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杜道明

我历来主张，学术研究一定要有融通性和穿透性。比如治史者不应专守于史，治论者亦不应仅限于论，若能史论结合，往往会有新的创获。21世纪以来，一大批学人笃学深思，视野大开，既有严密的理论思辨，又有扎实的考据实证，从而开拓出了一片片新的学术领域。近些年来，不断涌现出的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一反过去的株守泛议，令人耳目一新。韩君宝江所著的《清词审美流变》一书，就是这类优秀科研成果中的一种。

韩君宝江曾来北京语言大学问学，矻矻三年，用志不分，勤学善思，德业双修。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老父肺病日笃，宝江多次返鲁探视，床前尽孝，拳拳之心，日月可鉴；爱妻、幼子也时患小恙，其间妻子赴新疆和田支教一年，宝江一人照料孩子，还要兼顾学业，此中甘苦，不难想见。虽学校去家近在咫尺，但为方便研修，宝江连周末都要在校查阅资料，其醉心学业之甚，委实令人动容。毕业时，他以《清中叶词坛审美趣味的流变》为题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饶有新意，颇得答辩专家和师友好评。此后，宝江学优不仕，甘于笔耕，任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同时在中国传媒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兼顾基础教育和文艺美学两方面的研究。几年来，他广涉旧闻，敏求新知，博览群书，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终于学思并进而业有大成。日前收到宝江发来的邮件，说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清词审美流变》一书已通过中华书局的立项审查，准备出版，为此请我作序。我作为宝江的博士生导师，自然为他感到高兴，便愉快地答应了。

我以为《清词审美流变》一书是一部别开生面的学术专著。无论宏观立论，还是微观考史，皆精核宏通，不乏创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界，清代历来被认为是词学理论和词创作复兴的时代，特别是从康熙到清中叶以来的词坛，先后经历了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早期浙西词派、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西词派和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而这一时期的词坛在审美趣味上也经历了明显的流变。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目光基本上局限于对一些重要词作者做个案研究，而对上述重要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中对清中叶词坛的审美流变更是乏人问津。宝江的专著《清词审美流变》恰好对此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与探究。我认为，这一成果对于研究清代词学史，乃至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综观全书，作者从内外两个方面对清代词坛的流变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先是从作家的家庭出身、成长环境、交游范围、治学经历、词学作品、词学理论主张、对清代词学发展的影响等几个方面，对朱彝尊、厉鹗和张惠言在文学思想、审美趣味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然后，对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导向、文人心态、学术思潮、文学批评走向等诸因素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了这些客观条件对文学思想和词坛审美风尚产生的影响。像这样对清代词坛进行系统研究者，迄今为止还仅此一见，因此显得极其难能可贵。

本书资料翔实，论述充分，史论结合，文笔流畅，不仅是专业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对于普通词学爱好者也有一定的趣味性和可读性。

孟子有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浩浩长江，波涛万里，很难做全景式的描绘，但若能把握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部系列电视片《话说长江》，就是抓住了长江沿岸的一些转折处，以点带面，从而呈现出整个长江的大致轮廓。其实，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紧紧抓住历史的变化之点，方可掌握其发展的基本脉络。韩君宝江治学多年，自己从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宏观立论与微观考史相结合的治学途径，以观其“流变”为中心，颇与先哲指点相契。这本《清词审美流变》正是他牛刀小试的成果。我相信，以宝江之勤敏，将会继续深造有得，不负吾辈厚望。

是为序。

乙未初夏于日本松山大学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