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亚圣有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周公制礼，孔子承教，董仲舒申天人之辩，文中子达三才之权。圣贤代出，文脉相传，方使弦歌不辍、斯文未坠。周公兴礼乐于殷周鼎革，孔子昌教化于东周式微，董仲舒立纲常于西汉风鹏正举之世，文中子振礼教于隋末大厦将倾之时。文中子一生未遇其主亦未得其时，因无缘庙堂而行年未列乎史传、著述未编诸经籍，其著述散佚者居大半而传世者亦多有窜乱，故后世学人间有疑其书乃至疑其人者。
文中子即王通。王通，字仲淹，河东龙门（今山西万荣）人。生于隋开皇四年（584），卒于隋大业十三年（617）。王氏一族，世承家学，渊源深厚。王通在良好的家学熏陶下，少而徇齐，长而笃学，敦睦儒家圣教，宗师仲尼，尊王道，崇古制，十八岁秀才高第，次年任蜀郡司户书佐。然终不得其时，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隋文帝不能尽用其才，遂退居乡里，隐居于河汾之间，终生以授徒讲习为业，一时之间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相传董常、姚义、杜淹、李靖、程元、窦威、魏徵、房玄龄等隋末名士乃至初唐卿相皆称师北面，时人尊为“王孔子”。王通离世后，门人弟子有感于先生之德业，故私谥为“文中子”。
据《文中子世家》所载，王通先祖可以追溯到两汉之时的王霸，王霸洁身自好，朝廷征辟不至；十八代祖王殷，为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乡里百姓；十四代祖王述，谨承家学，公府征辟不至，著有《春秋义统》；九代祖王㝢，遭逢“八王之乱”而随晋室南渡；六代祖王玄则，历任南朝刘宋太仆、国子博士，时人称为“王先生”，著有《时变论》六篇；王玄则之子王焕，即“江州府君”，著有《五经决录》五篇；王焕之子王虬，即“晋阳穆公”，著有《政大论》八篇；王虬之子王彦，即“同州府君”，著有《政小论》八篇；王彦之子王一，即“安康献公”，著有《皇极谠义》九篇；王一之子王隆，即“铜川府君”，是为文中子之父，著有《兴衰要论》七篇。
王通在深厚家学的熏陶之下，天资聪慧而不失敦厚稳重，学业精进亦不失勤勉笃实。谨承家学之外更能广寻名师鸿儒。相传王通年少之时便有四方之志，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王通潜心经典，勤勉不懈，不解衣者六年，是故六岁明王道，十五为人师，始冠而西游长安晋谒隋文帝奏陈《太平十二策》，然未得见用，于是退居河汾，授业讲习，著书立说，朝廷征辟皆不就。王通著述以传承孔子圣教为使命，以匡正世道人心为己任，以儒家《六经》为轨范，终成《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王通据《春秋》而成《元经》，据《尚书》而成《续书》，据《诗经》而成《续诗》，据《礼》而成《礼论》，据《易》而成《赞易》，据《乐》而成《乐论》。《续六经》仅有《元经》传世，其余皆已亡佚，古今学人多疑今本《元经》系后人伪作。另有《中说》传世，相传为王通门生薛收、姚义编纂，经王通亚弟王凝初步整理并授予王通少子王福畤，后得王福畤“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方有今日《中说》之体式。《中说》内容实为王通门生对问之作，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效法《论语》的痕迹都颇为明显，较为直观地呈现了王通的思想。
一为尊圣教。王通身处隋朝末年，深切体察到经学道统的绵弱与衰微。魏晋玄学兴盛，南朝佛教昌炽，以致汉末以降三百载纲常不立、人心不古，遂使天下易于分裂而无法江山一统，王朝苦于更迭而难以长治久安。王通欲弘儒家圣教以重整乾坤，认为“兴衰资乎人，得失在乎教”，意在说明这种局面看似是由天下纷争、战乱不断造成的，实则却是源于“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上失其道”在于不遵周公之制，“民散久矣”在于不行孔子之教，终使庙堂尚权谋而不知礼乐，闾里矜诈力而不识纲常。王通对儒家礼乐王道推崇备至，直言：“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其盛赞之意溢于言辞。这种对儒学正统思想的尊崇既合乎王朝一统的外在客观需要，又合乎社会思潮因长久纷乱而趋于归一的内在发展诉求。
二为崇古制。在王通的思想体系中，因尊三皇五帝、周孔之教而崇分封、世卿、井田之制，尊圣教与崇古制实互为表里。这种互为表里的逻辑在于：圣王治天下必行古制，不行古制虽圣王亦不可治天下。王通认为能够使天下实现海晏河清的完美制度当为“三代古制”，这是因为三代之法，自是王道之正，如若“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因此，作为与“三代之法”相表里的分封、世卿、井田、肉刑等古制当为有道君王施政行教、重振皇纲的不二法门。分封、世卿是推行儒家礼乐王道政治层面的保障，井田、什一是经济层面的基础。鉴于时代的差异，王通亦以发展的眼光将两汉之制与三皇五帝之政相提并论，但终究还是因为两汉不尽遵古制而将其列为“帝制之变”。当然，对于王通思想中这种对古制的尊崇乃至膜拜，如若将其置于当时客观的历史维度之中加以冷静地看待，可以理解为世道长期动荡，经学道统被迫退出社会主流且饱受压抑后的“反弹”，是一种渴望国家一统、重构社会纲常秩序强烈诉求的体现。
