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及选题意义

手稿本《迦陵词》是一部珍贵的词集，陈维崧在世之时就对这个词本极为重视，随身珍藏，及时增补，蔚为大观。手稿本《迦陵词》价值极高，为蒋景祁《陈检讨词钞》、陈宗石《迦陵词全集》、陈淮《湖海楼词》等词本的重要底本。手稿本《迦陵词》不仅收录陈维崧词作一千四百余首，还汇集历代评家评点一千八百余条，其中留存名字的就有五十七家之多。这些评点批语用红、黑、蓝三种墨色书写，因而被称为“三色汇评”。手稿本《迦陵词》中存在着如此密集、生动鲜活、质量极高的汇评，在清代词坛上实属罕见，这就使词集变成兼有文本和评点双重内涵的文学评点本，这是手稿本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手稿本《迦陵词》一共有八册，按照“八音”为部，共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各册。每册卷首有名家题词书名，包括李放、李准、冒广生、孝胥、陈曾寿、朱孝臧、胡嗣瑗、温肃八人。手稿本为线装古籍，白棉纸，无栏格，页面书写行数、字数均不等，很多册页上印有各类人名或校勘钤章。由于流传年代久远，手稿本《迦陵词》原稿已有很大破损，原书稿白棉纸纸色已经变得暗黄，后有人以“金镶玉”的形式重新衬裱保护起来。手稿本《迦陵词》现存于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珍藏在一个材质精美的木函里，木函封上刻有“先检讨公手书词稿”一行题字，下书“六世从孙实铭谨藏”。作为一部保存较好的清代手抄稿本，理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但现在学界对其关注尚且不够，研究还待向前推进，笔者认为对手稿本《迦陵词》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1.文献意义：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四中说：“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擎。”^[1]手稿本《迦陵词》内收录保留陈维崧《岁寒词》《病余词》《广陵倡和词》《乌丝词三集》《乌丝词第三集》五种词集，亦包含大量其他词家的原词及和作之词，尤其附带其间朱、墨、蓝三色不同之评语，并密布诸人眉批及旁批，更可贵者，稿中存有陈维崧亲笔批注数条。手稿本精美绝伦，为海内外孤本，实为不可多得的珍本古籍。对陈维崧这位创作冠绝古今词家的作品进行收集、整理、编校是非常必要的，而手稿本《迦陵词》研究正是很好的学术切入点。

2.传播史意义：这部《迦陵词》一直以手抄稿本的形式流传。康熙二十八年（1689），陈维崧胞弟陈宗石刊印“患立堂”版《迦陵词全集》，将《迦陵词》稿中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收录集中。陈宗石在完成《迦陵词全集》的编纂工作后，将《迦陵词》稿原集珍存保藏并传诸子孙，很长时间内该书都是以陈氏家传模式承继。此后，词稿落入坊间，几经辗转易手，直至1957年被南开大学图书馆购买收藏。在传播过程中，《迦陵词》手稿本上留下了不同时期珍贵的润改、批注、印章等传播痕迹。对手稿本的传承轨迹进行穷本溯源，并以其为研究主线，能够将众多历史名家集中于一处，可以清晰地看出手稿本的传承、收藏、品鉴、评点的历史过程，因而具有重要的传播史意义。

3.校勘学意义：手稿本《迦陵词》是陈宗石编选《迦陵词全集》的重要底本，因而其上保留着大量编订校勘信息。手稿本《迦陵词》编校团队阵容强大，陈维崧、陈宗石、陈履端、曹亮武、毕汾等人，对手稿本的校勘都极为认真负责，专业而细致。手稿本上存有密密麻麻的校勘痕迹，如校对印章、校勘批语、校勘符号等，我们从这些校勘痕迹中可以看出，手稿本曾经过无遗漏、无死角的地毯式的细致校对。可以这样说，这部手稿本是清代手抄词本校勘的经典样本，人们可以从这部词稿所存校勘信息中看到清人在书籍编订校勘方面的理念、方法及技巧，因而极具校勘学意义。

4.词史意义：“词”到了清代呈现“中兴”的繁荣景象，涌现了大批成就卓越的词坛巨匠，陈维崧就是其中杰出的帜首代表。陈维崧以毕生精力致力于填词，开创并领导了清初叱咤一时的阳羡词派。阳羡词派的群体特征还待进一步研究，而不能简单以地理划分论之。手稿本《迦陵词》联结并记录了大量阳羡词家，留下了大量评语批注，生动立体地展现了阳羡词派的风格特征。通过对手稿本《迦陵词》上留存评语的系统研究，可以爬梳出阳羡词派的人员构成、创作倾向、风格理念等诸多词学理论，这样有利于全面深刻认识阳羡词派在词史上的地位。

自陈维崧、陈宗石以降，手稿本《迦陵词》在陈氏家族中一直是以“传家宝”形式代代相承的，因而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属性；手稿本之上印有几十枚不同印章，一千八百余条批注评语，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文化信息；该稿本作为一部手抄词本，是珍贵的线装古籍，手稿本的各册题名及里面的批注评语有很多都是名家书写，书法精美考究，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所以，手稿本《迦陵词》又是一部巨大的文化宝藏，还待学界进一步展开深入的挖掘研究。

[1]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