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我第一次见到心仪的散文家吴伯箫，大约是1980年春夏，他到虎坊桥南的诗刊社来，在老主编严辰的办公室。严辰叫我过去，介绍这是吴伯箫，我一看，是跟严辰一样的蔼然长者。年纪看来与严辰相仿，却一样精神。其实严辰生于1914年，他生于1906年，比严辰年长八岁，一算，他竟比我大着二十七岁！只是因为他还担任着领导工作，竟不觉他已经年逾古稀了。
在严辰同志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这回见了他的老战友吴伯箫同志，我也大大咧咧地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您的名字啦！”他有些意外，我说：“当时在沦陷区北平，有一家杂志叫《吾友》，登了《灯笼篇》，我看了喜欢，就把作者吴伯箫记住了。没想到，过了一两期，他们又发启事，说这篇作品抄自吴伯箫著《羽书集》，为此向读者致歉。”我却没告诉吴老，几年以后，我在一篇散文习作中写到乡村夜行打着灯笼，并非亲身体验，就是从他这篇文章里借用的。
而直到“文革”后花城重印了《羽书》一集，我才得见全书，也才知道原书名没有“集”字，原文也没有“篇”字。
这回看子张著的编年事辑，吴伯箫1980年5月10日写了《〈羽书〉飞去》一文，提到《吾友》这件事，也许他不是从我这里头一次听说，但他或是因我提起这旧事，忍不住写了此文，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吾友》，多说两句。这是当时我读中学的哥哥每期必买的一份综合性周刊（或半月刊），面向青年，以知识性为主。朴素无华，封面纸与内文同，骑马钉装订，定价比较便宜。每期开篇有一国际时评，主要评述欧洲战场，后面中英文对照栏中，连载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偶尔发表文学性作品，所以《灯笼》格外显眼。从来没有汉奸文章。我还记得此刊主编是顾湛、冷仪夫妇，我也从没想过他们会是汉奸，抗战胜利自然停刊，主编隐身，再没听说过。但也没听说国民党当局曾把他们当作汉奸处理，更没想过他们会用一篇抄袭来的一位作家早年的优美作品，竟是有意对抗日作家搞污名化的阴谋。
当然，时值延安整风审干高潮，作家本人恰身陷“特嫌”冤案，数千里外沦陷区发生此事，正与国民党统治区忽然流传吴伯箫已死的谣言同时期，难免让人起联想，当事人后来产生“阴谋论”的猜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很长时段里，揣测那位冒名抄袭的人不过是个想混点稿费的，而我更愿意想象他是个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爱不忍释，喜不自胜，随手抄了一遍，索性寄出去，与编者和读者分享。
不过，看了子张著的编年事辑，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因为据编年事辑记载，1949年吴伯箫在文代会上见到巴金，巴金说起，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孤岛出版《羽书》后，就按王统照所留吴伯箫济南地址寄发了稿酬，并收到了具名吴伯箫的回信，信上还问讯加印的稿费等情况。
又据本书载，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作家张金寿在上海《杂志》5月号发表《北行日记》，说前不久在济南遇到“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据他描述，“吴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会见得到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这样，遂坐实了冒名吴伯箫抄袭作家以吴氏战前旧文投稿《吾友》的便是此人，他还用吴伯箫的名义在别处投稿，会客，他这一谋生手段虽不足取，但看来别有苦衷，不像有政治意图，而多半是着眼于钞票。这个残疾者兼病人日子够惨的，却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力，又有对文坛名人的一些了解，于是选中了早已远走高飞的吴伯箫。至于他怎么得到巴金寄到真吴伯箫旧地址的汇款通知，而《吾友》怎么发现这个以吴伯箫名义投稿的人属于抄袭（可能了解到吴早就离开了济南），事后是否追回了稿费，以至这位冒名者的残疾是否与这次战局有关，这些恐怕将是永远的谜团了。
而由吴伯箫收入《羽书》中的《灯笼》一文引发的这个话题，追究起来，竟有这么一串不为人知的故事。既可见编年事辑著作者调查的细致与苦辛，更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本散文集，其中无疑浓缩着他的乡情和童年记忆。他在1935（或1937）年，送王统照先生由济南去上海时，把整理出的书稿，请先生到那个全国的出版中心探一探路。随后“七七”变起，全国动荡，吴伯箫带领一队学生投入抗日斗争，又辗转南北，奔赴延安。戎马倥偬中哪里还顾得上那小小一沓稿纸，他也许想象着已经像老舍当年的一个长篇在“一·二八”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一样付之一炬了。不料，1941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山谷里，他读到上海《宇宙风》杂志上王统照为《羽书》所作的序。原来这本他的处女作已在1941年5月就由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真是“海内存知己”啊！