三为厚人伦。王通为实现太平治世，一方面以“古制”为蓝本进行着“政归三代”的建构，另一方面以“古风”为目标进行着“民风归朴”的努力。前者于礼乐政教层面兴王道，后者于世道人伦层面化民心。王通在婚丧嫁娶、春种秋收、岁时祭祀、宴请宾客等方面皆以“古礼”“古风”教化民众，以期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圣人孔子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为“荷蓧丈人”所诟病，王通不仅能“艺黍登场”力行农事，还能秉持公心亲服徭役。值得一提的是，王通鉴于汉末以来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以及亲身经历隋末暴政的残惨与酷虐，在推行教化时充分汲取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现实总结，直言“仁生于歉，义生于丰，故富而教之，斯易也”，进而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富而教之”的思想，深刻认识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民风归朴的重要保证。
四为辩文道。王通于物质层面认识到了“富而教之”的重要性，更于精神层面认识到了匡经、正史、彰明文道的必要性。在王通看来，三国两晋以讫南北二朝，皇纲不振、世道衰颓的直接原因在于不遵古制、不行王道，而更为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文辞浮艳、史笔淆乱，以致文道乖析、大义不存。王通秉承孔子“辞达而已矣”的思想，对六朝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文风给予纠正。对追慕虚名，乃至鼓吹异端以哗众取宠的写作动机予以批判。指出写作文章应当秉持恭敬严肃的态度，“苟作”之文断不可取。治学为文皆应以道为根本、以义为准绳。学应贯乎正道，文当济乎大义！而后方可以至公至正之心，或修史传记注、或续圣贤经典，以期彰明大道有补于世。
五为明中国。自春秋以讫两汉，秉承儒家正统思想的经史文献，始终将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定义为诸夏与戎狄，抑或中国与四夷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对立的背后是礼乐与蒙昧的分野，然而“永嘉之乱”使西晋王朝元气大伤，“衣冠南渡”之后，亘古未有之变局让中原士人始料不及。南、北二朝长期对立，偏安一隅的士大夫们皆以逼仄的气格，用蹩脚的文字附会出其半壁江山当为正朔的苍白理据。而王通却以更为宏阔的眼界来审视这个问题，超越了既往诸夏与戎狄二元对立的历史局限，在坚定中原礼乐文明的恢宏与雍容时，亦盛赞北魏明主孝文帝之功，肯定前秦能臣王猛之力，以更为宽广的胸襟和气度指出中国之道在于存续典章礼乐，因而能存续典章礼乐者即为中国。王通以仁德论王道，以礼乐辨中国，打破血脉正统之论，抛开一家一姓之私，实为超迈前人高屋建瓴之论。
从宽广的历史维度出发，重新审视《中说》篇章中王通的思想，可以发现王通的思想实是传统儒家学说由两汉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中的重要一环。王通欲在天下饱受离乱渐趋归于一统之时，以弘扬发展儒家学说为己任，以重振儒学道统为目标，既肩负起了传承圣教的复古之责任，又担负起了通达权变的开新之使命，为儒学在唐代的复兴做出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扎实的理论铺垫。一方面摒弃了汉末以来儒学或止步于章句，或流于空疏乃至神秘化等不良倾向，提出了“道”的概念，为宋明理学的发端埋下了伏笔；一方面充分吸收了道家、佛家的积极思想，实现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三教合一”。这些都为大一统时代社会思潮的整合提供了正向的引导。以上仅就《中说》篇章中王通的思想做概要性介绍，如若有意对其思想做更为深入的挖掘，还应以《中说》文本为途径，进行深入细致地研读。
《中说》最早有北宋阮逸注本及龚鼎臣注本，南宋有陈亮重编本。阮逸注本流传至今，而龚鼎臣本、陈亮本皆佚。值得注意的是，龚鼎臣本仍有极少内容残存于他书引述之中，且与阮逸注本存在较大区别。本书以校勘精审谨严的张沛《中说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为底本，在注释和翻译过程中充分参考各类原典，以期对文意有更为准确的把握，译文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务求做到文字明达雅正。另又对《中说》篇章中模仿《论语》及其他儒家经典的句式予以注明。囿于个人学力有限，书中难免存有一些错讹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方家谅解并予以批评指正，以待他日得以逐步完善。
马天祥
庚子孟秋于咸阳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