。问世逾半个世纪，《花甲录》早已沉淀为日本现代汉学的经典著作。过去十余年来，内山完造的诸种著作陆续落地中国，独不见这部“硬货”登场。此番付梓，聊补遗珠之憾。

在种种意义上，《花甲录》都是一部重要汉学著作。它不仅是内山完造的个人史——自出生到自上海回国的六十年回忆，从中也折射了从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的日本现代史、社会世相史和中日关系史。学者竹内好评价说：“《花甲录》并非历史书，而是历史本人，是内山完造的人格。对思考日中关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限的未开拓的，或者半开拓的宝库。”

完造不是历史家，却胜似历史家。完造其人的特殊背景、传奇经历和从战前到战时上海内山书店巨大的影响力，使这部回忆录史料满载。其中，很多一手资料，大可作为破解历史迷津的重要参考。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关于《花甲录》的内容和体例上的问题。一是原著无注释，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所加。因本书作为历史文本，涉及的人事繁复，为方便读者的检索、研究，凡加注释的外国人名（包括日本人），均标注了英文（或日文罗马字）拼写。二是由于完造在写作时以日本战后出版的历史年表为时间线索，故每一年的大事记，均为内山所遴选的历史年表中的记载，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记述，重在历史线索，请读者诸君明察。

长年以来，与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副教授O. J. 女士“以心传心”的交流，惠我良多，意义远大于学术。多少个深夜，以MSN、电子邮件或微信为媒介的“翻译讲座”，对我理解诸多战前的日本事情和旧式的日语表达，功莫大焉，在此表达深深的谢忱。

写于2016年10月19日
2020年9月2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