今天重读当年前辈王统照的序，其中不但对吴伯箫的少作有中肯的评价，而且就他在战火中写的通讯，更有积极的展望。王先生说：“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说伯箫“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奔走，劳苦，出入艰难，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然而在《大公报》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沉着，绝没有闲言赘语，以及轻逸的玄思、怊怅的感怀。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番面目。”
说吴伯箫“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好锻炼文字”，是不错的。何其芳早年好把古典辞藻引进笔下，吴伯箫却要用口语丰富文章的表现力，如“念灯书”可能是家乡方言，却胜似说熟了的“挑灯夜读”之格式化，他又把我们惯说的“十冬腊月”写成“石冻腊月”，不也是别出心裁的创意？
从少时起，直到晚年以语文教育为业，他毕生都一丝不苟；绝不许他主编的《文学》教科书有一个错别字，有一处语法错误。而少作于何、李之间，他更近于“地之子”的山东老乡李广田，却较广田多了几分韵致。比之五四第一代前贤，则他的文风平实质朴，眼睛向下，不唯美，不炫技，属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一路。他1934年评论头一年的文学，重点提出茅盾的《子夜》写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王统照的《山雨》写了中国农村的破产，概括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足见其胸怀和眼光。他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早期多了一点闲愁，战争中多了哀伤愤懑，都是自然流露，并无为文造情。到延安后，他采访太行写的通讯虽是全新的题材，却保持了他一贯的散文风格。在延安写大生产，写英模的通讯，是职务写作，他仍然是认真而求实的。他在《无花果——我与散文》中说：“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抒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影响还好。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请注意这一句“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看似随口谦逊之词，却显示了曾有的自省，像是国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惟无功利之心的人有此胸襟的坦白。
这样一位恂恂君子，虽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受到委屈，但日本投降后，他受命前往东北开展工作，参与接管和创办新型大学，在主持校政过程中，他仍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打破了新区群众对共产党的疑惧，以自己的形象扩大了共产党在成百成千青年中的影响，这从他得到“老妈妈”的诨号可见一斑。
其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吴伯箫孜孜矻矻，献身教育。他是1949年前后一以贯之写散文的高手之一，不过，相对于他职业教育工作者——教育家的身份，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毕生只可谓“业余作家”。正在他为编中学教材煞费苦心之际，1966年起又遭批斗，1968年仍被“隔离审查”，1969年去凤阳干校劳动，1972年，66岁时得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1973年参与恢复在运动中撤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年尾年头，就遭逢了从“批林批孔”进而“评法批儒”的“战略部署”。此时吴伯箫已患冠心病。但雪上加霜，先是编选教材时，不许选李白，据说姚文元认为李白不是“法家”云云；紧接着，一晚上有人来，传达当晚六点钟的电话指令，为批判“毒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你翻翻这两本书，提出批判重点，明天早晨写出书面意见！”这个任务欺人太甚，吴伯箫一口气咽不下去，干脆回答：“不干！”这是一座沉默的火山的突然迸发，导致了老人冠心病发作。
幸亏两年后结束了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相应的“大批判”“批倒斗臭”等恶行。十几亿人民得以喘息。吴老也赢得了最后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
读这本《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恍如读了一部繁简有度的吴伯箫传记，随着时光的转换，吴老一生的沧桑尽在读者的眼前心底一一掠过。沉浸在一派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的气氛当中，竟不能自拔，不知何以终篇。
邵燕祥
2016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