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学谱系

在理学史上，吕大临（1040—1093，字与叔，号芸阁）以先后从学于张载、二程而兼传关洛知名。^[2]然而，各种史料对吕大临的生平记载极为简略。详于政事而略于学术的《宋史》，在《吕大防传》之后所附的《吕大临传》中，除收录其《论选举》文一篇和致富弼的书信一封外，其他记载仅寥寥数语：

大临字与叔。学于程颐，与谢良佐、游酢、杨时在程门号四先生。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不为空言以拂世骇俗。……元祐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范祖禹荐其好学修身如古人，可备劝学，未及用而卒。^[3]

关于吕大临之行事，这段材料中仅提及他学于程颐且曾为太学博士和秘书省正字而已。虽有许多漏略，但亦可谓勾勒出了吕氏一生之志向及其学术特点所在。

《宋史》成于元代，由于吕大临二兄吕大防曾官居宰相，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因而特设《吕大防传》，吕大临则被附于其下而未入《道学传》。但其中只提吕大临“学于程颐”并“在程门号四先生”，明显可以看到是受朱熹道学谱系的影响。

现存较早的吕大临传记资料，出自朱熹所编《伊洛渊源录》：

正字，名大临，字与叔，学于横渠之门。横渠卒，乃东见二先生而卒业焉。元祐中，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范内翰荐其修身好学，行如古人，可为讲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诗》《礼》《中庸》说、文集等行世。^[4]

朱熹的简述隐含了吕大临由关入洛的思想发展认定。由于朱熹梳理“伊洛渊源”是为了描述出由二程一直到朱熹本人之前的“道学”传承谱系，因而程朱理学在其中自然居于正统，张载被看作是二程的同道和辅翼，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和苏昞等先后问学于张载、二程的后学则与其他程门弟子一同被纳入了洛学源流之中。作为较早的理学学谱，《伊洛渊源录》相当程度上奠定了后世理学道统的传承谱系，也致使吕大临在以后的理学史上一般都被看作是洛学传人。

明代关中理学大儒冯从吾，努力梳理出由张载所开创的关中理学的传衍历史，撰《关学编》，但他也仍然站在程朱理学正统观点的立场上来看待吕大临的思想发展。在与《伊洛渊源录》相似的“东见二先生而卒业焉”的表述之后，冯从吾接着又补充说：

纯公语之以“识仁”，先生默识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铭》以见意。^[5]

《克己铭》今存。所谓“纯公语之以‘识仁’”，即吕大临所记二程语录《东见录》中的程颢《识仁篇》。冯从吾将吕大临作《克己铭》的缘起推至程颢对他的“识仁”教导，似乎直到此一顿悟之后，他才“默识心契，豁如也”，从此才真正地确立了自己的思想，这无疑进一步增强了吕大临“卒业”于二程的思想发展认定。以后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完全沿袭了这一推断。可以说，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吕大临在张载去世后“归依”或“转向”洛学，也是间接受《伊洛渊源录》、《宋史》、《关学编》、《宋元学案》等暗示的结果。

实际上，关学和洛学是在彼此互动中形成的，这使得二者既不是全然的对立，也不是全然的合一，而是两种有同有异的道学形态。吕大临的问题意识，与张载、二程同样既有同亦有异。站在某种形态之上来评论另一种形态，便会偏离历史事实。吕大临固然受张载和二程的影响，但其思想有其自身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是在其自身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得以确立的。